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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動物身後事 從物種存留到暴利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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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普通老虎的死亡,牽動一個隱秘行業的灰色利益鏈。從動物園到標本加工企業,再到私人買家,價格從兩三萬元可能翻到300萬元以上。

林業部門曖昧的政策,孕育了一個暴利的標本業。而旨在保存物種的標本博物館卻日漸凋零,舉步維艱。標本業,已經距離它的原旨越來越遠。

一隻嚎叫著的狼撲面而來,尚未安上象牙的大象佔據了房間大半空間,表情呆滯的野豬頭掛在牆上,一對小老虎相對而立。推開破敗的鐵門,章照國為來訪者展現的,是一個隱秘而栩栩如生的世界。

歡迎來到「合法」的動物標本市場。對於熱愛收藏的富豪而言,章照國無疑有著可靠與優質的服務。作為獲得國家林業局認證的野生動物標本加工企業負責人,他的珍稀瀕危動物標本都擁有一張合法的身份證:中國野生動物經營利用管理專用標識。

「你可以放心。只要有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範圍內就能自由流通。」章照國說。

這是一個隱秘的生意場,原本應為科研、教學服務的動物標本,搖身一變,成為標本業裡的暴利商品。

標本廠的生意

「華南虎個子小,賣相上可能稍微差點。」2013年8月16日,面對假扮成買主的南方週末記者,章照國積極推介。

也許是因為缺少能打動人的成年老虎,章照國顯得略微著急。在他的公司,老虎標本的種類不少。「這是孟加拉虎,價格差不多。」他指著身邊的標本,同時又推薦了另一件白虎標本。「如果是為了討吉利,白虎也不錯。青龍白虎,道教一直就有這個說法。」

福建省南平刀霞生物(標本)有限公司(即章照國所在企業)上海辦事處的負責人,則在電話裡竭力推薦自己的其它物品。「大象也可以,大像有闢邪的作用。它在陸地上是最大的,有興趣,我帶你去現場看。」

近乎公開地向私人收藏者兜售老虎標本的,非止一家。在福建、安徽等地,接受南方週末記者諮詢時,大多數獲得國家林業局批准的標本加工企業,均明確表示可以銷售。

「我叫老闆給你回覆,到時你告訴他尺寸需要多大就行了。」在安徽寧國的興隆生物標本有限公司,南方週末記者同樣受到了熱情接待。而福建最大的標本企業恆達教學標本有限公司,同樣表示,「我們稍後會派人直接跟你聯繫。」

只有一家公司,明確表達了拒絕。「你是哪個單位的?用於什麼目的?」福建省標本公司工作人員追問道。

這恰好與英國一家獨立環保組織環境調查署(EIA)的中國調查相互驗證。2012年5月至2013年1月間,EIA在中國就虎皮貿易進行了一系列調查,他們同樣輕易就發現了標本業的秘密。

EIA調查發現,在安徽巢湖市的夏峰工藝標本廠,原本被許可用作標本的老虎皮,現在被製成豪華皮毯待售。而河北省北戴河秦皇島野生動物救護中心的標本廠,大多數加工的虎皮,並非只供應給科教用途,而是大量賣給富人。僅2012年上半年,該標本廠就賣出了5張虎皮,均以豪華皮毯的形式出售——所有的出售標本,都配有國家的標本收藏證。

「現在國家提倡合理的利用,這只能靠我們合法的標本廠。」對於自己涉及珍稀瀕危動物的生意,章照國充滿了信心。

動物園的套利

原本用於科學研究或教學之目的的標本,孕育了一個巨大的暴利零售市場。

這是一本萬利的生意。知情者說,以虎皮為例,一隻東北虎從動物園受讓時往往只要五六萬元。一旦加工成虎皮標本,即可賣出35萬到60萬元之間的黑市價格。而華南虎的虎皮,由於稀缺,則在60萬元之內;製成成品,將可達到300萬元以上。

