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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中國借APEC完成了件大事兒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647

本文作者為華泰證券策略分析師、華爾街見聞專欄作家徐彪。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最近一段時間,APEC會議成為毫無爭議的關註焦點,會議主題定為“亞太新願景:創新、互聯、融合、繁榮”。會議開幕後,大家對區域合作的討論逐漸升溫,甚至一度聽到“馬歇爾計劃”這種極富煽動性的描述。但是,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腦子里一定充滿了疑問:互聯互通究竟是怎麽回事?一帶一路意味著什麽?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和一帶一路啥關系?

足夠了解情況的人,看習大大講話就好,答案都在系列講話里擺著呢。

11月8日,習近平主席發表《聯通引領發展 夥伴聚焦合作》主題演講,一天後,習近平主席發表《謀求持久發展共築亞太夢想》,系統闡述了亞太一體化和互聯互通這兩大命題。

對情況及來龍去脈了解不夠的,咱們就繞個大圈,從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資本主義發展史開始聊起,喝一杯清茶,聽俺慢慢道來。

資本主義從它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就貼著善於創造經濟奇跡的標簽。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句話,可以改頭換面套用到中國:引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中國,在不到35年的時間里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每個人,從出生的第一天開始就在成長和變化,資本主義也不例外。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創造性的毀滅過程”,一方面它的發展導致了繁榮與蕭條的交替,改造了現存的產業結構;另一方面,這種由不斷創新而引起經濟增長的結果,卻不可避免地使它本身陷入困境,走向沒落;事實上,資本主義在它過往兩百多年生命里,歷經無數次內戰外亂,不斷以版本升級的方式在成長和蛻變。

美國,無疑是其中的典型。

對此,王健曾經有段很經典的論述:“一般而言,本國儲蓄不足會導致貿易逆差,如果沒有足夠的外資流入就必須動用外匯儲備,如果外匯儲備告罄就必須限制進口,強制實行貿易平衡。但對於擁有國際貨幣地位的國家來說卻並非如此,因為從理論上講,只要世界各國接受本國貨幣作為交換和儲備貨幣,即便是本國的凈儲蓄為負值,只要在全球範圍內儲蓄是穩定和增長的,就可以通過增發貨幣來滿足進口需求,而不會由於本國過度發行貨幣而引發本國乃至全球範圍內的通貨膨脹,實際是利用本國硬通貨的國際地位,向接受這些貨幣的國家征收“鑄幣稅”。在此條件下,必然是利用國際收支經常項下的逆差向世界輸出貨幣,購買本國所需要的商品。在美國,雖然90年代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長達10年的高增長,但國民總儲蓄率卻從1990年的19%下降到1997年的16%。從居民儲蓄率看,1990年為6·8%,1995年已降到3·8%,1999年竟降到-1%。在此期間,貿易逆差也從1990年1200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4500億美元。在這一期間,由於美元的強勢沈重打擊了本國的制造業,進口消費品幾乎占到本國居民全部消費的40%,而自1995年以來,美國每年所吸納的世界凈儲蓄份額平均在三分之二以上,最高的1999年竟達72%!”

你看,以動蕩的70年代為分水嶺(親,還記得第四次中東戰爭麽?),最初以實物商品生產和銷售為主的盈利模式,發展到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為核心的盈利模式。其最主要表征就是國際貨幣體系的變更,在實物商品生產和銷售為主的時代里,國際匯率制度只是國家對外貿易的附著品,需要一個穩定的匯率環境,所以才會有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安排(布雷頓森林體制是集大成者)。在以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為核心利益的時代里,實物商品制造國需要盯住式的匯率制度安排(這也是過去三十年人民幣盯住美元的根本原因),但對於主導全球金融秩序的核心國家而言,固定匯率制度和官定利率制度無疑是不利於大規模國際資本流動及擇機獲利的,所以呢,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在歐美的聯手推動下,逐漸成為主流模式。

從商品制造階段到儲備貨幣階段,我們看到一條清晰的升級路徑。好了,問題來了,如何才能實現這種轉變呢?或者說,人家為啥要你把你家央行印出來的鈔票當成儲備貨幣呢?

