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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 經濟與社會轉型系列之四十一央企考核再演進

2013-11-11  NCW
 
 

 

繼續完善EVA考核,引導央企深入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連續兩年不達標且無特殊原因的央企負責人要下台

【對話背景】

今年以來,央企“ 虧損大戶”的高管們出現了各種突然的大變動,被市場解讀可能是在國資委的業績考核“大棒”下,央企負責人在為虧損“埋單”。

比如,3月,上年巨虧82.34億元的中國鋁業(601600.SH),兩位未到任職期的高管——執行董事、高級副總裁、財務總監劉才明和副總裁丁海燕公告辭職;7月,中遠集團董事長魏家福辭任,下屬*ST 遠洋(601919.SH)2012年虧損額達95億元、近兩年累計虧損超過200億元;9月,中國中冶(601618.SH)董事長經天亮和總裁沈鶴庭雙雙請辭,該公司上年虧損額達70億元。

2003年3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首任主任李榮融曾拋出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 我要讓他們(央企負責人)睡不著我才睡得著,如果他們都睡著了我就睡不著!”他讓央企負責人睡不著的辦法就是考核。從次年開始,國資委對中央企業負責人的經營業績分別進行年度考核和每隔三年的任期考核。

央企考核轉眼歷經十年,各大央企負責人也走過了三輪任期。2013年10月17日,國資委綜合局局長劉南昌在其辦公室接受財新記者專訪,回顧總結了十年來央企考核的制度演變,稱其使命就是要帶領央企進行不斷的管理革命。今年以來巨虧央企的一系列高管調整,是否來自國資委的壓力? EVA 考核成效幾何?下一步央企業績考核的重點和方向是什麼?劉南昌對此一一作答。

【對話摘登】

央企從做大到做優

財新記者: 回顧十年央企考核,主要有哪些重要的制度演變?

劉南昌: 十年來,央企考核制度經歷三次修訂、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4 年-2006年,重點是引導企業做大做強。

2003年國資委接手時,央企數量是196 家,企業利潤總額3000多億元,淨資產 收益率(ROE)才6%,而當時發達國家在9% 左右。我們認為央企必須儘快提高規模和效率,以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形勢。當時年度考核的基本指標是利潤總額和淨資產收益率兩個效率指標,任期考核的基本指標里有銷售收入等規模要求,同時還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

第二階段是2007年-2009年,央企做大做強的任務沒變,但更加關注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科技投入等。第一任期的考核強調做大做強,因此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為追求規模和短期經濟效益,對可持續發展不重視等情況。於是第二任期重點放在分類考核上,不同企業確定不同的指標。比如資源企業很重要的指標就是采儲比。同時更關注企業短板,比如你成本控制不行,我們考核你的成本;你債務風險控制不好,我們考核你的風險管理。第二任期後,進入世界500強的央企從之前的6家上升到30 多家,利潤提高到8000多億元,尤其企業的成本管理、精細化管理程度有較大提升。

第三階段是2010年—2012年,即第三任期,重點是做強做優,即要求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有顯著改善,要把資源利用到最好,提升投資效率,同時不能再拼規模。這一階段我們對考核指標做了大的修訂,取消了ROE,改成了經濟增加值(即EVA,稅後淨利潤減去資本成本);同時取消銷售收入這一規模指標,轉為考核總資產周轉率。

財新記者: 考核結果如何分類評價?

劉南昌: 央企負責人的薪酬分基本薪酬和績效薪酬兩部分,占比是4 ︰ 6。基本薪酬主要根據企業規模、歷史情況、地區和行業工資水平等來確定,一般基本工資不高;績效薪酬根據目標完成情況確定。考核結果劃分為5個等級,A 級企業績效薪酬是基礎薪酬的2-3倍;B 級企業是1.5-2倍,C 級企業則是1-1.5倍,D 級 企業為0-1倍,E 級企業則沒有績效薪酬。

比如20萬元/ 年的基礎薪酬,最高可獲60萬元的績效薪酬,但績效薪酬不在當期付清,要留40% 到任期結束,從2013年又開始改為30%。如任期結束各項考核指標都在C 級以上則全部支付,C 級以下還得按一定比例扣掉。

考核制度極大調動了企業領導人積極性。100多家央企第一任期時A 級企業不超過20%,到2012年,113家央企有44家央企是A 級,2011年則是46家。

財新記者: EVA 的概念和利潤相似,最大區別在於要減去“股東的資本成本”。

國資委出台EVA 考核的初衷是什麼?

