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是現代社會最普及的電子產品。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大手機生產國,擁有最多的手機品牌,擁有最大的手機市場。
工信部3月份公布的《2016年電子信息制造業運行情況》顯示,2016年我國通信設備行業生產增長較快,全年生產手機21億部,同比增長13.6%,其中智能手機15億部,增長9.9%,占全部手機產量比重為74.7%。
那麽分地區看,哪些地方的手機生產最多呢?第一財經記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統計梳理發現,2016年,共有21個省份生產手機,有4個省份的手機產量超過了1億臺,其中,廣東達到了9.6億臺,占比接近“半壁江山”,重慶和河南緊隨其後,也突破了2億臺。
珠三角:手機天堂
作為全國乃至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之一,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堪稱“手機天堂”。特別是在珠江東岸的深莞惠,手機品牌林立,華為、聯想、OPPO和vivo、中興、酷派、TCL、金立、三星、黑莓……或為土生土長品牌,或為國際品牌本土制造。這些手機廠商們或冠名、或贊助國內各大綜藝節目。
根據南方日報報道,出貨量排名全球前五的智能手機都與深莞惠都市圈有關。作為國產手機代表的華為、OPPO和vivo目前均為“東莞制造”,其不少屏幕、電池則由惠州的“隱形冠軍”供應。全球出貨量占據頭把交椅的三星,雖為國際品牌,但它在中國最大的手機生產研發基地就是惠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
公開數據表明,約六成的蘋果手機屏幕、約七成的三星手機屏幕,是產自伯恩光學。這家位於惠州的全球最大手機玻璃面板生產商,主要客戶還包括華為、vivo、小米等,占據全球超過50%的市場份額。全球市場每10塊手機玻璃屏幕中有一半來自惠州。
此外,隨著產業轉移和轉型升級的提速,珠三角不少手機廠家將產能轉移到中西部的江西、貴州等地。
第一手機界研究院院長孫燕飈告訴記者,珠三角聚集了世界出貨量的幾大手機廠商華為、OPPO和vivo,還包括富士康、比亞迪等大型手機代工廠商,以深圳為中心覆蓋整個珠江東岸的區域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手機生產制造基地,是手機產業鏈最為完整的區域。
孫燕飈分析,目前珠三角在中低端這一塊的零部件已經十分齊全,唯一稍有欠缺的是在中高端的部分,“比如芯片這一塊主要是在上海、攝像頭這一塊在寧波,觸控模組方面有廈門的宸鴻科技。”
另外,很多手機巨頭將研發中心設在了上海,“因為上海高校比較多,有人才優勢,是手機研發高地。” 孫燕飈說,上海還有很多手機方案公司,“現在1500元以下的機型占市場份額一半以上,很多機型都是在上海的方案公司拿方案做的。”
中西部:重慶河南貴州大飛躍
在廣東之後,重慶和河南緊隨其後,手機產量也突破了2.5億臺。重慶市經信委官網此前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重慶市手機產量達2.87億臺,同比增長58.7%,占全球手機總產量的13.9%,僅次於廣東省,居全球第二。
據重慶日報報道,該市手機產量大幅度攀升,主要得益於近年來陸續引進、培育了一批手機生產企業。目前,全市的手機生產企業已達近百家,分布在南岸、潼南、渝北、九龍坡、巴南、長壽、綦江和大足等多個區縣。其中,僅在作為重慶市特色產業(手機)基地的南岸區,就有20多家手機生產企業。
這些手機生產企業中,既有知名手機品牌vivo,也有近兩年在國內手機市場快速崛起的“黑馬”——重慶百立豐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其手機銷量達到2000萬臺左右。
河南的手機產業則依托鄭州空港經濟區而發展起來。2011年10月,當時全國第13個、內陸首個綜合保稅區——鄭州新鄭綜合保稅區封關運行,富士康代工生產的美國品牌蘋果智能手機開始源源不斷的從中原腹地的農業大省飛向全球,帶動河南外向型經濟連年高速發展。
在富士康的帶動下,很多著名智能手機品牌往鄭州航空區集聚,推動了鄭州航空港智能手機產業園於2014年1月提前投入使用。至2015年,鄭州航空港區生產的智能手機就突破了2億部,占全球智能手機供貨量的七分之一。
排名第四的貴州,近幾年手機產業發展亦十分迅速,產量達到1.3億臺。近幾年貴州順應大數據產業革命大潮,重點打造以大數據、高端電子信息制造和高端特色裝備制造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集群和中國內陸重要的智能手機生產基地,最終搭建上下遊一體化的完整智能終端生態體系。
