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希拉里,她的黨友、前總統奧巴馬的心情要輕松很多。當地時間2017年1月20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第45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就職典禮舉行。(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月26日《南方周末》)
2016年是國際局勢發生劇變的一年。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特殊時刻,很多領導人離開了政治舞臺。他們的再就業之路,各有各的難處,也各有各的精彩,其中折射出來的,不僅是他們個人的境遇和悲歡,也是所在國家政治文化和政治現實的縮影。
2016年是國際局勢發生劇變的一年,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這兩個“黑天鵝”事件的發生,敲響了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的警鐘,昭示了現行國際體系在駕馭新經濟和新科技方面的困境。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因此認為“20世紀的舊秩序已經結束,21世紀的秩序以及將來世界會是怎樣還未確定,一切都有可能出現”。
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的特殊時刻,很多領導人也離開了政治舞臺。有的是民眾不惜代價求變心理的犧牲品,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民眾和體制拋棄,例如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和2016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有的是碰巧任期結束,按規定無法繼續連任,例如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和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還有的是因為自然原因離世,例如泰國前國王普密蓬和古巴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
除了最後一種情況外,因為前兩種原因離開政壇的領導人,都面臨著接下來幹什麽的問題。他們各有各的難處,也各有各的精彩,其中折射出來的,不僅是他們個人的境遇和悲歡,也是所在國家政治文化和政治現實的縮影。
北約秘書長的年薪雖然只有22萬英鎊,而且要到比利時布魯塞爾去生活,不過對於卡梅倫來說,這是重返國際政治舞臺中央的絕佳機會。
2016年6月27日,在英國公投決定退歐的第三天,卡梅倫辭去了首相一職。在妻子陪同下發表講話時,他在鏡頭前強忍情緒,但當唐寧街10號首相官邸的門關上後,他終於忍不住在親信面前傷感落淚,眼淚里有難過,想必也一定有後悔,後悔指向的是自己糟糕的政治判斷力。
“他輸掉了一場自己設的政治賭博,在其中他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名譽,他不得不離開。”《衛報》一篇文章直指要害。9月12日,他又宣布辭去英國議會下議院議員職務,徹底退出英國政壇。
卡梅倫1966年10月出生,家庭背景優渥,大學畢業後先後在保守黨的研究部以及一個傳媒公司擔任高管,30多歲當選議員,39歲成了保守黨的領袖,5年之後成了英國的首相。當時不足44歲,是1812年以來英國最年輕的首相。順風順水的經歷,使得卡梅倫一方面政治歷練不足,過於自信,另一方面抗壓能力不夠,當事情不遂心意時,很容易選擇甩手離去。2014年9月蘇格蘭公投涉險過關後,他似乎對用公投來決定國家大事的方式著了迷,最終在脫歐的問題上折戟。而在這之前,他一直堅信公投肯定能過關,所以一早把它和自己的首相生涯捆綁起來,聲言失敗就辭職,最終不得不硬著頭皮履行諾言。
在前幾天舉行的達沃斯會議上,受邀演講的卡梅倫說,“我重新開始打獵了。”“我發現,當我射中好幾個‘鮑里斯’和‘邁克爾’時,我的心情棒極了。”卡梅倫口中的“鮑里斯”和“邁克爾”,指的是英國外交大臣、倫敦前市長鮑里斯·約翰遜和英國前司法大臣邁克爾·戈夫,他們原本是卡梅倫所在保守黨的兩員大將,但在“脫歐”公投之前紛紛倒戈,助推了卡梅倫最後的失敗。英國《每日郵報》援引卡梅倫朋友的話稱,卡梅倫的這句話是“半開玩笑半認真”,因為他直到現在,依然對自己遭好友背叛難以釋懷。卡梅倫曾說,兩人在公投前都向他表過忠心,稱會“絕對忠誠”。
沒有官方職務的卡梅倫此次到達沃斯發表演講,是應國際頂級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的邀請前往的,僅僅在晚宴上發表一次演講,就有5位數英鎊的報酬。事實上,憑借11年保守黨黨魁和6年首相的經歷,像大多數其他前總統、前首相一樣成為演講高手,這也是下臺後卡梅倫的主要工作和生財之道。2016年11月,他在美國紐約黑石地產公司作了1個小時關於英國脫歐公投影響的演講,便輕松進賬超過12萬英鎊。10月,他到貝恩投資公司作演講,酬勞跟在黑石的差不多,這和他當首相時14萬英鎊的年薪差不多。按照1小時入賬12萬英鎊折算,每分鐘就能賺2000英鎊,是很多英國人1個月的收入。
不過,對於只有50歲的卡梅倫來說,這樣了此一生似乎也不甘心。2016年底,英國《每日郵報》媒體援引內閣官員的話報道稱,卡梅倫有望在不久的將來重返國際政治舞臺,成為下一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的有力競爭者。顯然,如果英國希望繼續在歐洲安全領域發揮重要作用,並向盟友證明英國希望在脫歐之後仍然願意在歐洲大陸扮演建設性角色的話,那麽任命英國籍的北約秘書長就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北約秘書長的年薪雖然只有22萬英鎊,而且要到比利時布魯塞爾去生活,不過對於卡梅倫來說,這是重返國際政治舞臺中央的絕佳機會。
種種跡象表明,希拉里並不打算就此退出政壇。保守派媒體福克斯新聞網猜測,希拉里可能在2020年第三次進軍總統大選。
和卡梅倫一樣,政治前途意外被腰斬的還有希拉里·克林頓。從1993年擔任美國第一夫人開始,希拉里縱橫政壇已超過20年,經歷過參議員、國務卿等多個要職的歷練。要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這是希拉里的人生目標,美國和全世界人民也都心知肚明。
然而,在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具備的情況下,希拉里卻在大選中意外輸給了特朗普,盡管她的普選票還多了兩百多萬張。任何人在結果公布那一刻,都會對希拉里的心碎和不甘感同身受。她也沒有在第一時間公開露面,顯然是需要時間來消化這一結果。
不過,一天之後,當她站在公眾面前發表正式的敗選演說時,她展示了一個成熟政客的胸襟、氣魄和風度。她承認自己很痛苦,但生活仍要繼續;她承認自己與自己的支持者都非常失望,但表示自己的競選活動不是為了一個人或是一群人,而是為了將美國建設成更加美麗的國家,她希望大家能給特朗普一個機會,讓他證明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好的美國總統;她向所有年輕人提出建議:“盡管人生中總有失敗,但為了理想,為了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業而奮鬥絕對值得。”她對所有的女性表示,“你絕對配得上你努力獲得的一切成就。”
希拉里顧全大局的舉動,得到了美國主流媒體的高度擁護。《名利場》雜誌盛贊她是“從總統候選人到遊蕩在外的民間英雄”。《紐約時報》稱她是“擁有熟悉面孔的全新的民間英雄”,“在那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中被擊倒後,她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重歸平靜”。《時代》周刊將特朗普選為2016年年度人物,同時將希拉里比作“美國的摩西”。
不過,68歲的希拉里顯然不準備消失在公眾視野中。在敗選後的短暫沈默之後,她重新開始拋頭露面。日前她出席了特朗普的就職儀式,神情自若,並在推特上寫道:“我來參加總統就職典禮是尊重我們的民主和持久的價值觀。”針對特朗普就職後全球女性的抗議浪潮,她在推特上引用自己的競選口號寫道:“謝謝你們為了女性的價值站出來發聲和遊行。這至關重要。我相信一起更強大(Stronger Together)。”
種種跡象表明,希拉里並不打算就此退出政壇。保守派媒體福克斯新聞網猜測,希拉里可能在2020年第三次進軍總統大選。希拉里的支持者似乎也是這樣想的,他們目前正在對希拉里進行勸進,鼓動她參加2017年11月的紐約市長選舉,通過這種方式留在公眾的視線里,待特朗普鑄成大錯後再卷土重來。紐約前市長布隆伯格曾說過,紐約市長是世界上最棒的4項職業之一,與美國總統、國務卿、世界銀行行長並列。在2016年大選中,希拉里在紐約獲得了近八成的支持,如果她要選市長,肯定手到擒來。
然而對於希拉里來說,她最致命的缺陷並不是公職經驗,而是年齡問題,屬於她的時代也在漸行漸遠,追不上了。她要通過紐約市長再沖擊總統寶座,差不多已經不可能了。民主黨已經給了她一次機會,按慣例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在《紐約時報》網站有關她參選紐約市長報道下面,有一條評論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克林頓夫婦是時候退出政治圈了。去做他們最擅長的事吧:賺錢。民主黨給了希拉里足夠多的機會,但她失敗了。我們已經受夠克林頓夫婦了,是時候來點新鮮血液了,但不包括他們的女兒切爾西。
奧巴馬卸任後,將通過撰寫新回憶錄的方式獲得2000萬美元稿費。米歇爾也將通過寫書大談自己的婚姻生活等話題,獲取2500萬美元的酬勞。
相較於希拉里的不甘和掙紮,她的黨友、前總統奧巴馬的心情要輕松很多。兩屆8年總統生涯,這是美國憲法規定的頂限,沒法再多了。而因為特朗普的種種不靠譜行為,很多人已經提前開始懷念奧巴馬了。奧巴馬離任時的支持率,要遠高於接任他的特朗普,後者的支持率創下了美國歷史上候任總統支持率的新低。
事實上,自9年多前宣布參選總統起,奧巴馬就一直是媒體眼中的寵兒,多次登上過《時代》《新聞周刊》《名利場》《財富》《滾石》等雜誌的封面,單《時代》周刊封面就登上22次,《滾石》封面9次。2015年,奧巴馬登上同誌雜誌Out周年刊封面,成為首位登上LGBT(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雜誌封面的美國總統。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非洲裔身份,另一方面也因為他一直保持的精英趣味和做派。
然而,正是因為奧巴馬在LGBT這類社會議題上的過分執著,和對“鐵銹地帶”工作機會轉移、失業率上升現象的忽視,使得民主黨在觀感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只關心變性人上廁所、同性婚姻合法化等不接地氣主題的政黨,引發了中西部受教育程度較低、價值觀保守的男性選民的報複性反彈。這些人在2016年大選中離棄了代表左翼的民主黨,轉身擁抱傳統上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共和黨,從而斷送了希拉里的總統夢,也讓民主黨在與此次總統選舉同步進行的州和國會等各級選舉中遭到了慘敗。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奧巴馬,就沒有特朗普。
