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下旬，對波蘭來說，恰逢兩件大事。一是五年一度的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二是時隔四年的新一屆議會選舉。在電視里，能看到的兩大節目也就是周而複始的鋼琴賽直播以及喋喋不休的選舉前拉票。

那幾天晚上，音樂和政治將每一個傳統的波蘭家庭聚集在電視前，而一到了白天，整座城市人跡稀疏，沒有鳴笛和工地的機器轟鳴聲，金色的櫟樹葉子鋪滿了雨中的濕地。不及巴黎的喧囂和瑣碎，也不及柏林的厚重和寬廣，華沙這顆“中歐的心臟”、“中心的中心”，有它自己內斂的心跳。

在波蘭信息與外國投資局組織的為期一周的中國記者考察團中，包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內的中國記者頻頻感概“原來波蘭已經那麽好了。”在這句充斥著政治和歷史的雙重悖論意涵的話背後，這個正在歐債危機余波中堅挺的國家再次來到了選擇的十字路口。

劫後重生的波蘭首都華沙

中國情結

專職翻譯畢達（Bida）是華沙大學國際關系系出身，第二專業漢語，他很少對中國客戶提他那拗口冗長的斯拉夫姓名，而用了這麽個名字。他的聲音略帶疲憊，是因為前一晚等待鋼琴賽的冠軍出爐而未眠，而那天晚上，在愛樂音樂廳的大堂里擠滿了因無票而不能入內的市民，他們滿足地觀看著視頻直播。

畢達雖不會彈鋼琴，但他極其熟稔肖邦的作品，他像大多數波蘭人一樣將肖邦奉為至尊。那天，一位韓國選手奪了冠，畢達對本報記者解釋，“他們可以自選肖邦的兩首concerto（協奏曲）之一來彈，但他選了難度更高的第二首，而且據評委說，幾乎沒有錯音。”

除了鋼琴和中文，他略懂德語，也還聽得懂與波蘭語同為斯拉夫語系的捷克語、保加利亞語，這在高等教育水平頗高的波蘭，也足以堪稱社會精英。2005年，他畢業的時候，全波蘭只有華沙大學和波茲南大學教授漢語，且包含甲骨文，當時要學下來全憑興趣，所以一個班10個人，一半以上最終放棄了。

漢語對他變得實用是2012年春，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波蘭，他擔任了總理的隨同翻譯。那是他在日無新事的歐洲第一次感覺到一個東方國家的滾滾力量，“整個波蘭就感覺是有什麽大事要發生，可能美國總統奧巴馬過來，波蘭人也不會那麽當回事。”他說。

那年，“16+1”機制也在華沙建立，那是中國和中東歐16個國家的常設會議機制，以促進雙邊經貿合作。而今，除了“一帶一路”，波蘭的大多高層官員所惦念最多的與中國的往來就是“16+1”。

在兩國關系的逐漸熱絡中，畢達接待中國團越來越頻繁，不乏地方政府、國企、央企考察人員。有一次，他帶著一個中國的企業去卡拉科夫考察，中途那位來自立陶宛的司機要先行告辭，於是說了一通道別的話。輪到他翻譯的時候，他突然話鋒一轉開了個玩笑：“這位先生想表達一下自己對於‘一帶一路’的看法。”在座所有人突然睡意全無、挺直腰板了傾聽。

“我沒有想到，中國人那麽在乎‘一帶一路’。”他始終記得這個橋段，而當他老是把“一帶一路”掛在嘴邊，並對此持有比記者更豐富的信息時，也足見他對中國的興趣，所以他多次認真地說道：“我是真的喜歡中國。”

這種喜歡始於對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的了解，並受到當今中國泥沙俱下的經濟社會現實的激發，但可能還有基因上的牽連，就是兩國在蘇聯時代曾經緊緊重疊相仿的社會主義道路。雖然蘇聯解體讓波蘭也經歷了一段類似“休克療法”的陣痛，21世紀之交又相繼加入北約和歐盟，但中波兩國畢竟在戰後近四十年保持過步調的一致，留下一些“親緣”的痕跡。

華沙街頭偶爾可見安寧的危樓

暮色中的華沙瓦津基公園，以一尊倒映湖面的肖邦青銅雕像而被人矚目。外人不知，若走進它背後那一溜燦若艷霞的秋林，再走十來分鐘曲折幽僻的沙沙小路，是一座座稀疏、低矮的新古典主義式純白色洋樓，其中一座梅希萊維茨基宮從1958年起共12年，曾是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場所。