2014年下半年,貴州以晴光電集團有限公司第一部手機走下生產線,從此,貴州省擁有了移動通信手機產量的正式統計數據,當年只有6.54萬臺。
短短幾年過去,以晴集團已經實現了產值、銷售收入雙雙突破100億元,成為貴州首家電子行業百億級企業,帶動7000人就業。與此同時,以富士康、以晴集團、財富之舟、百納威等大型智能終端生產集團為代表的企業落戶貴州,除了智能手機外,還生產功能手機出口亞非等地,共帶動5萬多人就業。
在這四個省份之後,其他的省份手機產量都低於1億臺,其中江西、北京、湖北、山東、江蘇、浙江六個省份的手機產量超過了5000萬臺。
表:2016年各省份手機產量
從樂觀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打破全球經濟失衡狀態的機會,而挑戰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將使任何國家都無法置身事外。
來源 | 經濟學原理(ID:jingjixue_yuanli)
作者 | 梁建章
李開複博士是一位著名的人工智能科學家,最近他在紐約時報上預測了人工智能技術的前景和其對經濟的影響。 我的觀點是他對技術的前瞻是一如既往的敏銳,但是對經濟影響的預測卻有待商榷。
首先李開複博士預測人工智能會帶來大量失業。事實上,人工智能現在還遠遠不能取代大多數服務工作, 因為機械手還遠不如人手靈活。AlphaGo可以擊敗世界上最好的圍棋手,但是還是要靠一個工作人員的手把棋子放到棋盤上。據估計,機器人技術至少要30年才能取代人的清掃、空姐、保姆等工作。麥肯錫估計到2050年,現在一半的工作將被機器人取代。取代一半的工作,從經濟上來講,就是把生產率和每天的薪資提高一倍。這意味著在工作量不變的情況下,平均一個美國人每年收入大約十萬美元。在這個收入水平,人們會減少工作嗎? 有些人會每周工作3-4天,但是還會有很多人每周還是工作5天,然後把10萬美元去消費更好的教育、醫療、旅遊和其他高端服務。這就會產生巨大的服務業工作需求,完全可以吸收工作被AI取代的勞動力。
李開複博士的另一個預測是貧富差距會大幅上升,因為大公司將得益於人工智能的效率提升,從而賺取巨大的利潤。問題是,歷史上有很多革命性的技術也帶來了巨大的效率提升和社會效益,但是發明或使用技術的公司並沒有賺到巨大的利潤。誰還記得哪個公司發明了蒸汽機、計算機或者機器人,並且賺了多少錢?一開始發明和使用新技術的公司能夠賺不錯的利潤,但超額利潤往往會很快消失在激烈的競爭中,最後消費者得到了低價和高質的產品服務,成為最大的得益者。的確,人工智能技術需要大量的數據,這有利於大公司。但是世界上有不少有大量數據的大公司,舉例來說,在無人駕駛領域,Google, Tesla, Uber 還有幾家中國公司都有足夠的數據成為有力的競爭者。一般的規律是,只有要3個以上接近的競爭對手,就賺不到太多的利潤,所以雖然中國和美國會成為人工智能的超級大國,但是其人工智能的公司不會有錢到可以影響國際關系。
最後,我認為與創新有關的工作在可預見的未來,將主要由人類完成。一方面,讓電腦來做創新可能是太危險。另一方面,創新往往涉及審美和口味的判斷。例如,如果任務是評估一段音樂、一部電影,或者一種新菜,人類可能永遠比機器人更了解自己的需求。有人說,創新只需要少數天才,不需要大量人口。但這顯然不符合歷史趨勢。人類在創新方面正在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本和人力資源。這種趨勢現在並沒有放緩的跡象。將來會更多人具備能力和意願來參與某種形式的創新活動,既包括高技能工作(例如人工智能編程),也包括低技能工作(例如遊戲測試和電影評論)。更多的人將具備這種能力,這部分歸功於人工智能幫助他們提高分析能力。更多的人將具備這種意願,因為參與創造是富有樂趣和滿足感。即使是像電影評論這種輕松的工作,也是某種形式的創造性活動。
所以我們不必擔心現在的研發工程師會變窮或者沒有工作。真正要擔心的是程序員和數據分析員的收入遠高於清潔工的收入,正如李開複博士指出的那樣。但是貧富差距加大不是一個新問題,解決辦法還是要提高基本的社會保障和普及教育。AI技術帶來的經濟繁榮和教育智能化可以反而幫助政府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
總之,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多的服務業工作機會出現,而創新相關的工作會不斷增加。長遠來看,創新不光是解決一個問題,更多的是探索未知的事物。人類對更多食物和住房的需求很容易飽和,然而人類總是有興趣探索新的器具、新的故事、新的遊戲,以及探索太空。如果人類不再有探索的欲望,那麽人類文明將開始衰落。這是一個比“貧富差距”難得多的問題。
附李開複在《紐約時報》的“觀點”欄目發表專欄文章《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真正威脅》中文全文:
面對呼之欲出的人工智能時代,您最擔心什麽?