特朗普是以顛覆性的姿態上場的,對奧巴馬醫改、TPP等一系列政治遺產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所以可以預料,奧巴馬在卸任後要花很多時間來和這種走回頭路的做法做鬥爭。事實上,他已經這麽做了。從2016年7月開始,他陸續在《科學》雜誌、《哈佛法律評論》和《美國醫學會雜誌》3家頂級期刊上發表學術文章,分別涉及能源、司法和醫改領域,目的就是在學理上闡述自己的觀點、捍衛自己最在意的幾項政治遺產。
而有能力在國際頂級期刊上發文,充分證明了奧巴馬的學術能力。鑒於他只有55歲,精英氣質滿滿,又有法學博士學位,未來到某一流大學法學院任職是完全有可能的。另據《紐約時報》報道,奧巴馬卸任後,將通過撰寫新回憶錄的方式獲得2000萬美元稿費。第一夫人米歇爾也將通過寫書大談自己的婚姻生活、與希拉里的恩怨、如何教育兩個女兒等話題,獲取2500萬美元的酬勞。寫暢銷書其實一直是奧巴馬的強項,自從1995年以來,他已經通過3本暢銷書賺了1500萬美元的稿費。而因為年富力強、口才氣質絕佳,他一旦殺入商業演講市場,必定會大受歡迎。
此外,2016年6月奧巴馬在接受《彭博商業周刊》采訪時透露,卸任之後他有興趣於科學和技術創新領域的投資,“在與矽谷以及風險投資者的談論中,使得我對科學以及管理感興趣,例如精準醫學,這項仍在進行中的工作,將會取得重大突破,未來人們獲得個人基因組只需1000美元,而不是10萬美元,針對於個人進行藥物設計由此得以實現。”
由於退休時年齡相對較小,奧巴馬的選項似乎比其他人都要多。不過可以肯定,他在未來一兩年還會待在華盛頓,為的是讓小女兒在這里完成高中學業。
在韓國目前的混亂局面下,潘基文的清白履歷無疑對選民是有吸引力的。盡管他至今沒有宣布參選,但媒體早把他當成總統候選人納入各種民調了。
與奧巴馬的不確定相比,剛剛離任的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目標要清晰很多,那就是在政壇再攀高峰,成為新一屆韓國總統。因為身陷閨蜜崔順實的幹政醜聞,韓國總統樸槿惠日前已經被國會彈劾,正等著憲法法院發落,看起來兇多吉少。事件還牽涉到韓國最大的財團三星,加上韓國最大航運企業韓進集團申請破產,目前韓國處於政治經濟等多重危機之中,混亂局面前所未有。各政黨和政治勢力都在摩拳擦掌,為可能的總統補選做準備。
而潘基文過去10年一直在聯合國任職,遠離韓國政壇,形象較為清新,又在10年間獲得了國際性的政治經驗;擔任秘書長之前是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職業生涯全部在外交系統度過,和韓國政壇牽涉不深。在目前的混亂局面下,這種清白的履歷無疑對選民是有吸引力的。此前,潘基文也表達了為民服務、許身報國的誌向。因此,盡管潘基文至今沒有宣布參選,但韓國媒體早把他當成候選人納入各種民調了。
從回國後這短短兩個多星期的表現看,潘基文在政治上確實比較成熟,他向樸槿惠打電話致意,拜訪前總統李明博尋求支持,到訪自殺的前總統盧武鉉的家鄉,這說明他深諳韓國儒家社會的人情世故。在日韓慰安婦問題上,潘基文的表態也是滴水不漏,段位顯然比其他候選人要高出很多。
然而,最近一段時間他的支持率卻在持續下滑,已經從第一位滑落到第二位。這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就是他盡管長期不在韓國,但並沒有擺脫親屬涉嫌貪腐的政壇痼疾,兩個弟弟都被揭發有行賄等不端行為。其中一個弟弟潘基祥在韓國建築公司京南企業出售越南河內的物業時,聲稱可以幫忙牽線說服中東某王室成員以高價購買,為此向中間人行賄,沒想到中間人是個“大忽悠”,不僅沒兌現諾言,還將50萬美元中介費揮霍一空後潛逃。目前,潘基祥父子已經因為行賄被美國檢方起訴。另一個弟弟潘基浩則被美國媒體揭發利用潘基文的影響力在緬甸獲得商業合同。
對親屬的醜聞,潘基文的回應是“毫不知情”,然而這一表態是否能說服韓國民眾就是另一回事了。加上若有若無的關於他本人受賄的傳聞,潘基文的競選之路恐怕遠沒有他設想的那麽順利。
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紮克伯格(MarkZuckerberg)最近遇上了些麻煩。
據科技博客VentureBeat報道,一些股東正在向Facebook施壓,要求紮克伯格退出董事會。他們在一份提案中稱,獨立董事長將能更好地“監督公司管理層,改進公司管理,制定更負責任、對股東更有利的議程”。這些股東來自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SumOfUs。
Facebook沒有就這一提案發表評論,但該公司可能會在4月份提交委托代理書時發表一份相關聲明。SumOfUs資本市場顧問KarmaKaptal創始人LisaLindsley表示:“這份提案已經獲得了四位SumOfUs股東的有效票數,符合提交的要求。”目前已經有超過33萬人在要求Facebook改善企業責任的請願書上簽了字,其中1500人是Facebook股東。
該提案以Facebook去年批準的新資本結構為例說明,公司內部權力已經失衡。在去年6月份舉辦的Facebook股東大會上,與會者被要求就批準發行C類股票的提案進行投票。該提案的目的是確保紮克伯格對公司控制權。雖然提案得以通過,但至少一名股東在事後起訴Facebook,認為發行C類股票的做法不公平。
這份股東提案稱,獨立的董事長“可以使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之間達成權力平衡,增強董事會領導力”,股東利益也將因此得到保證。該提案還指出,在Facebook“因虛假新聞、監管和仇恨言論等問題面臨越來越多批評”之際,設立獨立董事長將對公司“尤其有益”。
SumOfUs擔心,紮克伯格可能會讓Facebook沿著他個人認為正確的道路發展,並為此投入過多資源,造成股東利益受損。提案稱,如果換成獨立的董事長就能夠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誰的Facebook
毫無疑問,Facebook已經印有紮克伯格深深的烙印。
早在2006年紮克伯格就拒絕了當時雅虎10億美元的收購。那時Facebook成立才兩年,剛剛向社會人士開放註冊。談判時,根據Facebook早期投資者PeterThiel回憶:“馬克一開始就說最好10分鐘內談完,當雅虎拋出10億美元的價格時,他卻完全沒有想賣的意思。”紮克伯格當時的想法是,在Facebook做的事情有很多是從未出現過的,而雅虎對這些未來的新主意是沒有概念的,他們沒法對尚不存在的東西正確地估值,所以肯定會低估這門生意。
而隨著Facebook的發展勢頭越加迅猛,紮克伯格利用其龐大的市場價值,將那些正在研發高風險創新產品的初創企業納入麾下。紮克伯格曾在一年多時間里斥資220億美元,收購了圖片分享服務Instagram、即時通信服務WhatsApp以及沈浸式虛擬現實技術公司Oculus等。
對於大公司而言,通常創始人都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和非常鮮明的個人色彩。Lindsley表示:“一般而言,董事會服從於CEO幾乎是普遍的現象。在Facebook的案例中,可以看到董事都把紮克伯格當成唯一的權力擁有者。”
自Facebook上市以來,紮克伯格對公司一直擁有超過半數的投票權,比普通股東多9倍,並保留著對公司發展戰略的控制權。而且其擁有Facebook多達28%的股份,是公司最大的股東。Facebook剛上市的時候,就有人質疑這種將過多權力集中於一個人手中的做法,可能會對投資者的利益構成威脅,讓該公司在IPO中的潛在投資者望而卻步。
2012年Facebook的招股說明書中顯示,當時這位年僅27歲的CEO擁有56.9%的投票權,他還有權在臨死前指定接班人。盡管該公司的董事會已添加了一些元老級人物,包括風投資本家馬克·安德森(MarcAndreessen)和《華盛頓郵報》集團CEO唐納德·格雷厄姆(DonaldGraham)。特拉華大學的企業管理教授查爾斯·艾爾遜(CharlesElson)稱:“紮克伯格的絕對控制權意味著,董事和股東將無力左右該公司的發展方向。”當時艾爾遜教授就提出:“公眾對於董事會的控制權沒有任何發言權,我認為這會損害董事會履行自己職責的能力。這讓投資者感到十分不安,因為對於他們而言,這並不是一個好的賭註。”
雖然紮克伯格一直被詬病“手握太多權力”,但Facebook的財務狀況近期似乎表現不錯,股價也在持續上漲。
Facebook最新公布的財報顯示,其營收增長51%達到88.1億美元,連續七個季度營收和利潤雙雙超越市場預期,而股價的增長也表明了華爾街對公司業績的看好。最近一次出售股票後,紮克伯格當前凈資產約為520億美元。雖然出售了部分股票,但由於Facebook股價上漲,紮克伯克的凈資產在過去的一年中不降反增。
雙重股權結構
事實上,過去15年中,為了保護創始人的利益,很多公司上市後,雖然將經濟權出讓給更多的股東,卻將投票權集中到了一個或多個創始人手中。這已經漸漸成為一種企業治理的慣例。谷歌、Groupon和Zynga這樣的技術公司都是這樣操作的。這種做法的好處是,雖然限制了投資者的權力,但是它能夠確保公司沿著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既定的路線向前發展。此外,這種做法還能夠在高管薪酬等方面限制股東對管理層的影響力。
根據《經濟學人》的統計數據,在2000年時美國總共有482家公司采用雙重股權結構,互聯網泡沫破裂後,2002年下降到362家,2010年有12家公司在IPO時采用該結構。也就是說,只有在公司業績出色時,股東才會接受這種接近於“獨裁”的架構。
實際上Facebook采用這一架構正是受到谷歌的啟發,谷歌在上市時也是采用這種雙層結構,即對外部投資者發行的A股有一票投票權,管理層持有的B股則有十票,佩奇和布林在2010年售股前擁有5770萬GoogleB股,約等於18%的Google流通股本和59%的投票權。
在中國公司中也不乏這種雙層股權結構。百度和京東都是采用這種架構,京東創始人劉強東更是強勢,所擁有的B類股一票相當於20票A類股票,因此劉強東持股雖然只有18.8%卻據此掌控了京東過半數(51.2%)的投票權。
歷史上,一些擁有雙重股權結構的公司也遇到了來自投資者的阻擾。比如在2010年,加拿大汽車零件制造商曼格納國際公司(MagnaInternationalInc.)的股東投票取消了這種雙重股權結構,從而削弱了它賦予創始人弗蘭克·斯特羅納克(FrankStronach)的權力。
斯坦福大學洛克公司管理中心的教授大衛·拉克爾(DavidLarcker)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種安排讓企業避開了適用於大多數IPO企業的規定,例如建立薪酬委員會,董事會主要由獨立投資者組成。他說:“紮克伯格控制著投票權,正因如此,他們不必遵守上市公司的嚴格規定。”艾爾遜教授也表示:“對於長期股東來說,這意味著他們上當了。”
韓國投資夥伴董事總經理王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投票權較為集中的情況一般來說只有在創始人占股比例相當大,而且相當強勢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不然機構投資者一開始就不會同意。紮克伯格已經給了機構幾百倍的回報了,沒有人一開始會反對。而且創始人手上有幾百億美元,所有的機構都希望能跟著一起發展,變成LP(有限合夥人)。”
制度之辯
在Facebook的董事會中,一共有8位成員,其中5位是獨立董事。獨立董事是指獨立於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內部任職的董事,具有對公司事務判斷的獨立性。Facebook獨立董事的領導人是SusanDesmond-Hellman,設立這一職位的目的也是在於一旦董事長和CEO的職責分離之後,能夠代替董事長的職位。普華永道2010年的一份報告就顯示,在美國公司中,設立獨立董事領導人一職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這一職位通常由獨立董事推選。不過有67%設立獨立董事職位的公司,仍然將董事長和CEO人選集於一身。