當幾年後，毛澤東和尼克松的手握到了一起，幕後是在此幾經中斷和修複的共136次談判。這座並不起眼的小洋樓的二層一扇窗透出了燈光，那是工作人員為我們的到訪而打開的，提示著那個房間就是談判點。

向內張望，依稀可見白色的桌椅，和一副墻上的風景畫。“當時他們在談判的時候，為了保密，甚至是用寫字的方式交流的。”畢達在逐漸轉暗的天色中對我們說，四下萬籟俱寂。

“一帶一路”便車

2011年，中波雙邊關系躍升為“戰略夥伴”，之後的“16+1”又再添黏性。今年4月，波蘭申請加入亞投行，是中東歐唯一一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下稱“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夾於歐洲與俄羅斯中間，並經歷過更曲折的經濟制度轉軌後，波蘭比一般歐洲國家更能“放低身段”，務實、低調地思考“站隊”問題。

正如波蘭財政部副部長拉齊維爾（Artur Radziwill）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一帶一路’會帶來大量的基礎建設需求，我們希望幫助東歐、亞洲，並通過此成為東歐的帶頭人。”他參與了加入亞投行談判的全過程，認為“本來波蘭以中小企業為主，是不會去陌生的亞洲的，但通過研究，發現亞投行的政策像歐洲投資銀行，所以能習慣。”

波蘭也曾跟著許多歐洲國家糾結於“一帶一路”的最終指向。今年2月，波蘭智庫東方研究中心（OSW）教授Marcin Kaczmarski在《新絲綢之路：中國政治的利器》中認為，“這個計劃是中國對俄羅斯倡導的一體化項目‘歐亞經濟聯盟’的反應，它使北京既能在中亞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又不必公開與俄羅斯競爭。”

所以，他說，“它是一個開放的政治項目，沒有清晰的定義和界限，結果是擴大中國政治影響的基石。”但時至今日，波蘭官方愈益明白：就目前來說，重點更多是經濟層面的。

人煙稀少的華沙古城外圍

雖然波蘭自己也說不清楚，它在古代與絲綢之路具體有何關系。“歐亞大路有數條不同鐵路線，如果是西伯利亞鐵路，列車將穿過波蘭；如果從斯洛伐克走維也納，或經保加利亞向北，也將繞過波蘭。”

波蘭能確定的是，從鐵路貨運上來講，它是中亞及東歐通向歐洲的樞紐（hub），不論是中轉貿易還是提升與周邊國家經貿依存度來講，“一帶一路”都是一個絕好的契機。

即使它很希望從中占得一席之地，但按照信息與外國投資發展局局長馬伊曼（Slawomir Majman）的話，“中國需要重新發現它已經遺忘的歐洲的部分”。上海世博會時，馬伊曼親自帶隊來滬疇館，當時他們對上海人做了個調查，“很多人回答，波蘭可能在歐洲，也可能是俄羅斯的一部分，或者是，好像是歐洲人，但更像是比較窮的俄羅斯人。”

如同在調查當中，很多人會回答“比利時比波蘭大”一樣，一些中國投資者來波蘭找機會時，也顯露出同樣的盲區。“最大的問題是把在東歐別的國家或非洲、東南亞的經驗簡單複制到波蘭。”馬伊曼說。

去年，中國與匈牙利、塞爾維亞簽署了一項從布達佩斯到貝爾格萊德的高鐵協議，這也是至今中國在歐洲唯一承建的高鐵，但一衣帶水的波蘭對此並不“感冒”。馬伊曼特別強調：“西巴爾幹半島跟歐盟完全不同，跟歐盟合作，情況就複雜得多。”

波蘭今年的GDP增速預計3.5%，將是歐洲最高水平，雖然相較於中國的增速有點難以望其項背，但這絲毫不影響其作為歐盟國家的投資門檻。政府官員一再強調，他們不需要中國來此投資高鐵和高速公路，因為波蘭到2020年為止將得到專用於公共采購的歐盟補貼300億歐元，這將是全歐最高。

