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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貿區擴區後，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目標更加迫近，而上海轄內中資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轉型也愈加迫切 文 廖岷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銀監局局長近期，中資商業銀行多苦惱于好資產難覓、不良雙升的雙重壓力。誠然，傳統模式下的商業銀行發展之路目前確實已經走到較窘迫的境遇，但新形勢下新機會仍存在，金融機構與監管機構都應“去就有序，變化因時”，及時布局。 上海銀行業一直為行業中的佼佼者，也處在變革的前沿，最先感知風雨。當前國際經濟金融環境日趨複雜，國內金融深化逐漸加速，上海處於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歷史新階段，需要加快轉型發展，機遇與挑戰同在。 然而，在一些代表未來趨勢的創新業務方面，上海中資銀行目前的能力建設還不夠，與在華外資銀行有一定的差距。中資商業銀行對此應早做戰略部署，及時調整資源配置，同時金融監管與創新向高水平的良性互動需要不斷發展，提升銀行業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機遇與挑戰並存 2014年12月，國務院批准上海自貿區擴區，34.26平方公里的陸家嘴金融片區被包括在內。目前，上海72%的分行級以上銀行機構和46%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已在自貿區內經營，區內各項存款和貸款分別占全市的 77% 和 79%，GDP 總量約占全市的 30%，可以說自貿區的各項金融改革政策已經基本覆蓋整個上海銀行業。 同時，作為“一帶一路”規劃中跨境貿易與資金融通的重要路徑，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為銀行業開闢了深度參與國際貿易及其交易服務等新領域，而上海確立全球性人民幣產品創新、交易、定價、清算中心地位的前景日趨明顯。 此外，上海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信息科技、智能工業等新技術動力的逐步出現，都為銀行業在上海加快戰略轉型提供了重大契機。 目前世界經濟仍處在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 由於在危機後採取大規模貨幣寬鬆政策，全球央行資產規模已膨脹至10年前的2倍，但大多數國家經濟複蘇仍低於預期。據麥肯錫公司推算，因勞動力增速大幅下降，即使產能增長維持年均1.8%的速度，全球GDP增長仍將在今後50年中出現40%的下降。防通縮、促增長、穩價格，仍是大多數國家的首要任務。 主要經濟體貨幣周期出現重大分化，全球利率、匯率、期限之間的套利交易活動進入新的活躍期，全球金融市場中的系統性風險正在重新集聚。 與此同時，國內金融業正處於金融深化和金融脫媒加速期。利率、匯率市場化加速，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取得實質性突破，滬港股票市場建立互聯互通機制，存款保險制度、股票發行註冊制等都在推進中。 從市場層面看，人民幣匯率從單邊上揚轉為雙向波動，資本跨境流動呈現雙向特徵，人民幣跨境貿易使用範圍和數量大幅提高。從金融體系結構看，以金融脫媒為主要特徵的結構化變化已經開始。在全國新增社會融資總量中，直接融資比例從2013年的11.7%提高到2014年的17.3%。商業銀行存貸款利差持續縮小，一年期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的利差已從1999年6月的3.6%下降到目前的2.85%。政府和大企業融資的去信貸化趨勢正逐漸顯現。 從危機後的全球金融監管改革看，重視商業銀行服務實體、配置資源、管理風險等方面的功能，已經成為共識和趨勢。而在我們這樣一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里，在發展資本市場等新型融資方式中，應該 更加注意發揮商業銀行的重要作用。要摒棄將商業銀行等同于間接融資的印象，發揮商業銀行在發展和完善金融市場體系過程中不可替代的角色。 監管需要考慮的另一個問題是，從全球銀行業發展歷史看，各個國家處於金融深化加速階段，在經濟社會需要的融資方式、渠道日益多樣化發展的同時，商業銀行由於在創新、網點渠道等方面往往受到更嚴格的監管，因而容易出現商業銀行體系在金融創新方面的邊緣化、被動化等問題。英、美等主要金融強國的商業銀行體系大都經歷過這樣一個歷史進程，遇到過類似問題，有頗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和教訓。 中外資銀行差距 至2020年基本建成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還有五年時間。上海轄內當前直接和間接融資的比例為6.7:1，銀、證、保三類主要金融業態的資產比重大致是11:2:1，中外資銀行的資產比重為 7:1。未來五年，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離不開轄內銀行業金融機構，特別是中資商業銀行的轉型升級提質。然而，從發展現狀看，銀行業至少存在“三大不太適應”，中資商業銀行在最能體現銀行的市場價格發現和風險管理能力的交易業務類領域的短板較為明顯，與更多企業需要的跨境投融資、貿易活動的金融服務和風險對沖管理的迫切需求仍有差距。 一是戰略定位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目標不太適應。 相對資產規模而言，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金融市場的韌性，對於維護國家金融安全而言更為重要。長期以來，上海銀行業金融機構，特別是在滬分支機構，其戰略定位基本與全國其他地區沒有明顯的差異，大都專注“貸大、貸長、貸房、貸政府”等領域，“壘規模、吃利差”的同質化經營現象明顯，差異化經營能力不足，資產負債表總體相似，缺乏獨特競爭優勢。 相反，許多在滬外資銀行則已經將人民幣金融產品創新、交易類業務和跨境支付結算交易等作為其核心業務領域。 二是創新能力與開放型經濟的市場需求不太適應。 從國際比較看，主要金融中心城市大多是金融創新的聚集地，但上海目前還不是。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例子是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情況。