劉南昌: 資本成本不僅包括生產經營消耗,債務資本成本或銀行貸款利息,還包括權益資本成本,即股東所要求的最低回報。EVA 考核就是要告訴央企,資本是有成本有紀律的,要追求效率。

EVA 是一場管理革命。首先,它改變了對企業評價的遊戲規則。2003年整個央企利潤3000多億元,EVA 只有21 億元;到2011年央企EVA 約4200億元,2012年是3700多億元。十年前只有17家央企的EVA 是正數,現在絕大部分央企的EVA 是正數,成為有價值的企業。

其次,企業經營走向理性。EVA 約 束央企回歸主業,要求損益表和資產負 債表並重,要有利潤,投資佔用的資產 不能太多,且不能涉足高風險業務,所以要把握投資規模和收益的關係、短期收益和長期收益的關係。

我們鼓勵企業做有可持續收益的投入,比如為鼓勵加強研發,就在決算報表中明確規定,管理費用項上的研發費用以及確認為當期無形資產的研究開發支出,這兩項視為研發費用全額加回算作利潤。但也不能老投入,砸錢誰不會啊?所以我們輔之以資本佔用考核。在EVA 考核機制的鼓勵下,央企科技投入平均每年增長40% 多。

財新記者: 不少央企在EVA 考核下“現出原形”。推行EVA 是否阻力很大?

劉南昌: 企業總體是接受的,但鬥爭也不少。處於完全競爭市場的企業比較容易接受,而處於價格管制行業的企業就會爭辯——“ 價格都不是我們定的,兩頭卡著我,還要求回報,哪能做到?”另外,目標怎麼定,企業和我們也有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博弈的結果是,企業必須滿足國資委的兩個“ 不低於”:不低於上年、不低於前三年,企業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將目標定高或者定低,但國資委相應的激勵也會不同。

資本密集、價格管控、規模較大的企業,對EVA考核起初是持保留態度的。

比如個別企業的負責人就跟我們提要求說,能不能開綠燈,暫緩幾年實施EVA 考核?別看一些企業每年有上百億元的利潤,但用EVA 算卻可能是負值。

EVA 考核讓央企國企回歸企業的本質,這是這些年最大的變化。2011年央企整體ROE 是9%,2012年是8.2%,已和發達國家基本一致。

財新記者: 下一步,EVA 考核會做哪些修正?

劉南昌: 一是儘快引導央企在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上下工夫。比如在結構優化方面,央企退出過剩產業是有成本的,我們就允許這類企業的EVA 可以低一點,但其他考核會跟上。比如電信行業的調整,就要求其新業務收入占比要顯著提高;還有水泥行業的調整,要求其提高標號標準、減少能耗、進入新的建材領域等。考核目標有進有退,鼓勵央企發展的效益更好、結構更好、抗風險能力更強。

二是引導央企國際化。目前央企的國際化收入不到20%,利潤更低。所以下一步我們還是會鼓勵央企走出去,同時盡可能推動央企少交點學費,引導企業搞國際對標,提高國際抗風險能力。

三是進一步深化分類考核。根據企業不同的功能定位、行業特點、發展階段等,考核更細化、差異化。

四是在績效薪酬基礎上探索中長期激勵,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結合得更好一些。此外,資本成本率還要提高。

考核制度基本定型,不會有重大變化。考核辦法在完善的過程中,我們既要看到天,對企業高標準嚴要求;也要看到地,與企業發展階段相適應。以高標準嚴格要求企業,又不能太理想化。

財新記者: 你提到引導央企走出去,目前很多央企的海外並購項目都陷入了困境,你認為國資委的考核導向是否有相應的問題?

劉南昌: 海外投資項目失敗有各種複雜原因,海外業績考核的難度非常大。央企走出去是大方向,要支持,但步驟和配套措施需要慢慢積累。在這個過程中交些學費在所難免,也不要將企業逼到死角。但是,企業要完善決策機制,董事會的人要真決策、真對企業負責。

考核要動真格

財新記者: 2012年度的十大虧損央企共計虧損了400多億元。今年以來,虧損央企的系列高管變動是否與國資委的考核結果評價有關?

