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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百余篇國際論文被撤調查:花點錢就能發文

11月12日，據新華網消息，國際科技論文被視為一國科研實力的象征。然而，今年3月，英國現代生物出版社撤銷43篇論文，其中41篇來自中國。8月，德國施普林格出版集團撤回旗下10本學術期刊上發表的64篇論文，絕大部分來自中國。10月，擁有《柳葉刀》《細胞》等知名學術期刊的出版巨頭愛思唯爾撤銷旗下5種雜誌中的9篇論文，全部來自中國。

百余篇國際論文輪番被撤，刺痛著中國學術界的顏面和神經。中國論文為何被撤？背後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故事？隨著中國科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被撤論文作者單位進行的調查，一條代寫、代投、偽造同行評審的國際論文“一條龍”服務灰色產業鏈浮出水面。

在對中國論文被撤痛心疾首的同時，不少專家也指出，中國科學界的學術不端並非主流，不能因撤稿否定我國科研水平的總體提升和對世界的貢獻。

“潤色”幌子下的“一條龍”服務：花點錢就能在國際期刊發文

百余篇中國論文遭撤稿，出版方給出的理由是“發現第三方機構有組織地為這些論文提供了虛假同行評審服務”。

同行評議是學術刊物普遍采取的論文評審制度。一般由出版方邀請論文所涉領域的專家評價論文質量，提出評審修改意見。它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章是否刊發。

中國科協副主席、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專委會主任黃伯雲院士告訴記者，調查發現第三方機構提供虛假的評審專家信息。比如用自己註冊的郵箱地址冒充專家郵箱，評審時論文實際上是返回到投稿者手里。投稿人冒充評審人將正面評價發至出版方，從而達到操縱評審的目的。

深入調查發現，虛假同行評議只是這其中的“冰山一角”。調查人員告訴記者，這幾批被撤論文中，有少數作者與第三方機構簽署了一“明”一“暗”兩個合同：“明”合同是指為論文進行語言潤色服務，而“暗”的就是成果轉移合同。論文直接由第三方代寫，完成後再轉移給買家，論文買賣的本質十分明顯。

調查顯示，這些提供國際論文服務的第三方機構多以“語言公司”的面目在網絡上出現。表面上，他們是為英文水平不高的科研人員進行論文潤色，實際上卻提供從虛假同行評議、代投到代筆的“一條龍”服務。這些機構網羅了不少同時具備專業知識和英語水平的“海歸”充當“槍手”，根據服務項目的不同向顧客索取幾千到數萬元的費用。

除了“守株待兔”，第三方機構還會根據中文核心期刊論文提供的作者信息情況主動出擊，給“具有國際論文潛力”的論文作者發郵件，尋找潛在客戶。

記者在調查結果中看到，論文被撤作者中有一位南京女醫生，她癌癥手術經驗豐富，也積累了大量臨床數據。由於評職稱對國際論文數量有要求，這位醫生屢次向國際期刊投稿，卻因為英語水平不行和缺乏同行評議頻頻被退。於是她從淘寶上找了個第三方機構對論文進行潤色，隨後這家機構還為她提供了虛假的同行評議和代投服務。果然，論文發表在業內知名期刊《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診斷病理》）上。

“調查表明，被撤論文中絕大多數作者均不同程度存在學術不端。其中大多存在通過第三方代潤色、代投、提供虛假的同行評審信息等行為，少數根本沒有實驗數據，直接是由第三方代寫。”黃伯雲說。

從追回基金資助到撤銷職稱，涉事作者受到嚴厲查辦

據中國科協組織人事部工作人員介紹，撤稿情況發生後，中國科協迅速啟動調查機制。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專委會多次召開專題會議，並通過電話溝通、實地走訪被撤論文作者及所在單位，與國際出版集團溝通，基本掌握了被撤論文的情況。

“我們對被撤論文中標註有我們基金資助號的所有２２篇論文逐一徹查。為了查明真相，基金委的監督委員會還向部分被撤論文作者所在單位派去調研組，進一步厘清被撤論文到底是哪種程度的學術不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楊衛院士告訴記者。

“相關深度調查還在繼續，納稅人的每一分錢都要在陽光下使用。”楊衛表示，對於被撤論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將嚴格按照基金條例處理。

一是２０１５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申請中，如果有以被撤論文作支撐依據的，一律撤銷申請。二是對被撤論文作者中已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撤銷原資助決定，追回已撥付的基金資助經費。三是這次被撤論文涉及情節嚴重的，作者在３至５年內不得申請或者參與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

記者了解到，一些被撤論文所在單位也對相關作者進行嚴肅處理。中國醫科大學對本校的三位涉事作者撤銷教授、主任醫師資格，並在網上公布。

“這些作者自律、規矩意識淡薄，有些人腦子里連保證同行評審人信息真實性的基本科學規範都沒有。”參加調查的中國科協組織人事部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說，“此外，我國法律尚沒有對第三方‘科技論文服務’作出規定，也缺乏行業自律組織和監管機構，滋生論文領域亂象叢生。”

學術不端非國內主流，灰色產業鏈何時能“鏟斷”？

“撤稿事件給我國學術界在國際學術界的聲譽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再次表明我國學術界、科學界仍然面臨著學風浮躁、學術失範的嚴峻挑戰，學術不端行為變得更加多樣、更加複雜，科學道德和學風建設形勢嚴峻，任務艱巨。”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說。

針對被撤稿件存在的多種學術不端，中國科協重申了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主要行為規範，明確了“五不”行為準則：即不由“第三方”代寫論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論文，不由“第三方”對論文內容進行修改，不提供虛假同行評審人信息，不違反論文署名規範。

“其實每篇論文都有負責與出版社聯絡的通訊作者。如果投稿人自始至終直接與出版方直接打交道，就沒有第三方代寫代投的牟利空間。這條灰色產業鏈也就不複存在了。”黃伯雲說。

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高級顧問王乃彥院士認為，對國際論文的數量崇拜，根源仍然在於科研評價體制不合理。“不同的學科之間、理論和臨床之間，應該有不同的評價標準。不能混淆在一起，統統強調論文。”他直言，“有些外國雜誌就是靠著中國投稿人的投稿費養活的。”

在楊衛看來，科學道德和科學誠信建設是持久戰，要長時效、廣覆蓋、重實效。“從論文抄襲到引用不規範，從一稿多投再到槍手代寫、第三方代投……學術不端不斷出現新的形式。樹立好的學風，首先要大家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對個人誠信、成長的危害。要十年二十年常抓不懈，在本科生、研究生、教師隊伍、科研人員隊伍里廣覆蓋。還要有切實有效的處理手段，對學術不端零容忍。”楊衛說。

愛思唯爾期刊出版全球總裁菲利普·特赫根援引《美國科學院院報》數據指出，２０１２年關於論文欺詐或疑似欺詐的統計顯示：美德日排名前三，中國排在第四。“中國論文質量崛起是不爭的事實。論文絕對數量持續上升，撤稿量也將不可避免地增加。”菲利普·特赫根說。

“我國科研論文總數世界第二，撤稿是其中一小部分。絕大多數中國科研人員的基本道德操守還是好的。少數人出了問題，要調查分析原因，總結教訓。”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院士說。

