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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幫助紅十字會重塑公信力的社監委陷入輿論漩渦，何以自救？

◎ 本刊記者 藍方 文lanfang.blog.caixin.com 在決定加入中國紅十字會（下稱紅十字會）社會監督委員會（下稱紅會社監委）之前，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袁岳得到許多朋友的規勸， “別蹚這渾水” 。事實證明，朋友們的勸告是有道理的。

2013年的初夏，包括袁岳在內的16名委員共同組成的紅會社監委成立才半年多，公衆對紅十字會的不信任，已經波及社監委委員個人。這些本在各自行業領域內頗具聲望和公信力的專業人士，紛紛被質疑與紅十字會有利益輸送。

由他們組成的社監委，不過是忙著為紅 十字會背書的“公關部” 。袁岳也因承接過紅十字會的評估項目並收費6萬元，受到“關聯交易”的質疑。

成立紅會社監委的初衷，本是期望邀請這些專業人士針對其運營中的問題，提出意見建議，以重塑公信力。國務院在2012年7月下發《關於促進紅十字事業發展的意見》 ，要求紅十字會建立“法律監督、政府監督、社會監督、自我監督相結合的綜合性監督體系” 。

于當年12月成立的紅會社監委，主旨即對“捐贈款物的管理、使用情況進行監督” ，是社會監督中的重要部分。

但這個由紅十字會決定人選、並由紅十字會保障工作經費的機構，成立半年多來，並沒有贏得社會的信任，也難獨立承擔起社會監督之責。

症結不在紅會社監委，仍在紅十字會改革。

禍起郭美美

潘多拉的盒子，又一次由郭美美開啓。

在遭遇2011年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後，紅十字會的社會公信力跌至穀底。

郭美美事件暴露出的正是紅十字會長期行政化運營的痼疾。經過媒體報道和有關部門的聯合調查，郭美美事件的脈絡已相對清晰。郭美美本人與紅十字會確實沒有直接關係，其炫富的資產也與紅十字會捐款無關。然而，與郭美美有關的人士，卻與紅十字會下屬的商業系統紅十字會（下稱商紅會）存在利益輸送。

紅十字會多年來依靠行政力量，由上而下推廣了一系列公益項目。例如郭美美事件中的“博愛小站” ，既缺乏社會效益，又沒有外部監督，項目運營的各個環節都寄生著關聯公司，商紅會負責人直接利用紅十字會支配的公共資源，與自己的公司進行關聯交易。中國社科院學者、紅會社監委委員楊團指出，紅十字會在官僚體系下、缺乏透明度的低效運營模式，正是失信于公衆的根本。

盡管自2011年以來，紅十字會在信息公開、項目運營方面做出諸多改革，依然沒有換回社會信任。

此種不信任，在2013年四川蘆山地震的賑災中再一次集中爆發。紅十字會在賑災中的一舉一動都受矚目，動輒招致抨擊漫罵。大量質疑夾雜謠言湧向紅十字會，對這些質疑有著督察之責的紅會社監委，也第一次集中承受壓力。

紅十字會發起社監委，正是為挽回崩潰的公信力。這個在2012年12月7日正式成立的機構，由紅十字會邀請16名來自法律、財務、傳播、醫學、救援等領域的社會精英組成。他們主要有五項職責，包括對紅十字會財務、項目及捐贈款物的使用和分配等事項進行監督 ；對涉及紅十字會的重要事件進行調查；根據調查和監督的實際情況，獨立向社會公衆發佈年度或特定事項的監督工作報告；征集並轉達社會公衆對紅十字會工作的意見和建議；以及對中國紅十字會的行動戰略和工作計劃提出建議。

紅會社監委自成立到蘆山賑災前，多個方面表現不俗。尤其在成都捐款箱長毛事件中，紅會社監委主動約談有關負責人，對成都紅十字會的聲明提出異議，建議紅十字會在全國範圍內對捐款箱進行排查，推動紅十字會出台統一的《中國紅十字會募捐箱管理辦法》 。除此之外，俞可平、劉姝威等學者也就紅十字會改革、財務管理等問題為紅十字會開課培訓。