劉南昌: 我不能說和國資委的考核是否有直接關係,我只能說,在當前大環境下,企業幹不好,領導人就可能下去。

2012年,D 級的央企共有7家。

對於周期性強的行業,當總體形勢好的時候,我們要求央企要比大勢好;大勢不好時,我們要求央企利潤下降要慢一點,這是一個準則。處於行業下行周期時,國資委可以給企業一些豁免權,而且會和企業一起制定減虧目標,否則沒法向社會交代。但如果連續兩年完不成目標、且沒有特殊原因的,企業負責人的考核可能是不合格的。

財新記者: 國資委會否幫助企業減虧?

比如撥付國有資本收益補貼給電力行業。

劉南昌: 國資委不會管央企經營虧損問 題,若虧損由企業造成,國資委還會有相應的懲罰措施。國有資本收益是另一回事。電力行業屬於政策性虧損,國家不可能拿財政來補貼,所以國資委給了他們一些資金,以補貼其價格沒到位的一小部分。但這部分資金不是白給的,也會納入考核,屬於資本佔用的部分。

財新記者:幹部腐敗、安全事故等問題,是否會影響企業的考核級別?

劉南昌: 國資委業績考核主要是解決保值增值問題。針對腐敗問題,我們會對企業上報的數據進行核查,企業有自己的外部審計,我們也會獨立審計。如果我們發現企業的外部審計和企業一起做假,會將其加入黑名單。對於國資流失、重大違紀的,我們要扣分、降級處理。對於事故問題,不同的事故有不同的劃分標準,若出現瞞報,企業就會被降級,但現在瞞報的情況很少。一般死亡3-9人是較大事故,10-29人是重大事故,30人以上是特別重大事故。一般企業的業績總分是120分(不含 考核係數),若出現重大違紀,安全或節能環保事故等,我們有扣分的減項,甚至降級。

財新記者: 央企負責人的考核體系和流程是怎樣的?

劉南昌: 國資委綜合局把設定的目標下達給企業,在年度和任期考核的時候,國資委有關廳局再對企業上報的數據進行核實;之後依據目標及核實情況對企業打分,確定企業的考核級別;然後再將考核級別交到國資委薪酬部門兌現薪酬,將考核結果送組織部門來確定該企業負責人的綜合考核得分。

國資委的業績考核在組織部門的綜合評分中占50% 權重,組織部門的評價標準包括德、能、誠、績、廉等,而國資委的業績考核考察的重點是其績效。

我們每個月都會採集企業的一些數據,半年會對企業的業績做一個小結。

財新記者: 為什麼每年國資委只公佈A級企業?

劉南昌: B 級以下不公佈,主要是考慮到企業負責人的面子問題,以及央企上市公司的融資影響。考核的目的是調動人的積極性,而不是要“ 雞飛狗跳”。

讓企業每年、每個階段有進步,能看到階段性的成果,他們就會有動力。

財新記者: 你怎麼看社會上對國企的一些批評,比如壟斷、效益低下等問題?

劉南昌: 央企雖然沒達到一些民企或國際企業的管理水平,但不可否認現在企業效益方面進步很大;而對國企靠佔用國家資源、靠壟斷才發展壯大的問題,如果真是這樣,那2003年之前為什麼國企不行呢?那時候壟斷更加厲害。比如土地,以前確實有國有劃撥地,但現在國企70%-80% 都上市了,土地獲取和其他企業是一樣的。 電網、電信領域的確存在壟斷,但其壟斷是自然形成的。央企是“ 國家隊”,競爭對象不是民企,而是國際“ 大鱷”,只有把大的國有資本搞活,才能和國際競爭。

對於很多人都迴避的薪酬問題,我不迴避。這十年,國企負責人的薪酬水平其實沒有過度增加,尤其一線職工的工資很低,真正得利的還是國家。去年央企稅收1.8萬億-1.9萬億元,利潤1.26萬億元,稅收高于利潤,稅負也比民企高出1倍多。

今年央企的整體稅收可能超過2萬億元。

我們還是要堅持市場化方向,對央企負責 人按勞取酬、按貢獻取酬。

財新記者: 今年國資委為央企定下了全年利潤增長10% 的目標,並派出“保增長”工作小組進駐巨虧企業督陣。從半年報來看,十大虧損央企上半年淨利潤虧損同比下降了89.22%,但一些央企減虧或轉盈主要依賴于不良資產處置和房地產業務的增長。如何看這一現象?