中國商人普遍“低估”了波蘭，“或還是認為我們是個計劃經濟的農業國”。馬伊曼舉例，有人從中國帶去一個顧問在波蘭當地轉了一圈，找不到門路會自動消失，這是讓信息與外國投資局最納悶的事。“他們應該請一位波蘭當地的律師，並仔細閱讀已經翻譯成中文的法律條款。”他說。

為此，該局專設一個“波中合作中心”部門，以接待中國投資者——僅針對中國人，這是絕無僅有的。讓波蘭耿耿於懷的是與中國巨大的貿易逆差，進口與出口比為10:1。雖然波蘭是首個與中國貿易額突破100 億美元的中東歐國家，但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中國對波蘭的非金融類投資額僅有4億美元，中國僅占對波蘭直接投資部分的0.02%。

95%重建

一位官員對本報記者打趣道，新波蘭的成立要比新中國晚40年，也就短短25年多的時間，但讓波蘭政府上下自豪的是，90年代後轉型的成功——它是歐盟唯一一個在近20年來沒有出現過經濟負增長的國家，沒有加入歐元區又讓它極大程度上幸免於歐債危機。

根據世行數據，波蘭在1990~2010年間，人均GDP從5473美元上升到19059美元，增速超越了俄羅斯的9119美元到18963美元。

歐洲有這麽個共識：波蘭是歐洲最後一塊綠洲。它是歐洲唯一成功規避2008年金融危機的國家，也在全球制造業最適宜投資國排第三。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201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增長17%，同年，波蘭外資直接流入從9700萬增至1.4億美元，增速達46%，近前者3倍。

波蘭的物價跟其他歐盟國家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說去年12月，波蘭人均月收入是4300茲羅提（約合1010歐元），那它的歐盟鄰居德國是3400歐元。華沙市中心的住宅均價在1萬茲羅提左右；在最經典的16世紀拜占庭風格的傳統餐廳Fukier，一道主菜的價格也就50元人民幣上下；而在外觀及內飾古舊灰沈沈的五星級酒店喜來登，一晚房價相當於中國的四星級酒店。

這種樸素和不事雕琢的民族性格同樣體現在縱貫波蘭的母親河維斯瓦河兩岸。從華沙老城廣場的高臺眺望維斯瓦河，如同一條小渠，它西岸的土黃色沙提盡收眼底，散布著不規則的小樹。波蘭人認為，不該改變它原始自然的樣子，於是沒有翻修。

從古城制高點眺望維斯瓦河

1944年華沙起義時，納粹的軍隊曾占領了西岸，對全城進行毀滅式轟炸。站在老城廣場，畢達雲淡風輕地說道：“凡是我們眼里所看到的，95%的建築是戰後重建的。”雖然老城原來的王宮等建築可追溯到16世紀，但畢達打趣道：“這是20世紀70年代的老城，我知道我們不能和巴黎、羅馬比較。” 

而整個老城基本是按照原貌複原的，在納粹入侵之前，華沙大學建築系的專家將此所有建築圖紙保存了下來。就在居里夫人故居的那條布滿琥珀店的小巷子，許多沿街的沙土門楣上可見密布的彈孔，那是因為納粹炸平了全城，但一些房屋結構沒有粉碎，波蘭人為了最大限度保留原貌，在廢墟里辨認可用的部分，利用在新建築里。

從著名的克拉科夫郊區大街一端望去，多是乳白色的新漆建築，納粹為華沙留下兩樣真跡：一是哥白尼雕像，當時他們覺得，哥白尼那樣偉大的人物不會是波蘭族或猶太人，所以沒有毀壞；另一是如今躺在聖十字教堂內的一根柱子里的肖邦的心臟，當時整個教堂被炸平，但納粹認為德國的作曲家對肖邦的創作有過啟發，故取了出來。

最重要的聖十字教堂二戰間曾夷為平地

波蘭人毫不諱言二戰給整個國家帶來的毀滅式打擊，以至於至今波蘭仍在歐共體里飛速趕超，它的崛起也似乎仍未完成。我問畢達，你們還恨德國嗎？他說：“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我現在還不能回答。“但歷史的賬本在多極化的世界格局和多邊經貿關系里逐漸模糊，如今，德國已經是波蘭第一大貿易夥伴，也是波蘭第一大出口國。

三面“受困”

10月23日，總統外交顧問Krzysztof Szczerski匆忙邀見了本報記者在內的中國媒體代表團。就在兩天後，波蘭將進行議會選舉，這次選舉被視作1989年後最重要的一次，在歐盟模式陷入僵局之刻，它將決定波蘭今後的道路選擇。

