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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城管腐敗鏈

中國留學生打架事件調查 真假“城管幫”

學生打架本不是新聞，發生在中國留學生身上，就成了新聞。實際上，“精英留學”的時代早已過去，當大量學生湧出國門，良莠不齊現象自然難以避免，應理性看待。

不過，真問題需要面對。尤其是近幾年中國留學生觸法乃至犯罪的案例頻現，固然有文化背景和法律制度的差異因素，但也反映了國內教育對培養學生法律意識的缺失。

所謂“城管幫”並未真正形成幫派組織，最終也沒有成為指控的內容。不過，這群年輕的中國學子被指經常在校園里打架、鬧事，最後因觸犯法律付出了沈重代價。

中國城管以特殊的方式“出口”到了美國。

2015年1月底，一起中國留學生打中國留學生的事件傳到了國內，媒體打出了這樣的標題——中國留學生組“城管幫”砸暈同胞。

案子審了近半年，直到7月15日以一名留學生被判監禁落幕。“城管幫”最終沒有成為指控內容，但對中國留學生的形象，又一次激起了爭議。

中國留學生除夕夜打架

美國東部時間2014年1月31日，正逢中國農歷春節。

當晚，默里迪恩小鎮的東方超市已經關門，旁邊的極限臺球&卡拉OK廳剛剛到了最熱鬧的時候。

這里距離密歇根州立大學僅5分鐘車程，未能回國與家人團聚的中國留學生們正唱著歌與朋友們共同慶祝春節的到來。

然而，就在卡拉OK廳里，密歇根州立大學本科生李巖（音譯）遭到毆打，頭部因受重擊留下了4厘米寬、1厘米深的傷口。

根據被害人及其女友和現場一些目擊證人的描述，默里迪恩鎮警察局將兩名密歇根州立大學的中國學生逮捕。

他們是24歲的精算和計算機專業畢業生李夢龍（音譯）和22歲的數學系學生高山（音譯）。

在郵件中，默里迪恩鎮警察局警察格雷格·弗萊格告訴南方周末，經過調查警方發現李夢龍與原告在2013年11月發生過另一場鬥毆，而那次事件中，李夢龍作為嫌疑人之一對李巖及其同伴進行了毆打。弗萊格說，警方認定那一場口角的發生是2014年春節打架事件的導火索。

“你還記得我嗎？上一次被打的滋味如何？”根據李巖對接警警員的描述，當兩人在卡拉OK廳里再度相遇，李夢龍主動發起了挑釁。

警方的事故報告還原了沖突的過程：在被送到醫院後，李巖告訴接警警員，由於害怕再次受到傷害，他很快回到自己的包間。幾分鐘之後，包括李夢龍、高山二人在內的15-20名中國學生沖入房間，李夢龍用大啤酒罐擊打李巖的頭部，啤酒罐的把手也在毆打中破裂。

事發近一年之後，英厄姆縣檢察官辦公室對李夢龍、高山二人提起起訴，案件開庭審理。

2015年2月6日，密歇根州英厄姆縣巡回法院的12人陪審團對高山作出了無罪釋放的判定，但未能對李夢龍作出裁決。英厄姆縣檢察官辦公室遂對李夢龍提出了第二次訴訟。

6月4日，陪審團認定李夢龍的行為構成危險武器傷害罪和毆打罪。7月15日，法官正式對其定罪，判處一年監禁。

但在庭審過程中，李夢龍始終堅稱沒毆打李巖，只承認兩人有過過節。

他向法庭描述了一個反轉的故事：2013年寒假期間，李夢龍聽到李巖在四處打聽自己的電話號碼，他認為這是一種“找麻煩”的表現。如果不給，則顯得自己“像個懦夫”。當兩人再度相遇時，李夢龍為此事向李巖詢問，得到否定的回答後便回到自己的房間。然而當他的同伴聽說李巖曾索要李夢龍電話後，便追隨李巖進入其房間並實施了毆打。