（記者余曉潔、羅沙、詹婷婷、張亮）

如何理性看待新藥「論文發表」？ 浩鼎、北極星股價因它大漲 醫界不解

小撒也頭疼！畢業論文二三事

2013年6月4日，上海，應屆畢業的碩士生參加畢業典禮。（視覺中國/圖）

又是一年畢業季。你的畢業論文寫好了嗎？“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你做到了嗎？

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撒貝寧1998年北大本科畢業時就保送本校讀研，但直到2003年才獲得法學碩士學位，之所以耗費如此長時間是因為他在讀研期間已經開始主持《今日說法》，需要北大、央視兩頭跑，學業自然被耽擱，表面上的學霸其實是延期才寫完論文和拿到學位。耗時雖久，此文在多個學術網站統計的引用量均為0。

“知道”（nz_zhidao）跟你談談畢業論文二三事。

疲憊畢業季又將來臨，畢業生們除了為求職奔波外，也在為畢業論文煩惱，特別是碩士生。在畢業論文上，碩士生是一個相當尷尬的群體，不像本科生基本是走過場，也不像博士生能夠有較長時間準備——當然不同的學習階段都有各自難念的經。

如今學術不端事件曝光越來越多，論文抄襲也不再是新鮮事，但是有個現象值得註意，已經曝光的論文抄襲事件中，碩士畢業論文占了相當的比例，而且最近也爆出好幾起幾乎一字不改的碩士論文抄襲事件，為什麽碩士論文質量會如此之差，並成為學術不端的重災區？

除了大環境的制約外，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學制設計不盡合理。

中國研究生教育設計借鑒了蘇聯模式，即偏重學術科研人才培養，學制設置較長，碩士畢業後即可從事學術科研工作。由於文革造成人才斷層，博士寥寥無幾，中國高等教育恢複時碩士生正是作為研究人員培養的，而論文是學術水平的直接體現，因此畢業論文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這種情況延續至今。即便是專業碩士，很多地方也依然比照學術型碩士培養，需要完成畢業論文。

如今，隨著高校擴招，研究生數量也大幅增加，此前高學歷人才短缺的局面得到徹底改觀，大部分碩士生也不會繼續從事學術工作，側重實踐操作的專業碩士更不會。另一方面，要完成一篇體例規範、有所創見、具備學術價值的論文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

除了少數基本功紮實，治學勤奮，在學術上有所追求的碩士生外，多數碩士生都不會以嚴謹紮實的態度做畢業論文，何況他們大多還有求職等其它各方面壓力，分身乏術，此時抄襲、剽竊、串改數據就成了一條“捷徑”，而在早些年，很少有因學術不端引發的責任追究，作為把關人的指導教師也放任自流，當潛規則成為實際規則後，捷徑就越走越大膽，到最後一字不改地照抄。

反過來講，以多數人的資質，在二十出頭剛開始投入研究工作時很難在學術上有顯著的貢獻，一般需要經過博士階段訓練才能寫出具備較高學術水準的論文，事實上除了少數天才式研究者（而且這些天才大多出自科學界），多數碩士畢業論文都可劃入學院式的平庸一類，甚至那些後來成為社會文化名流的精英大學畢業生也難逃此種宿命。

浪漫作家徐誌摩曾留學英美，入讀過多間名校，重遊劍橋時寫作的《再別康橋》傳誦至今，可按其恩師梁啟超（或許是氣話）的批評是“性情浮躁，以至於學無所成”。事實上徐誌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論文《論中國婦女的地位》就乏善可陳，觀點既不清晰也缺乏新意，論證也多有牽強之處，或許是出於維護民族尊嚴，他甚至還試圖為納妾制辯護。此文之所以一直塵封在哥大圖書館正是因為其本身並無太大學術價值，徐誌摩自己對其恐怕也並不滿意，並未發表此文，直到徐誌摩去世多年後才由後人在舊紙堆中發現。

徐誌摩碩士論文原題為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1995年才由傅光明首次（節選）譯為中文。（資料圖）

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撒貝寧1998年北大本科畢業時就保送本校讀研，但直到2003年才獲得法學碩士學位，之所以耗費如此長時間是因為他在讀研期間已經開始主持《今日說法》，需要北大、央視兩頭跑，學業自然被耽擱，表面上的學霸其實是延期才寫完論文和拿到學位。耗時雖久，此文在多個學術網站統計的引用量均為0。

北大法學院圖書館收藏的撒貝寧碩士論文。（資料圖）

有人曾建議取消本科生、碩士生的畢業論文要求，這對於改變教育體制僵化一刀切的弊端確實有必要，對專業碩士而言更是如此。趙薇攻讀藝術碩士的畢業作品就是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其藝術成就或許有限，但在專業教育上的價值顯然高於不痛不癢的論文。

然而，論文之所以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難以撼動就是因為它能夠代表作者的學術水平。一般而言，博士論文基本可以代表作者最高的學術水準，當然也有部分天才式學者在博士階段前就寫出具備相當水準的畢業論文。

費孝通本科畢業論文題為《迎親婚俗之研究》，此文修改後發表於《社會學界》。在自述中費寫道此文用了三年功夫，在吳文藻、顧頡剛、潘光旦等人的指導下五易其稿才寫成，在研究過程中收集了大量地方誌資料，並按是否存在迎親標準將中國劃分為“三區”（即“三區論”）。這篇對迎親風俗的開創性論文至今依然是經典文獻，完成此文時的費孝通年僅二十二歲。

社會學界刊登的《迎親婚俗之研究》（資料圖）

錢鍾書早年就以博聞廣識著名，他在牛津大學所做畢業論文題為《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文學里的中國》。研究此類題目需要相當深入和廣泛的史料考證，錢鍾書恰好也考據成癖，論文引用史料翔實，其中不乏冷僻材料，寫作也遊刃有余，即便以今天嚴格標準來看也是一篇優秀的論文。錢在牛津大學的這篇畢業論文常被誤認為是碩士、副博士或博士學位論文，事實上這只是本科畢業論文，人文社科領域本科論文能夠寫出如此水平的，如果不是空前絕後恐怕也屬鳳毛麟角——錢鍾書之所以在清華獲得本科學位後在牛津依然攻讀本科學位（B. Litt.）其實也是由於外部限制所致。

錢鐘書畢業論文，收錄於其英文文集。（資料圖）

這樣大師級的本科畢業論文當然是可遇不可求，不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後輩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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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億元背後的跨國造假鏈 SCI論文的中國生意

大學里公共場所貼滿了代寫論文的牛皮癬廣告。論文造假在中國已成公開秘密，而涉及國際論文造假的產業鏈還鮮少披露。（東方IC/圖）

巴西雜誌GMR被舉報疑似為研究人員跨國批量生產、發表學術論文。研究者發現，2015年該雜誌發表的中國學者文章達到1605篇，占總發表量的78.1%。

至少11篇SCI論文中，有著完全一模一樣的實驗圖表。兩個地方不同醫院的兩群作者，在論文中使用了兩張同樣的圖表，甚至同時投稿並發表在同一期期刊上。

幾乎被中國學者“承包”的期刊不在少數，多屬於作者或機構付費、讀者免費的出版模式。2015年，中國為此支付了7217萬美元，大部分由科研經費和機構埋單。

學術的“汙水井”，又多了一個。

這次掀開蓋的，是一家名為“剽竊監督”（Plagiarism Watch）的美國抄襲監測網站，網站編輯在調查一篇被舉報論文時順藤摸瓜，驚人地發現：一些旨在斂財的國外“掠食性”期刊與代寫論文的“槍手”公司狼狽為奸，疑似為研究人員跨國批量生產、發表學術論文。