劉南昌: 國資委對EVA 考核方法的調整,有利於加速央企處置不良資產。今年以來,企業為突出主業做強做優,清退處置獲利低的資產所得非經常性收益,在計算EVA 考核值時可不予剔除,此前是進行減半計算。這的確意味著央企今年對這類資產的處置步伐將加快,會成為全年利潤貢獻的重要部分。

本刊記者吳靜、特派香港記者王端對此

文亦有貢獻


對話 經濟 社會 轉型 系列 之四 四十 十一 一央 央企 考核 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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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錢景:一央企為哈國創造3萬多就業崗位

“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共贏新模式已展現出良好前景和“錢”景。

國資委主任肖亞慶8日在中央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共建情況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三年多來,共有47家中央企業參與、參股或者投資“一帶一路”建設,和“一帶一路”國家的企業合作共建了1676個項目。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從肖亞慶的表態來看,中國央企共建“一帶一路”正順利構建兩大良性循環。

首先,許多國家的基礎設施得到了明顯改善,使當地的資源優勢變成了產品優勢。這些產品優勢進一步發揮,又增加和促進了當地的經濟增長。當地經濟增長進一步擴大了就業,同時也提高了員工的技術水平、操作水平和知識能力,直接或間接地改善了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次,央企在“一帶一路”實踐中,也促進了企業自身的國際化進程,通過與沿線國家的企業、員工等各方面進行深層次合作,央企對當地法律、政策和人文環境更加熟悉了,除增加國際化經驗外,還推動了產品和技術的創新,提升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當前“走出去”的現實背景下,未來將有更多國資走向境外。到2020年,境外營業額將占到中國央企總體營業額的20%以上。伴隨著境外國資總量的不斷增加,國資流失風險也在不斷增長。國資監管需要完善體制、豐富內容。

布局基礎設施與能源

央企參與“一帶一路”共建的產業布局,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和能源領域。

以鐵路為例,亞吉(埃塞俄比亞至吉布提)鐵路已開通運營,蒙內(肯尼亞蒙巴薩至內羅畢)鐵路即將通車,中老(中國至老撾)等鐵路已開工建設,中泰(中國至泰國)鐵路等一批鐵路項目也在加快推進。其中,高鐵“走出去”成效顯著,雅萬(印尼雅加達至萬隆)高鐵等一批高鐵項目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亮麗名片。

去年初,兩名印尼婦女在雅萬高鐵開工儀式上與高鐵列車模型合影

通訊網絡方面,東北亞、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周邊區域建設的跨境海底光纜、陸地光纜等大容量高速率通信設施,將助力打造全方位立體結合的通信網絡聯通體系。中國移動還在巴基斯坦率先開通了4G無線寬帶服務,促進當地信息產業快速發展。

央企根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需要,先後在20多個國家開展了60多個油氣合作項目,在參與礦產資源開發中加強技術交流和共享,有效提升了沿線國家能源礦產資源開發的能力和水平。比如,中國石油承建的中俄、中哈、中緬原油管道,中俄、中亞、中緬天然氣管道等項目,有效解決了油氣資源輸出難的問題;國家電網在俄羅斯等周邊國家建設的10條輸電線路,三峽集團、中國電建、中核集團建設的中巴經濟走廊重點電力項目,中廣核的馬來西亞埃德拉電力項目,也都為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此外,在產能及園區合作方面,多個工業、制造業項目在馬來西亞、老撾、蒙古、印尼等國家成功落地,有效滿足了當地經濟發展需求。建設運營的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等項目,為提升當地港口運營水平、促進經濟貿易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國機集團、招商局集團牽頭建設的中國-白俄羅斯工業園項目取得重要進展。

比雷埃夫斯港是希臘最大港口

肖亞慶表示,中央企業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一些重點項目的建設,這些重點項目正是中央企業技術、資金、管理和人才優勢所在的地方。這些技術、資金、人才和管理優勢的發揮,必將會對這些重點項目的推進和盡快見效產生積極的作用。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王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擴大同各國各地區利益匯合點的重大倡議,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舉措。促進中國與沿線國家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動全球邁向命運共同體。

