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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行政學院張占斌:五大關鍵要素都需要深入改革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54882.html

國家行政學院張占斌:五大關鍵要素都需要深入改革

一財網 章軻 2016-02-28 13:42:00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正確認識經濟形勢後選擇的經濟治理藥方,也是問題倒逼、必經關口,是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的根本之道。”2月28日,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發展中國論壇副主席張占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張占斌等著《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書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表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對的主要矛盾正在由需求側轉向供給側,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面對的主要是供給側、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因而不可能通過短期刺激政策實現經濟反彈,而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塑經濟發展動力,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創造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張占斌說。

中國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不同

第一財經日報:現在社會上也有不少聲音和觀點,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實行需求緊縮,就是要對需求側管理進行簡單的替代;也有人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推行新的“計劃經濟”,如何看待這兩種觀點?

張占斌: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過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自中央提出積極推進供給側改革以來,社會各個方面都在認真研討中央精神,其中大部分是符合中央意圖與經濟學相關理論的。但是,也出現了一些誤讀與誤解,就像剛提出的兩種典型的誤解。

我認為,供給側管理不是對需求側管理的簡單代替,而是有所側重、相互促進。在我國,需求管理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是宏觀管理或宏觀調控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國的需求管理確實有需要改革的方面,如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是圍繞著鼓勵投資,以增加投資需求為中心,這實際是強調增加供給的政策。供給和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兩者互為條件,相互轉化,兩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

供給側改革是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而不是要搞新計劃經濟。有一種誤解是,認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搞新的“計劃經濟”。恰恰相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為此,要調整各類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新形勢下的完善和深化,決不是要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

日報:談到供給側改革,人們就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西方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以及美國的“里根經濟學”和英國的“撒切爾主義”,請問這次中央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供給經濟學”有什麽本質上的不同?

張占斌: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是基於我國經濟自己發展變化的需要,更多地源於中國經濟學群體獨立研究之成果,更多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探求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偉大實踐上的不斷創新。

供給經濟學的真正成名,始於上世紀70年代。其背景是:1929年至1933年美國爆發經濟危機進而引發全球經濟衰退,這就是廣為人知的“大蕭條”。為應對衰退,各國先後采用了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與相關政策主張,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凱恩斯革命”。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凱恩斯主義的負面效果不斷積累。由於過度人為擴大需求、刺激增長,到20世紀70年代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出現了嚴重問題,後世將之總結為“滯脹”,由此,凱恩斯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受到質疑和挑戰,供給學派和供給經濟學於是應運而生。

我們提出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提出的觀點有本質的區別,我們的供給改革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契合了破解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和難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集中體現。

五大關鍵要素都面臨改革

日報:究竟要從哪些方面和領域來準確把握供給側結構改革?

張占斌:從整體上看,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是要素市場改革。長期而言,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從根本上決定著一國經濟增長的效率。目前,我國五大關鍵要素都面臨著制度陳舊、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情況,需要進行深入改革。

一是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從控制人口數量轉向實施人力資本戰略。人是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因素。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消失,老齡化社會的陰影正在逼進。必須盡快、果斷調整我國人口政策。

二是審慎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流通制度。土地制度是國家的基礎性制度,是供給管理的極重要內容。在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產權框架和流轉制度過程中形成兼顧國家、單位、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土地征收中嚴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範圍,規範程序,公開信息;建立對被征地農民的合理、規範、多元的補償和生活保障、生產引導機制。

三是深化金融改革,全面解除“金融抑制”。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結構失衡、功能不全,“金融抑制”比較明顯,應全面推進金融改革。

四是全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創新是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理念”之首。對於今日之中國,其重要性無論怎麽強調都不過分。當務之急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努力實現科技與經濟的融合,在高端“買不來的技術”領域靠原始、自主創新艱難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開放和“拿來主義”“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與“集成創新”結合,最終建成“創新型國家”。

日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完成好去產能、降成本、去庫存、補短板和去杠桿五大重點任務,要求在戰略上堅持穩中求進,在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這五大重點任務的關鍵點在什麽地方?