不過,董事長同時擔任CEO的現象在美國尤為突出。在另一些發達國家,比如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甚至歐洲,CEO和董事長職務通常是分設兩人。但是並沒有研究顯示哪一種制度更加優於另一種。
在2005年哈佛商學院和沃頓商學院共同開展的一項針對英美主要大公司的董事會所做的一項調查,意外地發現:分離董事長和CEO的職責並沒有對公司更加高效的管理“有明顯的好處”。
麻省理工大學(MIT)斯隆管理評論(SloanManagementReview)發表的研究稱:“CEO和董事長集於一身就好像是‘狐貍看管雞窩’那樣,但是分開也有分開的問題,而且這種安排在美國的模式下不一定有效。”報告特別指出,如果對領導角色指責的設定不明確,將會損害對公司的治理效果。“紙上談兵很容易,但是實際操作和口頭的描述仍然有很大差距。”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JayLorsch和AndyZelleke表示。
這並不是SumOfUs第一次提交要求分離公司管理領導職責的建議書。在2015年和2016年,該組織同樣敦促美國農業巨頭孟山都分離董事長和CEO職務,並得到20%成員的支持。不過,孟山都至今為止CEO和董事長還都由HughGrant一個人擔任。
安永聯席總監楊子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般領導人退位有兩種情況,其一主動卸任,其二被董事會或股東大會罷免。”他解釋道,“從決策層來看,最高級別是股東大會,其次是董事會。如果直接召開董事會,要求罷免董事長,要看股東表決權。具體哪個層面有權罷免要看公司章程。”
具體到Facebook的案例,楊子江表示,還是要看紮克伯格的股票表決權是否足夠“一票否決股東的提案”;此外要看他有沒有離開董事會的意願。“如果離開董事會他還是股東,不影響紮克伯格賺錢,但是他在公司的影響力勢必會削弱。”
對於Facebook股東的提案,Lindsley承認,讓SumOfUs的提案在年度股東大會上通過將受到很大阻力,紮克伯格是公司最大的股東之一,他可以與其他股東聯手,輕易地否決這一提案。她說道:“從本質上說,股東提案是建議性的。即使99%的股東投了贊成票,董事會也沒有將其付諸實施的法律義務。但是,大多數董事會成員都已經意識到,忽視股東的聲音是不明智的。”
中央紀委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必須是思想和行動上高度自覺的一致。全面從嚴治黨,中央紀委首先要把自己擺進去,把習近平總書記對紀律檢查工作的要求細化具體化。
監督執紀是紀委最重要的權力,也是最容易出問題的環節。不受監督的權力是危險的,要針對監督執紀中的關鍵點和風險點,把規矩立起來、紀律嚴起來,從內容到形式都體現嚴和實的要求,為強化自我約束提供制度保障,更加嚴肅有效地履行監督執紀問責的職責。
監督執紀紀律就是政治紀律。紀委是黨內監督的專責機關,全面從嚴治黨聯系著我們的中心工作。
只有執紀做到嚴格規範,才能保證監督嚴肅有效。制定監督執紀工作規則,是“信任不能代替監督”的體現,就是底線思維。紀檢幹部要心懷敬畏和戒懼,做守紀律、講規矩的表率。
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是十八屆黨中央管黨治黨、標本兼治的鮮明特色。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紀檢機關也不能例外。中央紀委制定監督執紀工作規則,就是以實際行動向全黨全社會昭示,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是有制度籠子的,紀檢幹部是有著嚴格紀律約束的。
監督執紀問責是黨章賦予紀委的職責。從發現問題到執行紀律,再到責任追究,監督、執紀、問責渾然一體、相互促進,都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頒布了一系列黨內法規,管黨治黨的籬笆越紮越緊。中央紀委同黨中央保持一致,必須是思想和行動上高度自覺的一致。全面從嚴治黨,中央紀委首先要把自己擺進去,把習近平總書記對紀律檢查工作的要求細化具體化。監督執紀是紀委最重要的權力,也是最容易出問題的環節。不受監督的權力是危險的,要針對監督執紀中的關鍵點和風險點,把規矩立起來、紀律嚴起來,從內容到形式都體現嚴和實的要求,為強化自我約束提供制度保障,更加嚴肅有效地履行監督執紀問責的職責。
監督執紀紀律就是政治紀律。紀委是黨內監督的專責機關,全面從嚴治黨聯系著我們的中心工作。要從政治和大局的高度把握紀檢機關的職責定位,把紀律檢查工作同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聯系起來,同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聯系起來,放到“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去審視,深刻把握監督執紀的政治性。能否做到嚴格依規依紀,關乎全面從嚴治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給全黨、全社會帶來的政治效果,影響幹部群眾對反腐敗鬥爭的信心。制定監督執紀工作規則,明確紀檢機關在工作中執行黨的紀律的具體程序和標準,回應黨內和社會的關切,這本身就是政治。
制定規則是對實踐探索的歸納總結。四年多來,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級紀檢機關尊崇黨章,找準職責定位、持續深化“三轉”,推進理念和實踐創新。明確紀律審查是黨內審查,糾正以辦大案要案論英雄的政績觀,講政治顧大局,把握“樹木”與“森林”關系,開展問題線索大起底,加強線索集中管理,分類處置問題線索;把紀律挺在前面,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抓早抓小、動輒則咎;嚴格審查程序,規範審查談話、外查取證、措施使用、案件審理工作流程,加強涉案款物管理,建立審查安全責任制;落實機關黨建工作主體責任,加強審查組臨時黨支部建設,強化對紀檢幹部的教育和監督。豐富的實踐為制定規則奠定了堅實基礎。規則把這些新理念新舉措固化為制度成果,體現了改革創新和制度建設的有機統一。
正人先正己。只有執紀做到嚴格規範,才能保證監督嚴肅有效。制定監督執紀工作規則,是“信任不能代替監督”的體現,就是底線思維。紀檢幹部要心懷敬畏和戒懼,做守紀律、講規矩的表率。
(來源: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
2月20日,民生銀行201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在北京如期召開,會議從上午8:30開始,但進行了不到40分鐘便匆匆結束。
“氣氛比較嚴肅低沈,只是按照流程走,沒有安排股東問答環節,作為民生銀行最大股東安邦的代表姚大鋒雖然在現場,但一言不發。”參加股東大會的一位投資者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上午進行的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去年下半年連續搶奪民生銀行股權的史玉柱與曾作出承諾三年不減持民生銀行股票、最終卻高位套現的新希望集團劉永好均缺席,令在場的股東頗感失望。不過根據晚些時候史玉柱微博上傳的合影,下午民生銀行召開了閉門會議,諸位候選股東悉數到齊。
20日晚間,中國民生銀行發布公告稱,公司當天召開的2017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相關決議,選舉產生了公司第七屆董事會和監事會;隨後召開的第七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洪崎任董事長,聘任鄭萬春為行長;第七屆監事會第一次會議選舉張俊潼任監事會主席。至此,民生銀行順利完成了董監事會換屆工作。
股權爭奪暫告段落
民生銀行第六屆董事會本該在2015年4月10日到期。
作為國內首家民營銀行,股權高度分散一直是民生銀行的一大特色。各個股東持股比例一度從未超過10%紅線。
然而隨著董文標的離開,前任行長毛曉峰被抓,這一穩定運行多年的股東結構在第六屆董事會運行期內被打破。隨著安邦強勢入主,原有大股東接連減持,取而代之的則是安邦獨大、小諸侯混戰的局面。
在第七屆董事會換屆選舉前,2016下半年民生銀行接連上演“諸侯混戰”。7月,前有“東方系”張宏偉聯手華夏人壽,意圖加強在民生銀行的影響力;後有“泛海系”盧誌強斥巨資連續增持民生銀行股權,提升自己的股份占比。
市場上甚至有人拿“寶萬之爭”來類比民生銀行的股權爭奪。有人爭權就有人讓位。此間,劉永好高位拋售民生銀行A股約1900萬股,套現約1.8億元。
去年7月底迎來了民生銀行半年報披露時間的空窗期。根據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定期報告公告前30日內,上市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不得買賣本公司股票。這場股權爭奪戰短暫偃旗息鼓。
而“休漁期”剛一過,港交所披露的數據顯示,史玉柱持有的民生銀行H股股份數在去年12月2日已由7043.54萬股增至6.65億股,占民生銀行H股股份比例也由1.02%升至9.59%。
與此同時,截至去年三季度末,史玉柱執掌的上海健特持有民生銀行A股11.5億股,由此史玉柱持有的民生銀行股份總計18.15億股,占總股本比例為4.97%。
根據《民生銀行公司章程》,民生銀行董事的提名由上屆董事會在廣泛征求股東意見的基礎上,以書面提案的方式向股東大會提出。依據民生銀行章程,單獨或合並持有該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3%以上股份的股東,才有權提出提案。
在中金銀行業分析師看來,2016年下半年的股權爭奪都是沖著第七屆董事會席位而去。如今,新一屆董事會席位終於落定,股權之爭也將暫告一段落。
複星離席,巨人回歸,劉永好少一席
根據此前民生銀行公告,第七屆董事會依然是9位股東董事、3位執行董事和6位獨立董事的格局。
但實際上,經歷了上半年股權之爭,民生銀行新一屆董事會已經產生諸多變局。
其中最大的亮點莫過於巨人史玉柱的回歸,卻不見了複星的郭廣昌。此外,昔日民生銀行大股東、新希望劉永好從擁有兩個席位到如今僅保留一個。
而北京複樸道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田誌平和重慶國際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翁振傑首次出現在民生銀行前十大股東名單中。業內人士指出,前者是私募界的“老江湖”,後者所在公司曾奪得2015年信托行業凈利潤排名第一。
股權多少,決定了入主董事會的實力。從現有的股東結構來看,民生銀行主要股東有5家,即安邦系、泛海系、史玉柱、希望系和“東方系+華夏人壽”。
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安邦系合計持有民生銀行15.54%的股份,為第一大股東,其中包括安邦人壽持股6.49%,安邦財保持股4.56%,安邦集團持股4.49%。
2016年12月15日至16日,盧誌強掌控的泛海系共計買入民生銀行H股約1.35億股,占民生銀行總股本的0.369%。截至12月19日,中國泛海、泛海國際、泛海股權合計持有民生銀行18.24億股,占民生銀行總股本的5%。