李夢龍還說，他不僅沒有參與打人，反而還試圖將打架雙方拉開。

2014年大年初一夜晚，警察來到李夢龍學校宿舍，發現其穿著與被害人女友對打人者的描述相符，經詢問後將其帶走。

但根據密歇根州立大學獨立校報《州立新聞》的報道，警察沒有在李夢龍身上發現打鬥的痕跡以及血跡。

截至發稿時，南方周末未能聯系到李夢龍本人，他的律師也沒有回複南方周末的采訪請求。

是“gang”還是“group”

與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眾多學生群體一樣，中國學生也會因其違法行為而被當地媒體報道。而李巖被毆打一案之所以震動到了中國國內，卻是因為“城管幫”。

2015年1月26日，密歇根州英厄姆縣巡回法院開庭審理此案。第二天，當地最大日報之一的《蘭辛日報》以“密歇根州立大學疑似中國學生幫派成為庭審焦點”為標題對庭審作了報道。

據該文記者凱文·格沙對密歇根州立大學中國學生自媒體平臺“NEBULA工作室”的敘述，當他看到檢察官在開庭陳述里提到了“gang”（幫派）一詞後，就覺得有故事可挖掘。

在這篇流傳最廣的報道中，出庭檢察官金伯莉·赫絲在第一次審理的開庭陳述中對法庭解釋道：“城管”的名稱來自於帶有“城管”標誌的貼畫，包括李夢龍和高山在內的學生則將貼畫貼在自己的車上；他們是一個幫派組織，其中李夢龍是“打手”，而高山則是幫派里低一級別的成員。

按照密歇根州刑法，“幫派”是一個由5人或5人以上組成的組織或聯盟，有統一的標誌、行為，或是其他能夠顯示成員的方法，同時，一個幫派的構成需要建立明確的領導階層和會員準入標準。如果幫派成員犯下重罪，而其所屬幫派又為其犯罪提供了動機、方式或機會，那麽該名成員將會面臨最高20年的監禁。

在法庭上，兩位被告均否認他們與任何幫派有聯系，學校里也沒有以“城管”為名的幫派存在，並稱在他們的群體里沒有領導層級。高山說，在車上貼“城管”貼畫只是“為了好玩兒”。

當第一次審理進入最後陳述時，《蘭辛日報》註意到，赫絲沒有再就幫派行為對被告進行指控。

南方周末多次致電或通過郵件向赫絲尋求有關“城管幫”的解釋，但截至發稿時仍未收到任何回複。

最先使用“幫派”一詞的是警察。

“一個有組織的罪犯群體，”弗萊格對南方周末這樣解釋他對幫派的定義，“受到我們調查的這個群體對於被認定為幫派或許認同，也或許不認同。我認為他們確實是幫派。”

在呈給法庭的事故報告中，被害人及部分證人表示，李夢龍和高山屬於一個自稱“城管”的20人左右的中國學生群體（group），“通過暴力和威脅在亞洲學生群體中建立他們的惡名”。但是，警察在報告中卻是用幫派（gang）一詞對這群學生加以描述。

那麽在留學生同胞的眼里，這20多個年輕人究竟是個什麽樣的群體？

“惡有惡報。”當密歇根州立大學會計系中國學生空空（化名）從當地媒體得知李夢龍和高山被捕時，他認為這是一件讓人“拍手稱快”的事情。

空空告訴南方周末，“城管”組織在校園里經常打架、鬧事、欺軟怕硬。但他不認為，這群學生在校園內組成了幫派。他與這個群體也有過過節。

在車上貼“城管”貼畫，在空空看來只是一種很“裝逼”的舉動。

然而隨著消息的進一步擴散，空空意識到哪里似乎出現了問題。

回到中國輿論發酵

南方周末發現，作為少數自始至終持續關註此案的媒體之一，《蘭辛日報》在最初報道的標題中用的是“疑似中國學生幫派”的描述，而自從檢察官不再提及幫派，直至最終判決，標題都不再出現幫派一詞，內文中更是使用群體或直接用“城管”一詞進行替換。