通常,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像各類科幻片中的驚悚情節。他們擔心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帶來所謂的“奇點”,即在人類發展的某一特定歷史時刻,人工智能會完全超越人類智慧,繼而將人類社會帶入一場無法想象的變革當中。人們甚至開始懷疑,人工智能是否最終會控制人類,使人類淪為所謂的“機械人”。
這些問題值得探討,但並非亟待解決。先不論這些問題是否會發生,即使哪天真的出現,也是數百年以後。而目前,人類還沒有任何已知的途徑和方法能夠將當前最卓越的人工智能系統——比如剛剛戰勝了最出色的人類棋手柯潔的圍棋計算機程序AlphaGo,轉化為通用的人工智能,即具有自我意識、可進行常識性推理、能夠自覺地從多領域獲取知識、並具有感知、表達和理解等能力的電腦程序。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恰恰相反,現有人工智能技術和產品的發展速度之快大大超出我們的認識和預期,人工智能技術註定會改變我們的世界,並不完全以我們的意願為轉移。人工智能是工具,不是一種智慧形式。但它註定會重新定義工作的意義以及財富的創造方式;值得註意的是,它將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失衡現象,甚至改變全球的權力格局。
因此,當務之急,讓我們先對這些迫在眉睫的現實挑戰予以關註。
人工智能到底是什麽?粗略來講,人工智能技術指的是獲取某一領域(比如貸款償還記錄)的海量信息,並利用這些信息對具體案例(是否應給某人貸款)做出判斷,以達成某一特定目標(貸方利益最大化)的技術。這些技術在給定任務中所展現出的工作能力已經被證明可以完全超越人類的表現。
今天,這樣的人工智能技術正在被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隨著它的進一步發展,會不可避免地對就業造成沖擊。很多崗位和職業會逐步消失,例如銀行出納員、客戶服務代表、電話銷售員、股票和債券交易員等;甚至律師助理和放射科醫生這樣的工作也會被這類軟件所取代。假以時日,人工智能技術還會學會控制如無人駕駛汽車和機器人這類半自主或全自主硬件設施,逐步取代工廠工人、建築工人、司機、快遞及許多其他職業。
與工業革命及信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術所帶來的沖擊並非單純指向某些特定崗位和職業,如傳統制造業中的手工藝者被流水線工人所取代;或只會使用紙張和打字機的秘書被精通電腦的個人助理所替代等;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是對現有職業和工作版圖大規模地顛覆。毋庸諱言,其中大部分為低薪工作,但某些高薪崗位也將面臨挑戰。
值得註意的是,這場變革將會為開發人工智能技術及采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公司和企業帶來巨額利潤。試想,如果優步能全面利用無人駕駛車進行運營;蘋果公司能夠省卻大量人力生產其產品;全年滿足超過三千萬筆貸款請求卻不需要任何人工幹預的借貸公司;可以想見,這些企業將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創造何等驚人的利潤和收益!而這一切已經是現在進行時。創新工場最近就在國內投資支持了一家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借貸的的初創企業。
誠如你所看到的,人類正面臨著很難妥善共存的兩個發展前景:一方面我們迎來了僅用少量人力就能創造巨大財富的發展時代,而另一方面,大量人員也將因此而下崗和失業。各種權衡,何去何從?