此外,史玉柱持有民生銀行A+H股已增至4.97%;劉永好的新希望持有4.18%的股份;證金公司持有4.2%的股份;東方集團和華夏人壽聯盟分別持有民生銀行2.92%和2.56%股權,合計持股20.95億股,持股比例達5.74%。
梳理不難看出,安邦系為第一大股東,東方集團與華夏人壽聯盟持股總和排名第二,盧誌強掌控的泛海系位居第三,史玉柱大手筆買進後排名第四。而接連減持的劉永好則暫退居第六。
擴大董事長任期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臨時股東大會還進行了第七屆監事會選舉、修訂公司章程,及延長境內非公開發行優先股份相關決議的審議期等三項表決。
其中修訂公司章程的議案一項。修改後的章程取消了董事長和副董事長任期的規定。
此前,民生銀行董事長、副董事長任期3年,可以連選連任,連任一般不超過兩屆。但董事會認為確有必要時,允許董事長、副董事長連任三屆。
回顧民生銀行歷史,經叔平、董文標任民生銀行董事長均達到9年上限,在取消任期限制後,董事長和副董事長的任期如何變化有待觀察。
民生銀行三季報顯示,實現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391.63億元,同比增加7.86億元,增幅2.05%。不良貸款率為1.57%,比上年末下降0.03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為154.40%,比上年末上升0.77個百分點。
此前也許並沒有多少人可以想到,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這位有些胡子拉碴的前歐洲議會議長將有機會成為下一屆德國政府的總理,甚至可能改變整個歐洲的命運。
雖然在歐盟擔任過要職,舒爾茨在德國本土的執政經歷並不豐富,不過是擔任過北威州維爾塞倫(Würselen)市市長。今年1月被選為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 )黨首後,舒爾茨如一股旋風席卷德國,“舒爾茨效應”數周內便抹平了此前社民黨與基民盟間15%左右的支持率差距。德國《周日圖片報》19日公布的民調顯示,社民黨支持度達33%,反超默克爾的政黨1個百分點。
求新求變 舒爾茨拋出勝負手
面對強大的對手,被視為民粹主義沖擊下捍衛西方民主燈塔的默克爾,舒爾茨必須尋找突破。他提出改變默克爾政府此前所堅持的歐洲經濟緊縮政策,這曾讓身陷債務麻煩的希臘、意大利等南歐國家頗為不滿。舒爾茨希望對希臘等負債情況較深的國家給予一度的金融靈活性,同時放松財政監管擴大本土政府投資力度。
本周一,舒爾茨來到西南部城市比勒菲爾德參加社民黨集會,面對數百名支持者的掌聲與歡呼,舒爾茨放出豪言,要實現“社會公平公正”。舒爾茨關註了工作安全性及老年貧困問題,承諾改善養老金體系,並計劃加大教育、基礎設施及數字科技等方面的投資。“我們有數十億歐元的預算盈余,相比給大企業減稅,我情願用來投資拉動經濟”。
希臘或迎來喘息之機
可以預見的是,如果舒爾茨最終當選德國總理,將采取措施鼓勵歐元區國家進行金融改革。相對而言,默克爾政府更趨向於對那些債務纏身的國家采取強硬手段,財長朔伊布勒甚至一度考慮將希臘趕出歐元區。
歐盟要求希臘未來每年實現3.5%的財政盈余(不算債務利息支持),這樣希臘就不需要進行債務減計了。社民黨副主席施泰格納(Ralf Stegner)表示,希臘已經作出了巨大改革,普通民眾承受著巨大負擔,他們甚至實現了財政盈余。如果未來有社民黨領導的政府,我們對希臘的態度將有所改變,我們看中的是歐洲的經濟增長和就業。
拒絕妥協,向現實宣戰
在關註社會平等的同時,舒爾茨也在著手強化社民黨的政策區分度。默克爾的移民政策及近年來在德國發生的襲擊事件令左翼保守黨選情一落千丈,而打著民粹主義和反移民旗號的右翼政黨(如德國選擇黨)則借機大撈政治資本,並已經在德國地方議會占據一席之地。
德國經濟自默克爾2005年11月上臺以來實現了穩步增長,失業率也隨之降至歷史低點。但隨著時間推移,很多人的收入並未明顯增長,同時隨著全球化經濟的擴張,貧富差距開始不斷拉大。作為德國政壇的“新人”,舒爾茨並不想向默克爾的“執政大聯盟”妥協。在他眼里,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將重新吸引過去十年“拋棄”社民黨的近千萬支持者。
歐盟工作經驗或成絆腳石
在歐洲很多國家,歐盟的政治生涯對個人本土的政治前途有不利影響,但在德國並不是這樣,雖然近年來興起了以德國選擇黨為首的右翼反移民反歐盟浪潮。舒爾茨經常被德國媒體稱為歐洲先生,舒爾茨認為這是人們對其在歐洲工作的認可。
當然舒爾茨的歐盟生涯同樣充滿爭議,這也成了基民盟攻擊的目標。其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前盧森堡首相容克的親密關系讓外界質疑他在盧森堡避稅案上偏袒容克。2014年11月國際調研記者協會得到的一批多達2.8萬頁的泄露文件,揭示包括蘋果、宜家、百事等340家大型企業利用盧森堡避稅數十億美元。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曾任盧森堡首相19年,這起醜聞令新上任的容克突然陷入信任危機。
邁向權力之路
邁著穩健的步伐,舒爾茨及社民黨正在向權力之路進發。目前社民黨已經與綠黨和極左翼林克黨展開數輪談判,就成立偏左傾聯合政府的可能性進行磋商。林克黨的支持率為8%,綠黨的支持率則穩定在7%左右,加上社民黨的33%,左派聯盟將有48%,將足夠組建聯合政府。
“有些企業家特別願意與政府官員打交道,這里面有兩種不正常的情況,”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3月18日表示,一種是資本希望求得特殊照顧,而這有違市場公平;另一種是掌握經濟財富之後希望謀求政治權力,這非常危險。
政商關系如何界定,是一個敏感又重要的議題。2017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門設立“新型政商關系與反腐敗”的會議環節,中央紀委副書記楊曉渡及多位企業家參與討論。
楊曉渡表示,中國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有其自身努力的內在因素,同時也得益於政府的支持和良好的環境。中國企業擁有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決不允許將此作為腐蝕官員、腐蝕社會的工具和手段,不能用來圍獵政府官員,汙染政企關系,企業財富決不能用於突破法律約束的領域。
他認為,當前要營造的是“親”和“清”的新型政企關系,要防範權力對金錢的尋租,避免金錢對權力的腐蝕,斬斷官商勾結的利益鏈。
在這場討論會上,還有泰康人壽董事長、首席執行官陳東升,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等企業代表。
參與“政商關系”、“反腐敗”話題的討論,對企業家而言亦十分敏感。陳東升就在會上帶有調侃意味地表示,與楊曉渡同臺討論“需要底氣”。
“企業的生意有三種,與政府的生意、與企業的生意、與消費者的生意,這其中與政府的生意容易出現腐敗,與企業的生意也可能會出現腐敗,但是與消費者的生意,腐敗的機會幾乎是零。”陳東升說,經營企業可以選擇商業模式,幸運的是他選擇的是“與消費者的生意”。
他認為,隨著工業化基本完成,持續的投資得到的回報越來越平均化,企業賺錢的方式發生了變化,逐漸進化到依靠創新、並購整合來賺錢。“走的長的企業家,一定是堅持市場化道路的企業,”陳東升說,做企業是跑馬拉松,而不是短跑,但很多企業家忘了這一點,許多人想當“百米冠軍”。
陳東升總結,過去有很多企業倒掉,倒掉的企業主要有兩類,一種是追求高速增長倒掉了,一種是官商勾結倒掉了。只有堅持走專業化、市場化、規範化、國際化的道路,才能走的長。
“我還有一個很深的體會,企業家內心的價值觀也很重要。”陳東升說,自己並不是為了發財“下海”,而是為了做一個好企業、一個代表民族驕傲的企業。
作為民營企業家的代表,劉永好表示,如今政商關系已經出現變化,“權勢人物”在收手。
“我的好幾個朋友都在講,過去有的投資機會被有權勢的人物拿走了。現在反腐敗情勢下,權勢人物不再碰這些機會了,這對我們來說就是機會。”他認為,民營企業家追求基業長青,至少要做到三個方面。一是要有企業家精神,拼搏、創業、激情、活力,會用人;二是要有底線意識,這對商人而言非常重要;第三就是要建立“親”、“清”的政商關系。
土耳其4月16日舉行了歷史性的修憲公投,之所以此次公投足夠被稱為歷史性,是因為公投將決定土耳其是否會由現行的議會制轉變為總統制,即總統獲得更多行政權力同時廢除總理職位。更大的意義在於,公投呈現出處於十字路口的土耳其對未來發展道路的糾結。
埃爾多安最長可執政到2029年
對土耳其來說,無論公投結果如何,2017年註定是政治動蕩的一年,而且接下去至少到2019年,土耳其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投資風險都將不降反升。
當地時間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伊茲密爾,一名市民參加修憲公投投票
土耳其最高選舉委員會公布的數字顯示,在全國設有超過16萬個投票站,境內註冊選民約5530萬人,境外註冊選民約290萬人。此前,在3月27日至4月9日的境外投票階段,分布在57個國家的境外投票站累計收到大約132萬張選票,目前選票已全部運抵首都安卡拉等待統計。修憲公投的全部投票於當地時間16日17時(北京時間16日22時)結束,但正式計票結果預計在一周內公布。
這是土耳其自1980年軍事政變後該國體制經歷的又一次重要變化。土耳其此次憲法修正案共有18條內容,其中最受關註的是將土耳其1923年建國以來實行的議會共和制改為總統制,即從憲法上賦予總統更多實權。同時,修正案一旦生效,現行憲法下擁有更多行政權力的總理職位將被廢除,而獲得擴權的總統可直接任命包括副總統和內閣部長在內的政府高官,並有權發布行政命令和解散議會,還有權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更重要的一點是,總統還可以繼續擔任政黨主席。
憲法修正案的另一主要內容是建議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每5年於同一天舉行,並將下次大選時間設定為2019年11月3日,而且總統可連任一屆。這就意味著,如果埃爾多安2019年勝選,最長可執政到2029年。
此外,憲法修正案還將議員人數從550人增加到600人,議員代表資格年齡從25歲降至18歲。
除上述內容外,憲法修正案規定,將“法官和檢察官高等委員會”由現在的22人減少到13人,其中4人由總統任命,7人由議會任命,另外兩人由司法部部長任命。但是,鑒於總統可擔任議會多數黨主席,並且司法部部長也由總統任命,也就是說,未來土耳其總統將可以控制“法官和檢察官高等委員會”的多數人選,即可以直接決定司法人員的任免。
而上述這一切關乎未來土耳其政治經濟走向的變化,決定權落到了5000多萬選民的手中。
贊成還是反對
此前,從議會同意舉行修憲公投之後,土耳其國內贊成和反對修憲公投的勢力就開始相互博弈。
民族行動黨和總統埃爾多安所在的執政黨正義發展黨對舉行修憲公投提出兩個理由:第一,他們認為當前的土耳其面臨巨大的外部發展危機以及“居蘭運動”全方位的挑戰與威脅;第二,土耳其應繼續整合行政權力來避免低效的聯合政府及總統和總理間的權力爭奪。
支持修憲者的態度能從他們最常用的標語看出來:“國家統一”、“穩定”、“賦權民眾”以及“人民對精英的戰爭”;而反對修憲的陣營主要是由共和人民黨領導的力量組成,他們認為修憲就是服務於領導人的個人專政,並將導致土耳其走向威權主義。
從兩邊的觀點足見此次公投中民意的分裂,而且從外部看,公投的結果還將極大影響土耳其與西方盟友的關系。
歐洲理事會之下的威尼斯委員會(VeniceCommission)的憲法專家小組認為,土耳其修憲對傳統上實行憲政民主的土耳其政體來說是“危險的倒退”,並表示修改後的憲法缺少必要的制衡機制來防止出現威權主義。
