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3013
1986年,《人民日報》記者孟曉云到浙江溫州採訪,在一個長篇報導中,她用了這樣的一個開篇:「傍晚,過了六點,國營商店關了門,個體戶便活躍起來。」
這是一個充滿了寓意性的情景:陽光下的市場是屬於國營企業的,黑夜則屬於個體戶。
在孟曉云那篇充滿了正面報導氣質的通訊中,她並沒有涉及這樣的內容──就在當時,一群屬於黑夜的「金融鼴鼠」正讓溫州陷入空前的混亂。
隨著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在那時已有「半壁江山」之稱,民間對資本的需求空前高漲,然而國營的金融機構完全無法提供任何服務。在1984年,溫州 蒼南出現了建國之後的第一家民間錢莊──方興錢莊。遺憾的是,它的招牌僅僅掛出一天,就被當地的農業銀行以違反國家規定為由摘除了。從此,民間金融在毫無 制度約束的前提下,轉入地下。從1985年之後,溫州九縣兩區30萬人捲入民間借貸活動,涉及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由於無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 很快轉化為惡性的高利貸事件,當地人稱「抬會」。到1986年春夏,資金鏈突然斷裂,各地相繼爆出會主潛逃的消息,抬會體系瞬間雪崩。短短三個月中,溫州 全市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
這是1949年迄今,最為惡劣的金融破產事件,地方政府開始抓捕和通緝那些知名的會主,以殺一儆百的方式來平息民憤。一位33歲、名叫鄭樂芬的婦女被當成罪大惡極的首犯,判決死刑。
令人驚奇的事情是,鄭樂芬一直要拖到五年後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處決,在這段時間裡,浙江法律界對死刑判決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鄭樂芬的辯護律師認為,抬會本身是一個騙局,鄭氏主觀上是以非法佔有會員的錢財為目的,應定性為詐騙罪,以此論刑,鄭氏罪不當死。
而法院是以投機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從法院提供的證據來看,鄭樂芬並沒有詐騙錢財的行為,她與會員訂立合約,簽名蓋章,雙方對抬會的經營方式都是 明知的和認同的。鄭對會員收款、清點、記帳、付款,均按約定的事件和數額辦理。抬會崩盤後,當事人均認為,他們跟鄭樂芬的交易屬於你情我願,沒有騙取錢財 的動機。因此,法院認為,被告之罪重點是侵犯了國家金融管理制度,應定投機倒把罪,根據情節,可處極刑。
就在鄭樂芬被處決的1991年,在距離溫州600公里之外的金華東陽,一位時年10歲的鄉下姑娘吳英,正背著書包,走在去小學的土路上。她不會料到 的是,二十年後,她將步鄭樂芬之後塵,成為另一起民間金融事件的犧牲品。今年1月18日,吳英案二審判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對被告的死刑判決。在過 去的兩週內,輿論界及法律界出現了一股為吳英求情的熱潮。
當年致鄭樂芬於死地的投機倒把罪名,已在1997年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被去除了。而此次判決死刑的罪名是集資詐騙罪。在過去的兩年裡,有另外兩位浙江籍女性──麗水的杜麗敏和台州的王菊鳳因同樣的罪名,被判處死刑並已執行。
很多求情者把主訴求放在了地方官員貪腐和資產處置的不正當性上,有傳言,東陽當地政府官員私自拍賣了被沒收的資產,而吳英在庭審過程中交代了一些官 員參與高利貸活動的事實,以致於十多位官員集體向上級寫信陳請,希望嚴懲吳英。在很多人看來,正是這些人是殺死吳英的「兇手」。
然而,在我看來,事實要深刻得多。真正殺死吳英的不是某個個人,而是制度本身。
中國自從開始現代化運動之後,國家主義──它有時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有時則又叫國家社會主義,一直是佔據主流地位的思潮。孫文當年提出著名的三民 主義,其中民生主義的宗旨就是「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國民政府在1935年進行法幣改革之後,國有資本便開始全面控制金融業。到1948年,國 家資本在銀行資產中的比例超過了90%。國民黨遷台之後,仍然不改國策。到1986年,台灣政府當局仍然控制了79•9%的銀行資產,其金融自由化的到 來,是隨著黨禁的開放而逐步開始的。