張占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上要著眼於打好持久戰,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致力於打好殲滅戰。近期供給側改革在戰略上要堅持穩中求進、把握好節奏和力度,戰術上要抓住關鍵點,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第一,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要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因地制宜、分類有序處置,妥善處理保持社會穩定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關系。要依法為實施市場化破產程序創造條件,加快破產清算案件審理。要提出和落實財稅支持、不良資產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以及專項獎補等政策,資本市場要配合企業兼並重組。要盡可能多兼並重組、少破產清算,做好職工安置工作。要嚴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產能過剩。

第二,幫助企業降低成本。要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打出“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進一步清理規範中介服務。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一步正稅清費,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的稅負環境,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並“五險一金”。要降低企業財務成本,金融部門要創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環境,為實體經濟讓利。要降低電力價格,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進流通體制改革。

第三,化解房地產庫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要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以建立購租並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要發展住房租賃市場,鼓勵自然人和各類機構投資者購買庫存商品房,成為租賃市場的房源提供者,鼓勵發展以住房租賃為主營業務的專業化企業。要鼓勵房地產開發企業順應市場規律調整營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促進房地產業兼並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要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措施。

第四,擴大有效供給。要打好脫貧攻堅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加大資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實幹,提高扶貧質量。要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創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業技術改造投資能力。培育發展新產業,加快技術、產品、業態等創新。要補齊軟硬基礎設施短板,提高投資有效性和精準性,推動形成市場化、可持續的投入機制和運營機制。要加大投資於人的力度,使勞動者更好適應變化了的市場環境。要繼續抓好農業生產,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保障口糧安全,保障農民收入穩定增長,加強農業現代化基礎建設,落實藏糧於地、藏糧於技戰略,把資金和政策重點用在保護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及農產品質量、效益上。

第五,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對信用違約要依法處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置換工作,完善全口徑政府債務管理,改進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辦法。要加強全方位監管,規範各類融資行為,抓緊開展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堅決遏制非法集資蔓延勢頭,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妥善處理風險案件,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國企是產能過剩“重災區”

日報: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角度,如何理解“去產能”?

張占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旨是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2016年的首要任務是積極穩妥化解過剩產能,其目的就是將寶貴的資源要素從那些產能嚴重過剩的、增長空間有限的產業和“僵屍企業”中釋放出來,通理順供給端,提高有效供給,創造新的生產力。

首先,應立足於經濟新常態的基本特征和社會發展實際,盡快修訂和完善《破產法》,使產能過剩的企業和僵屍企業可以依照法律程序申請破產,從法律層面解決長期積累的債權債務關系、不良資產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等各項遺留問題;同時也從法治層面修訂地方政府經濟績效考核體系,緩解GDP增長任務壓力。

加快完善化解過剩產能的政策法規體系。中央政府應抓緊建立完善化解產能過剩相關的立法工作,從產能利用效率、排放標準、土地、環保、節能等層面,從嚴制定、修改、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實施逐步由行政幹預向依靠法治和經濟手段治理轉型,建立常態化的化解過剩產能的長效治理機制。在壓縮過剩產能的同時,使用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從法治層面確保產能過剩行業中不再有新的項目投入和新的產能擴建。

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從法治層面是遏制過剩行業的新增產能。加強化解過剩產能的系統性立法研究,確保化解過剩產能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依法終止相關產業、區域和企業備案且核準的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新增產能項目,要實施及時曝光,並嚴厲查處,及時追究相關責任主體的法律責任;強化立法標準的約束機制,加大淘汰落後產能力度,要強化用地標準、能耗標準、環保標準約束力,對不達標和違規建設項目,堅決依法取締。

此外,還要深化配套改革,釋放供給端活力。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命脈,但也是產能過剩的重災區。據有關數據顯示,僅A股市場就有266家企業依靠政府“輸血”為生。國有企業改革迫在眉睫,必須通過國有企業的混和所有制改革,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推進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引領新常態下的創新驅動、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知識增長等要素升級。對於產能嚴重過剩、發展潛力有限的傳統的國有企業堅決依法退出破產,優化供給端。

日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提出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這些政策的要點在什麽地方?

張占斌:明年及今後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我的理解是,宏觀政策要穩,就是要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在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的同時,主要用於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保障政府應該承擔的支出責任。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降低融資成本,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優化信貸結構,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產業政策要準就是要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推進農業現代化、加快制造強國建設、加快服務業發展、提高基礎設施網絡化水平等,推動形成新的增長點。要堅持創新驅動,註重激活存量,著力補齊短板,加快綠色發展,發展實體經濟。

微觀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場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做好為企業服務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營造寬松的市場經營和投資環境,鼓勵和支持各種所有制企業創新發展,保護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合法利益,提高企業投資信心,改善企業市場預期。營造商品自由流動、平等交換的市場環境,破除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提高有效供給能力,通過創造新供給、提高供給質量,擴大消費需求。

改革政策要實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實機制,把握好改革試點,加強統籌協調,調動地方積極性,允許地方進行差別化探索,發揮基層首創精神。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抓好改革舉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斷見到實效,使群眾有更多獲得感。

最後是社會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線。更好發揮社會保障的社會穩定器作用,把重點放在兜底上,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務。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發展中國論壇副主席張占斌。攝影/章軻

國家行政學院。攝影/章軻

編輯:劉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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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行政 學院 張占 五大 關鍵 要素 需要 深入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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