與此相同的是，《州立新聞》在開庭第二天打出的標題是“檢方指控中國學生打架案涉及幫派”。在後續報道中，該媒體的標題措辭上使用的都是“疑似中國幫派”，或者根本不提幫派。

《州立新聞》負責跟蹤報道此事的記者麥克·科恩茲告訴南方周末，自己從未聽說過在美國大學系統中有任何由國際學生或是國內學生組成的幫派。

然而，當中文媒體介入後，風向變了。

1月28日，芝加哥某華僑媒體引用了來自底特律自由報和一個叫做“MSU迪克聯盟”的微信公眾號的內容，成為最早對本案進行中文報道的媒體之一，標題是：《MSU城管幫：中國留學生變古惑仔？》

2月2日，開庭審理後的第一個周一，此案開始得到中國媒體的關註，從此，“城管幫”的字眼隨著案件長達半年的審理，頻頻出現在各類媒體的報道標題中。如《數名留美學生組“城管幫”涉嫌打人受審》、《中國留學生在美成立“城管幫”組團鬥毆恐嚇他人》。

南方周末註意到，國內媒體報道或轉發相關內容時，在標題中使用“涉嫌”或是“檢察官指控”等字眼來描述“城管幫”的寥寥無幾。

在中國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輸入“城管幫”，躍入眼簾的第一個結果便是百度百科新增的“城管幫”詞條，其解釋也專門針對這一事件。

對於大量暗示中國學生組成幫派的媒體報道，密歇根州立大學國際學生和學者辦公室（簡稱OISS）助理主任克里斯·巴喆斯特克表示十分擔憂，她認為這樣的表述具有誤導性，“就我們所知，這是一場學生之間的口角。”

巴喆斯特克在給南方周末的郵件中說，幫派在美國通常與有重複性的、有意而為的違法行為有關，在密歇根州立大學以及當地社區都從來沒有聽說過幫派活動發生。

密歇根州立大學警察局中士弗樂倫·麥克格洛辛安-泰勒也向南方周末證實，其所屬部門從未發現有與中國學生有關的幫派活動發生。

國人的標簽與形象

中國留學生形象的話題，近些年屢屢被各種熱點事件點燃——比如2012年南加州大學留學生寶馬車內遇害案，還有最近的中國留學生綁架施虐同胞案。

比起這兩起重大刑事案件，“城管幫”事件明顯不值一提，之所以備受關註，除了吸引眼球的“城管”標簽外，恐怕與其群體性質有關。

作為美國最大的公立學校之一，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國際學生數量極大。密歇根州立大學OISS的數據表示，到2014年秋季，學校國際學生來自130多個國家，註冊總人數達到7643人，其中中國學生共有4733名；本科生占到了中國留學生總數的81%，為3848人。

助理檢察官赫絲在一審結案陳詞時就表示，李夢龍和高山“開著帶有‘城管’標誌的豪華車，警告每一個人他們是在校中國學生的老大”。

根據《蘭辛日報》的報道，高山在一審時曾承認，自己擁有一輛吉普大切諾基。另外，有兩名學生證人分別擁有一輛英菲尼迪和一輛奔馳，他們均向法庭承認自己的車上也有“城管”貼畫。

這很難不讓人對部分留學生產生這樣的想象：不思進取的中國“富二代”。

在《州立新聞》對此案的系列報道頁面下面，有不少這樣的留言：

“老實講，在密歇根州立大學，我還沒有遇到過太多勤奮刻苦的中國學生。看起來，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把父母的錢浪費在車和派對上，他們對於教育沒有一點敬重之心。”

“很不好的一點是，現在的美國大學中有許多中國學生的學術表現都不好，但是他們很有錢。他們考試作弊，醉酒駕車，現在甚至還形成了幫派。對於我們這些普通的中國學生來說，這太糟糕了。那些學生之後就可以憑借家庭關系在中國找到一份好工作。但是我希望能夠留在美國並在這里工作，不想和這些惡棍有什麽關系。”