在紅會社監委的微博上，早期為數 不多的留言中，也多是對這個新機構的鼓勵之聲。

但進入蘆山賑災後，大量的“舉報”讓紅會社監委難以招架。地震後三天內，紅會社監委的官方微博因為不同的事件被“@”了1000多次，還收到了40多條較為正式的“舉報” 。紅會社監委的發言人、品牌中國產業聯盟秘書長王永告訴財新記者，這些舉報線索，絕大多數都是很容易識別的謠言，通過簡單的網絡搜索甚至常識就可辨明。一時間，紅會社監委的微博成了為紅十字會集中闢謠的“根據地” 。面對輿論的狂轟濫炸，包括王永在內的部分委員認識到，郭美美事件是紅十字會重塑公信力繞不開的坎。一些委員認為，盡管郭美美與紅十字會確無關係，但相關部門在2011年底針對郭美美事件做出的調查報告缺乏公信力，以至於公衆至今“耿耿於懷” ，需要重新向公衆作出交待 ；另一些委員則認為， “郭美美炫富”背後，商紅會和相關機構的利益輸送鏈並未查清，紅十字會也未從中吸取教訓、改進管理機制，郭美美一事需要重提，以敦促紅十字會改革。

他們作出了“重查郭美美”的建議，就此成為輿論靶心。

獨立監督兩難

在一些網友的理解中，紅會社監委再提郭美美，是急於為紅十字會“洗白” 。

加之其密集闢謠的表現，紅會社監委被視為“紅十字會包養的公關部” 。

第一輪質疑，針對紅會社監委制度本身，集中在其人員選任、經費來源上。

質疑者認為由紅十字會邀請、提供工作經費的做法，不足以保證紅會社監委的獨立性。

很快，第二輪質疑便指向委員個人。

一些網友發起“人肉”搜索，力證委員們與紅十字會存在不當利益關聯。

首先“中槍”的，是曾向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頒發“中國十大品牌女性”的王永；接著是袁岳，他的公司承接過紅十字會評估項目並收費6萬元。

很快，原民政部官員、北京師範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也遭到質疑，因為該公益研究院由壹基金髮起成立，壹基金在獲得獨立身份前曾掛靠紅十字會，這段關係被一些網友認為是“紅十字會挪用善款建立研究院” 。同樣，礙于中國社團登記註冊制度而掛靠紅十字會的藍天救援隊，其隊長張勇作為紅會社監委委員，亦被認為是內部人自我監督。

輿論風暴繼續發酵，主持過與紅十字會相關節目的主持人白岩松，同時擔任紅基會理事的學者金錦萍，五年前擔任過紅十字會籌資工作委員會委員的學者鄧國勝，所屬律所擔任過紅十字會法律顧問的呂紅兵、黃偉民等悉數“中槍” 。爭議中始終保持沉默的學者遲福林、俞可平，也被指責“失語”乃失職。

本期望幫助紅十字會重塑公信力的紅會社監委，至此徹底陷入輿論漩渦。

面對質疑，委員們急於澄清。王永再三強調與紅十字會沒有經濟往來，但承認自己頒獎給趙白鴿的行為“沒有保持獨立性，沒有遵守迴避原則” ，在2013年6月2日發佈聲明表示“深刻反省並公開致歉” 。

袁岳也承認自己對“利益關聯”考慮不足。反省之餘，他已將款項退回紅十字會。並承諾，未來他本人及團隊為 紅十字會建立評估機制提供咨詢時不再收費，他的機構也將在三年內不承接任何紅十字會相關項目。

其他諸位委員也陸續對一些基於“誤解”的質疑作出解釋。作為研究過非營利組織關聯交易的學者，社監委委員金錦萍在澄清之餘，更試圖從學術角度厘清，關聯關係並不必然帶來利益輸送和結果不公，不能夠從委員個人與紅十字會存在關聯便進行“有罪推定” 。

不過，在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看來，社監委委員個人或其機構與被監督對象有利益往來，無論是商業還是公益的合作，都應予以迴避，否則“就是硬傷”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賈西津則認為，還是要具體分析委員與紅十字會的關係是否影響到監督職責的履行，確立信息披露和迴避機制則是前提。

在2013年6月9日的紅會社監委年中會上，委員們針對網友的質疑，對自身的行為準則進行了討論。為確保獨立性，他們達成一致，在擔任委員期間，志願從事監督工作，不獲取任何報酬。鑒於社會公衆對可能涉及的利益關係的敏感性，委員們承諾在擔任及離任委員一年內，不參與任何紅十字會委托的項目、不向紅十字會提供有償服務。