被舉報的是巴西雜誌《遺傳學和分子研究》（英文名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簡稱GMR）。研究者發現，2015年中國學者文章達到1605篇，占該雜誌的78.1%。“這個雜誌離中國遠遠的，隔著十萬八千里，影響因子（國際通行的期刊評價指標，主要看論文被引用頻次）只有0.764，居然比巴西足球還受到中國學者的追捧？”“剽竊監督”網站的編輯對此諷刺道。

“世界科學上最大規模的英文論文造假公司”。媒體的傳播雖有誇大之嫌，但對中國醫學界，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2015年年初，英國BMC出版社曾一次撤回43篇論文，其中41篇論文的作者來自中國。同年8月，德國施普林格出版集團也宣布撤回旗下10本學術周刊上發表的64篇論文，其中多數作者也是來自中國。

作為世界最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獻檢索系統之一，簡稱為SCI的美國《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引文數據庫，一直被視為最重要、國際公認進行科學統計與科學評價的工具。但如今，這一系統內的部分雜誌，正用收版面費的形式，為中國論文造假者大開方便之門。

他們有共同的特點：都屬於OA期刊，即作者或機構付費、讀者免費的出版模式，都收取不菲的版面費。——在2015年，中國為此支付了7217萬美元，按照6.6的匯率計算，折合人民幣約4.7億元。而這些錢，大部分由科研經費和機構埋單。

依附於巨額版面費，一條完整的SCI論文跨國造假產業鏈，正在蓬勃生長。

11篇論文同一張實驗圖表

如果沒有舉報信，哪怕是最先進的技術也很難識別出，至少有11篇發表在不同雜誌的SCI論文中，有著完全一模一樣的實驗圖表。其中一個名為圖表三的流式細胞檢測結果，出場率更高達9次。

這些論文的作者都來自中國，其中兩篇論文作者都是威海市文登中心醫院的醫生，余者分別來自不同的地區和機構。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日友好醫院的唐弢、張國超、王文躍等人和威海市文登中心醫院的蔄輝斌、畢偉平、蔄紅好，不但在論文中使用了同一張圖表3和圖表1B，他們甚至是同時在2015年9月向GMR投稿，文章還發表在了同一期期刊上。

“這說明這些文章之間根本不可能有相互抄襲的可能，”“剽竊監督”網站綜合以上信息後分析，“第三方論文造假代寫公司制造了上面的這些論文。”而相互抄襲圖表的SCI文章發表在同一期期刊上，“說明這些雜誌對此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

除了圖表，“剽竊監督”網站利用查重軟件檢測發現，這些文章也存在一定的相似度。例如，論文編號為GMR7730的這篇論文與數據庫其他論文的相似度高達31%，是由中日友好醫院的唐弢、張國超、王文躍等人合著的論文。

南方周末記者也用了該查重軟件對該雜誌過去四年的50篇論文進行隨機抽查，結果發現有26篇論文的相似度在20%以上，其中最高的一篇相似度高達33%，合著作者共有7人，均來自遼寧省人民醫院。

面對“剽竊監督”網站的指控，GMR雜誌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坦言自己在2016年年初就註意到了這一現象，“我們的編輯和審查員發現，許多作者將同一個研究成果，發表了數篇文章。他們在網絡上複制粘貼數據、模型、句子，甚至將已發表文章的一部分整體粘貼在自己的論文里。”他們辯解，“一些專門代寫論文、雇用槍手的組織，制造出來的論文，在技術上很難被發現抄襲。”

GMR雜誌認為自己未能發現上訴問題論文的原因在於，論文質量低或涉嫌抄襲都與作者的名譽利害相關，因此他們“將這部分有關名譽的責任歸於作者身上，要求所有作者提交上來的文章，都必須保證原創、無雷同，作者要進行最後的審查，每一位署名作者都務必簽字”。

另外，他們也認為論文抄襲不可能被完全察覺，“縱然科技發展為我們提供了檢測工具，查重軟件可以進行前期的審查，但部分造假論文還是發表出來了。即便是最著名的期刊也不能幸免”。

對於後續，GMR雜誌方面表示，將按照CSE（科學編輯委員會，關於科學出版作品的國際組織）的統一規範處理，“如果發表的問題論文的確含有錯誤數據或涉嫌抄襲，這些論文將被撤銷，同時發表一份撤銷通知。期刊將和該論文作者單位聯系，告以實情”。

按照“剽竊監督”網站公布涉嫌抄襲的11篇論文名單，南方周末記者聯系到了其中6篇發表在GMR雜誌上的作者單位。

泰安市中心醫院、威海市文登中心醫院、廣西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日友好醫院等五家涉事醫院都表示到目前為止並沒有接到通知。只有中日友好醫院表示，從其他傳播渠道知道了此事，目前已經展開了調查。

“完全不清楚。”威海市文登中心醫院的畢偉平回答說。她有兩篇論文上榜，兩篇論文，她分別是第一和第二作者。

蔄紅好是其中一篇文章的通訊作者，但她表示自己並沒有參與撰寫，“只是朋友順帶帶上了我的名字”，具體文章的內容和圖表，她對此並不清楚。

不過，按照論文掛名的慣例，通訊作者往往是課題的總負責人，承擔著課題的經費、設計，文章的書寫和把關，也是文章和研究材料的聯系人，擔負著文章可靠性的責任。

（李伯根/圖）

“我只負責寫， 這個是買賣”

“剽竊監督”網站推測，這些論文之所以會同時使用完全一模一樣的表格，原因或在於同一個作者生產了他們——代筆公司。

李傑就是一名SCI論文的代筆，在他的印象中，這個產業早在10年前就已存在。畢業前，他一直兼職做代筆，後來發現這行業潛力巨大，畢業後就正式入職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這家公司公開的主業是出售生物試劑和提供實驗外包服務，另一個重要的業務，就是提供SCI代筆。

他介紹說，做實驗需要很長時間，設備人力投入很大，因此，一般代筆公司的實驗數據都是偽造或拼湊而來。代筆者也多為兼職，一般一名生物學的博士或水平稍強的碩士，兩個月時間就能生產一篇SCI論文。

目前，按照北京市場的行情，一篇影響因子在1-2分左右的論文，價格是3萬上下。支付給代筆公司的錢，寫手只能拿到很少的部分，“到手也才七八千左右”。

與李傑的說法相符，南方周末記者在招聘網站上發現了不少生物公司正在招聘SCI論文的兼職寫手，其中一家名為廣州萊德聯康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表示，兼職要求是“醫學或生物口的博士，或發過多篇SCI論文的碩士”，槍手並不需要自己做實驗，論文所需數據都由公司提供。