威尼斯委員會,當前選擇舉行修憲公投的時機並不好,因為公投本身增加了土耳其社會的憂慮,而當前土耳其面臨的緊急情況無法為修憲公投提供恰當的民主程序。
威尼斯委員會說,修憲公投的過程既非免費,更不公平。因為政府利用大量公共資源來爭取“贊成”票,執政者禁止民間社會團體為競選造勢,受政府影響的媒體報道完全傾向於政府一邊。
土耳其的情況在歐洲並不鮮見。比如,波蘭和匈牙利都進行了基於“行政權力高於司法權力”這個核心精神的憲法改革。
總之,無論公投結果如何,土耳其仍徘徊在從2014年總統大選持續至今的超長選舉周期,很可能到2019年再次舉行總統選舉後才能平靜。
當地時間2017年4月24日,美國芝加哥,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結束假期,亮相芝加哥大學發表演講,這是奧巴馬卸任後首次現身公眾場合。(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5月4日《南方周末》)
這幾年,國際政治風雲變幻,“黑天鵝”事件頻發,有人意外上位,也就意味著有人黯然下臺,而那些下了臺的政要們,大都面臨著複出和再就業的問題。如何安排自己人生的下半場,這里面大有學問。
無論是奧巴馬還是布萊爾,都沒有完全放下對政治的念想,但兩國體制的不同,決定了布萊爾還有可能重攀高峰,奧巴馬卻再也不可能了。
國際政壇是一個特別的地方,一段時間不見,就有過氣的風險。
就拿美國來說,總統換屆不過100天,已沒有多少人提起奧巴馬這個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因為他已經是前總統,而“前總統”這個詞總有那麽一股揮之不去的陳舊過時氣息。事實上,前總統奧巴馬只有55歲,而現總統特朗普已過70歲,但這阻擋不了人們棄舊追新的熱乎勁。顯然,很多人已經不關心奧巴馬了。但是,奧巴馬還年輕,還想再做點事情。
盡管還沒拿定主意要如何規劃後半生,但在休假3個月後,他已經宣布全面複出,並至少幹了兩件事:一是簽署了一份協議,2017年9月到一家華爾街公司主辦的醫療保健會議上發表主題演講,報酬是40萬美元(這相當於他當總統一年的收入)。通過從政攢下名氣和人脈,退下來就從事商業演講,這是大部分美國總統和政要退休後都會幹的事;二是打電話給法國總統候選人馬克龍表示支持。由於特朗普已多次公開表態支持馬克龍的對手勒龐,奧巴馬此舉對著幹的意味很明顯。
另一位近期複出的國際政要是65歲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他在2017年5月1日表示,為了對抗脫歐,他決定重新投入國內政治。布萊爾曾在1994年至2007年領導工黨,並在1997年到2007年期間擔任首相,卸任後主要致力於中東和非洲事務,遠離英國國內政治。
但眼下,英國因為脫歐而進退兩難,民眾公投同意脫歐,但歐盟下決心要教訓一下這個帶頭鬧事的“壞小子”,因此在分手費等問題上堅決不讓步,即便特蕾莎·梅能在2017年6月8日的大選中大勝,未來的英國脫歐談判也註定非常艱難;脫歐還在英國國內造成了分裂,再次激活了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獨立之心,這兩地如今都嚷嚷著要舉行獨立公投。因此,布萊爾在宣布複出時告訴《每日鏡報》:“英國脫歐這件事,給了我直接參與政治的動力。”他說,“你必須弄臟手,而我會這麽做。”
顯然,無論是奧巴馬還是布萊爾,都沒有完全放下對政治的念想,但兩國體制的不同,決定了布萊爾還有可能重攀高峰,奧巴馬卻再也不可能了。因為英國實行的議會民主制,對首相的任期沒有限制,只要布萊爾能選上議員並說服工黨黨員們支持他擔任領袖,工黨一旦在大選中勝出,布萊爾就能再次擔任首相。英國歷史上上一次這樣成功回爐的,就是一位工黨領袖:哈羅德·威爾遜在1964-1970年間擔任英國首相,在1970年大選中輸給了愛德華·希思領導的保守黨,4年後工黨再次勝出,威爾遜在1974-1976年間再次擔任首相。當然,理論歸理論,布萊爾的問題是離開國內政治已經10年之久,按照今天選民普遍喜新厭舊的口味,布萊爾再次擔任首相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在英國脫歐過程中發揮說服、斡旋的作用還是可以期待的。
而美國實行的是總統制,華盛頓當年在擔任兩任總統後自動放棄了競選,後來者也紛紛效仿,但這畢竟沒有成為法律。在二戰期間富蘭克林·羅斯福3次連任,引發了美國社會的警覺。195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憲法第22修正案,禁止任何人當選總統超過兩次。這就徹底堵死了克林頓、奧巴馬這類年富力強的卸任總統再次競選的機會。事實上,美國歷史上一個人不連續兩次擔任總統,已經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民主黨人格羅弗·克利夫蘭1885-1889年擔任美國總統,之後輸給共和黨的本傑明·哈里森,4年後卷土重來,在1893-1897年再次擔任總統。此後,就再也沒人能複制這樣的傳奇經歷了,要麽擔任一屆連任失敗後徹底走人,要麽連任一次後徹底走人。顯然,美國政壇的新陳代謝在加快,後浪緊推前浪,一次機會抓不住的話就很難有第二次。
安倍兩次擔任首相的時間加起來將近1900天,到2018年9月將超過2400天,到2021年9月將超過3500天,有望超過佐藤榮作成為日本戰後第一人。
近年來,在科技進步和移動互聯網的影響下,國際政治有日益娛樂化和選秀化的趨勢,領導人也成了一種迅速叠代、不斷更新的快速消費品,早年那種一個人反複上下的例子已不多見,這也成了奧巴馬、布萊爾等人再次上位的最大障礙。
當然,美國的法律不讓奧巴馬尋求再次連任,但即便這個法律被撤銷,以選民今天的心態,奧巴馬要再次出山也還是要掂量一下。在日本,上一次不連續多次擔任首相的人,是戰後初期的吉田茂,半個世紀以來,這種情況沒有再出現過。但近年來有一個人,卻在第一次首相任期結束5年後再次擔任首相。這個人就是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
安倍出身於日本的政治世家,外祖父岸信介及其弟佐藤榮作都在戰後擔任過日本首相,佐藤榮作還是戰後擔任首相時間最長的人,共計2797天。而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也擔任過外相。安倍晉三的政治生涯就是從給父親當秘書開始的,1991年,安倍晉太郎病故,安倍晉三繼承其在山口縣的傳統選舉優勢,1993年7月首次當選為眾議員並多次連任。2006年9月,52歲的安倍接替小泉純一郎擔任日本首相,成為日本戰後最年輕的首相。2007年7月29日,安倍領導的自民黨在日本參議院選舉中大敗,是為自民黨立黨52年間第一次失去對參議院的控制權,兩個月後,安倍被迫下臺,找的理由是健康問題。因為就任剛剛一年就抵受不住壓力選擇下臺,安倍晉三的形象被嚴重玷汙,在講究堅毅和忍耐的日本,他被指責為半途而廢、過於脆弱、忍受不了壓力和不負責任,很快就被選民忘記了。
然而此後幾年,日本政壇像被施了魔咒,首相走馬燈般地換,出現了“七年七相”的尷尬局面,無領導力的日本成了國際笑話,也讓日本民眾厭煩不已,局面比安倍在位時還要糟糕。安倍晉三的首相位子雖然丟了,並被認為是一個loser,但他咬牙堅守在眾議員的位子上,因為按照日本政壇的規矩,政治地盤是要代代相傳的,可不能隨便丟,這比當不當首相還要緊。而在日本這樣的議會民主制國家里,擔任眾議員是擔任首相的必需條件。而安倍的更大幸運還在於,他的妻子安倍昭惠和兩個鐵哥們麻生太郎與菅義偉,都認定之前那次不是他的最高水平,一直在不遺余力地替他打氣鼓勁,鼓動他再次出山競選自民黨總裁,爭奪相位。
盡管日本在2009年實現了政黨輪替,民主黨第一次上臺執政,但因為缺乏經驗,施政一塌糊塗,自民黨東山再起指日可待。而此時的自民黨缺乏有號召力的人物,有幾大政治家族加持、又有意願出山的安倍,因此在2012年9月戰勝前防衛大臣石破茂,再次當選自民黨總裁,成為首位回任的前自民黨總裁。當年12月,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大勝贏回執政權,安倍再次擔任日本首相。
經歷了一系列挫折和失敗重新上臺的安倍,不再是那個猶豫不決的公子哥,而是事事有定見,開始奉行強硬內政外交路線,提出了“安倍經濟學”,“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激活民間投資的增長戰略”這三支箭,與此前的風格迥異。
目前,自民黨和一起執政的公明黨在眾議院占據了2/3多數,在參議院議席過半,如果加上贊成修憲的幾個小黨,同樣過了2/3。
2017年3月5日,自民黨第84屆大會決定將黨章中的總裁任期從目前的連任“最多2屆6年”延長至“最多3屆9年”,這意味著若安倍在2018年自民黨總裁選舉中連任且自民黨保持執政黨地位,執政期有望延長至2021年9月。安倍兩次擔任首相的時間加起來將近1900天,到2018年9月將超過2400天,到2021年9月將超過3500天,有望超過佐藤榮作成為日本戰後第一人。
目前,日本在野黨處於頹勢,缺乏有足夠分量和知名度的領袖人物,盡管安倍剛剛經歷了“森友學園”這樣的醜聞,最大在野黨民主黨的支持率目前也不到10%,難以對自民黨構成實質威脅。安倍的執政地位總體上是比較穩固的。最值得關註的可能是他的健康。安倍很年輕時就有嚴重的腸炎,近年來日本媒體推測他的病情可能已經加重為大腸癌。種種跡象顯示,安倍的健康確實有一些問題,但到底嚴重到什麽程度則不得而知。如果未來幾年病情嚴重惡化的話,也將終結安倍的首相生涯。
從支配性的“權力的遊戲”,到從世界邊隙處堅韌刺出來的“冰與火之歌”,最後維斯特洛大陸會展現出怎樣的政治景象,讓我們在未來的日子里一起拭目以待。
來源 | 《上海大學學報》
作者 |
《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是美國HBO有線電視網於2011年4月推出的一部奇幻劇集,至2016年6月一共播出六季,第七季將於北京時間7月17日回歸。該劇改編自美國小說家喬治·馬丁(George R. R. Martin)創作的系列奇幻小說《冰與火之歌》(A Song of Ice and Fire)。
引言:“三眼烏鴉”的幻像
關於恐怖片,斯洛文尼亞文藝理論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1949—)曾提出一個鑒賞觀點: 一部恐怖片的好壞,就是看當我們把恐怖要素移除之後,它到底是講一個什麽故事。絕大部分恐怖片之糟糕不在於其低成本的制作,而恰恰在於一旦拿掉那些刻意營造的恐怖環節,整個電影就蒼白無力到連一個連貫性的敘事都支撐不起來。在制作成本上,奇幻片普遍要高出恐怖片一大截,但是齊澤克這個論點完全可以平移到前者上: 當我們把那些用高成本制作出來的奇幻元素拿掉之後,該片還剩下什麽?
美國HBO有線電視網推出的劇集《權力的遊戲》,無疑是影視界近些年來最受矚目、制作最精良、人氣最高的奇幻巨作(沒有之一) ,其得到的獎項數遠超過同時期大屏幕上的《霍比特人》系列以及各種超級英雄系列。《權力的遊戲》改編自美國小說家喬治·馬丁( George R.R. Martin,1948—) 的奇幻文學作品《冰與火之歌》系列,從2011年4月起熱播至今,已經連續推出六季(在這過程中投資規模不斷加大) 。其不僅在美國本土和整個英語世界引起熱烈反響,在大洋的這一邊同樣擁有了數量極為龐大的粉絲群體,原著的中譯本亦長年盤踞在各大熱銷書榜上。
《權力的遊戲》被歸類為“奇幻劇情” ,講的是一個虛幻世界里的故事,那里充斥著諸如“異鬼”、“血魔法”、“綠先知”、“易形/狼靈”、“龍”等奇幻事物。很多影視批評家將《權力的遊戲》的成功歸功於其奇幻主題,並把該劇視作為始於2001 年《指環王》三部曲、《哈利·波特》系列電影的史詩奇幻劇熱潮之最新一浪。而這些奇幻劇之所以獲得商業成功,正是因為它們有效地向人們提供了逃離現實生活的一個出口、一劑迷藥。然而,《權力的遊戲》是否真的只是因為出色地提供了奇幻元素而成為一部現象級巨作?