「一些灰色企業確實在從事相關的貿易。」溫州金洲動物博物館館長劉明證實。

在灰色的標本產業鏈中,作為標本廠最主要的合法動物屍體提供者,動物園扮演的角色一直受到外界質疑。「動物園是這條利益鏈中最重要的一環。」要求匿名的一名標本廠廠長說。

根據中國現有法律,只有動物園、馬戲團等一些特殊單位才能按國家規定的調撥價格買賣一定數量的野生動物。

當動物死亡時,這條利益鏈便開始啟動。而「除非特殊情況」,動物園無須對動物死亡擔責,只要在動物數量增減表上註明時間和大致原因就可交差。

「自然死亡和走失」因此成了動物園動物最常見的事。「一隻老虎的調撥價有時不到兩三萬。如果有機會讓它『自然死亡』,換來的卻將是高得多的收益。」上述標本廠廠長說。

低進高出,正是一些動物園的生財之道。「明面上,我們給動物園三五萬的價格,但有時還要很大一筆贊助費,才能拿到虎皮。」一名老虎養殖公司的老總透露。贊助費低則十萬元,多則甚至達到五十萬元。

「當然,如果關係和動物園管理層足夠好,那也可以按照最普通的價格進貨,那時,盈利的大頭則是在標本廠。」一名標本廠負責人說。

標本廠不會發愁生意。「是什麼人要這些東西?都是有錢、有地位的人。他們是不會建標本館的。」武漢大學動物標本館館長唐健說。

「標本收藏擺放家中足顯高貴和典雅、餽贈親友更顯尊重與真誠。」秦皇島野生動物救護中心標本工作室的宣傳手冊,毫無遮掩地展示了珍稀動物標本之於中國市場的特殊價值。

而動物標本收藏和消費的主力,則早已指向了商人和官員。更多的標本現已成為政商間的送禮佳品。「送標本既顯品位又有份量,比起現金更容易接受。」要求匿名的標本廠廠長說。

要求匿名的標本廠廠長說,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動物標本的銷售極有講究。兩隻老虎可以讓企業「虎虎生威」,梅花鹿則被寓意為「發財有路」,而獅子和大象,作為獸中王者,也深受官員和商人的追捧。

林業部門的「不提倡」

「有標識的標本,特別是珍稀瀕危動物,主要還是用於教學科研。用於個人收藏,我們是不提倡的。我們一直對國家重點保護的動物,提倡博物館收藏。」福建省林業廳野生動物保護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員在面對扮成普通購買者的南方週末記者諮詢時說。

但當南方週末記者反覆諮詢,私人購買行為是否違法時,這位工作人員卻始終拒絕明確回答,只是反覆強調,「我們不提倡」。

「主管部門對此曖昧的態度,正是造就中國標本業近年來畸形繁榮的推手。」多名業內人士批評說。

在加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後,中國曾一度嚴格限制老虎相關產品的貿易,1993年全面禁止虎骨貿易。但十年後的2003年,國家林業局與國家工商總局公佈允許將野生動物產品加以標識再利用的試點計劃,將老虎保護重新推向了危險。

根據該項規定,合法人工老虎繁育場所內的老虎死亡後皆須向國家林業局登記。擁有相關許可的企業可以向國家林業局申請,購買這些已登記的動物皮張。一旦這些皮張被加工製成皮毯或標本,許可人可再向國家林業局遞交相關文件與照片,以申請標本收藏證。只要皮張製品配有這類標本收藏證,便可在中國境內販售和流通。

「我們諮詢過林業局,他們都說標本僅供於教育科研使用。但事實上,它們製作的形式,一看就是,供家居裝飾所用。」EIA的工作人員Vicky Lee說。

南方週末記者在章照國的標本廠見到,所有製成品都以工藝品的形式陳列。兩隻幼虎標本,就是安裝在假山之上。

「我們都是把做好的照片傳給他們(指林業部門)。」章照國說。若依他的說法,林業部門對其用途,無疑心知肚明。

「在國外,將死亡的珍稀飼養動物做成標本屬於特例,並且僅限於科研、教育單位。但在中國,林業部門批准的這批企業,卻專門以製作、銷售標本牟利。」EIA老虎項目組負責人Debbie Banks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與國際通行的,標本僅供科研、教學的用途相違背。

而標本收藏證本身,現在也成了另一門秘密。知情者說,標本收藏證,唯一能證明某證屬於某標本物件的,是證上的照片。標本廠會在申請時,將自行拍攝加工後的物件遞交給林業部門,隨後林業部門會發回一張封塑蓋有印鑑且附帶照片的標本收藏證。 

但南方週末記者在金洲自然博物館和刀霞公司均看到,證上的照片尺寸甚至比一隻手指甲還小,從照片中根本無從辨識實物與特許待售的標本是否一致,這為其他皮張借用這張收藏證提供了機會。

「這種情況確實也有反映。」中國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孟智斌說。他聽說的是,有時銷售者會主動詢問收藏人,問要不要標識,如果不要,就可以便宜不少,省下的收藏證便能挪作他用。「但遺憾的是,主管部門一直拿不出足夠的人力物力去監管。」