答案之一當然是教育,即要對人工智能所不擅長的領域進行有針對性的人員教育和再培訓。具體來說,人工智能並不擅長需要創造力、規劃能力以及“跨領域”思考能力等類型的工作——比如辯護律師。這些能力也是目前很多高端職位所要求的,問題是通過短期培訓來傳授和獲取這些能力和技能的可能行較低。另一個方向則是彌補人工智能系統所欠缺的“人際交往能力”,發展出更多類似社會工作者、酒保、按摩技師等需要人際間微妙互動的崗位。即便如此,另一個問題隨之出現:我們的社會對酒保或類似崗位又有多大需求呢?
按照我的個人推測,要解決人工智能變革所帶來的大規模失業問題,需要的是更多我所說的所謂“關愛服務”。 這是人工智能無法完成,而社會又大量需要的服務;更不用講你我生而為人所賴以的使命感和榮譽感。此類服務崗位不勝枚舉,例如:陪伴老人就醫的誌工、孤兒院的教導員、戒酒互助社的誌願者,甚或未來可能出現的——幫助那些沈迷於電腦虛擬現實刺激中的“平行人”重返人生現實的熱心人。換言之,當下的很多所謂誌願服務工作未來都可能成為真正的職業。
其中一些服務甚至會轉變為高薪職業並趨於專業化,例如可協助和配合“人工智能癌癥診斷程序”工作的、具有專業醫療知識、同時又富有同情心和極強溝通技巧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總體而言,人們可以選擇比現在更短的工作時間。
那麽,誰會為這些工作買單呢?文章開始時我提到的那些集中於相對少數企業手中的巨額財富現在可以派上用場了。在我看來,人工智能所創造財富中的相當一部分會不可避免的轉移到那些工作被取代了的人們那里去。而這一過程似乎只能是通過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即提高政府相關領域的開銷,及增加高利潤公司的稅收來加以實現。
至於那樣狀況下的社會福利是何種形式,我認為可能是一種有條件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即社會福利將面向有經濟需求並符合條件的人群。所謂“條件”,是指福利申請者必須努力參與就業或再就業培訓,或保證參與一定工時的“關愛服務”。
當然,為了給這類社會福利提供資金,提高稅率可能在所難免。政府不僅要補貼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工作,還要設法對此前大量下崗員工無法繳納的個人所得稅進行彌補。
這就帶來了關於人工智能最終、也是最重要的挑戰。我所描繪的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或許在美國和中國是可行的,因為這兩個國家可以通過其規模巨大且成功的人工智能企業來獲取稅收,並以此支撐其高昂的社會福利方案。但是其它國家又當如何呢?
相較而言,其他國家會面臨兩個難以克服的問題。首先,大部分人工智能所創造的財富會流入美國和中國。人工智能是一個“強者更強”的產業:數據越多,產品越好;產品越好,所能獲得的數據就更多;數據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產品就會更好。在這個良性循環里,中美兩國目前已經匯聚了大量人才、市場份額以及能夠調動的數據。
舉例來說,中國的語音識別企業科大訊飛以及人臉識別公司如曠視科技、商湯科技等就市值來講,都已經成為行業翹楚。在谷歌、特斯拉及優步等企業的引領下,美國的無人駕駛技術也是首屈一指。而在消費互聯網領域,中美七家企業——谷歌、臉書、微軟、亞馬遜、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都已在其現有產品和服務中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術,並正快速將其運營版圖擴展到全球範圍內,盡可能占據更大份額的人工智能市場。從目前的情勢看,美國似乎占據發達國家市場及部分發展中國家市場,而中國公司無疑贏得了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