根據HBO的數據,《權力的遊戲》觀眾平均年齡為41 歲,這個數字成為以青少年為受眾對象的奇幻片的一個歧出。《權力的遊戲》粉絲包括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英國前首相卡梅倫、澳大利亞前總理朱莉婭·吉拉德(Julia Eileen Gillard)以及荷蘭前外交大臣法蘭斯·蒂莫曼斯(Frans Timmermans)。蒂莫曼斯在2013 年的一個演講中,當談到歐洲政治所面臨的挑戰時專門引用了《權力的遊戲》里的著名臺詞: “凜冬將至。”這些年,美國媒體亦大量運用《權力的遊戲》的語言,來評論奧巴馬醫改、敘利亞內戰等等國內與國際政治事件。這標識出了《權力的遊戲》所展示的那個奇幻世界,同我們當下所處的這個“現實世界”具有諸種結構上的同質性。
就像《權力的遊戲》劇中那只“三眼烏鴉”使劇中人物布蘭·史塔克不斷看到關於真相的“幻像”,《權力的遊戲》自身亦是一只讓我們在“幻像”(奇幻片) 中瞥到真相的“三眼烏鴉”。如齊澤克所言,真相必須經過“繞道”、通過“斜視”才能被觸及: 進入奇幻世界,恰恰是更好地進入當下世界。
當我們盡數移除該劇中的各種奇幻元素後,劇中世界之規模,仍然令人嘆為觀止: 這個完全架空的世界,有其自身的地理、歷史乃至各地迥異的文化、語言、氣候、風俗、制度、信仰,豐富細膩程度與我們當下現實世界相比亦並未遜色多少,幾乎達到了一個“平行世界”的文明規模。“冰與火之歌”現已擁有自身的維基百科,其詞條數在本文成稿時多達7163 條(該站中文維基之詞條數亦達5298 條,每篇嚴謹程度與維基百科一般無二) 。該架空世界的“真實性”或者說“超真實性”( hyperreality),也絲毫不弱於我們生活其內的這個“現實世界”。
對比“現實世界”,作為奇幻劇的《權力的遊戲》,恰恰因其架空設定,反而更能沒有禁忌地演繹前者的諸種邏輯。當我們移除其奇幻元素後,一個更裸露的“權力的遊戲”就展現在我們眼前。
“權力如浮影遊墻”
關於權力,《權力的遊戲》有一個著名對白,發生在該劇兩個重要人物之間。禦前情報大臣瓦里斯對被臨時授命做代相的提利昂·蘭尼斯特(“小惡魔”) 說了如下這段話:“權力存在於當人們相信它存在的地方。它是一個把戲,如浮影遊墻。一個十分矮小之人,也能投射出一個十分碩大之陰影。”政治性的“權力”(power) 和純粹的“力量”(force) 不同,它既強大又脆弱: 權力運轉的每一個瞬間(如某人發出指令而一群人服從時) ,必定是有一套敘事在支撐著,而這套敘事被抽走之後,再強大的權力也即刻煙消雲散。
瓦里斯又讓提利昂猜一個謎語: 三個大人物即一個國王、一個教士和一個富商同在一室,中間站了一個劍手,他們都叫這個劍手殺掉另外兩個人,劍手會殺誰? 提利昂認為取決於劍手。瓦里斯指出,如果劍手是最關鍵因素,那為什麽我們還要假裝認為國王握有至高權力呢? 這個謎語同其關於權力的論斷構成了很好的互文關系: 劍手擁有的只是“力量”,在17世紀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筆下的“自然狀態”里或許最為強大,但在人之群處而形成的共同體里,“權力”才至關重要。那三個大人物看似都握有極大權力,他們的權力其實是由三套不同的敘事在支撐,劍手會聽誰的命令取決於當時哪套敘事在“政治之墻”上投射出了最碩大的陰影(王冠、神祇或金錢) 。而政治哲學(以及政治神學) ,就是研究支撐權力運轉的那諸種敘事。
瓦里斯
《權力的遊戲》里政治哲學第一課,就是所有的德性、榮譽、虔誠、誓約,都是維持“現實秩序”權力運作的“把戲”之一部分。會玩“權力遊戲”的人,需要讓別人(而非自己) 深信這套體系。回到瓦里斯的謎語: 國王、教士、富商可能都不相信支撐自身權力背後的敘事,但是必須要讓那個劍手對自己深信,才能指揮他殺死其他兩人。所以,從第一季開始,《權力的遊戲》就把我們帶入到了一個馬基雅維利式“去道德化”的政治世界中: 在“權力遊戲”里,如果沒有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智慧和手段,那就只有橫死一條路,不管你實力(力量)有多強。
這也造成了該劇目前最受觀眾詬病的一點,即它違背虛構作品(小說/電影/電視劇)的主配角差序原則: 虛構作品必須要形成突出的主角,以使得讀者/觀眾有投射關註與認同的對象,從而建立起作品-受眾之間的有效心理關聯,關聯越強,作品越受歡迎。影視制作的入門原則就是要讓觀眾能很快確認劇中男一號、男二號以及女一號、女二號; 與此對應,所有影視獎項也都是分列男女主角和男女配角。然而,《權力的遊戲》完全顛覆了觀眾們一貫的觀劇體驗: 從其第一季開始,他們被迫習慣核心主角突然下一幕就會橫死,主演隨時準備“領便當”的狀況,原作者與編劇們完全不珍視觀眾在觀劇過程中對主角們所培養起來的情感。
有人已經總結了“觀看權力遊戲之心理循環”: (1) “這是我看過的最棒的劇!”;(2) “我找到了新的最喜歡的角色!”;(3) “哦,不! !為什麽? 上帝阿! ! 為什麽?”;(4) “我再也不看這部愚蠢的劇了!”(然後再重新回到1)。《華盛頓郵報》在第六季開播前夜公布了一項統計: 該劇只前五季就共有704個角色“領了便當”(包括人和動物) ,刷新美劇“殘忍”新高。
然而,當那些對劇情表示不信服的觀眾返回頭去檢視劇中所有的線索時,卻會看到這些意外結果卻又完全在邏輯之內: 信任他人的承諾/誓言,信任符號性規則(如“不得加害屋檐下的賓客”這條維斯特洛大陸上神聖的“賓客權利”) 的約束力,使得曾經極具實力的史塔克家族父子兩代人瞬間遭到徹底覆滅。榮譽、善良、忠誠、信義這些德性,在政治世界里作用甚微,這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者之間的“遊戲”。
奈德是一個令其對手如“弒君者”詹姆·蘭尼斯特都稱贊的“高尚之人”,然而他斷然拒絕禦前財政大臣“小指頭”培提爾·貝里席之建議(擁護實為瑟曦王後與其弟詹姆亂倫之子喬佛里即位,並以攝政王身份攫取至高權力) ,但同時又繼續對“小指頭”保持信任,終致自己一秒間從首相淪為“叛賊”。奈德有榮譽但“無謀”之極的舉動,還包括決意揭破亂倫秘密卻又事先約見並告知瑟曦自己整個計劃(好讓她有時間帶著三個孩子離開都城) ,等等。奈德最後落得個身首異處的下場。仔細梳理劇中線索,其實完全不算意外。觀眾極度強烈的意外感,純粹來自男一號絕不會突然橫死這條影視制作入門級原則。
高尚的奈德,出場不久就領了便當
與奈德之死相似,其子羅柏率眾稱王後在戰場上未嘗一敗,但卻因相信“賓客權利”及其封臣們的效忠之誓,亦在弗雷家族與波頓家族聯手設局下一夕間盡皆受戮,碧血橫飛。在史塔克家族傾覆的血野上,蘭尼斯特家族、提利爾家族、馬泰爾家族、艾林家族、波頓家族以及“小指頭”、瓦里斯等等各路高手們繼續各施神通,繼續彼此算計,明爭暗鬥。
在德裔美籍政治哲學家利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1899—1973)看來,馬基雅維利去道德化的政治現實主義,實乃真正標識了現代性的肇端。至此之後,形而上學(雅典) 與宗教(耶路撒冷) 不再具有真理地位,而純粹成為“浮影遊墻”的敘事,淪為權力遊戲玩家們手里的“把戲”。這導致( 1) 政治生活與道德脫鉤; ( 2) 政治問題(從治理到政治正當性) 變成了技術問題。
用這個洞見來反觀《權力的遊戲》,劇中“小惡魔”提利昂·蘭尼斯特就代表了能出現在馬基雅維利舞臺上(並能不橫死) 的最理想的政治人: 熟諳各種政治手段和權術,不信神也沒有特別強的榮譽感(並且以公開出入妓院而為其父深恨) ,但具有職責意識(和一定同情心) ,並有高超的技術能力來履行其所居之位所承擔的職責。其父泰溫·蘭尼斯特極其厭惡這個侏儒兒子,但仍派他去都城作為自己缺席時的代相,就是深信其技術能力,並且在喬佛里一世進一步肆意妄為時有能力也有擔當去嚴加阻止。而後來瓦里斯把他救下來後推薦給狹海對面的“龍母”丹妮莉絲·坦格利安,也同樣是因為目睹了其代相時期的作為與能力,深信他是能夠輔佐丹妮莉絲重返鐵王座並保持維斯特洛大陸長久和平的不二人選。
小惡魔提利昂
“諸神要求正義”
不過,《權力的遊戲》中的政治哲學並未僅止於此: 在馬基雅維利主義政治之底色中,《權力的遊戲》至少還從兩個向度上繼續走向縱深,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思考空間。
首先是世俗秩序中的宗教問題。在史塔克家族土崩瓦解,原國王之弟史坦尼斯·拜拉席恩軍隊被新結盟的蘭尼斯特與提利爾兩大家族聯軍擊潰後,“權力遊戲”的核心鬥爭,變成了在蘭尼斯特與提利爾這兩個“盟友”家族之間展開。新晉太後瑟曦想方設法阻止王後瑪格麗·提利爾對自己年紀尚幼的二兒子托曼一世之精神控制,但又不方便自己公開出手,她想到的辦法是: 廢掉原先那位腐敗不堪的大主教,並扶植宗教狂熱分子“大麻雀”代之,旨在借用這支“外部的”宗教力量來壓制提利爾家族權力在都城的蔓延。果然,瑪格麗之兄、身為提利爾家族繼承人的“百花騎士”洛拉斯·提利爾以及瑪格麗本人,先後被教會以違反神之律法(雞奸、作偽證) 打入大教堂地牢。提利爾家族的“荊棘女王”奧蕾娜夫人去找大主教交涉,結果發現他們說的完全不是一種語言:
大麻雀: 你的孫子、孫女發下神聖誓言然後說謊,天父審判我們所有人,無論貴族之子還是漁夫之子,只要觸犯了神的律法,就要受到懲罰。
荊棘女王: 你想要什麽? 金子嗎,我可以讓你成為有史以來最富有的修士。
大麻雀: (冷笑)
荊棘女王: 不然是什麽?
大麻雀: 我能想象這讓你感到奇怪。你遇見的每個人都有其隱藏的目的,而你得意於自己擅窺人心。但我要告訴你一個簡單的真理: 我侍奉諸神,諸神要求正義。
面對這個看上去無比虔誠、不穿戴華麗長袍的新任大主教,狡詐老練、毒殺喬佛里一世(並成功嫁禍提利昂) 的幕後黑手之一荊棘女王,卻完全無計可施。在這一刻,“權力的遊戲”遭遇其溢出:極端原教旨主義信仰。“大麻雀”身邊聚集起了大量的“麻雀”(意指底層虔誠信眾) 與“信仰戰士”,面對這個快速崛起的巨大力量,不單提利爾家族無計可施,在“權力遊戲”中似乎占得上風的瑟曦太後,隨後自己也被教會以通奸和亂倫罪打入地牢,等待宗教審判。“權力遊戲”中你死我活的對手們,雙雙被狂熱宗教力量壓制。那麽問題在於,這種極度原教旨化的信仰,怎麽就一下子產生了呢?