有的人幹脆說，“這些人一開始就不應該來到美國。”

空空急了。雖然與“城管”群體的中國學生有過過節，但是在和朋友建立的“NEBULA工作室”自媒體平臺上，他和朋友們共同發表了一篇文章《媒體相對論：從“城管幫”看留學生面臨的傳媒窘境》：“被曝光的兩位年輕人被無數人嘲笑辱罵，連帶著MSU的其他中國學生甚至整個留學生群體一起被送交輿論審判。”

歷時半年之久的審判在7月15日終於畫上了句號。這一天，法官正式判處李夢龍一年監禁，緩刑五個月。

根據《州立新聞》報道，李夢龍已在2015年4月份前後被哥倫比亞大學錄取攻讀研究生，但是案發後被取消了資格。

“我感覺自己讓父親和家人失望了，”李夢龍在法庭上說，“這一教訓的代價太高了。”

住建部剛設立個新部門，發一號文件“規範”城管

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召開臨近一周年之際，我國城市執法體制改革開始邁出實質性步伐。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官網顯示，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城市執法體制改革改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精神、促進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住建部城市管理監督局11月8日以“建督綜函[2016]1號”下發通知，決定在縣級以上城市管理部門推行城市管理執法全過程記錄工作。

這也是住建部城市管理監督局自上月設立以來首次公開發布文件。

今年10月份，住建部下發《住房城鄉建設部關於設立城市管理監督局的通知》，設立城市管理監督局，建立健全城市管理協調機制和考核機制。

這份10月10日印發的文件透露：根據中央編辦《關於住房城鄉建設部設立城市管理監督局有關問題的批複》，設立城市管理監督局，作為住建部內設機構，負責擬定城管執法的政策法規，指導全國城管執法工作，開展城管執法行為監督，組織查處住房城鄉建設領域重大案件等職責。

據悉，根據中央編辦批複，住建部稽查辦公室將整體改編為城市管理監督局。

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要求深入推進城市管理和執法體制改革，確保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

住建部城市管理監督局的設立，便是落實此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一個具體舉措。

住建部城市管理監督局的這份通知要求，各地城市管理部門要通過文字、音像等記錄方式，對執法活動進行全過程記錄，客觀、公正、完整地記錄執法工作情況和相關證據，實現全過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規範執法文書的制作和使用，確保執法文書和案卷完整準確、合法規範。合理配備並使用執法記錄儀等現場執法記錄設備和視頻音頻資料傳輸、存儲等設備。對現場執法活動中容易引發爭議和糾紛的，應當實行全過程音像記錄。

推進信息化建設，提高執法記錄的信息化水平。積極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結合數字化城市管理平臺建設和辦公自動化系統建設等，探索成本低、效果好、易保存、不能刪改的音像記錄方式。做好執法文書和視頻音頻資料的管理和存儲工作，逐步實現與數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統關聯共享。

此外，要註重記錄工作實效，建立健全執法全過程記錄保存、管理、使用等工作制度。定期組織對執法文書和視頻音頻資料進行抽查檢查。充分發揮全過程記錄信息在案卷評查、數據統計分析、執法監督等工作中的作用。

對於這份通知，《中國建設報》引述武漢市城管委副主任朱建華的話表示，這是住建部城市管理監督局成立以來下發的首個城管行政執法規範性文件，對推動執法整體化、規範化、標準化、法制化建設具有標誌性意義。現階段采用傳統方式進行城管行政執法難以為繼，推進信息化建設恰逢其時。從社會治理角度來看，城管行政執法必須走法治城管、共治城管、智慧城管之路。

城管執法需建權責清單 住建部要求市縣兩級年底前完成

18日從住建部網站獲悉，住建部日前發布關於印發《全國城市管理執法隊伍“強基礎、轉作風、樹形象”專項行動方案》的通知。《方案》強調，依法建立城市管理執法權責清單，2016年12月底前，市縣兩級城市管理部門要基本完成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的制定公布工作，並及時根據改革情況進行更新調整。