南方周末記者隨機暗訪了一家名為南京德亨文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出示的合同顯示，一篇影響因子為1分左右的SCI論文，從合同簽訂到發表文章需要一年時間，價格是64000元，如果加急半年價格則是68000元。

“德亨文”會負責論文從設計到投稿的全部工作，而客戶只須提供需求。作者的人數、名字也可由客戶自由安排。工作人員介紹，時間越急則價格越貴，另外影響因子越高，價格也更貴。

不過，一般的代筆公司都只能提供5分以下的影響因子論文，“一是，客戶沒那麽多時間等待，二是高影響因子的論文投入太大。”李傑解釋。

此外，有些代筆公司，甚至和國外的公司建立了長期合作。通過各種關系，能聯系到第三方評審。

按照科研期刊審稿的流程，論文評審的時候，需要進行同行評議。大部分雜誌都可由論文作者推薦審稿人，這給了這些公司鉆空子的機會，他們會推薦一些和自己關系不錯或有合作的專家當評審。更有甚者，會給編輯提供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專家名字或者偽造知名專家的郵箱，最後由自己冒充專家給出有利文章發表的意見。

2015年8月，德國施普林格出版集團撤回旗下10本學術周刊上發表的64篇論文，大多數涉事論文的作者來自中國，而原因就是同行評議過程造假。論文作者或代筆的第三方機構提供知名專家名字，但捏造電子郵件地址，並用偽造的郵箱，給出利於論文獲得期刊采用的正面評價。

雖然論文代筆被認為是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但是代筆公司並非全生活在暗處。在一家名為“肽度時界”的醫藥服務平臺網站上，南方周末記者甚至看到了公開招標代筆公司的服務。

2016年3月，有一個SCI論文代發的需求在該網公開招標，7家公司參與了競標。按照標書顯示，中標者需要在年底前，為發布者各代發一篇心血管方面的SCI論文和中文核心期刊論文。

李傑所在的公司在國內還算是有一定規模，共有兩百多人，他是論文撰寫組的負責人，負責設計課題、撰寫和發稿，而他底下的小組每個組負責一個實驗。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我們的實驗數據是自己出的，我們不造假，做一個實驗一般要半年以上。”

李傑統計了一下，經過他的筆發表的SCI論文的影響因子加起來，有一百多了，但“這些文章的產權都不是我的，我只負責寫，這個是買賣”。

高昂的版面費

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信息研究所研究員許培揚在看到“剽竊監督”網站的舉報後，出於職業習慣，對GMR雜誌進行了檢索，結果讓他大吃一驚：“從2002年創刊至今發表了3646篇來自中國的論文，占發表論文總量的54.901%，2015年中國學者文章達到了1605篇，占了所有雜誌的78.1%。位列第二名的美國從2002年至今總共才發表了15篇，占比只有0.411%”。

從事了多年醫學信息研究的許培揚認為這種情況在SCI期刊當中，非常不正常，“這是國際期刊，一般都會平衡各個國家的文章，怎麽可能絕大多數都是來自中國的文章？”

GMR雜誌回複稱，他們留意到了2010年下半年以來，亞洲作者提交的論文數量增長明顯，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年輕研究人員。

但他們辯稱，“這個增長是因為在發展中國家，學術機構和基金項目要求研究人員更多地在索引之內的期刊雜誌上發表文章，而國際期刊的數量並不足以應對這麽多論文。”

事實上類似GMR這樣，幾乎被中國學者“承包”的期刊並不在少數。

許培揚還發現，希臘一本影響因子為1.559的期刊《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中，75%的文章來自中國，而美國期刊《International Jour

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中，80%的論文來自中國。

除此之外，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要收取不菲的版面費。它們都屬於OA期刊，即作者或機構付費、讀者免費的出版模式。

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學報》的編審程維紅統計了我國2015年度的OA版面費，結果顯示2015年我國共支付了7217萬美元，按照6.6的匯率計算，折合人民幣約4.7億元。

GMR雜誌的版面費已從最初的820美元升至1350美元，如果按照現在的價格計算，中國作者支付給GMR的版面費就高達49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3200萬。

SCI攀比風

不過，在醫學界，很少有人能逃脫對SCI的依賴，“大學排名、學科的排名、醫院排名、科室的排名，SCI論文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有的時候都是第一位，”許培揚感受到醫學界濃厚的SCI攀比風，“對個人而言，無論是評職稱還是拿項目，抑或是拿學位畢業，SCI都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知名醫學網站丁香園曾特別對此做過一項包含1928份有效問卷的調查，其中，824名醫生表示，醫院晉升高級職稱和副高級職稱必須有SCI論文；而晉升高級職稱，85%以上都要求有2篇及以上SCI，要求有5篇以上的達到29.21%。

對SCI的盲目迷信，國內醫學界曾有過多番討論。2014年11月22日，在“SCI論文與醫療、教學”全國學術研討會上，包括韓啟德、吳孟超、吳鹹中、湯釗猷、王學浩、王紅陽、王辰、盧光琇、胡大一、淩鋒在內的33位知名醫學專家，就曾聯合發出“正確處理SCI論文與醫療、教學關系”的倡議書。

2015年，國家衛計委聯合人社部還為此出臺了《關於進一步改革完善基層衛生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評審工作的指導意見》，不再將論文作為基層醫護人員職稱評審的必需條件。

但事實上，即使對SCI沒有明確要求，人們依舊無法擺脫對它的追捧，“評職稱時，中文核心期刊和SCI打分差得很遠，為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基層醫院的醫生仍會想辦法上SCI。”許培揚說。

“GMR這類雜誌的作者很少來自國內頂尖院校或醫院。”許培揚分析了雜誌中國作者的地域分布、單位後發現，位列前50名的作者大多位於二三線城市；作者單位中，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位列第一，共發表了152篇文章，占比為4.169%，以下依次為，南京農業大學第二，四川農業大學第三，安徽農業大學第四，吉林大學校本部第五。其中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位列第八名，而名不見經傳的新鄉醫學院校本部位列第十三名。

類似北京大學、複旦大學、協和醫學院等國內頂尖的知名醫學院和醫院並未出現在名錄中。

對此，許培揚分析，“這個雜誌的影響因子才0.764，不到1分，對頂尖的醫學院和醫院而言，把論文發在這里對自己的評職稱、拿課題、評獎等起不到任何作用，這些單位一般要求影響因子在3分以上，甚至5分以上。願意在這種低分雜誌發文的一般都是單位要求不高，只要是SCI期刊即可的地方。”而這部分人正是這些低影響因子雜誌的主要客戶。

這些面目可疑的論文發表者，很少自掏腰包，“一般科研經費都能夠解決”。在各大醫院、醫學院校，都有針對SCI論文發表的獎勵制度，並能報銷版面費。

丁香園的調查顯示，有33.4%的醫生表示影響因子每1分獎勵1萬元，35.68%的醫生表示小於1萬元，10.11%的醫生表示大於1萬元。

程維紅的統計更為直觀，“2015年，我國的OA論文中有92.8%均標註有各類基金項目資助，遠高於其他國家。”其中SCI收錄OA期刊所發表論文中標註最多的基金項目是中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涉及論文23700篇，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