當日，並沒有委員因“利益關聯”提出辭職。僅有武警總部後勤部副部長鄭靜晨一人，因崗位升遷、職位變動而辭去委員一職。

但不從紅十字會領薪，並不能消除公衆對紅會社監委獨立性的質疑。根據紅會社監委章程，委員們履行監督職責 時產生的經費，仍由紅十字會“保障” 。

“這只是規定” ，袁岳澄清，委員們 到目前為止“只吃過紅十字會兩頓盒飯” 。袁岳認為，這背後值得討論的問題是，監管的成本究竟由誰來支付。他介紹，在一些發達國家，類似監督機構的工作資金是獨立募集的。例如捐贈人向某個機構做出捐贈時，拿出其中的5%－10%給獨立第三方來進行評估。

在中國，這樣的做法遠未被捐贈人接受。 “監督不能僅是看熱鬧的監督，專業監督有成本，而成本要怎麼解決？”他認為，盡管目前社監委委員白岩松捐贈5萬元作為紅會社監委的運作經費，但下一步成本機制如何安排是值得討論 的問題。目前，紅會社監委並非獨立法人，沒有獨立運行的費用，乃由紅十字會邀請設立，只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機構。

成敗紅十字會改革

這個相對獨立的機構究竟要怎樣對紅十字會展開獨立的監督調查？面對公衆與媒體的咄咄追問，紅會社監委不得不承認，最初在章程中對調查職能的設定缺乏考慮。 “委員們都忙得要死，怎麼有時間去做調查？”楊團認為，針對個案的調查，只能交給紅十字會自查，或引入審計等專業機構。

具體到此次對“重查郭美美”的討論，紅會社監委的最終表決，不會展開獨立調查，而是在未來有新證據的前提下，建議紅十字會協調相關部門進行調查。金錦萍解釋，盡管紅會社監委的章程規定，紅會社監委“可根據需要自行對涉及紅十字會的重大事項進行調查” ，但真正的調查需要法律授權，需要公權力的介入以使調查對象配合。紅會社監委並沒有這樣的權力。因此，只能“建議紅十字會協調相關部門調查” 。而要公權力機關重啓對郭美美的調查，就必須要有比2011年的調查更進一步的證據。紅會社監委的“監督”職能，就此遭到進一步質疑。

事實上，在一些發達國家，公益組織的監管體系中並不存在“社監委”這樣的制度設計。徐永光舉例，在美國，嚴格的稅務法案對各公益機構監管甚嚴，加之公益“市場”的充分競爭和公衆的自由選擇，即已實現了社會對公益機構的“監督” ，並不需要“社會監督委員會” 。

權責明晰的法律制度、專業的財務審計、充分的信息披露建立起法律監督、專業監督、社會監督的各個層級，無疑是實現對紅十字會全面監督的理想體系。在賈西津看來，紅十字會之所以要發起社監委，正是在外部條件不具備之時，率先從內部進行探索。

金錦萍認為，紅會社監委事實上是一個制度的“拓荒者” ，責任就是搭建平台和機制，為各個層次的監督提供依據、措施。

她舉例，劉姝威委員作為財務專家，能夠幫助紅十字會完善會計、財務監督體系，而這是紅十字會實現信息公開的前提，信息公開則是社會監督的基本條件。 “信息公開不僅僅是一種意願，更是一種能力。 ”如委員袁岳致力于推動紅十字會建立第三方評估機制，實現項 目流程監管，其作用和效果都將大於結果監管。又如她本人研究非營利組織法，發現《紅十字會法》非常粗糙，紅十字會本身的治理結構、標誌使用、信息公開、與政府的關係、與分會的關係等，都沒有明確規則。 “沒有立法保障，怎麼確定監督主體的權力、職責？怎麼判斷某種行為的合法與否？”楊團強調，通過半年來的運轉和調整，紅會社監委各委員已達成共識，紅會社監委不是要做簡單的個案監督和調查，而是要成為公衆、媒體與紅十字會溝通交流的“專業橋樑” 。他們將搜集公衆的疑問、披露相關信息，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為紅十字會改革形成專業的建議方案。為此，紅會社監委將建立不定期的信息發佈制度，根據社會公衆的需要，與媒體保持通暢的交流， “共同建設互動的專業性、建設性的平台。 ”紅會社監委內外的學者均有共識，這樣的平台只是過渡性產物。它的最終使命，是推動紅十字會改革，建立起真正多元的監督機制。一方面推動《紅十字會法》的儘快修訂，為法律監督明確界限 ；另一方面推動紅十字會建立獨立第三方的評估機制，實現信息的充分披露以為廣泛參與的社會監督創造條件。

“問題最終，還是指向紅十字會自身的機制改革。 ”賈西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