《方案》提出，開展全員培訓。以“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為契機，抓好重大理論學習和思想政治教育，每人每月集中學習不少於2次，進一步增強執法人員的宗旨意識和服務理念，提高隊伍凝聚力和戰鬥力。按照分級負責的原則，全面開展城市管理執法隊伍業務輪訓。住房城鄉建設部負責處級以上幹部輪訓工作，省級城市管理部門負責科級幹部輪訓工作，市級城市管理部門負責科級以下城市管理執法人員輪訓工作。培訓內容要兼顧法律法規和業務知識，創新培訓方式，保證培訓質量。

《方案》提出，完善執法制度。依法建立城市管理執法權責清單，2016年12月底前，市縣兩級城市管理部門要基本完成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的制定公布工作，並及時根據改革情況進行更新調整。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建立健全執法公示、執法全過程記錄、重大執法決定法制性審核等制度。完善執法程序，規範辦案流程，明確辦案時限，提高辦案效率，實現執法規範化。

《方案》提出，改進工作方式。堅持“疏堵結合、以疏為主”，突出服務為先，變被動管理為主動服務，變末端執法為源頭治理。倡導“721”工作法，讓70%的問題用服務手段解決，20%的問題用管理手段解決，10%的問題用執法手段解決。堅持處罰與教育相結合，靈活運用說服教育、勸導示範、行政指導等非強制行政手段，杜絕粗暴執法。

《方案》強調，嚴明工作紀律。城市管理執法人員執法過程中要堅持“四個做到”：一是做到依照規定穿著制式服裝和佩戴標誌標識;二是做到從事執法工作時主動出示執法證件;三是做到執法過程中堅持語言文明和舉止規範;四是做到執法活動實行全過程記錄。

《方案》指出，強化宣傳引導。加強與新聞媒體的聯動協作，利用中國建設報等媒體，以“人民城管為人民”為主題，廣泛發掘和宣傳先進典型事跡，傳播正能量。依托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搭建集城市管理官方網站、手機APP、微信微博公眾號、12319熱線電話等於一體的宣傳平臺。推進政務公開，聘請市民監督員，設立開放日(體驗日)，開展群眾評議等活動，主動接受社會和公眾監督，回應社會關切。

摩拜OfO們的未來變量：小程序、城管以及社區專營權

尹生價值觀 2017-03-02 14:56

本文由尹生價值觀（微信ID: jia-zhi-xian）授權i黑馬發布。

摘要：摩拜與OfO面對的變量一點不比滴滴少，那些目前積極的變量也可能在某個時間之後走向反面，比如政府管理部門，此外，微信小程序的消解力量也不容小覷。要想笑到最後，就必須在資本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決定收割之前，擁有足夠的應對不確定性的觸手。

共享單車摩拜和OfO眼下的融資和市場拉鋸戰，讓人想起之前汽車出行共享領域的兩個主要玩家滴滴和快的，它們都是在短短時間內就積累起巨大市場和資本影響力：成立最早的才兩年時間，但已經完成了D輪融資，金額達到數億美元，幾十家知名投資機構和企業一步步卷入其中。

就連兩家企業的競爭路數也與滴滴快的如出一轍：各自引用自己的數據源來證明自己已經是市場領導者，融資消息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眾所周知，最後滴滴快的走到了一起，再後來當大家都認為滴滴勝利在望時，政府出臺了網約車新政，滴滴重新被打回了生死邊緣。

似乎不同的是，在滴滴快的快速攻城掠地的過程中，政府始終是與市場競爭並行的兩大主要摩擦變量，甚至有時政府因素還處於更為主導的地位，而政府在摩拜OfO那里，到目前為止似乎都扮演著積極角色，除了偶爾出現的消費者惡意破壞行為，以及越來越充滿火藥味的市場競爭（而且主要體現在融資和單車投放量上），似乎再也沒有什麽力量可以阻擋兩家公司的擴張。