答案就在你能影響和控制多大規模的經濟區域。

美元成為全球第一大國際儲備貨幣,建立在戰後大規模重建計劃(包括馬歇爾計劃)的基礎上,歐洲和日本經濟區成為美元的最堅定支持者;

歐元成為全球第二大國際儲備貨幣,建立在歐洲一體化的基礎上,整個歐洲區都是歐元的最大支持者,法國和德國傳統的從屬國們也鼎力支持;

日元成為全球前四大國際儲備貨幣,建立在70-80年代“亞洲經濟圈”的基礎上。甚至可以設想,倘若“雁行模式”的“亞洲經濟圈”順利誕生並成為全球第三大一體化區域的話,日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占比絕對不會像現在這樣,僅為區區個位數;

為何各國都在不約而同地采取區域一體化作為增加影響力和控制力的路徑呢?

答案可以套用克強總理喜歡說的那句話:這是既利當前,更利長遠的措施。一方面,這是老路走下去的辦法,區域一體化有利於拓展出口市場和原材料來源;另一方面,這是新路走起來的措施,區域一體化到最後,一定是貨幣和金融一體化。

回顧歷史是為了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中國,確切的說,是為了更加清楚的了解中國當前所處的位置:對於尚處於初級階段,以實物商品制造和銷售為主要盈利模式的中國經濟體而言,市場才是生命線,當然,如果可以向上攀登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的話,我們也舉雙手歡迎。

從走老路的角度(獲取實物商品制造帶來的利潤)看,過去幾年數據告訴我們,中國外部市場環境,不容樂觀。

以歐美為例,主要發達國家過去兩年經濟明顯複蘇:

1

但是,看起來,中國的出口一直沒有起色,考慮到出口數據可能存在水分,比如出口騙退稅的啊,比如各地為完成GDP目標註水出口的啊,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廣交會的數據可能更加真實一些。而廣交會成交金額告訴我們,2011年以來,出口增速就陷入負增長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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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從走老路的角度看(賺取實物商品制造帶來的利潤),對中國經濟體而言,只要你還想維持一個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如何開拓外部的基礎資源及市場,就是迫在眉睫的問題。解決之道,應該就在區域經濟一體化。

從走新路的角度來看(謀求獲取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人民幣國際支付全球貨幣排名最能說明問題。算起來,我們已經連續9個月止步於第七名。更悲催的是,中間某個月一度回落至第八位。要知道,從2011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快速推進,最長一次裹足不前,也不過4-5個月而已。

3

日本上世紀70年代的經驗告訴我們,天上不會掉餡餅,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也是古人說的那句話:將欲取之,必先予之。

到蘋果園里摘蘋果的時候,第一輪摘掉的必然是低垂且成熟的果實。等到容易采摘的果實被摘完,輪到那些長的高你手夠不到的果實,這時候,就需要梯子。幾乎所有國家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從輕輕松松就把出口的錢給賺了,到費心費力到出口的錢給賺了。以日本為例,經歷了高速增長的60年代(年均GDP增速高達10.55%),進入70年代,初步完成工業化之後,日本經濟進入中速區間(年均GDP增速5.2%)。內需減弱的時候,日本朦朦朧朧地意識到,必須開拓外需和原材料市場,於是大規模的經濟援助應運而生:

1970年,年度對外“經濟援助”11.52億美元;

1973年,三年翻倍,年度對外經濟援助超過20億美元;

1978年,五年再翻倍,年度對外經濟援助超過40億美元;

這些錢被拿來幹嘛了呢?開路,確切的說是打開亞洲國家大門的買路錢。舉例而言,1970年,日本政府的雙邊“發展援助”近98.3%集中在亞洲。到1979年的時候,日本已經成為全球第四大“發展援助”國,僅次於美國、法國和聯邦德國(那時候柏林墻還沒倒下咧)。

你必須承認,通過國家經濟援助打開大門的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國家隊的作用在於攻堅克難,潮水般的私人資本才是開疆拓土的主力軍。70年代末,一個關鍵性標誌出現:私人資本長期輸出從1978年開始第一次超過了國家資本,占比跨越50%紅線。短短八年後,當1986年來臨的時候,日本私人資本輸出占比已然高達97.6%。

私人資本為啥這麽積極呢?還是為了市場。日本刊物《東洋經濟》1987年7月1日刊文統計:日本國外當地法人的調查顯示,投資的目的是擴大第三國市場銷路的動機占比最高,達48%。