對於中國和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來講,另外一項挑戰則在於許多國家還在日益增長的人口,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龐大的人口可以成為一種經濟資本,就如同其近幾十年來在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中所產生的積極作用。但是在人工智能時代,這一資本卻可能成為經濟負擔,因為其中大部分人口將面臨下崗失業。
所以,如果很多國家不能通過向高額盈利的人工智能企業征稅來補貼工人,他們還能有什麽其他選擇?依我個人推論,為避免本國人民陷入貧困,這些國家會與提供最多人工智能軟件的國家——中國或者美國——進行磋商和談判,最後以特定人工智能企業在本地用戶中的盈利來換取國家所需的社會福利補貼。從而最終成為中美兩國的經濟依附體,這樣的經濟發展態勢也將重塑當今的地緣政治版圖。
一言以蔽之,最大程度地縮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經濟失衡和貧富差距,已是當下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此差距不僅體現在國家內部,也體現在國與國之間。從樂觀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打破全球經濟失衡狀態的機會,而挑戰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將使任何國家都無法置身事外。
2017-11-05
姚斌(一只花蛤)
證券市場紅周刊
價值投資靈活多變,從不畫地為牢。正如巴菲特在《格雷厄姆和多德部落的超級投資者》的演講里所展示的那些投資者那樣,他們在一個共同的前提下很少有相同的投資組合,並且風格迥異而多樣。
如果這些案例還不能說明問題的話,那麽,基爾科•卡堅贊的《華爾街金融大鱷》可以作為最好的註解。
卡堅贊的這本著作成書於2000年前後,中譯本於2001年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目前已成絕版書。在這本書中,卡堅贊采訪了18位價值投資者,他們都是才華橫溢的共同基金經理。這其中,有人們耳熟能詳的克里斯托弗•戴維斯和比爾•米勒。由於文章篇幅原因,我從中選出5位進行審視和解讀。
只買大盤成長股的弗雷德·阿爾傑
弗雷德•阿爾傑專註於大盤成長股,他買的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公司的股票,比如思科、亞馬遜和雅虎等,這也是他理想的公司:有好產品,快速成長,在創造性的管理下,進行著生機勃勃的事業。價格不太重要,只要公司繼續盈利。
當對股票進行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評估後,他就確定一個“目標倍數”,也就是售出時所期望增長的倍數,即預期收益,算出至少未來五年的盈利預估值。他稱為“潛力增值”,一旦達到潛力增值後就縮減倉位。
阿爾傑並不想買進然後永久持有股票。因為他認為
1、能夠值得多年持有的優秀公司極少;
2、你並不知道自己已經發現了一個優秀公司。如果公司基本面有任何問題,他都會立刻拋出。
一只股票變成虧損股最普遍的原因是基本面不好。你覺得它應當增長30%,但只增長了20%。這樣的股票一旦股價下降,可能有兩個反應:也許是增持的大好時機,或者是有人知道你不知道的某些事情,因而它可能很糟糕。這種事沒有一成不變的規律,投資者必須了解公司了解它下滑的原因可能是什麽。
有趣的是,阿爾傑竟然還堅信技術面分析,不過他並不將其作為選股的唯一基礎。這是18位投資者中僅有的一位,這讓我想起了安東尼•波頓。波頓也是價值投資者中少有的會運用技術面分析的大師。
專註科技股的布魯斯·貝蘭斯
布魯斯•貝蘭斯專註於高科技,尤其是通訊和計算機網絡工程領域。對於價值,貝蘭斯要求“有伸展性的價值”,這就意味必須從基本面入手。