讓我們把考察的視線從奇幻世界拉回到當下的現實世界。在當代這個全球資本主義秩序中,我們面對的不是“歷史終結”後的大同盛世,而恰恰是“伊斯蘭國”的崛起。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所導致的貧富劇烈分化,使底層民眾,尤其是全球秩序之“邊陲地區”(借用當代美國政治經濟學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術語) 的底層民眾,越來越被激進地“無產階級化”,淪為了該秩序中的“被排除者”(齊澤克術語) 。他們面對巨大的不公(乃至被該秩序徹底“拋出”) 卻全然無能為力。
在“冷戰”結束後的這個“歷史終結”時代中,現代性不再提供“新自由主義”(自由民主+全球資本主義)之外的任何替代道路。這些孤獨絕望的年輕人沒有替代性的理念/理想以激勵,因此大量轉到極端宗教化思想,甚至發展出絕不妥協的面相: “整個世界已經拋棄你了,但真主沒有拋棄你,你只有投奔他!”“世界是邪惡的,唯一要做的就是修改它回到神設定的樣子!”這就是為什麽“伊斯蘭國”盡管如此殘暴(並不惜在媒體上公開展現其殘暴性) ,卻仍不斷有大量年輕人投奔過去,並且有為數不少的來自美國、歐洲、澳大利亞的“誌願者”的原因。
替代性的現代理念/道路是需要證成的,對於為什麽要這樣來變更世界,要提供理據(是故現代性的理念/道路之爭,往往是知識分子為先鋒) ; 而信仰是自我證成的,信者恒信,年輕人甚至不需要受教育,直接就能成為“聖戰誌願者”,甚至失敗也無法令其放棄信仰,相反可能使其更加堅韌,更加極端化(神聖事業需要“殉道者”)。在一個同整個現行秩序(“文明世界”、現代性的意識形態) 為敵的戰鬥中,只有加倍虔誠才能抓住“道義”的制高點(抓住能為當下所有行動提供證成依據的“至理”) 。
同樣的虔誠,便是“大麻雀”權力的根源,並獲得人數不斷增長的“麻雀們”的投奔和追隨。維斯特洛大陸上盡管也有多種宗教並存(七神信仰、舊神信仰、光之王、淹神、千面神等等) ,但在《權力的遊戲》故事上演的時代,民眾整體上已經極度世俗化,甚至是一個很“汙濁”的世界。我們看到盡管各個地方風俗迥異,但有一點高度相同,就是妓院的盛行。從都城“君臨”到“長城”腳下,從巨型城堡到鄉野小鎮,妓院無處不在,上到王公貴族下到販夫走卒皆出入其中,紙醉金迷,甚至王宮“紅堡”內都有通向妓院的密道,用來給那些自視高貴的大人物(包括國王與首相)來偷腥。“七神”信仰(同基督教“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相似,七神是同一神的七個位格) ,是包括都城“君臨”在內維斯特洛大陸南方各地所共同信奉的宗教。然而,整個教會卻早已經墮落不堪,宗教的律法形如“浮影遊墻”,前任總教主正是在“小指頭”所經營的豪華妓院摟群芳共銷魂時,被一群宗教狂熱分子(“麻雀們”) 拖出來裸體遊街示眾。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極度世俗化之汙濁土壤里,最容易反彈出極端原教旨主義,一有風助,立刻漫野成長: “大麻雀”正是抓住兩大家族政治角力的機會——正如“伊斯蘭國”抓住美國打垮薩達姆世俗政權且於數年後又全部從伊拉克撤軍的機會——而迅速變成為一個恐怖性的“溢出”。
荊棘女王與大麻雀對話中的後面一部分也饒富意味:
荊棘女王: 諸神如何傳達指示? 渡鴉還是快馬?
大麻雀: 諸神的指示記載在《七星》聖經上,你的書房里若是沒有,我可以把我自己那本送給你。
荊棘女王: 我讀過《七星》聖經。
大麻雀: 那想必你記得書中關於雞奸與偽證的章節。你的孫子孫女將與任何觸犯神聖律法的人一樣受到懲罰。
荊棘女王: 那麽這骯臟的都城之內半數男女老少都觸犯了神聖律法。
荊棘女王觸及了原教旨主義信仰所面臨的一個難題: 在一個早已極度世俗化的世界中,宗教已蛻化為一種文化習俗,而要聖典經籍上的教義和律法按照字面意思嚴苛地重新生效,就只有選擇暴力性的“恐怖主義”(在世俗秩序眼中)方式。劇中“大麻雀”就任大主教後,“麻雀們”隨即四處出動打砸,掃蕩妓院,抓捕同性戀,強迫整個城市一起“凈化”; 修士與修女皆如兇神惡煞般嚴酷殘暴,動輒對“不虔敬者”施加武力。而在我們的世界中,“伊斯蘭國”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社交媒體上公示行刑處決,打砸文物等暴行,在世俗秩序眼中至為兇殘猙獰,“什麽樣的人能下得了這樣的手?”而在其追隨者眼里看來,只是“這骯臟的世界之內絕大多數男女老少都觸犯了神聖律法”而已: 真神(安拉) 要求正義,必須“凈化”這個世界。
如果我們把《權力的遊戲》看作是一本政治哲學教材的話,那它的第二課就是: 作為馬基雅維利政治之激進溢出的原教旨主義信仰(往往伴隨極端恐怖主義) ,恰恰就是產生自最世俗、最汙濁的政治秩序中。今天這個“後世俗”社會清晰地標識了: 當代複興的神權政治,本身即為現代性世俗政治的淫穢的補充。在汙濁的馬基雅維利政治與淫穢的神權政治之外,是否還有溢出性的選項?
革命的第二天
《權力的遊戲》確實沒有辜負我們。“龍母”丹妮莉絲·坦格利安這條故事線,構成了馬基雅維利主義政治的另一個歧出。
丹妮莉絲一開始抱持的,也是不惜一切代價複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邏輯,包括接受其兄安排嫁給多斯拉克部落領袖卓戈卡奧(換取軍隊反攻維斯特洛大陸) ,以不守契約的方式獲得整支“無垢者”軍隊(交易達成後立即用本來作為交易品的龍燒死交易的另一方) ,充分利用自身美貌(與聯姻可能性)來合縱連橫獲取支持與資源。這些策略和手段,和她試圖推翻的狹海對岸那些現行統治者們,實則處在同一個邏輯水平線上。但是就在這個漫長的複國征程中,丹妮莉絲卻提出了平等理念與解放目標。這,是她的先祖與維斯特洛大陸上所有政治人物——其中包括奈德·史塔克、提利昂·蘭尼斯特、瓊恩·雪諾這些劇中“正面人物”在內——都完全沒有想過的事。提出這個目標完全是丹妮莉絲一個人的決斷(甚至幾次強硬地拒絕其顧問們的現實主義建議) ,最早在她目睹作為征服者的多斯拉克部落種種暴行時便種下了此念,隨後看到“奴隸灣”各城邦中奴隸們之淒慘處境,更堅定了要做一個“粉碎鐐銬者”。
決定性的變化發生在丹妮莉絲解放阿斯塔波後揮師進軍淵凱之際。此前,解放理念最初提出,仍可以視作為一個策略,即用它來發動城內民眾嘩變(號召他們自己站起來解放自身,並以自由人來參加她的解放事業) ,從而坐收瓦解抵抗乃至以小吞大之功。然而,對這位兵臨城下的“粉碎鐐銬者”,淵凱的“賢主們”( wise masters) 慷慨提議給予大量黃金與船只作為禮物,只求她領兵離開淵凱,登船西征維斯特洛。賢主們坐擁城堅池固之外,還擁有“次子團”等雇傭軍事力量; 而他們給出的這份厚禮,則已填上了彼時丹妮莉絲複國惟一所欠之“東風”( 有軍隊有龍但還缺跨過狹海的船)。
當丹妮莉絲做出拒絕該禮物的決定後,她也就幾近脫離了馬基雅維利軌道。其時的丹妮莉絲,寧願暫緩複國大業,也要終結奴隸制,解放所有奴隸。其後的她,完全不同於狹海彼岸那些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已是真正成為了一個激進的革命者——“粉碎鐐銬者”。被她解放的奴隸們歡呼她為“彌莎”( Mhysa,劇中涵義為“母親”) ,顯然是“彌賽亞”( Messiah,救世主)的代指。
龍母丹妮莉絲
丹妮莉絲的解放目標並非只停留於廢除奴隸制。其母國即維斯特洛大陸上的“七國”的政治體制接近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奴隸已為法律所禁絕。然而,丹妮莉絲旨在徹底取消貴族(王室、封建大家族) 與普通平民之間的差等。後者盡管是自由人,但處於社會結構的最底層,無領地及頭銜,只耕種前者的土地,在行政管理上缺乏發言權。盡管多數家族有法律保護當地平民免受騷擾虐待,然而實施這些法律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當提利昂·蘭尼斯特問丹妮莉絲“你覺得在維斯特洛誰會支持你,坦格利安家族已經不複存在,沒有一個活著的血親可以支持你”時,後者回答“平民”。提利昂覺得不切實際,僅有平民而無貴族富人支持的統治,根本就不可能維持。作為一個優秀的馬基雅維利式顧問,提利昂向丹妮莉絲提供了他的局勢分析,最後推斷只有提利爾家族還可能會支持,但也遠遠不夠。然而,丹妮莉絲的回應大出提利昂意料:
丹妮莉絲: 蘭尼斯特、坦格利安、拜拉席恩、史塔克、提利爾,這些大家族不過是同一車輪上的輻條,一會這個家族在頂端,過會是另一個,不斷滾動,碾壓地上黎庶。
提利昂: 停止這車輪,是個美好的夢,你不是第一個做過這個夢的人。
丹妮莉絲: 我不是要停止這個車輪,我要粉碎這個車輪!
丹妮莉絲同提利昂的思路完全不在一個平面上: 她不是想聯合哪些貴族,而是想粉碎所有貴族,粉碎包括自己家族在內整個貴族封建制,而代之以徹底的平等。從這個時刻起,她揮師維斯特洛大陸的主旨已然變更,即從複國(複活坦格利安家族統治) 變為革命(廢除不平等的現實政治結構) 。於是,《權力的遊戲》一劇在馬基雅維利政治與神權政治之外,進一步觸及革命政治的問題。
革命政治最關鍵的問題,就是“革命的第二天”問題,即,粉碎舊秩序的革命成功之後,如何建立起具化、制度化解放目標的新秩序? 更初步地,如何先確立起全新而有效的治理?當丹妮莉絲揮師解放了另一座奴隸制城邦彌林後,原先已獲解放了的阿斯塔波和淵凱因沒有形成有效的新秩序,很快重新又落入“賢主們”之手。拆除原有共同體結構之後,那些被解放的奴隸發現自己反而完全不知道如何存活; 丹妮莉絲治下的彌林,很多“前奴隸”因找不到生活的意義乃至存活的方式,甚至找她請願要求重回原先“主人”家里為奴。“自由人的自願做奴隸”,這個政治哲學的經典難題,丹妮莉絲也遭遇到了,她被迫選擇同意。彌林街頭,還多處出現“殺死主人! 彌莎自己是一個主人! ”的塗鴉,對自任“彌林女王”的丹妮莉絲亦造成了相當有力的話語挑戰: 救世主和奴隸主並無二致,都是高高在上的特權階級。
理念與實際治理,並不是一件事: 倘若最終未能形成同理念相匹配的有效的替代性共同體組織方式,革命便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大規模流血而已: 要麽隨即再度被舊勢力“複辟”,要麽僅僅成為我們所熟悉的“改朝換代”(社會-政治結構保持不變的“湯武革命”模式) 之工具。攻下彌林後的丹妮莉絲,已然實在地獲得了足夠數量的船只。其顧問喬拉·莫爾蒙建議放棄已被奴隸主複辟的阿斯塔波、淵凱以及亂成一團的彌林,直接揮師渡海進攻君臨,那座都城正因為幾大家族對鐵王座的各種明爭暗鬥而前所未有的薄弱。在那個時刻,丹妮莉絲做出了又一個至關重要的“反馬基雅維利式”決定:留下來治理。
丹妮莉絲: 我若連奴隸灣都無法掌控,如何治理七國? 人們憑什麽信任我,憑什麽追隨我?