如何做到互利共贏

多家央企負責人在8日的發布會上分享了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經驗和經典案例。

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起濤表示,中國交建通過市場化運作方式,與金融機構、兄弟單位、上下遊企業打造戰略聯盟,構建價值網絡。他們構建的“中國企業+地方政府+境外園區+境外企業”的模式已經初見成效。

劉起濤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在為中國企業帶來巨大發展空間的同時,也給沿線國家的企業甚至域外國家的企業創造重大發展機遇,並進一步激活相關國家和區域市場。

葛洲壩集團承建的巴基斯坦“N-J水電工程”也是一張互利共贏的典型名片。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這座水電站是在尼魯姆河建設攔河大壩,通過引水隧洞將水引至下遊約28.6公里處的發電機組發電。引水隧洞總長約為68.5公里,落差高度為420米,貫穿喜馬拉雅山斷裂段,具有高埋深、大變形、軟硬巖相間複雜地質條件,施工難度世界少有,被稱為巴基斯坦的“三峽工程”。

難度雖大,回報不小。電站一旦建成,全部發電後的年發電量約為51.5億千瓦時,占巴基斯坦水電發電量的12%。該項目不僅帶動了中國裝備、技術走出去,還為當地提供了5000多個就業崗位。

中國中車集團公司也已經從簡單的產品合作轉變為技術、產品、資本、服務等多種模式的合作。董事長劉化龍介紹,中國中車在馬來西亞、土耳其、印度等國家建立本土化的制造基地,就地招聘和培訓當地員工,帶動當地就業和產業鏈的完善,提升軌道交通裝備產業水平。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4月,中國中車在馬來西亞招聘員工近400名,80%都是當地員工,遠期規劃當地員工比例將增加至95%。

央企還為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打了不少地標建築。比如,建造了中國90%的超高層建築的中國建築總公司承建了印尼雅加達標誌塔(東南亞第一高樓,638米)、馬來西亞吉隆坡標誌塔(438米)、俄羅斯聯邦大廈(420米,歐洲第一高樓)、肯尼亞內羅畢哈斯塔(非洲第一高樓,300米)、阿爾及利亞大清真寺(265米,世界最高宣禮塔)等。

第一財經記者從中國建築總公司了解到,積極踐行“一帶一路”倡議後,“互聯互通”為公司打開了廣闊的海外基礎設施業務空間,公路、機場、電力、石化、港口、橋梁、軌道交通、供水管線等領域迅速發展,海外基礎設施業務占海外業務的比重,由約10%上升至約40%,逐步形成全方位的海外業務領域。

一些央企在開展建設的同時,不忘改善當地民生,在公益、環境保護等方面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副總經理、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汪東進表示,中國石油在“一帶一路”油氣合作中,公益事業的投入和發展幾乎涵蓋了所有項目所在國,直接受益人數達200多萬人。

例如在哈薩克斯坦,中國石油控股的阿克糾賓公司,納稅額占當地稅收的70%,提供了三萬多個就業崗位。同時,為保證當地市民在嚴寒的冬季能吃上新鮮的蔬菜,公司投資建設了哈國最大的現代化溫室蔬菜大棚。

加強境外國資監管

肖亞慶表示,作為國資監管部門,國資委要為中央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營造良好的環境和氛圍,比如說政策的支持、考核的支持、各項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以及風險管理和分析,使企業在“一帶一路”的參與過程中,真正得到互利共贏,既使中央企業從中能夠積累國際化經驗,又使中央企業和當地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取得更多更深的成果,這樣既可以獲得短期的收益,更有長期的收獲,使中央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長期堅持下去。

在大量央企參與海外投資的同時,境外國資監管成為一個日益嚴峻的話題。李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部署,大批央企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與並購,海外國有資產急劇增加;與此同時,不當投融資行為引起的國資損失案例不勝枚舉,海外國資監管存在漏洞。這兩方面的原因都促使要加強海外國有資產的監管力度。

國務院今年1月發布了《中央企業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兩個辦法指出,加強國有資產監管,註重事前事中事後監管並重。強調事前加強規範、事中註重監控、事後強化問責,實現對投資全過程監管。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肖亞慶曾表示國資委將加強制度建設,使“走出去”的制度符合中國的法律規定,符合當地法律規定,也符合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實際。將加強對境外國有資產的監督和管理,對發現的問題決不姑息,對違規的要嚴肅追責。

一帶 一路 錢景 一央 央企 企為 為哈 哈國 創造 萬多 就業 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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