（李傑為化名）

韓春雨實驗事件發酵 打口水仗不如用論文說話

11日，13位中國科學家發表實名聲明，稱他們無法重複韓春雨的實驗結果。

事件最初緣起於2016年5月2日，河北科技大學的韓春雨團隊在《自然·生物技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稱格氏嗜鹽堿桿菌中的蛋白質NgAgo具有核酸內切酶活性，能夠被利用到基因編輯中，成為一種DNA引導的基因組編輯工具。這樣一個發現很快被媒體稱作“諾獎級”的科學發現。

但在此後的三個多月時間里，過多科學家紛紛表示無法重複韓春雨的實驗結果。在受到此質疑下，最初發表論文的《自然·生物技術》聲明稱，將對韓春雨論文展開調查。與此同時，韓春雨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學也在今年8月份表示，將在一個月左右時間後采取適當形式公開驗證結果，並有權威第三方作證。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聯系到其中的中科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李勁松研究員。盡管他的課題組實驗也無法得到陽性的結果，不過李勁松仍然十分謹慎，他表示：“韓春雨事件我們還是主張以科學的態度來解決，他說再過一兩周會有相關信息公布，我們還是等他的回複，等第三方的調查，希望能夠盡快有結果。”

大多數人已經放棄

據李勁松介紹，他的課題組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實驗：一個是在Oct4-EGFP的小鼠受精卵中進行NgAgomRNA和gDNA的註射，嘗試了不同的濃度組合，在囊胚的時候也有看到不亮或者發光很弱的情況，但是測序發現序列並沒有突變;另一個是在細胞水平，我們最初是在Oct4-EGFP的單倍體細胞共轉NgAgo和gDNA載體，分選雙陽性的細胞直接測序或者培養後測序，均沒有突變。

“我們開始懷疑NgAgo的表達窗口比較窄，就改造載體建立了穩定表達Ago的細胞系，依然沒有突變。後面我們就完全按照NBT(《自然·生物技術》)文章里的實驗，在293T細胞中打靶hDYRK1基因，gDNA的長度位置都和文章一樣，還是沒有能突變。”李勁松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此次發表聲明的13名科研人員包括，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魏文勝，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員孫育傑，北京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教授熊敬維，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王皓毅、李偉，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曉群，中科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勁松，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經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楊輝，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教授王立銘，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吳強，華東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員李大力，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黃誌偉，溫州醫科大學教授谷峰。

這些科學家認為，韓春雨應該公開所有原始數據，韓春雨所在河北科技大學及其他相關單位，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應該啟動學術調查。

不過迄今為止，相關方面都沒有公布調查結果。不過韓春雨本人仍表示，他向《自然·生物技術》亞太通訊員DavidCyranoski提供了一份5人的名單，並稱這5人是能夠重複其實驗結果的科學家。

證明還需時間？

雖然記者沒有直接聯系到韓春雨本人，但是兩個月前，記者曾經了解到中科院上海神經所研究院有實驗室依然在試圖重複韓春雨的實驗，並即將在近期公布實驗結果。當時接近該實驗室的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在同事的實驗室里韓春雨的實驗已經被再次證明，確定無誤。很多人不願意相信，等我們的文章正式發表吧，不會超過兩個月。只有科學的論文才具有說服力。”

這位知情人士還對記者表示：“根本沒有人給《自然·生物技術》雜誌寫過完整的質疑報告，包括實驗細節，這是非常可笑的。而且該雜誌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給過韓春雨任何的質疑郵件。”

此後，記者聯系該知情人士時，被告知“實驗仍然在進行中”。不過現在兩個月已經過去，該實驗室的驗證結果並未公布。而在昨天公布的13個課題組的實名聲明名單中，記者發現了中科院生命科學研究所神經所的楊輝課題組也赫然在列。楊輝發表聲明稱：“我們針對小鼠胚胎的GFP基因、Tyr基因分別設計了四個gDNA(在三家公司都試過合成了)，NgAgo用了三種不同版本(密碼子優化或者NLS在N端、C端)，操作幾百個胚胎，生了三百多只小鼠，都沒有檢測到敲除。之後我們又在細胞水平針對猴的Tyr基因、293的GFP基因、N2A的Tyr基因進行操作，也沒有檢測到任何基因編輯。最後我們完全按照韓春雨文章中fig4的DYRKIA基因進行操作，也完全沒有效果。”

對此，記者再次聯系上述知情人士，他對記者表示：“我昨天就知道他們會發表聯名聲明了。我們的實驗仍在繼續，請多給我們一些時間。”

此前有媒體報道，上兩周在哥本哈根舉辦的CRISPR基因編輯大會上，來自美國、丹麥、德國頂尖的基因編輯領域實驗室參會，但是幾乎無人提及韓春雨的諾獎級的NgAgo技術，這或許意味著該技術的重複工作已經遇冷。

在相關調查結果尚未出爐的背景下，韓春雨及河北科技大學已經榮譽加身。在論文發表後，韓春雨本人相繼收獲了河北省科協副主席、“美麗河北·最美教師”等稱號，並在近期正式成為國家“中青年科技創新領軍人才”的候選人之一，而且河北科技大學還推薦韓春雨為2016年度“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人選候選人。與此同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已經批準韓春雨作為項目負責人的《NgAgo-gDNA基因編輯技術的完善及應用探究》項目100萬元的研究經費，項目起止年月為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

接下來最重要的任務是第三方調查由誰來完成。事實上，學術期刊一般沒有權力、能力，也沒興趣對科學家的科研成果進行調查，除非論文遭到同行的高度質疑。比如，有的雜誌會委托第三方進行重複，而更多的則是讓科研機構自己來處理。

真正有責任和權力對成果開展調查的，是作者所在的單位，以及為課題提供經費的資助者。一般情況下，作者所在科研機構或資助者會指定領域內公信度高的幾個課題組，對實驗進行重複。在此過程中，受質疑課題組應配合指導完成實驗，如果不配合，就必須接受調查。如果指定課題組重複出實驗，則同行認可該成果，繼續向前推進;如果無法重複，至少從科學上給同行一個明確信號，避免大家無謂的投入。至於其中原因，可以留給機構和資助者去仔細調查，並妥善處理。

《自然》雜誌發言人：韓春雨論文或會被撤稿

因實驗結果無法重複，河北科技大學副教授韓春雨的實驗引發爭議。近日，多名科學家向《自然·生物技術》期刊提交其實驗結果。據人民網報道，該雜誌一位新聞發言人回應稱，已收到關於韓春雨論文的多個意見，批評意見經同行評議後，有可能會被刊登。

今年5月2日，河北科技大學副教授韓春雨在國際期刊《自然·生物技術》發表研究論文引發關註。但一月後，由於實驗結果無法重複，遭到國內外多名學者質疑。

據該發言人介紹，根據《自然·生物技術》發稿規範，對於一些意義重大的批評，可能讓作者或編輯推斷出論文基本結論是無效的，原始論文會被撤稿;如果有必要突出和澄清原始論文的問題，來函可能會與撤稿聲明一起刊登。