從打開銷路這個初衷開始,幹著幹著,日本政府忽然發現,從經濟上統治亞洲已經逐漸成為可能。尤其是經歷了80年代大規模私人資本輸出之後,日系產業資本已經深深地滲入到亞洲各國的經濟血脈中去。於是,“雁行模式”被提出來,日本人開始憧憬“東亞經濟圈”的美好藍圖。

所謂雁行模式,說白了,就是把日本出面整合亞洲各國的產業分工,已經成為落後過剩產能(不再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等四小龍成熟後,再轉移至東盟諸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亞洲國家被人為分成等級鮮明的三類國家:

雁頭,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日本

雁身,資本密集產業:四小龍

雁尾,勞動密集產業:東盟諸國

當我深更半夜碼字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不禁產生出一種對宿命的敬畏感。或許,真有所謂國運的東西。倘若沒有1985年的廣場協議,日本就不會選擇飲鴆止渴式地吹起房地產泡沫;倘若沒有1992年地產泡沫破滅,日本倡導的“東亞經濟圈”或許早已成為現實,而在東亞經濟圈的框架里,中國永遠不可能獲得大規模產業轉移的機會,進而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需要感謝美國。因為,沒有美國,就不會有92日本泡沫破滅和97金融風暴,也就不會有中國加入WTO成為世界工廠,更不會有今天的盛世。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需要警惕美國。因為,今天的中國,正在重蹈30年前日本的覆轍。30年前,當日本人經過十年準備,決心出手整合亞洲經濟版圖的那一刻,就已經註定了它會成為被打壓的對象。因為,全球儲備貨幣王座上的那位,不會認為你僅僅想把老路(賺取實物商品制造利潤)走好,而是認為你在奔走相告積極走新路(謀求國際儲備貨幣份額)。而我們都知道,全球儲備貨幣份額,從來都是零和博弈。你每多拿走一個百分點,都意味著有人要讓出百分之一的市場份額。

無論“一路一帶”還是“亞太經濟一體化”都很重要。他們共同構成一個宏偉的藍圖,我們設想從亞洲出發打造一條橫跨亞歐的經濟新版圖。但是,古人教導我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小的時候母親也告訴我們飯要一口一口吃,才不會噎著。

而這個“足下”和“第一口”,恰好對應著三個區域一體化:

東北角:中日韓朝俄對應的東北亞一體化,從中韓自由貿易協定開始突破。事實上,今年7月份,習大大打破外交慣例出訪韓國,其中很重要一個任務就是為了中韓自由貿易協定。APEC會議期間,中韓官員沒日沒夜商討相關細節,11月10日習近平主席和韓國總統樸謹惠舉行首腦會談,如果順利的話,雙方有望宣布談判成功。中韓自貿協定只是一個支點,從這個支點出發,我們可以撬開東北亞一體化的大局面(提示一下,以運貨的港口和運人的油輪線路為代表的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受益類公司或有機會)。

南邊: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重點建設中巴走廊、孟中印走廊、中新走廊。

西邊:重點落在在中國-中亞區域一體化上,涉及國家主要包括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吉爾吉斯斯坦。打好基礎後,再徐圖新歐亞大陸橋和中伊土走廊。

有了目標區域,如何發力呢?很簡單,三步走:

第一步,要想富,先修路。“路”泛指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交通、電力和通信)先行,沒錢怎麽辦?亞投行給你貸款(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中國擬出資一半),考慮到亞投行畢竟是多邊機構,人多嘴雜意見紛繁難免怎麽辦?咱們再拿出400億美元來,搞一個絲綢之路基金。外匯儲備放在手里只能買美國國債,還不如拿出一小部分來紮紮實實推動區域一體化,認為這種做法是敗家子的,請自覺參閱前文日本當年做法。

受益標的:港口類上市公司、建築工程類上市公司、電力建設類上市公司、鐵路設備生產商、電力設備生產商、電信設備生產商、電信設施工程企業。

第二步,修好路,開工廠。大規模產能轉移的過程中,優先受益的一定是過剩產能產能行業,其次受益的是已經逐漸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果未來不斷收緊環保標準和執法力度,汙染密集型企業也會加入產業轉移的大軍。

受益標的:鋼鐵、水泥、電解鋁、船舶、光伏、紡織服裝等輕工業、部分化工;

第三步,金融企業大規模對外擴張,中資銀行、券商、信托和保險的旗幟飄揚在幾大區域。

受益標的:券商、銀行、保險、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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