而國家林業局面對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要求,在截稿前一直未予回覆。

學者的痛心

「標本早已失去原來的意義。」「標本唐」的第四代傳人、福建師範大學標本館老師唐兆和感慨地說,「標本的本質是保存稀缺的物種,而不是提供美觀的擺設。」

作為中國唯一一個從事動物標本製作的家族,「標本唐」鼎盛時期曾一度佔據中國生物學科考隊伍的半壁江山。面對畸形發展的標本業,一些「標本唐」傳人都感到心痛。

「猛獸、猛禽、漂亮的鳥,他們(指標本廠)製作的是工藝品,而不是標本。」武漢大學動物標本館館長唐健說,他也是「標本唐」第五代傳人。

「標本廠只要大的、漂亮的鳥,不要小鳥。新博物館收藏現在也只要大型、漂亮的動物。」唐兆和說,但保存物種的價值,根本不在於顯眼,比如他曾採集過武夷山的6種鳥,比麻雀還小、還難看。

作為科研教學所用的標本,需要註明採集地和時間。「現在很多博物館買的標本,沒有任何產地,都是沒有任何科學價值的標本。」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汪嵩說。

由於產地不規範,「我們高校早已不到這些標本廠蒐集。」唐兆和說。

而更為糟糕的是,在動物標本收藏繁榮背後,真正用於科研教學的高校標本館,卻陷入了集體困境。

武漢大學動物標本館正是其中一例。作為國內創辦最早的動物標本館,1998年以前,它的標本數量和質量都是國內第一。如今它的鳥類標本數量依然傲居全國各館之首,中華鱘、大熊貓、金絲猴、朱鹮、黃腹噪眉……都是館內特藏。其中珍藏的多個鳥類標本的孤本,珍貴程度可媲美國寶。

但現在,他們連標本的保存都舉步維艱。「標本保存要求恆溫恆濕的儲藏環境,但因為缺錢,標本館現在連防腐用的甲醛、福爾馬林、水電費都要精打細算。」唐健說。

標本館內,不少珍貴的標本擠在了一樓相對潮濕的小房間裡。由於空間不足,老虎、獅子的大型標本只能放在爬行綱、兩棲綱的木櫃子頂上;大型的鳥類吊在空中,背上落滿灰塵……

唐健說,由於無法達到儲存條件,之前採集的海獅、長頸鹿等許多標本,都已經出現了長裂等損壞。「這些標本都是當年我爺爺冒著民國戰亂、土匪劫掠的危險,九死一生採集的,如果無法保護,我愧對先人。」

(南方週末實習生羅婷對此文亦有貢獻)

珍稀 動物 身後 物種 存留 暴利 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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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動物還是先救人珍稀動物入藥:修法落地,爭議不絕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467

新法律鼓勵發展人工種植養殖,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植物的繁育及其相關研究,動保組織擔心開啟規模化使用閘門。(農健/圖)

野生動物保護法實現27年來首次大修,支持野生動物制品入藥。

不少動物保護人士擔憂,“這會不會刺激市場需求,打開規模化使用的閘門?”

而中醫藥研究結論則認為,“野生動物的原料被替代,導致中藥藥力和作用下降。”

“這不是一個保護野生動物的時代。”2016年7月2日,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以下簡稱“它基金”)執行秘書長張小海,在朋友圈感嘆。

幾小時前,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野保法”)剛獲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實現27年來首次大修。

在野生動物制品能否入藥的問題上,新法規定: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可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野生動物及其制品作為藥品經營和利用的,還應當遵守有關藥品管理的法律法規。

而此前征求意見的中醫藥法(草案)則提出,“鼓勵發展人工種植養殖,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植物的繁育及其相關研究”。

兩部法律相互呼應,為野生動物入藥留出了法律通道。“這會不會刺激市場需求,打開規模化使用的閘門?”和張小海一樣,不少動物保護及科學界人士擔憂。

“野生動物能否入藥,是修法中爭議最激烈的話題。”在修法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環資委法案室主任翟勇承認。不過,他同時也拋出了中醫藥研究的結論,“野生動物的原料被替代,導致中藥藥力和作用下降。如果以後野生動物的原料都被替代了,中藥可能就沒用了。”