真的是這樣嗎？如果看得更長遠一點，也許我們就會得出不同的看法：

比如，就像汽車共享受到傳統出租車以及政府管理部門的抵制一樣，當共享單車的覆蓋密度達到一定程度，也可能成為城管執法部門的目標，而如果共享單車依靠出租或廣告等簡單的商業模式就能成為一項有利可圖的生意時，地方政府或社區就可能存在這樣的沖動，即實施共享單車專營制度，或者幹脆直接間接地參與進來，這不但會增加摩拜OfO的成本，還可能使市場變得更加碎片化。

不同的商業模式，會將這個行業帶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對滴滴而言，它並不擁有車輛，用戶也沒有選擇權，它的首要的挑戰是吸引到足夠的車輛和消費者，所以廣告和補貼占據了它投資的主要部分，而摩拜OfO擁有單車，並且用戶根據方便程度（出行距離和車輛可得性）和騎行舒適程度來自行選擇，這就讓車輛密度和車輛本身的品質變得更為重要，為此需要將更多的資金投入到車輛的生產和投放中。

因此，滴滴快的的生意必須建立基於全城甚至跨城際的規模效應，以分攤用戶和車輛獲得時的廣告支出，以及滿足用戶在活動範圍上的要求，這會成為增加市場集中度的因素，但由於沒有太多固定資產的投資，如果不能與司機簽訂長期排他協議，從長遠看就會增加市場碎片化的機會，比如對那些擁有用戶入口的公司就會產生誘惑，新美大前不久就殺入了這個領域。

而摩拜OfO的用戶受到的地理距離限制則大得多，這會加劇市場的分散化，因為你只要在某一個社區或跨社區建立規模經濟就可能有機會。但同時，在車輛生產和投放上它們能提高進入壁壘，這又會成為市場集中的因素，但前提是它們能在生產和相關技術上實施專有化，並且建立起生產的成本優勢，或者車輛本身的品牌歸屬，否則在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中，最終車輛的供應可能難免專業化和社會化，那樣一來將為更多的進入者提供較低的門檻。

此外，微信小程序也可能成為使市場更加碎片化的一股力量，因為用戶可能根本不需要安裝一個APP，而是隨到隨掃，用完就走，這會進一步降低運營一個共享網絡的門檻。

對摩拜和OfO而言，市場的碎片化可能使它們面臨著一系列的威脅，比如用戶的人為隔離，這會妨礙其在其他建立在全城規模上的商業機會的開發，又比如局部的供給過剩，這會降低其資產的周轉，提高運營成本。

對它們而言，最需要從滴滴那里吸取的教訓就是，真正從生態的高度去建立自己的生意，比如滴滴就忽略了生態中的主要一股力量——出租車行業的存在，如果它盡早將出租車行業和相關主管部門納入其投資和戰略合作的範圍，而不是僅僅視其為博弈對手，讓這個行業分享到更多其成長的好處，至少會在一些重要的城市中分化這種抵制的力量。

又比如滴滴在商業模式的多樣化方面，也沒有太多的嘗試，至少沒有太大進展，這將其與用戶的關系過於限制在出行一點上，而出行領域面臨的不確定性又是那麽大，而在供給端如果滴滴能擁有自己掌握的資產——不管是專有還是通過入股現有出租車等重資產公司來獲得部分專有——也能降低戰略的不確定性。

對摩拜和OfO而言，將政府公共設施部門納入到合作部門，也許是必要的，這既包括管理方面的，也包括投入到基礎設施的建設中，比如自行車道和停車場的建設，當它們這樣做時，也許還有機會獲得部分財政補貼，而這將提高進入門檻。此外，還可以建立基於APP的多種服務的交叉補貼，以及在硬件上建立差異化（比如專有化的技術和設計，以及高忠誠度的品牌），或者專有的低成本優勢。