至於調查時間需要多久，該發言人表示，可能需要相當一段的時間。他解釋，讓調查按應有程序進行，不預先判斷結果很重要，因為指控可能被證明是基於事實或沒有根據。

今年5月2日，河北科技大學的韓春雨團隊在《自然·生物技術》期刊上發表論文，稱格氏嗜鹽堿桿菌中的蛋白質NgAgo具有核酸內切酶活性，能夠被利用到基因編輯中，成為一種DNA引導的基因組編輯工具。這樣一個發現很快被媒體稱作“諾獎級”的科學發現。

但此後的多月時間里，過多科學家紛紛表示無法重複韓春雨的實驗結果讓韓春雨處於風口浪尖。在受到此質疑下，最初發表論文的《自然·生物技術》聲明稱，將對韓春雨論文展開調查。

PPP人才緊缺 行業推高校畢業論文PPP引導計劃

11月18日，大嶽咨詢在北京舉行首屆“大嶽高校畢業論文PPP引導計劃”評審結果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各界公告論文引導計劃的評審結果。

最終，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東南大學、中央財經大學、天津理工大學等25所學校的36位同學成為首屆計劃的獲獎者。

大嶽咨詢將向上述資助者提供5000元研究資金，並為每位獲資助者安排一位PPP研究課外導師，為其完成論文提供指導，並為學生實地調研提供幫助。

獲資助者應於畢業論文通過答辯後一個月內向大嶽咨詢提交論文，獲得“大嶽高校畢業論文PPP引導計劃證書”。證書將由大嶽研究院院長金永祥和學術委員會主任王守清共同簽署。

據了解，財政部PPP中心擔任該計劃的指導單位，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PPP研究中心、全國項目管理領域工程碩士教育協作組為本計劃提供學術支持，鄂爾多斯市人民政府作為地方政府代表為本計劃提供了大力支持。

大嶽為這項為期5年的計劃累計出資100萬元，主要面向全國60所高等院校本科和碩士應屆畢業生，每年至少資助36名本科和碩士生撰寫PPP領域的畢業論文，為中國PPP領域培養後備人才，提升PPP領域的研究水平。鄂爾多斯市政府作為協辦單位每年額外出資20萬元、5年合計出資100萬元支持本計劃。鄂爾多斯市政府的加盟，使本計劃受資助學生人數擴大一倍。2017年春季學期開學後獎學金的資助範圍將進一步擴大。

王守清認為，PPP是一個國際趨勢，在我國也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迫切需要大量複合型人才，這個獎學金計劃就是為了吸引和鼓勵大學生和研究生致力於PPP理論與實務的學習與研究，無論是短期和長期都很有意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巡視員、中國PPP研究中心主任孟春表示，高校ppp畢業論文獎學金計劃非常有意義，可以引導更多的高校畢業生關註、研究和投身到我國推廣運用ppp模式的洪流之中。

大嶽咨詢高級合夥人、大嶽研究院副院長徐誌剛稱，PPP人才緊缺一直是最令人困擾的問題，金融機構、社會投資人和政府管理部門也有類似感受。我們觀察到高校一般沒有PPP專業，青年學子對PPP的關註度也很低。PPP相關的專業知識雖有所傳授，但不成體系，培養出來的學生只能稱為“粗胚”，還需要在相應崗位上長時間錘煉才能適應實際工作。這種人才培養的現狀顯然不能滿足PPP事業的蓬勃發展。我們希望通過“PPP論文引導計劃”來引導更多的學生投入到PPP行業。

鄂爾多斯市財政局局長劉建勛表示,現在高校的人才培養方式與PPP項目管理對人才的需求是脫節的。大嶽的論文引導計劃至少起到了“宣傳隊和播種機”的作用，讓PPP的教育逐漸滲透到校園中，逐漸重視PPP人才的培養。有助於人才基礎的形成，為政府管理部門不斷輸送相關人才。

“人們沒有必要有任何恐慌”“北京霧霾耐藥基因”論文作者澄清

（新華社記者 李文/圖）

“今天接到了很多中國記者的電話。”論文通訊作者、哥德堡大學抗生素耐藥性研究中心主任和薩爾格學院教授Joakim Larsson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沒想到自己的研究受到如此多關註，這兩天頻頻接到來自中國媒體的突然訪問。

前幾天，一則《呼吸的痛！北京等地霧霾中發現耐藥菌》的消息，剛剛把這位國外的科學家卷入中國的輿論風波。

盡管研究者很意外，但這篇今年10月發表在Microbiome雜誌上的文章，無疑十分敏銳地戳到了公眾的痛點。

在題為《人類、動物和環境耐藥基因組構成》的論文中，哥德堡大學的研究人員從人類、動物和全世界不同環境收集的總共864種DNA樣品中尋找細菌中的耐藥基因。其中有350份樣本取自人類，145份樣本取自動物以及369份樣本取自外界環境。引發公眾大為關註的是他們選取了來自北京的14份空氣樣本。

結果發現，北京霧霾的空氣中含有平均64.4種耐藥基因，其中一種耐藥基因抵抗的是現在臨床應用最為廣泛的碳青黴烯類抗生素。碳青黴烯類抗生素是是治療肺炎克雷伯菌（常見的腸道細菌）引起的危及生命感染的最後手段，被廣泛應用在呼吸系統感染、敗血癥等病癥上，是治療嚴重細菌感染最主要的抗菌藥物之一。

這一結論在網絡上瘋狂被轉發，一個最早發布消息的公眾號一天時間就獲得了十萬以上的閱讀量。——在消息的傳播中，人們擔心汙染的城市空氣或是耐藥細菌的傳播途徑。不過，這可能是一種誤讀。

課題的研究人員和相關學者都對這一結果表示並不意外。

“總體上沒有意外，我們早就知道耐藥基因分布在環境的方方面面。”Joakim Larsson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沒想到在空氣樣本中耐藥基因的種類有這麽多。”

他們最初選擇了美國紐約和加州聖叠戈家庭、辦公室、醫院三處的空氣樣本，檢測結果和北京相比：空氣所含的抗生素耐藥性基因的數量上，紐約、加州和北京相當，而在種類上，北京更多。但因為美國樣本的數據量不足，無法得出結論，最終研究並沒有將之包含在內。

為什麽選擇北京，理由比大家想象的都要簡單。

“我們大部分的數據是從公共數據庫中獲得的，北京霧霾的數據是僅有的在開放數據庫中可以取得、且數據質量達到我們分析要求的，所以選擇了北京。”Joakim Larsson說，他們並沒有親自來北京來取樣。樣本時間是2013年1月10日到14日，南方周末記者查詢發現，那幾日北京PM2.5指數瀕臨“爆表”，空氣質量持續六級嚴重汙染。