在大陸地區,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攻佔上海,在半個月後就關閉了上海證券市場。1956年之後,更是全面禁止私人資本進入金融業。到1978 年之後,隨著東南沿海地區私人企業的復甦,民間對金融的開放產生了強烈的需求,1984年方興錢莊的出現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然而,金融業的開放遠遠滯後 於其他的產業領域。1990年代之後,政府對民間金融活動實施了比之前更為嚴厲的打擊。在1993年,北京爆發了轟動一時的長城機電產業集團公司非法集資 案,其董事長沈太福最終以貪污和行賄罪被處以死刑。
無論是投機倒把罪、貪污行賄罪,還是集資詐騙罪,其核心主題在於探索如何全面遏制現行體制外的民間金融業。在現行經濟犯罪活動中,被處以死刑的主要有兩項,一項是增值稅發票犯罪,另一項就是非法集資。
但 讓人擔憂的是,即便是在如此高壓的政策之下,處於非法地位的民間金融業似乎仍然有擴大之勢,特別是在宏觀調控時期,一旦銀根開始緊縮,地方高利貸市場就如 同河床突然收窄,「水位」頓時抬高,這一景像我們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已經目睹。據中國人民銀行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僅溫州地區的地下金融資金就高達 1600億元,若以一個「莊頭」運作10億元來計算,那麼就活躍著160個「吳英」。放眼全國,大大小小的「吳英」當以萬計。
所以,如果不從制度的角度來思考吳英案,拯救將無從談起,悲劇將繼續發生。
1月25日,著名大律師、八旬老人張思之發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開信。在信中,張思之重點表達了兩個觀點:其一,吳英所集資金大多流入 當地實體領域,屬合法經營範疇,故無詐騙之行為;其二,「縱觀金融市場呈現的複雜現狀,解決之道在於開放市場,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斷無依恃死刑維 繫金融壟斷的道理。」
這兩點分別從法律和制度層面對吳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條,當是案件紛議之核心。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本文編輯:楚江 [email protected]
社會普遍盼望放寬大學窄門的時空背景下,國內大學數量自九○年代中期起快速擴充。 然而廣設大學的願景,在政府缺乏長遠規畫,政治人物又濫開選舉支票下, 演變成一場噩夢,直接導致高教資源稀釋及品質低落的後果。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超過兩萬名關心教育的民眾走上街頭。他們高舉「為下一代而走」的標語,溫和卻堅定地發出對台灣教育制度不滿的聲音;而「廣設高中、大學」,正是這場醞釀已久的遊行,最重要的訴求之一。 面對四一○教改遊行展現的強大民意,行政院在當年九月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並邀請甫回國接任中研院院長的李遠哲擔任召集人,為台灣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揭開序幕。 兩年後,教改會提出《教改總諮議報告書》,建議增加高中及大學容量;至於如何增加?教改會建議,「暫緩增設公立研究型大學,新設或鼓勵現有專科學校改制為社區學院;並擴大民間資源投入高等教育」。
順應民意推教改 僅僅十多年 大學數量多兩倍在這份建議之前,教育部已於一九九五年開放專校設兩年制技術學院。台灣高等教育從此快速擴張,公、私立大學及學院數量從九六年之前的不到五十所,增加至二○一○年的一百六十三所,其中又以私立專校升格科大最多。 由於這樣的因果關係,當台灣高教陷入供給過剩且品質不佳的困境時,不少人就將矛頭指向李遠哲以及四一○教改聯盟發起人黃武雄等人;李遠哲也曾為教改失敗,公開向社會道歉。然而,將台灣高教亂象全歸咎於教改提倡者,有過度簡化社會歷史脈絡之嫌。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指出,九○年代中期,台灣高中生與高職生的數量為三比七;高中職畢業生能進入四年制大學的比率,也低於美、日等先進國家, 「『廣設高中大學』的大方向並沒有錯,只是『廣設大學』應該到什麼程度,教改會並沒有具體建議,現在把責任全推給教改會,並不公平。」「台灣高教擴張的源 起,應該往前追溯到一九七○年代,政府為培育工商業人力,而大量開放私人興辦工商專科學校;以及一九八七年師資培育辦法鬆綁,師專為求生存,競相升格為師 範學院兩波浪潮談起。」輔大社會系教授戴伯芬分析。