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統計，倫敦2013年OTC衍生產品成交量占全球的48%。此外，美國銀行業的衍生產品規模與資產規模之比約為15倍，而中國僅為0.16，上海也只有0.66。 截至2014年末，在滬外資銀行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名義本金餘額為6.96萬億元，約為轄內中資銀行2倍；若從衍生產品名義本金與資產規模比例來看，上海轄內 中資銀行為0.27，而外資銀行則為2.95，兩者相差甚為懸殊。 從市場需求看，隨著重大裝備和優勢產能“走出去”，企業對於跨境貿易投資結算和對沖利率匯率風險的各類金融衍生產品的需求極為迫切。然而，上海分支機構基本缺乏高端金融業務、產品創新的自主權和決策權，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最急需的人民幣產品定價、創新及交易領域還有較大欠缺。 三是風險管理水平與金融深化的要求不太適應。 隨著金融深化的加速，上海銀行業在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等方面的管理能力亟待加強，對跨境、跨業、跨市場等新型風險管理能力也需要提高。許多風險類型，如跨境跨區域的信息不對稱 導致的信用風險，波及面廣、持續時間長的國別風險，跨市場的流動性風險等，在以前的歷史環境下容易被商業銀行忽略。例如，部分中資銀行的銀行賬戶利率風險管理能力薄弱，主要表現在風險意識不高，風險計量技術落後，專業人才欠缺，系統支持能力不足，數據質量較差，僅能滿足報表報送等監管最低要求，對利率市場化尚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何以解決創新乏力 銀行業經營創新乏力的主要原因在於：中資商業銀行的經營決策集中在總行，地方分支機構大都缺乏創新的自主權和決策權，上級行的考核評價也主要以利潤、資產規模等指標為主，缺乏對創新意識和創新成效的科學考量，因此整體的創新積極性和主動性不足。上海作為未來國際金融中心，上海的銀行業需要真正起到創新帶頭作用。此外，也有監管政策、稅收制度和政府服務等方面的因素。因此，筆者從商業銀行總行、上海銀行業自身、監管以及公共政策等方面 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銀行業戰略定位需要再校準。應當深入研究發展戰略問題，在未來的國際金融中心和自貿試驗 區里，重新定位自身的比較競爭優勢和持續核心影響力。戰略定位的關鍵是要提質增效，打造差異化的架構和體系，以切實滿足社會不同層次的金融需求，優化金融資產的配置效率。在繼續下沉重心，創新渠道和模式，深耕存、貸、匯等傳統核心主業，服務社區和居民的同時，上海銀行業應著重提升服務于中國加快海外布局和全球配置戰略的能力，服務于中國優勢產能和裝備的新“名片”，為境內外居民提供更多國內外金融市場的投資產品。 這需要向各銀行總行積極溝通和呼籲，對上海分支機構改變過於注重規模的考核指標，科學發揮考核的導向作用。 第一，建議區別于普通分支機構，將上海分支機構定位於總行探索自主創新、自主管理的試點平台，探索業務模式創新、管理架構創新以及風險管控創新，賦予先行探索境內外、商投行、表內外、多平台金融創新的重要使命。 第二，建議以上海分支機構為試點對象，探索有利於分支機構健康穩健發展的績效考核機制，改變注重擴張規模、追求利潤的模式，向業務創新、比較競 爭優勢、風險合規管理指標等傾斜。 第三，支持上海分支機構大力發展境外、區內、區外三個市場聯動業務，從傳統的資金供應業務積極向交易類、貿易融資、財富管理、風險管理等綜合金融服務轉型。在建設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背景下，探索債權與股權相結合等各種新型融資方式及其風險管理模式，使金融真正回歸風險管理和“避險”本質，充分利用市場波動和價格差異提供金融產品，讓客戶更加適應國際金融市場聯動的新常態。 其次，在監管方面，應著力構建有利於市場自主創新的監管機制。建議借鑒國際通行慣例，在上海自貿區試點，優化新業務准入制度，梳理和統一不同類型機構的監管標準要求，在審慎監管基礎上，推動銀行業准入前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管理新監管模式的基層探索，為全國銀行業監管改革積累基層實踐。對於新的金融產品和新的業務模式，允許金融機構在滿足“人才、系統、內控、授權”四方面要求和完成“產品研發、風險管理和消費者保護”三項自我評估報告的前提下自主展業，不再事前報批或報告報備，真正實現自主創新和自我管理風險。在鼓勵創新的同時，落實機構風險管理的主體責任。同時，加強制度、平台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前瞻性的風險防範措施，強化事中事後監管能力，大力提升監管效能，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再者，在稅收制度方面，應努力營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稅收環境。在追求收入分配公平目標的同時，兼顧對經濟行為的調節效應。國際上金融中心的競爭主要就是人才的競爭，只有吸引了高端的人才，才能有一流的機構、一流的經營、一流的市場。與香港、新加坡等主要金融中心相比，上海的個人所得稅率仍然較高。建議優化對上海金融中心急需的一些金融關鍵專業人才的所得稅安排，確保稅負水平與國際同類金融中心接近，以進一步提升上海競爭力和吸引力，吸引更多高端專業人士參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最後，在政府服務方面，應進一步完善政府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議在現有的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務平台已有登記類信息、資質類信息和監管類信息的基礎上，更多聽取商業銀行的實際需求，增加包括企業財產、納稅、財務等在內的信息。應允許商業銀行通過在授信和服務合同條款中，以與客戶約定的方式，獲得直接快速查詢這些信息的權利，解決銀企信息不對稱問題，優化社會整體信用環境。同時秉持公益原則，適當降低查詢費用。在司法方面，繼續大力完善保護債權人合法權益的防線，打擊惡意逃費債務行為，為金融中心建設和銀行業轉型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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