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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明窗”，今又開

一個人，要有大成就，只靠聰明是不夠的。

金庸先生天分之高，固不待多言，更難得他精力過人、勤勉過人。治事與著述，兩不相誤。治事，乃將《明報》經營為全港最具公信力的報紙。著述，寫出了約千萬字的小說，其他類型的文字也有千萬字之譜。這些作品，絕大部分寫於1950-1970年代，短短20年間。金庸之大成，殊非幸致。

目今我們所見的金庸作品集，不論是明窗版、遠景版、三聯版還是朗聲版，收錄的僅是金庸的武俠作品，嚴格說來，只算“半部”作品集。

1998年，陳平原教授便有所期待：“倘若有一天，《查良鏞政論集》出版，將其與金庸作品集參照閱讀，我們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負與情懷。”可惜，金庸對自己先前所寫政論性質的文字，可不像對他的小說那麽措意。金庸曾對記者說：“我們這個報紙的評論是很公正很中肯的，但新聞工作是一個短期的，不是永久性的，而文學創作是一個長期的、永久的事情。”是故，金庸只在1984年出版過一本《香港的前途——明報社評之一》。

查先生年紀已經很大了。也許，現今的他，更有意願“卻顧所來徑”，就有了這部《明窗小劄1963》的結集、出版。

金庸生平，大宗的著述，也就這麽三份了：15部小說，約千萬字；二三十年間，七千余篇《明報》社評，超過五百萬字；起於1962年12月，訖於1968年10月，每日一篇的《明窗小劄》，總數兩千篇，二百多萬字。

出於同一作者，三類著作，分屬三個名字：小說作者，叫做“金庸”；《明報》社評一般是不署名的，特別重要的篇章，會標出“查良鏞”之名；《明窗小劄》則以“徐慧之”之名發表。

三樣文章，筆致大不一樣。小說自然與社評不同。小說感性，社評理性。寫這兩種不同的文類時，“兩個腦子分開”（金庸自語）。即便同樣以時事為話題，金庸所寫社評，與小劄，風格也大不同。社評張，小劄弛；社評如酒，小劄如茶；社評多論辯，小劄似清談；社評更嚴正，小劄更放松。

也有不輕松的話題，往往與當日的時局相關。

金庸坐到“明窗”之下，談京劇，談武俠小說，談香港九龍城寨，談古巴導彈危機，談南越與北越，談南韓與西德，談瘋狂變態的日本影迷，談奶罩與蘇聯的經濟……四海五洲，無所不談。

略帶談話風，而時有逸趣。談到戴高樂，“今天算得上是他最得意的時候，大鼻子比前越發光亮了”。看著這兩句話，再想想老戴那高聳的大鼻子，越想越可樂。

這位徐慧之先生，舊歷年底，買到一個大花瓶，瓶底居然寫有“成化年制”字樣，一望即知為“明朝名瓷”，然而價錢又實在太廉，不免稍覺疑惑。暫且不管它是真品贗品，“這花瓶上繪的都是戰將武士，殺氣甚重”，買回家，利於“新年賭錢，大殺三方”。感覺有一位大人物，已然孕育胎息於這幾句話中，那就是清初大敗羅剎國的民族英雄韋小寶爵爺了。

打撲克牌，打完一局後，一人說：“我這底牌是A。”另一人不信，就說：“你這牌如果是A，我就吃了下去。”《小劄》作者說：“真有人把紙牌吃了下去的。”很容易讓人想到《笑傲江湖》，桃根仙與祖千秋打賭：“你如身上有這八只酒杯，我一只一只都吃下肚去。”等祖千秋取出酒杯，桃根仙竟當真“將半只古藤杯嚼得稀爛，吞下肚去”。

1970年金庸作《卅三劍客圖》，由羅伯特·肯尼迪遇刺，談到中國歷史上的刺客。我早前讀此文時，就覺得金庸對肯尼迪兄弟甚多好感，雖然他就很少說過美國的好話。這一感覺如今從《小劄》中得以證實。書中提及約翰·肯尼迪總統處不少，而無一惡言，多有褒語。例如，說他46歲初握政權時，別人都瞧他不起，“但事實證明，他的表現不比任何年老的政治家們失色”。

五十年前，金庸寫作“小劄”，談的多是當時熱點；五十年後，我們方得見此“明窗”，其間論及的人與事，早成陳跡，連金庸高度關註的當日那不可一世的蘇俄帝國，亦已崩解，正是：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隔著五十年的煙塵，恍恍惚惚，竟不知今日所讀，是新聞，還是歷史？好在，許倬雲先生早有解釋：“新聞是短歷史，歷史是長新聞。”

金庸修改自己的小說，改了又改，這《明窗小劄》，卻是一字不改。他對此書編者李以建說：“不要做事後諸葛亮，刻意修改或掩飾自己當時的觀點和立場。”這種態度，最是要得。不像有的人，不斷改動自己早先的論政文章，又從不肯明白交代給讀者，以此顯示自己神目如電、絕對正確。對照之下，甚是可鄙！

金庸說過：“倪匡寫得很快，快得不得了，我說你這樣快的文章寫不好。”金庸本人，不僅是天分高，也不僅是寫得勤、寫得多，最難得，是他那種敬慎的態度。寫社評，推敲琢磨，“字字皆辛苦”；寫小說，“我的寫稿速度其實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碼花兩個鐘頭”；這兩千篇《明窗小劄》，想來亦是心血所聚，寫來並不輕松。

金庸的創作態度，不是現代與當代任何“通俗作家”可比的，比起今日國中大多數的倚“嚴肅文學”以自雄的作者們，實在也未見得怎樣的更不“嚴肅”。

很多人，因為武俠小說之“通俗”，而輕看金庸作品。他們不知道，或者忘記了，近在百年前，國人是把所有的小說都歸類為“俗”的。今日無人不艷稱的“四大名著”，在那時絕大多數人眼中，也就是“閑書”罷了。歷史的經驗值得註意。文學類型本不該有高下之別，實際創作成就才有高低之分。

我個人對金庸的成就評價甚高。他在新聞史上自有其地位，在將來的、不複囿於成見的小說史上，更將有極崇高的地位。如此人物，寫下的片言只字，我都認為值得珍視。按作者的預想，1964—1968年的《小劄》，此後也將陸續編輯、印出。查良鏞先生五十年前的“明窗”，將再度開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