犀牛角、虎骨、麝香、牛黃、熊膽粉……當中醫遭遇日益枯竭的藥用動物資源,是保護動物,還是繼續治病救人?這正成一道必解的難題。

早期取消部分珍稀動物入藥

若非1993年那一紙禁令,陳恕(化名)的虎飼養場或許會有一個不錯的“錢”景。而如今,價值過億的財富——成年虎屍卻只能在冷庫中沈睡,成了養殖場的沈重負擔。

1993年5月29日,國內野生虎不足100只的狀況,讓國務院頒布了《關於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貿易的通知》,國內“虎骨的一切貿易活動”全部被叫停。原衛生部在《中國藥典》中刪除了虎骨的藥用標準,與虎骨有關的所有中藥成藥也全部停產。

此前,中國於1980年加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嚴格禁止虎產品的國際貿易。

“一下就被打懵了。”陳恕說。原本,養殖場曾憧憬,當老虎種群繁殖到一定數量後,考慮將正常死亡的老虎入藥。眼看克服了人工繁育的技術難題,老虎一天天多了起來,但還沒來得及高興,就遭遇了當頭一棒。

政策之變,讓飼養場“騎虎難下”。三歲的老虎一天就要吃八公斤肉,一年下來,一只老虎光夥食費就要好幾萬。養虎資金的巨大缺口,讓飼養場不得不減少餵食量,改吃比牛肉更便宜的雞肉。一位動保人士透露,一些飼養場甚至餵食老虎不喜歡吃的雞架、雞頭,威武雄壯的“山大王”嚴重營養不良,被養成了骨瘦如柴的“病貓”。

延續至今的虎制品貿易禁令,讓自然死亡的成年死虎一文不值。這些年,陳恕所在的飼養場從未停止遊說重開虎貿易禁令的工作。他每年花費上百萬元的維護費,將老虎的屍骨冷凍,只為潛在財富“變現”的那一天。

“這算是一場危險的豪賭吧。”陳恕期盼著有朝一日,這些死虎能光明正大地“走”出冷庫。

“養虎為患”的生存壓力背後,是野生動物藥源的頻頻告急,這迫使國家對涉及瀕危、珍稀動物的中藥材收緊管理。

1987年,國務院頒布《野生藥材資源保護管理條例》,涉及14種瀕危、珍稀動物藥材。其中,虎骨、豹骨、犀牛角等4種涉及一級保護野生動物,被禁止采獵,屬於自然淘汰的,其藥用部分由各級藥材公司負責經營管理。鹿茸(馬鹿)、麝香、熊膽、穿山甲、蛤蟆油、金錢白花蛇、烏梢蛇等10種涉及二級保護野生動物,被要求限制使用;羚羊、蛇類等涉中藥功效動物嚴格管理、加強保護。

正因為此,《本草綱目》中收載了461種動物藥,而在《中國藥典》中,這一數字銳減至約50種。

不過在中醫藥界,恢複部分名貴動物入藥的呼籲從未停止。

“正常死亡的人工養殖東北虎,是否可以考慮虎骨入藥?”中國工程院院士、中藥藥理學家李連達從藥用需求角度,策應野生動物入藥——虎骨在接骨續筋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年治療骨質疏松、類風濕關節炎,這些以虎骨為原料的中成藥優秀品種,現在幾乎全部停滯。”

李連達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雖然動物藥的應用範圍不像植物藥那麽廣,但已有兩千多年歷史,有些甚至是治療危急重癥不可替代的藥物。例如熊膽汁,被用於傳染病,心、腦、肝、腎及腫瘤等疾病的治療,制成了一百五十余種中成藥。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科學院望京醫院骨科主任溫建民,更是將恢複名貴動物入藥,提到了“中藥存亡”的高度,“我國早期取消了部分藥用動物的養殖和入藥,導致許多傳統名方名藥的失傳與失真。如果再不保護好,麝香、熊膽粉、牛黃等名藥將被全面殲滅,中藥將名存實亡。”

發展人工繁育還是人工替代品?

有需求,卻少供應或無供應,中醫藥界將目光轉向人工繁育。

“動物入藥的開發利用,和動物保護並不矛盾。”李連達強調,野保法的對象是“野生動物”,不應與人工繁育混為一談。合理的開發利用,可以有效保護野生動物資源。

野生梅花鹿是珍稀瀕危動物,只準保護,不準食用或藥用。但國內人工繁育的梅花鹿已增至上萬頭,“既能造福患者,又有利於特種經濟發展,還能防止品種滅絕,為什麽不能有控制地合理利用?”在李連達看來,國外那種“誰都不能動”的“消極保護”模式,反倒收效甚微,滅絕的品種逐年增加。

不過,動保界和科學界堅持認為,尋求珍稀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品,才是解決動物藥源匱乏的最好途徑,“既然已經有了人工替代品,為何還要用野生動物入藥?”