而Krzysztof Szczerski要會見中國記者的目的，就是告訴我們：“不同黨派間最大的矛盾是怎樣瓜分國內的利益，但經濟方向上看不出有多大區別，波蘭需要新的經濟發動機。”

當有記者問道，美國和中國在同時倡導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和亞投行時，波蘭該如何選擇？他的回答再次印證了波蘭人的務實：“最好的經貿制度當然是最普遍的，但是在世貿組織（WTO）逐漸式微的情況下，湧現了更多地區聯盟，讓我們突然要選擇跟著誰，無論如何我們會根據波蘭的實際利益來選擇。“

10月25日，反對黨法律與公正黨贏得選舉，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並有權單獨組閣。該黨一直對加入歐元區持保留態度，並反對接收中東難民，是匈牙利式的“非自由民主主義”的擁躉。這在習慣了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波蘭，是一次重大的轉向。

波蘭人需要全新的執政理念，區別於之前的親歐；但對於部分知識精英來說，唯恐保守主義政府陷入匈牙利模式，即雖然是歐盟國家，卻是俄羅斯政策在歐盟的鼓手。匈牙利總理奧爾班今年在布達佩斯接見了普京，這讓波蘭人極為震驚。

匈牙利單方悖離90年代以來的自由經濟政策，也意味著1992年四國（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的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ád Group）趨於廢弛。該集團曾是四國為了向市場經濟過渡、加入歐共體的協商組織。

實際上，波蘭和俄羅斯的關系近日硝煙叠起。10月初，俄羅斯駐波蘭大使安德烈耶夫在接受一家電視臺采訪時說，“二次世界大戰開戰之前，波蘭曾經阻擋反納粹德國的結盟。”他稱，後來前蘇聯入侵波蘭東部並非侵略行動，而是“在德軍明確入侵之前確保前蘇聯安全的行動”。

對此，波蘭總統府新聞秘書回應，此言就像“打了我們每個人一記耳光。”俄波關系落到1945年來的冰點，波蘭對東部局勢的變幻日益不安，仿佛烏克蘭危機、克里米亞問題上一顆彈片都能侵擾到它。

在國際關系上，向左還是向右，向東還是向西，使波蘭來到了十字路口。在西方，歐債危機剛趨平緩，難民問題又升溫。德國在9月份開放德奧邊境吸納敘利亞難民，華沙大學國際關系教授Gogdan J.Goralczyk開玩笑地說：“默克爾是我們最大的頭疼，她不能預測將來會有多少難民進入歐洲。”

Bogdan教授言間流露對波蘭未來的擔憂

形成反差的是南邊的匈牙利，保守派紮堆的奧爾班政府築起了三米高的柵欄阻攔難民，這在波蘭看來也是潛在危機，“這等於在1989年後又在歐洲築起一道墻。”

而歐債危機的惡果是在歐盟內部產生的信任危機，統一貨幣，卻沒有統一銀行，更糟的是外部因素入侵時沒有統一的外交。當希臘面臨退歐選擇，英國卡梅倫政府又承諾在2017年進行退歐公投，波蘭開始懷疑，之前是否跟歐盟跟得太緊，而一直忽略了東方。如果留在一個由德國主掌的歐盟，波蘭顯然不情願，那就意味著要被這個最大出口國牽著鼻子走。“所以唯一能確定的是，我們將跟著美國，留在北約。”Gogdan說。

他早年是外交官出身，曾為駐亞洲多國大使，當波蘭政府開始跨出歐洲大陸時，他頻頻被邀作高級顧問。“波蘭從上世紀90年代一直往西看，往東看只能看到俄羅斯，如今俄羅斯對波蘭實行食品禁運，我們越來越需要找新的市場。但遺憾的是現在波蘭政府都沒統計過在中國有多少波蘭人。”

不管是跟著美國走，還是把目光投向東方，波蘭都亟待從歐洲紛繁複雜的地緣局勢和經濟泥淖里抽身。Gogdan至少認為匈牙利有一點是正確的，那就是跟俄羅斯、中國有具體的經濟建設項目，比如與俄羅斯有天然氣管道，與中國有布達佩斯的高鐵。與中國合作，是夾縫中的波蘭新看到的一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