他喜歡有進入壁壘的、有專利品牌的、生產專利產品的公司,它們常常有能夠做杠桿使用的巨大市場份額。然後尋找好的管理層,在經營上真正懂得如何管理企業,在財政方面十分精細高明,並且本身擁有大量股份,以股東的利益行事。
貝蘭斯十分崇尚本傑明•格雷厄姆,並且運用格雷厄姆方法進行投資。他曾經在氣息奄奄的電話公司股票上獲利豐厚。
貝蘭斯拒絕追漲,經常自問期望得到的回報是什麽。要是僅僅股價上漲,他並不認為非得持有它。他要求價廉物美,或者買一個有好估值的優秀公司的股票,或者買一個有優秀估價的好公司股票。
貝蘭斯喜歡對股票高度集中持有。他認為,也許有5只股票是你的最愛,另有10~15只是好的,但是相互之間沒有什麽區別。他不相信諾亞方舟的方法。在諾亞方舟上,樣樣東西都是兩個,最後竟弄出一個股票動物園。
針對盈利股,他認為擁有優秀管理者的優秀企業數量並不多,如果公司大獲成功,他寧願攥著不放。對於不懂的東西,他會說“不”,寧願失去一個機會,也不願損失真正的錢。
專註偉大公司的格倫·比克斯塔夫
格倫•比克斯塔夫專註於偉大的公司,他有一套長期持有的哲學思想。這就是,在股市上創造真正財富,是通過長期持有偉大的公司,年複一年、卓有成效地參與他們的成功而實現的。
如果回首觀察某些偉大的公司在股市上創造出來的財富,就會發現它們是由多少年來翻了多少倍的個股創造的。好的企業不會泛濫,所以應當將投資對準辨認它們,並盡可能地持有好股。
比克斯塔夫尋找的就是這樣的“完美的類型”。他要弄清它們為什麽成功,是不是可能模仿複制,有什麽特色成就了它們的偉大、長期成功的故事。
比克斯塔夫觀察到,一個偉大的企業具有容易識別的經營優勢。它做起事情來比競爭對手更有系統性,這些優勢一次次地表現出來。它通常分為兩類:一個常常是產品的優勢,出售的產品是不同的、獨特的或者是專利的,絕對難以複制,這就是一個偉大企業模式的基礎。另一個就是公司發現了更加有效的做事方式,這是成本結構優勢。當它擴大經營規模時,這些優勢便可以為企業增加活力。如果沒有享有這兩個優勢中的一個,頂多就是個二流公司。
那麽,偉大公司會被超越嗎?肯定的,因為事情永遠在變化。但是對它們的投資是因為優勢在它們一邊,在相對的一段時間里,他們被超越的可能性很小。在這個意義上,這就是比克斯塔夫投資方法的全部精粹,他在尋找幾乎不可能被超過的事物。比克斯塔夫的方法讓人想起了查理•芒格。
專註小盤成長股的詹姆斯·卡里南
詹姆斯•卡里南專註小盤成長股。他認為,公司越小,追蹤起來比大公司越有意思。如果一個公司能維持高成長的速度,它最終會被低估。而要做一個成長型投資者必須要具備某種智力、某種樂觀主義。
他一向以樂觀的態度看待優秀企業和營業收入高比例增長的成長型公司;他相信複合的力量可以永遠讓他擺脫困境;他很喜歡發現和探討令人興奮的新事物;不喜歡因市盈率低而買進,他要的是本壘打,是3倍;他想要那些華爾街還沒回過神來的、在新行業中有多倍收益的贏家。
卡里南用4個標準去評估一家公司,構建一個投資組合。這4個標準分別是:
1、必須有專利或者專賣的優勢,可以使他們在正在浮出水面的新行業中得到一個立足點。
2、這個優勢可能是無實質性的,但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市場策略或者關系。
3、獲得了市場份額的公司。身處新興的成長性市場,但沒有獲得市場份額的公司,即使增長了30%,如果市場增長了50%,這樣的公司股票也不會有良好的反應。
4、高邊際或者基於資本高回報,也就是超出10%的營業毛利或者超出17%的權益資本利潤。這樣就可以肯定其專利專賣優越程度的等級。
具備了專利專賣優勢,高速增長,不斷擴大市場份額,並且有良好的商業模式或者是優秀的管理層,他就很可能買進。但是,沒有太多的公司具有這樣的品質,那才是它們便宜的原因。在卡里南身上,可以看到彼得•林奇的影子。
尋找“粹中之粹”的弗雷德里克·雷諾茲
雷諾茲的“粹中之粹”指的是未來可能成為行業領頭羊的公司。雷諾茲選擇的公司業績要求在平均增長水平以上,比如13%增長率,但未來三年內可能達到40%或更高一些。它們的管理層好,單位增長率強,知名品牌,又有制定價格的能力,通常是行業中的老大或老二,能跟上經濟規模和全球的增長,資產負債率沒有超過30%,是能創造利潤、有很高回報的公司。這樣的公司可能是中等規模,但未來將會有飛躍發展,快速增長,銷售額達到數十億美元。