不過，研究結論也說，到現在為止，空氣傳播作為耐藥性傳播的途徑，還缺乏更充分的研究。

空氣中的耐藥基因

“任何環境都有耐藥菌存在，甚至南極和西葴高原。耐藥有背景值，空氣汙染嚴重地方，顆粒含量髙，攜帶細菌也多，其中耐藥菌也高，任何顆粒物吸入人體，都存在風險，因為含各種成份，包括細菌、病毒等。”長期研究抗生素和環境汙染的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研究員應光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Joakim Larsson解釋，空氣中大部分成分是無機物，但有少部分微生物，這些微生物中可能存在耐藥性，由於空氣的流動性，地面上的微生物和副產物都會釋放到空氣中，所以中國和美國的空氣中，都檢測到了類似的耐藥基因，但他們也並不知道這些耐藥基因究竟是從哪來的，因為“環境中廣泛存在”。

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員朱寶利也有類似的說法，“耐藥菌一直在空氣里，霧霾濃度高，檢測肯定會更多。況且中國本身耐藥細菌分布就比其他國家多。”

論文中指出，他們發現被藥廠排放所汙染的環境，攜帶的抗生素耐藥基因含量最高。不過，Joakim Larsson也推測，這可能源於“汙水處理廠”，他們正在歐洲做相關的研究，希望能采集附近的空氣，探究空氣中的耐藥性細菌如何傳播。

中國學者也做過霧霾和細菌的相關研究。2014年清華大學生命學院朱聽課題組在《環境科學與技術》雜誌上發表《嚴重霧霾天氣中北京PM2.5與PM10汙染物中的可吸入微生物》論文，指出北京大氣懸浮顆粒物中包含1300多種微生物，在這些微生物中，細菌占八成以上，另外還有少量的古菌和病毒。

事實上，人們治療疾病的抗生素大多來自於微生物，比如青黴素就是來自於土壤中的一種青黴真菌。“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自然界中，微生物之間鏖戰不休，抗生素與耐藥基因都是它們自然演化出來的攻防手段，無所謂好壞。只要有抗生素的選擇壓力，就會篩選出耐藥基因，這是大自然的辯證法”，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微生物系博士傅賀評論道。而這樣的耐藥菌株是否能通過空氣傳播並致人感染疾病，還需要研究和病例來證實。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解釋，微生物的耐藥性，通常是隨著基因變化而逐漸發生的一種自然現象。但抗菌素的誤用和濫用會加快篩選細菌的耐藥性。

許多地方存在對人和動物誤用或濫用抗生素問題，抗生素的使用往往未獲任何專業監督。例如有人使用抗生素治療流感和普通感冒等病毒性感染，或使用低劑量的抗生素用作牲畜和魚類的生長促進劑（添加劑）。

“在人類、動物、食物和環境（水、土壤和空氣）中，有些微生物對於抗微生物藥物具有耐藥性。這些微生物可以在人與動物間傳播，也可在人際傳播。感染控制做得不好，衛生條件不具備，以及處理食物不當，都會助長抗微生物藥物耐藥性的傳播。”世衛組織解釋。

耐藥性和致病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首先，我們要知道這到底是不是一個問題。”Joakim Larsson說，現在人們沒有必要對提到的北京霧霾樣本中的耐藥基因有任何恐慌，目前的研究還不能說明任何問題。

他解釋，北京霧霾樣本中檢測出的抗生素耐藥基因是使細菌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的基因，只會存在於細菌里，並不會使人類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其次，他們的研究並沒有檢測這些細菌是死的還是活的，因為空氣中很多細菌壽命很短，這意味著不會對人有健康威脅。

Joakim Larsson總結，只有三個條件同時具備，耐藥基因的細菌才令人擔憂：一是證明這種細菌屬於可以引發疾病的細菌；二是這種細菌在空氣中具有活性；三是這種細菌在空氣中大量存在。但目前，這三個條件沒有一個被證明。

“發現耐藥基因，不等於發現耐藥菌；不是有耐藥細菌就會讓人感染。樣本采集的是DNA，但是目前沒有檢測到活細菌。當然，可能細菌死掉了，基因還飄散在外，成為遊離的DNA；另外，即使在活細菌內有這個基因，基因也是受到嚴格調控的，這里還有很多環節、變量。”傅賀分析到，“即使有人不幸感染了，人體還有強大的免疫系統（包括各種免疫細胞）以及共生的微生物群系，它們是我們健康的最終守護者”。

北京市衛計委也在25日晚間作出回應稱，“細菌的耐藥性和致病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耐藥性的增加不意味著致病性的增強。

北京市衛計委在回應中寫道：在環境中有大量的細菌存在，不僅在空氣中，在囗腔丶鼻腔、呼吸道、胃腸道，都存在細菌或真菌，它們對人體是沒害的，大量細菌和我們是共生共存的關系。“人體自身具有免疫力，這些細菌大多數對正常人沒有致病力，甚至有些細菌是有益的。”

讓我們來解決地上的問題吧

“抗生素的濫用助長了耐藥細菌的蔓延，這是不爭的事實。”傅賀說。如果微生物（如細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蟲等）在暴露於抗微生物藥物（如抗生素、抗真菌藥、抗病毒藥、抗瘧藥和驅蟲藥）時發生改變，經過自然選擇，就會出現耐藥性。結果是，藥物失去效果，體內的感染持續不斷，進而加劇傳染他人的風險。“而且選擇壓力越大的地方，耐藥基因就越普遍，比如醫院和養殖場。”

“這很重要，即便霧霾里致病菌再多，都不如醫院里多，少呼吸霧霾，不如少去醫院。”一位微生物學研究者形象地說。

Joakim Larsson也表示，他們的研究結論仍引發了人們對於高劑量抗生素排放對人類健康危害的擔憂。他希望能促進人們采取降低排放的行動，並對藥廠排放在抗藥性產生和傳播中所起作用進行深入研究。

幾乎每個國家都存在抗生素耐藥性問題。根據世衛組織的報告，在有些國家，由於耐藥性，碳青黴烯類抗生素對半數以上接受治療的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患者無效。目前已在至少十個國家（澳大利亞、奧地利、加拿大、法國、日本、挪威、斯洛文尼亞、南非、瑞典、英國）證實，作為用於淋病的最後藥物手段（第三代頭孢菌素類抗生素）治療失敗。

“新的耐藥機制出現並在全球傳播，威脅著我們治療普通傳染病的能力，導致長期患病、殘疾和死亡。若無有效的抗生素，重大手術和癌癥化療的成功率也會受到影響。”世衛組織提醒，耐藥細菌的蔓延是全球公共衛生問題，各國都要協作努力控制。

“碳青烯黴類是一類重要抗生素，近年我國臨床環境此類耐藥呈上升趨勢，都與用藥有關。”應光國說，隨著抗生素使用，出現耐藥現象是自然規律。但我們要慎重用藥，減慢其耐藥基因出現或傳播的速率。

這可能才是相關部門可以著力的地方。

（南方周末實習生薄昱對本文亦有貢獻）

《自然》雜誌擔憂韓春雨論文可重複性 稱明年1月完成調查

備受關註的韓春雨及其同事在《自然-生物技術》（Nature Biotechnology）發表的NgAgo論文可重複性爭議日前有了新的進展。

11月29日，《自然-生物技術》在官方微信上就此前發表的韓春雨及同事所著論文“利用NgAgo進行DNA引導的基因組編輯”發表了最新聲明。《自然-生物技術》還發表了一篇“編輯部關註”，用來“提醒讀者對原論文結果（韓春雨課題組論文）的可重複性存有擔憂”。