當一個生意看起來越來越大，但主要是建立在資本驅動上時，確定性不會降低，只會增加——更多的資本試圖湧入，而更多的利益相關者希望從中分一杯羹，其中的一些過去你可能根本不會想到——要想笑到最後，就必須在資本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決定收割之前，擁有足夠的應對不確定性的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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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資管“趕集晚”又“遇城管” 轉型主動管理痛點待解

從2016年7月資管“新八條底線”到2017年2月的“資管大一統”，再到近日郭樹清掀起的監管風暴，大資管行業的業態正慢慢得到重塑。作為資管行業最“年幼”的分支，昔日十分依賴通道業務的期貨資管正在艱難轉型。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自2月份以來，多家期貨公司資管業務正朝著主動管理轉型，主要方向包括CTA基金(商品交易顧問)、FOF基金，金融衍生品相關、打通期現的產品。但在期貨公司自身存在人才短板、產品設計和行業監管方面仍有較多制約、FOF基金形成核心投顧池風險成本偏高等幾座大山的壓力下，期貨資管轉型之路難言通暢。

“趕集晚”又“遇城管”

期貨資管的發展始自2012年，隨著《期貨公司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辦法》於當年的頒布實施，首批18家期貨公司獲得資產管理業務試點資格，期貨公司得以正式加入大資管行業。2014年12月，《期貨公司資產管理業務管理規則(試行)》正式發布，期貨行業呼籲已久的“一對多”正式放開，期貨資管自此迎來高速發展。

中國基金業協會統計數據便顯示，截至2014年底，期貨行業資管規模僅124億元，至2015年底躍升至1045億元。2016年商品牛市之下，期貨資管繼續高歌猛進，2016年底規模達2792億元。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期貨資管絕對規模有明顯提升，但相較起券商資管、公募基金、基金子公司和私募基金等資管行業老兵而言，其體量依然很小。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期貨資管規模占整個大資管行業規模僅為0.53%。

“從整個期貨資管發展的過程來看，2016年以來陸續出臺了一些新的規定和統一監管的政策。有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期貨資管‘趕了個晚集還遇到了城管’。”恒生電子執行總裁官曉嵐在中國期貨分析師暨場外衍生品論壇上表示，期貨資管產品的發行和募集在2016年前六個月節節上升，7月成為發行火熱到發行驟冷的轉折點，產品發行數量和募集規模同降。

2016年7月15日，證監會發布《證券期貨經營機構私募資產管理業務運作管理暫行規定》(簡稱《暫行規定》)。這是2015年3月實施的“八條底線”的升級版，被業內人士稱為“新八條底線”，也是期貨業界人士口中的第一個“城管”。

“新八條底線”中最突出的部分是嚴控杠桿倍數，禁止證券期貨機構為“配資”業務提供便利。杠桿倍數方面，股票、混合類資產管理杠桿倍數最多不超過1倍，員工持股計劃則最多不得超過2倍;期貨、固定收益、非標類資管計劃杠桿不得超過3倍，此外其他類型資產管理計劃杠桿倍數不得超過2倍。

“期貨資管起步晚絕對規模小，而且以前通道業務占比在八成以上。多數投資顧問選擇期貨資管作為通道，正是看中了杠桿倍數可以做到比較高這一特點。”國內某排名前三的期貨公司資管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2016年上半年發行的期貨資管產品中，結構化產品占比偏大，“新八條底線”的出臺讓期貨資管長期以來“依賴通道賺錢容易”的局面成為過去時。

2017年2月，由央行牽頭、一行三會共同參與制定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在資管圈引起強烈震動，期貨資管也迎來成長過程中的第二個“城管”。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在“去嵌套、降杠桿、減通道、破剛兌”的監管思路之下，期貨資管去通道化，做出戰略調整迫在眉睫。“行業發展的初期就迎來規範化監管，也是一件好事。回歸本源、做優做強自主管理是資管發展的趨勢，金融業全資產混業經營是方向，統一監管是大趨勢。”永安期貨資產管理總部總經理王建斌向記者表示。