今年1月,“人工麝香研制及其產業化”榮獲201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國家食藥監總局網站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共有760家企業生產銷售含麝香的中成藥433種,其中431種已完全用人工麝香替代。據測算,人工麝香啟用後,相當於少獵殺2600萬頭天然麝。

“99%的替代率,絕非一蹴而就。”項目完成人之一的嚴崇萍回憶,雖然人工麝香各方面成績優秀,且經過權威論證,但1994年被確立為中藥一類新藥時,許多中醫界的“老法師”受制於長期形成的觀念,一時難以接受。

此後20年,麝資源日漸稀缺。人工麝香生產工藝不斷改進,效果經受住了越來越多檢驗,如今已成為六神丸、安宮牛黃丸、麝香保心丸等多種國寶級中成藥的重要原料。

不過時至今日,中醫界的主流觀點依然認為,大部分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品還未取得突破。“有天然的盡量用天然的,這個觀點要堅持。”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周超凡說。

目前,天然動物藥的替代大致有兩種方法:一是使用天然的相近動物替代,比如處方中含有犀牛角的中成藥,往往以水牛角替代。另一種方法,則是通過人工合成的非天然產品替代。

“不管是相近替代還是人工合成,共同的問題是無法達到等效。”周超凡以治療血液系統疾病的犀角地黃湯為例,由於犀角被禁止入藥,原本由犀角、丹皮、地黃組成的方子,由水牛角加十倍劑量代替。“動物試驗顯示,有一定效果,但等效做不到。只能說聊勝於無。”

李連達則以熊膽為例,天然熊膽的成分有五大類,其中包括膽酸類,而人工熊膽的成分“熊去氧膽酸”只是膽酸類中的一種,無法完全替代天然熊膽的藥效。

事實上,德國的熊去氧膽酸膠囊(優思弗)和意大利的牛磺熊去氧膽酸膠囊(滔羅特)已在中國上市,年銷售額達數十億美元。

讓李連達不解的是,2004年,國家從《國家基本藥物目錄》中刪除了“熊膽膠囊”,卻將德國的“熊去氧膽酸膠囊”補入《國家醫保目錄》。日本用我國古方生產的救心丹,含有熊膽、麝香、牛黃、蟾蜍等珍稀中藥,可以在全球暢銷無阻,銷售額達百億元;而我國生產的同類藥,不但外銷被禁,國內銷售也受阻。

“洋中藥進入中國無人反對,國產同類中藥卻遭遇四面楚歌,這是什麽道理?”李連達質疑,動保機構反對野生動物入藥的背後,還有“別的東西”。

類似觀點,在中醫藥界有不少擁躉。中國社科院重大調研項目“中醫藥事業國情調研組”組長陳其廣就認為,中藥和西藥存在競爭關系,“中醫藥的發展,妨礙到了西藥的利益。”

“中醫藥界的一些觀點,誤導了公眾甚至官員。”世界動物保護協會資深科學顧問孫全輝說,恰恰是少數幾種瀕危野生動物入藥,毀壞了中藥在國際上的名譽,阻礙了中醫更好地走向世界。

人工繁育無助於野外物種保護

中醫藥界和動保組織的針鋒相對,凸顯出中藥產業和動保規則之間的矛盾。

2008年,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孟智斌曾對112種常用中藥材野生資源狀況做過初步統計,其中22%已列入瀕危物種名錄,瀕危的達51%。藥用動物中,瀕危物種的比例更是高達30%。

“野生動物的人工繁育,對野外種群保護的貢獻非常小。”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中國項目部主任解焱指出。黑熊、東北虎、丹頂鶴都是人工繁育的“明星物種”,但研究表明,這些物種的野外種群數量仍在持續下降。

動保專家擔憂,國內野生動物入藥的強烈需求,將刺激市場消費,助長對野外瀕危物種的偷獵。

在長白山科學院研究員樸正吉的記憶中,小時候,常能看見成群的黑熊集中出沒。不過,從1980年代中後期起,關於野生黑熊的溫馨場面幾乎消失了。

樸正吉從1977年就在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從事野生動物保護學研究。他所在團隊的一項研究顯示:1986年至2015年,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內的黑熊數量下降了90%。