韓國首爾大學、德國弗萊堡大學和美國梅奧研究生院等研究機構10位科學家表示使用NgAgo無法檢測到基因組編輯效果。《自然-生物技術》發布“編輯部關註”稱，我們發表三個團隊的實驗結果，他們都設法去重複韓春雨及同事發表在原論文中圖4的結果，這一關鍵圖表展示了對哺乳動物細胞內源性基因位點的編輯。這些團隊無一能在任何位點，或在任何高於檢測方法敏感度的條件下觀察到NgAgo所誘發的變異。另外一組作者在《蛋白質與細胞》期刊也報告了類似結果。

《自然-生物技術》表示，已審慎考慮過所有關於韓春雨及同事原著論文的評論。在任何情況下，如果一篇論文在發表後遭到批評，我們都會對各種批評進行審慎和全面的評估，此次也不例外。”目前，原論文的作者中有兩位，即韓春雨和沈嘯，已同意我們的發表這一“編輯部關註”，而高峰、姜峰和Yongqiang Wu則認為這並不合適。

《自然-生物技術》認為，讓原作者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下對上述通信文章所提出的擔憂展開調查，並補充信息和證據來給原論文提供依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們將繼續與原論文的作者保持聯系，並為他們提供機會，以在2017年1月底之前完成其調查。屆時，我們會向公眾公布最新進展。

附“關於韓春雨及同事發表於《自然-生物技術》論文的最新聲明”全文：

關於韓春雨及同事發表於《自然-生物技術》的“DNA-guided genome editing using the 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 Argonaute”（利用NgAgo進行DNA引導的基因組編輯）一文的聲明
Statement regarding“DNA-guided genome editing using the 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 Argonaute” by Han Chunyu and colleagues, published in Nature Biotechnology

《自然-生物技術》今天就此前發表的韓春雨及同事所著論文“利用NgAgo進行DNA引導的基因組編輯”發表了“編輯部關註”，並發表Toni Cathomen及同事的通信文章，題為“利用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 Argonaute（NgAgo）未能檢測到DNA引導的基因組編輯”。

Nature Biotechnology is today publishing an 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 alongside a Correspondence entitled “Failure to detect DNA-guided genome editing using 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 Argonaute” by Toni Cathomen and colleagues, in relation to a previously published paper “DNA-guided genome editing using the 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 Argonaute” by Chunyu Han and colleagues.

《自然-生物技術》已審慎考慮過所有關於韓春雨及同事原著論文的評論。在任何情況下，如果一篇論文在發表後遭到批評，我們都會對各種批評進行審慎和全面的評估，此次也不例外。今天，我們不僅發表了Toni Cathomen及同事的通信文章，這可能會否定原論文所稱的有效編輯內源性基因的這一主要發現；而且我們還連同原論文一起發表了“編輯部關註”，以確保讀者知曉Cathomen及同事的論文，以及另外一篇在別處發表的論文（doi:10.1007/s13238-016-0343-9）所提出的擔憂。目前，原論文的作者中有兩位，即韓春雨和沈嘯，已同意我們的發表這一“編輯部關註”，而高峰、姜峰和Yongqiang Wu則認為這並不合適。

Nature Biotechnology has carefully considered all comments relating to the original paper by Han and colleagues.  As in all cases where apaper encounters criticisms after publication, we have undertaken a careful and thorough evaluation of these criticisms. Today, we are publishing not only a Correspondence by Cathomen and colleagues that may refute the main finding of efficient editing of an endogenous gene claimed in the original paper, but alsoan 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 alongside the original paper to ensure that readers are aware of the concerns raised by the paper by Cathomen and colleagues and a report published elsewhere in the literature(doi:10.1007/s13238-016-0343-9). At this time, two authors of the original paper, Chunyu Han and Xiao Shen, agree with this 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 whereas Feng Gao, Feng Jiang and Yongqiang Wu do not feel that it is appropriate.

《自然-生物技術》認為，讓原作者在能力所及的情況下對上述通信文章所提出的擔憂展開調查，並補充信息和證據來給原論文提供依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們將繼續與原論文的作者保持聯系，並為他們提供機會，以在2017年1月底之前完成其調查。屆時，我們會向公眾公布最新進展。

Nature Biotechnology believes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authors to be able to investigate the concerns raised by the Correspondence and to provid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evidence to support their paper if they are able to do so.  Thus, we will continue to liaise with the authors of the original paper to provide them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at by January 2017. An update will be provided to the community at that time.

編輯部關註：利用NgAgo進行DNA引導的基因組編輯

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 DNA-guided genome editing using the 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 Argonaute

《自然-生物技術》的編輯就上述論文發表“編輯部關註”，以提醒讀者人們對原論文結果的可重複性存有擔憂。此次，我們發表三個團隊的實驗結果（http://dx.doi.org/10.1038/nbt.3753 ），他們都設法去重複韓春雨及同事發表在原論文中圖4的結果，這一關鍵圖表展示了對哺乳動物細胞內源性基因位點的編輯。這些團隊無一能在任何位點，或在任何高於檢測方法敏感度的條件下觀察到NgAgo所誘發的變異。另外一組作者在《蛋白質與細胞》期刊也報告了類似結果（doi:10.1007/s13238-016-0343-9）。

The editors of Nature Biotechnology are issuing an 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 regarding this article to alert our readers to concerns regard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f the original results. At this time, we are publishing the results of three groups (http://dx.doi.org/10.1038/nbt.3753) that have tried to reproduce the results in the critical Figure 4 in the original paper by Han and colleagues, which demonstrates editing of endogenous genomic loci in mammalian cells. None of the groups observed any induction of mutations by NgAgo at any of the loci or underany of the conditions tested abov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assays used. Similar results have been recently reported by a different group of authors in Protein& Cell(doi:10.1007/s13238-016-0343-9).

我們和論文作者進行了溝通，他們正在調查造成可重複性缺乏的潛在原因。我們向其告知了這一聲明。盡管調查仍在進行中，但韓春雨和沈嘯同意我們的發布這一編輯部關註，高峰、姜峰和Yongqiang Wu則認為目前並不合適。這些調查一旦完成，我們會向讀者提供最新信息。

We are in contact with the authors, who are investigating potential causes for the lack of reproducibility. The authors have been informed of this statement. While the investigations are ongoing, Chunyu Han and Xiao Shen agree with this 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 Feng Gao, Feng Jiang and Yongqiang Wu do not feel that it is appropriate at this time. We will update our readers once these investigations are complete.ⓝ

央行工作論文：要避免“債務—通縮”，也要防流動性風險

中國央行2月15日發布工作論文稱，應合理把握去杠桿和經濟結構轉型的進程，既要避免過快壓縮信貸和投資可能引發的“債務—通縮”風險，也要避免杠桿率上升過快而引發債務流動性風險和資產泡沫。

論文指出，杠桿本身不是問題，杠桿效率是關鍵。由市場去選擇誰加杠桿、誰去杠桿。而市場要發揮決定性作用，關鍵在於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一是保持宏觀政策穩健中性。二是減少政府直接的資源配置，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三是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打破剛性兌付，同時大力發展規範的股權融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