發展主動管理痛點何在？

據記者了解，目前期貨資管轉型主動管理的主要方向是結合自身優勢，發力CTA基金，FOF基金，金融衍生品相關、打通期現的產品。

王建斌認為，和銀行、信托、基金、證券等金融同行相比，期貨資管的優勢在於更能理解杠桿的威力與風險，更懂得管控風險，更熟悉T+0交易機制，更懂雙向多空對沖交易機制。“這些優勢使得期貨資管更能運用好杠桿等’雙刃劍’來管理資管產品，產品多數具有對沖套利的特點。”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指出，期貨資管應該要為實體經濟服務，但目前看來，行業整體受到的限制仍然較多，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期貨資管產品為實體企業服務的能力，以及為實體企業進行風險管理的能力。

“目前資管產品不能參與商品期貨實物交割，不能留倉進入當月等，甚至其交易條件與交易對手和產業資本相比都是不公平的。”前述期貨公司資管負責人建議，如果允許特定的資管產品，比如一對一產品(實體企業出資設立)可以進行實物交割，可以隨時申贖等，將來再逐步擴大到專門設立可交割商品的資管產品，則不僅有利於資管業務的開展，更有利於期貨發現價格，套期保值功能的實現。

除了在產品設計和行業監管方面受到的限制，期貨業界也普遍認為，當前期貨資管發展自主管理的一大痛點在於期貨公司的人才和團隊建設，其中最為核心迫切的是投資經理或投顧團隊。

“要麽加強公司自身資管人才的引進和培養，或者引進成熟的海歸人才，目前只有這些條辦法，但尷尬之處在於，並不是所有公司都像行業龍頭那樣具備吸引和留住核心投研人才的實力。”前述資管負責人表示。

也正是由於期貨公司在整個市場的薪資競爭力較弱、留不住特別優秀的投研人才，扶持優秀投顧做強做大、發力FOF基金也成為當前期貨資管轉型的一大“香餑餑”。

記者從多家期貨公司處了解到，《征求意見稿》2月出爐至今，多家公司已在FOF基金進行探索。但值得註意的是，也有不少業內人士認為，發展FOF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積累並形成穩定的投顧池，並不是所有機構都適合參與。

“從全世界範圍來看，FOF產品的收益一般都落在2%-9%的範圍內，所以無論是分散還是集中大概率都是這個結局。當然如果FOF產品只配置了兩個領域的子基金，那也有可能把收益做上去，但這就與四面撒網發現並培養優秀投顧的初衷相背離。”王建斌說。

前述資管負責人也表示，形成FOF產品的核心投顧池通常需要兩年甚至三年，比培養自己的投資經理時間要短，但是付出的風險成本會更大。形成固定的優秀投顧池之後，才能在後續的投顧配置中組合不同風格和策略。“欲速則不達，如果不積累投顧池而盲目追求高收益的投顧，3年之後，你想建立的FOF還是難以建立，投資業績也許會為零。”該負責人說。

形成FOF核心投顧池需要一定時間，但並不是所有投資者都願意等待。“有一句玩笑說，中國投資者也就給你6個月的時間，6個月沒有成效就要撤資了。”上海量金資產董事長孟誠便表示，目前市場上多數投顧募集到的資金都有時間限制(多為1年期封閉產品)，一旦收益不達預期，投資者便會贖回。

王建斌也分析表示，目前期貨資管FOF產品至少要兩層結構，再加上期貨端落地時再算一次，實際上是對凈資本的三次沖減。“在目前資管產品並沒有降低對凈資本的沖減比例且FOF投顧池還不穩定的情況下，大力發展FOF，收益低會導致高凈值客戶不滿意、客戶可能流失，其次對凈資本的損耗很大。”據此他建議，期貨資管FOF初期最好是對單一機構或者少數機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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