興學近似特許行業 有黨政背景 才能成立私校教育部前部長黃榮村也曾分析,大學數量於九○年代末期到政黨輪替後快速增加,不能忽略政治力介入的影響。 究竟什麼是「政治力」影響?戴伯芬指出,在兩蔣主政的威權時代,私人捐資興學原本就近似特許行業,私校創辦人不乏黨、政、軍或其他特殊背景。 目前一百六十多所大學院校當中,就有超過七十所私立技職院校,其中絕大部分,是成立於六、七○年代的老牌私立專校,一路升格改制;一半以上學校的創辦人及 創校董事會成員,都具有黨、政、軍或教育行政等背景,各地方有力家族、指標性企業家捐資興學的案例也不在少見。 升格,意味學校可以爭取到更多經費,也能用更好看的文憑招攬學生。戴伯芬直言,這些具有特殊背景的私校董事,極可能在政府開放專校升格過程中,各自發揮影響力,讓教育部無法嚴格把關。 事實上,九五年教育部開放專校設技術學院,最初的規畫是「三年內升格不超過十五所」,政策正式上路前卻變成「符合條件即可升格」;最終,新設及升格大學超過七十所,形同將高速公路由兩線道拓寬為六線道。 兩千年政黨輪替前後,高教擴張速度達到高峰。光是九九年到二○○○年,就有二十九所私立專校升格為技術學院、四所技術學院升格為科技大學。 前總統陳水扁執政八年來,更讓超過二十所技術學院升格為科技大學。 至此,我們已經能確定,高等教育擴充這場大戲,幕後有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並非單一人士或政黨所能獨立演出。 「以技職學校升格為主的大學擴張政策存在嚴重瑕疵,許多地方派系或財團家族經營的工專或高職,都換個招牌成為私立大學或技術學院,這並不符合教改人士要求大學平等受教權的理想。」林宗弘如此為這場荒謬劇下了註腳。
撰文 / 鄭閔聲 |
鋼琴培訓機構星空琴行停擺了,毫無征兆。
文 | 嶽麗麗
編輯 | 王根旺
星空琴行全國數十家門店今天全部關店。目前,星空琴行總部大門緊鎖,客服電話以及創始人周楷程手機均無法接通。
一則由周楷程發給公司員工的內部郵件顯示,目前管理團隊已經不持有星空股份,所以一直在等待股東的決策,但基於目前情況,原股東無法確認新的追加資金,因此宣布從即日(9月2日)起暫停全國所有門店營業。
公開資料顯示,星空琴行在全國擁有近60家鋼琴培訓體驗店,北京有12家門店。星空琴行於2013年獲得雷軍旗下順為資本數百萬美元A輪投資,2014年9月和2015年6月完成了B輪近千萬和C輪2000萬美元的融資,投資方均有順為資本參與。另外,還曾於2012年獲得了九合創投的數百萬元人民幣的天使輪投資。
創業家&i黑馬記者查閱星空琴行微信公眾號發現,其9月1日還曾更新2篇推送,內容為“星空琴行發布新課程兒童音樂測評課”和“開學福利優惠限時搶”,其中1元搶500元現金券活動下顯示優惠券請到星空琴行門店出示使用。
突然的關停
毫無征兆的關店事件讓所有學員和家長措手不及,當然還有老師的工資問題。據上海某星空門店的老師透露,昨天還正常上課,晚上9點接到店長通知說明天停課,整個人是懵的,不知道具體什麽情況,夜里11點再次接到行政部門通知,具體說的是從9月2號起要閉店。這位老師還稱,他們從今年7月就遭到了工資拖欠或延期。
有位家長向創業家&i黑馬表示,自己孩子的老師拉了個維權微信群已達到500人,但隨後老師解散該群。老師則對創業家&i黑馬透露,解散原因是因為群里校方的人員進來“搗亂”,所以暫時解散,再次進群需要問清楚信息。
而這位學生家長在此前妙筆菡塘倒閉跑路時就已有8000元左右的課還未上,當時也報了星空琴行課程的她就在擔心會不會也出現同樣的事。
想不到一語成讖,如今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她告訴創業家&i黑馬:“去年8月在悠唐購物中心看中了他們可以上門上課的便利性和租琴服務,報了50節課共12000元,鋼琴租金市場價為30000 元,但是他們需要交43600的押金,前幾天才續費7200元,孩子學了1年有2個老師,感覺都還不錯,我另一個同學是買課時送琴的方式。”現在她和同學兩人均有50000元左右可能要打水漂。
“他們有那麽多家店,而且又有雷軍投資,誰知道他們會倒呢?”在創業家&i黑馬問起為何選擇星空琴行時,一位用戶這樣回答。
薄弱的資金鏈