喬拉: 你是塔格利安傳人,你是龍之母。
丹妮莉絲: 我不能只是這些。我不能讓我已解放的民眾重新墮入鐐銬中。我不會航向維斯特洛。
喬拉: 那麽,你要怎樣?
丹妮莉絲: 我會做女王該做之事,我要治理。
放棄絕好反攻母國機會的丹妮莉絲,開始了異常艱巨的治理過程。她的主要治理思路歸納起來有如下兩項: ( 1) 平衡理念主義(理想主義) 與現實主義,以給社會緩沖的方式來進行變革; ( 2) 建立法律之程序正義並嚴守之,不允許革命後“翻身奴隸”對“前主人”的法外複仇,並以此回應“女王是新主人”的話語攻勢。
此兩者具體實施起來,皆危難重重。在後面的劇情中,部分性地恢複“習俗”(開放角鬥場) 導致了丹妮莉絲直接遇險幾至喪命; 而依法懲罰一個首義的翻身奴隸之法外行刑,則導致了一度喪失前奴隸們之擁護。在劇作者們對劇情的設定(此時《權力的遊戲》已極大地偏離原著) 中,丹妮莉絲在得到渡海流亡而來的提利昂·蘭尼斯特的輔佐後,理念主義與政治現實主義達到最佳交融狀態。提利昂深知權力需要“好的敘事”來支撐,而丹妮莉絲對手們采用的故事相當有力量:“反抗異邦入侵者”。提利昂獻計利用宗教(信仰“光之王”的教士們) 來宣揚女王(“神選之人,從烈火中重生,來再造世界”) ,收獲了良好效果。最後經過多年治理,一個穩定的非奴隸制的新秩序,終於在奴隸灣建立了起來,丹妮莉絲亦親自將“奴隸灣”改名“龍灣”。《權力的遊戲》第六季終,取得穩定治理的丹妮莉絲,終於帶領大軍航向維斯特洛。
丹妮莉絲這條故事線,可謂是電視劇對原著改編最重的部分,甚至遭到了粉絲們的如下抗議:“把龍母硬改成了改天換地解放勞苦人民的革命派。其劇情走向之幼稚可笑,可以說是脫離了‘權力遊戲’的精髓。”然而,恰恰是電視劇,越出馬基雅維利政治(“權力遊戲”) 而觸及革命政治,尤其是“革命的第二天”問題。丹妮莉絲在奴隸灣的艱難處境昭示出,理念與治理並非一事,絕無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革命”) 。革命本身總是暴力性的,對於之前的既存秩序,帶來的總是混亂乃至暴亂。革命“成功”所獲致的,實際上是一種暫時性的“打開的狀態”,這種狀態可以走向任何方向。相當多的時候革命恰恰會導致“從壞到更壞”: 革命往往肇因於一種非常糟糕的現狀,但卻沒有任何力量(如某種自然形而上學或歷史形而上學力量)保證它所形成的“新秩序”不會比原先更糟!
在這個意義上,革命並不一定帶來真正解放。革命的重要性,就是在於它打開了一個———借用德國政治理論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 的術語——“制序”( ordering) 的時刻。制序和秩序( order) 構成對立,是後者之前或之後的關鍵時刻。這個短暫性的時刻之所以關鍵,蓋因正是制序決定秩序而不是相反。制序就是革命之後的立憲時刻,即構建共同體的關鍵時刻。在我們歷史教科書上“革命派”與“立憲派”總是作為政治對立面而出現,然而革命和立憲恰恰不能分作“兩派”,只有當兩者聯結在一起時,革命才不會淪為純粹的暴力行動。因此,革命的第二天,比革命本身更重要。
我們看到,丹妮莉絲在制序上的實際作為仍然有限。馬克思對何以如此提供了洞見: 根據其政治經濟學分析,只有當既有生產資料占有模式成為遏制生產力發展的阻力時,革命才會帶來真正的社會結構與制度之更新。在這個意義上,丹妮莉絲革命是理念主義的,而非唯物主義的。這就註定其困難不在於粉碎鐐銬,而在於持久地保持無鐐銬的狀態(真正的解放) 。丹妮莉絲僅憑個人一己所持之理念,無從在制序層面上開辟出真正的制度創新。我們這個世界里,追求平等與解放的激進實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斯巴達克斯起義,然而即便起義成功,其勝利果實也無法持久。
缺少真正的制度更新和社會結構的有效重組,解放之後就會發生“自由人的自願做奴隸”,即獲得解放的奴隸重新自願返回原先受奴役狀態,只因該社會組織方式不但熟悉,而且可操作。解放所面臨的關鍵難題在於: 被解放者既需要新的生活意義,也需要切實具化解放目標的新的生活方式,前者涉及理念層面的“啟蒙”,而後者則由具體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之更新來提供保證。故此,真正的挑戰,永遠發生在“粉碎鐐銬者”成為制序者/治理者(革命黨成為執政黨) 之後。這是丹妮莉絲這條線的精彩所在。
尾聲: 即將到來的“冰與火之歌”
可見,就政治哲學而言,《權力的遊戲》至少提供了三個豐富的維度: 馬基雅維利政治(現實主義政治) 、神權政治(原教旨主義政治) 、革命政治(理念主義政治) 。目前《權力的遊戲》共播完了六季,根據HBO 官方訊息透露,該劇制作與投資方還會制作兩季(但每季長度有所縮短) 。在第六季終,我們看到維斯特洛大陸地平線上同時出現了兩個相對“正面”的政治力量,來對抗自我加冕的瑟曦女王所代表的既有秩序: 從東邊來的丹妮莉絲( “粉碎鐐銬者”) 和自北方南下的瓊恩·雪諾(新晉“北境之王”) 。“冰與火之歌”的主題至此也終於清晰。
這兩個至今還未在“權力的遊戲”里“領便當”的角色,有兩個共同之處(除劇情揭示之外) 。第一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在各自冒險中發展出了獨特的政治思路。丹妮莉絲提出了那個平行世界中沒有人提出並堅持到底的平等與解放的理念。而瓊恩亦做了一件整個維斯特洛大陸沒有人會去提出並貫徹之事: 平息長城兩邊數千年的敵對。數千年血債恨仇,怎麽可能化解得了? 做成了這件事,當然便成為古往今來一等一的大人物。瓊恩的政治智慧,是用“外敵”來聯合仇敵與化解宿怨。人與“非人”(異鬼/死者軍團) 之爭有效地轉換“維度”,使得原先千年對壘變成“同室”操戈。
在我們這個世界里,關於外星“異形”入侵地球的想象(近幾十年有大量此類題材的電影、電視劇、小說),亦代表了此種轉換“維度”引入“外敵”之瓊恩式思路。各種民族主義話語,也經常熟練操持此種政治智慧,來構建與強化“民族-國家”之凝聚力。這個進路如果操作得當,甚至不需要“外敵”之真實存在,想象性-虛構性的“外敵”同樣可以達到效果。
當然,瓊恩的政治思路在具體實踐層面上仍是困難重重: 長城里外之仇恨深如血海,瓊恩這個有榮譽感(歸功於奈德·史塔克的教育) 但缺謀少智的“私生子”,最後竟然成功地做到讓“野人”與北境貴族並肩作戰(對戰的不是異鬼而是盤踞在臨冬城的史塔克家族仇人拉姆斯·波頓) 。這,就引出丹妮莉絲和瓊恩第二個相似之處: 他們都是靠一路開了魔法“外掛”(龍、複活術……) 才沒有早早地“領了便當”。該劇隱藏至深的“主角光環”隨著“冰”與“火”這兩個隱喻的清晰化,還是被顯現了出來。
私生子瓊恩
這亦反過來讓我們看到: “冰”(用異鬼來聯合) 與“火”(用解放為號召) 這兩條路都絕不好走,在現實政治世界里實踐起來都是九死一生。從支配性的“權力的遊戲”,到從世界邊隙處堅韌刺出來的“冰與火之歌”,最後維斯特洛大陸會展現出怎樣的政治景象,讓我們在未來的日子里一起拭目以待。
http://www.xcf.cn/jrdd/201707/t20170714_781112.htm
此前,新财富发布了《民营金融权力榜TOP100》,全面呈现了101家民营资本集团在金融领域的控股、参股情况,并按照控股金融机构的总资产规模排序。
点击查看:《民营金融权力榜TOP100》
那么,相较于民企巨无霸们,实业类央企在金融领域的布局情况又如何呢?本篇,新财富正式发布《央企金融权力榜》,让我们一探究竟。
按照至少控股一家金融机构(央企财务公司除外)的口径,入榜的央企共计23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烟草总公司并不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央企,但由于其控股了数家金融机构,因而也作为非金融央企纳入了榜单。
就金融机构资产规模而言,招商局集团以69403亿元的总规模高居榜首,在所有央企中可谓一览众山小。排第二位的华润集团,旗下金融机构总资产为9674亿元,仅是招商局集团的零头。华能集团旗下金融机构以8827亿元的总规模位居第三位。榜单中控制金融资产最低的是中石化,其唯一控股的浙石期货,2015年末的权益总额为2.42亿元。
从持股数量来看,入股金融机构数量最多的是烟草总公司,其自身及通过下属省级烟草公司共计入股了15家金融机构,其中控股4家、参股11家。入股数量排在二、三位的分别是国家电网入股12家,宝武钢铁入股11家。
从控股机构数量来看,招商局集团与国家电网并列第一,皆控股6家金融机构,而华能集团、五矿集团及中航工业集团皆以控股5家金融机构处于并列第二的位置。但整个央企系金融阵营中,并无一家完全意义的“金融全牌照”公司。招商局集团控股了6家招商系金融机构,但独缺信托牌照;国家电网的金融控股平台国网英大国际控股,拥有英大泰和人寿、英大泰和财险、英大证券、英大国际信托、英大基金、英大期货,唯独没有控股银行,不过其在广发银行及华夏银行的持股分别高达20%及18.24%,拥有重大话语权。
央企中进入金融业最积极的当属电力系统,系统内的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华能集团、华电集团、国家电投、国电集团等6家央企,皆持有数量不等的金融牌照。这6家电力央企由原国家电力公司分拆而来,如果将这6家央企归并计算,则其控股金融机构将达到17家。不过,即便如此,其合计控股的金融机构总资产也仅1.44万亿元,远不及招商局集团单家的6.94万亿元。
总之,由于中国金融业的主体由财政部及中央汇金掌控,作为实业类央企旗下的金融机构只是辅助性的补充角色,因而其整体不强也就情理之中了。
榜单编制说明:
1)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类金融机构总资产为2016年末数据(华鑫国际信托、云南红塔银行为2015年末数据),期货公司为2015年末数据;
2)信托公司总资产包含信托资产、期货公司按权益总额计、基金管理公司仅计算所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规模;
3)部分金融机构因无公开披露财报,因而以当前注册资本作为计算口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