“這段時間正是養熊業快速發展、活熊取膽興起的時期。”他說,熊膽的價格被炒到每克一百多元,漸長的需求加上利益驅使,捕殺盜獵開始增多,而這正是導致野外種群數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工圈養種群的野化並不容易。樸正吉團隊曾野放過5頭飼養的黑熊,但野外種群根本不接受,“基本已被自然淘汰,只能去居民區找食”。

目前,黑熊的人工養殖技術已經相對穩定,但國內黑熊野生種群至多不超過2萬頭。2012年,亞洲黑熊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入《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的“易危”一類。

更讓動保專家擔憂的,是中醫藥界“先開發後保護”的觀念——對已經瀕危的物種,設置大量的研究和人工養殖項目極力挽救;而對目前資源仍較豐富、仍被大量利用的物種,很少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其陷於瀕危境地。

最諷刺的例子,莫過於高鼻羚羊的瀕危化過程。1988年,中國將高鼻羚羊列為趨於滅絕的國家Ⅰ級保護珍稀動物,但當時的蒙古、哈薩克斯坦等國仍有100萬頭以上。世界自然基金會呼籲中醫藥劑師用羚羊角取代犀牛角。不過到了1995年,世界自然基金會就不得不停止這一宣傳,因為此時,高鼻羚羊的全部種群都被列入了《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Ⅱ,它們自己也成了瀕危動物。

“2000年,全球高鼻羚羊野外數量接近十八萬頭,2002年銳減到5萬頭。”劍橋大學、英國帝國學院等機構在《自然》雜誌公布了聯合統計數據。數量銳減的原因,是中國與俄羅斯邊界貿易開放後,俄羅斯的偷獵者為供應傳統中藥的需求,大肆捕殺高鼻羚羊。

華東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康藹黎也做過統計,2000-2002年間,國內公開報道中,查獲的高鼻羚羊角走私量來自於至少14867頭被殺的高鼻羚羊。這意味著,這兩年內消失的高鼻羚羊,至少有10%在中國被查獲,而未被查獲的走私量或遠逾此數。

“如果這種傾向持續下去,中藥涉及的瀕危物種的繼續增加將不可避免。”孟智斌警告。

“名錄”待修訂

新版野保法已一錘定音,頗為失望的動保界,將最後的希望寄托於“名錄”的修訂。

野保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經科學論證,納入國務院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制定的“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列入名錄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可憑人工繁育許可證,憑專用標識出售和利用。

此外,對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穩定的野生動物人工種群,一旦野外種群保護情況良好,可不再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實行與野外種群不同的管理措施。

“人工繁育技術成熟的種群,今後可能會被當作家畜、農場動物來管理。”盡管期待“名錄”朝著公益化方向嚴格管理,但聯想到中醫藥法草案中“支持開展珍貴、瀕危藥用野生動物的繁育”的說法,張小海並不樂觀。

他分析,中醫藥產業要發展,國粹需要傳承,共同的訴求會讓產業界和政府主管部門結成聯盟。產業界經濟實力雄厚,主管部門掌握政府資源,“產業界的聲音很可能會被放大”。

按照規定,利用陸生野生動物及其產品為原料的藥企,需在產品盒上張貼由林業部統一頒布的《中國野生動物經營利用管理專用標識》。

部門之間的利益爭執,也為名錄修訂帶來變數。一位業內人士透露,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人動議修訂野保法及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但“部門間的權力之爭,或者說野生動物的權屬之爭,扼殺了修法需求”。

在我國,陸生和水生野生動物分歸林業部和農業部主管,一些野生動物很難區分究竟是陸生還是水生。“你說這是陸生,我說這是水生,兩家爭執不下怎麽辦?只能放下。”

上述人士曾提議,農業部和林業部各自提出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交由中間機構裁定,並建議專門成立一個野生動物主管部門,避免爭執。不過最終,建議無一被采納,“法律的修改意味著權力的再分配,說到底,還是一些部門不願意放權”。

在世界自然基金會高級總監、首席研究員範誌勇看來,《野保法》屬於資源法範疇,因此,利用的問題無法避免。世界自然基金會也始終提倡,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將對野外種群的影響降至最低。

“所有的決定,都應該基於科學性、合理性和可持續性。”範誌勇認為,如果把生物多樣性保護放在首位,人類就應該適當讓步。“一點放棄都不願做,人類和所有野生動物是否都會完蛋?”

動物 還是 救人 珍稀 入藥 修法 落地 爭議 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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