對於關店原因,星空方面給出的解釋是:因新增多項素質教育品類,運營成本的迅速增長導致資金鏈薄弱。
一位星空琴行投資方的前員工告訴創業家&i黑馬,自己5月離開公司前聽說馬上有融資到位。微博上一位用戶也在其關店新聞下透露此前星空琴行還曾想跟自己公司談一筆2000萬元的融資,但此人不願透露公司名。
一位業內人士稱,星空琴行一直服務不錯,在北京幾個店生源也不錯,兩個禮拜前還在金源店和該店負責人聊天,但是沒有發現任何征兆,所以如今覺得非常意外。
他還分析,星空琴行能“偷偷”關店,肯定是財務上早有預兆,主要還是各種信息渠道不透明,監督不夠造成的。
該人士還表示,星空某負責人跟他提過其經營模式就是不斷擴大用戶群體,然後借此模式融資最終上市。但他曾質疑:藝術行業不同於任何行業,上述這條路行不通,做實業一定要實實在在,細水長流。
另一家音樂培訓機構的創始人認為,此次事件是不做IT管理,不加強師資教研,盲目擴張的必然結果。
而這家機構北京公司法人也向創業家&i黑馬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們的錯誤一直在於成本結構上。首先,商場開店產生了大量的房租成本,而收取的學生課時費又不足以承擔成本。其次,收取大量的大額客戶押金,雖然增加了現金流,但是這部分金額最終是要退回顧客的,用這些資金去做擴張,一旦發生客戶擠兌,將會出現致命的結果。最後,盲目擴張,投資多個賺不了快錢的項目,最終都會拖垮自己的項目。綜合來講,這次星空琴行的事件,是由長此以來的項目資金運作錯誤導致的,產生了巨大的資金漏洞,客戶擠兌只是引發事件崩塌的導火索,這點和現在的樂視有點相像。”
據了解,星空琴行的收入主要來源於課程費+樂器銷售費用,還有一部分是鋼琴租賃的押金,大量資金為預收款。發展過程中,快速擴張,短期內在全國鋪設門店超過60家。 除此之外,星空琴行還做了橫向擴張,布局整個素質教育。伴隨著業務擴張,星空琴行的員工人數達也於2016年年底超過1000人。
行業的病態
有報告預測,2018年整體藝術培訓市場產值會達到800億元,而鋼琴培訓又是音樂培訓市場規模里尤為重要的一部分。鋼琴的市場規模幾乎占到樂器市場的一大半,鋼琴的價格也偏高,毛利超過30%,尤其是兒童學習的時間也比較長。有數據還顯示,2015 年中國少兒鋼琴培訓規模為300億元。資本這幾年開始湧入鋼琴培訓行業。
但就在前不久,另一家音樂培訓機構“瘋狂鋼琴”在北京一夜之間關閉所有門店,千余位學員報團兒組成維權團隊討要逾百萬學費,提出倒閉前課程促銷、機構拖欠學費、未發停課通知等問題。兩次事件如出一轍,這暴露了音樂教育培訓機構的普遍問題,也給所有教育創業者一個警示。
“在北京,像瘋狂鋼琴這樣在商場中開設的門店,一個月一個店的房租在8萬到12萬元左右,店面運營成本大概要15萬元,而一線城市的音樂教育行業收入毛利率水平只有12%到15%左右,所以他們每月營業額至少需要達到120萬元左右才能保本。瘋狂鋼琴開了六七年,一家店一年得需要上千萬元的營業額才能覆蓋成本,但是實體店收入並沒有那麽高,長時間就會導致入不敷出。”一位業內人士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如今音樂教育行業形勢大好,但是從業機構大多病態經營,想要良性發展,就要消滅高房租,消滅高管理成本,提升師資體系教學能力,才能走得更加長遠。
夢想和噩夢
2012年,周楷程帶領團隊創立“琴語琴願”,成立之始目標是為了成為中國最大的鋼琴批發商,並且用互聯網幫助商戶解決招生難題。但在後續經營中,他發現以教師帶動鋼琴銷售和教學效果的傳統方式存在極大的隱患,違背建立琴行的實際意義,便轉型創立了星空琴行,以不一樣的模式進行運營。對於公司的使命和願景,周楷程總結了四個關鍵詞:感恩、夢想、教育、價值。
“真正的難題不是擁有偉大的夢想,而是你在半夜一身冷汗地驚醒時發現,夢想變成了一場噩夢。”如本·霍洛維茨所言,創業維艱,夢想隨時可能成為噩夢,希望星空琴行和創始人周楷程能挺過這次噩夢,給員工和用戶有個交代。
9月2日晚間,星空琴行微信公眾號發布通告,回應今日曝出的關店事件,通告內容如下:
尊敬的學員及學員家長:
感謝您一直以來對星空琴行的信任和支持。由於管理上存在的問題,導致現階段我們遇到了一些困難;目前星空琴行所有管理者以及投資人正在積極商討,並努力尋求盡快解決問題的途徑。
懇請各位家長和學員們給予我們一點時間,我們的心情與您一樣急切,我們一定會盡快給大家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
2樓提及
吳英活著的話就連帶太多關係了,也許有人認為佢死了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