雷諾茲采用分散投資的方法,股票的種類很多。他要投資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司。他要努力進入的是未來5~10年內的新行業領域,也就是新技術領域,比如思科、戴爾、惠普和IBM等等。因為技術將引領全球市場,並使之增長。他認為華爾街有許多公司總是尋找便宜的股票,他們在付出較低的市盈率自己騙自己,結果得到的只是可憐的前景。
雷諾茲持有許多與巴菲特相同品牌的公司,在他的身上有著巴菲特的影子。因為他覺得可口可樂依然是舉世公認的飲料業巨人,微軟是最佳品牌的公司。他對於進取型投資堅定不移,深信進取型投資管理人在長期的股市上能夠取勝。因為他認為,類似於微軟這樣的公司每天都在為他工作。
雷諾茲的公司只有他一個人,因此這是一家“一個人管理的公司”。這在18位基金管理人中很少見。
結論
這18位基金管理人的成功原因都不相同,選擇公司的方式都不一樣,風格大相徑庭,但是都能夠從價值與價格之間的錯位來思考投資,不會因為市場偏愛高價的成長性股票而放棄對價格關註的紀律。
他們通常都會采用一個集中的方式,將投資集中於幾個最好的主意上,因為持有的股票只數越少,決勝市場的機會就越大。當然,專註小公司的管理人似乎例外,因為本質上這樣的公司傾向於劇烈的波動。這就是一個共同的前提。
他們會緊跟行業的領頭羊,買好公司。這樣的公司具有壓倒優勢的市場份額,是行業中的老大和老二,看中知名品牌,把股票看成擁有企業中的部分所有權,在這家企業上待上很長的一段時間。如果一家企業盈利讓人失望,若是短期的,他們會減持。若是物超所值,他們會出局;若是最初買入理論被證偽,他們也會出局;若是發現更好的標的,他們會更換。
當然,他們也不需要手腳麻利地出售最大的盈利股,因為持有一家真正的優秀公司,其上升的潛力總是無限的。他們決不輕估管理層的重要性。他們認識到,如果沒有第一流的領導,偉大的產品也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他們放眼長期,沒有試著戰勝市場。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註重短期的市場變化,就有可能喪失了高瞻遠矚的能力。
(作者為獨立投資人,著有《在蒼茫中傳燈:一個投資者20年的知與行》)
我們想既能保證紅花會自有屬性又能符合現在的市場。最後大家都同意將紅花會打造成第三極,所謂第三極是指既有大眾偶像的流量,同時又擁有地下文化英雄的氣質和文化地位。
來源 | 三聲(ID:tosansheng)
作者 | 齊朋利
僅僅半年時間,中國嘻哈音樂的雙子星,就已經有些物是人非了。
在GAI與PG ONE雙雙獲得《中國有嘻哈》總冠軍並握手言和的那個晚上,樂觀的人們一度認為這兩個人將擔負起為嘻哈音樂在中國不同發展方向的重任。
不過,目前的現實證明,嘻哈在中國的發展,不是走進娛樂圈的是是非非,就是走進正能量的主旋律。
無論如何,嘻哈在這里失去了最核心的精神價值,空留了音樂形式以及機會主義者。
PG ONE並不值得同情。從2017年12月31日被爆出和李小璐的“過夜事件”之後,這位年輕嘻哈音樂人的公眾口碑就開始直線下滑。
同時,PG ONE在官方媒體中口碑開始驟然惡化。1月4日,共青團中央發布了一條關於PG ONE的微博,這條微博截取後者歌曲《聖誕夜》中的部分歌詞。特別是針對其中“純白色的粉末在板上走”等內容,共青團中央直接指責“這首歌曲可能教唆青少年吸毒。”
隨後幾個小時里,紫光閣、新華網等官媒紛紛針對歌曲《聖誕夜》發布微博,除了繼續批判“教唆青少年吸毒”之後,這首歌曲中“Bitch都來我的家里住”等歌詞內容也被指責為公開侮辱婦女。
官媒對於這首歌曲的“公開處刑”吹響了批判PG ONE的沖鋒號,微博上的娛樂大號、營銷賬號與“圍觀群眾”一擁而上,出生於1994年、走紅於2017年的PG ONE被人一一扒出過往黑料。
諸如,在陌陌曬出類似大麻的物品、在現場battle中使用了對去世歌手姚貝娜非常不敬的歌詞、在一首名為《範冰冰》的歌曲里再次使用具有性暗示的不雅表述等。甚至還有自稱是PG ONE初中同學的人爆出,PG ONE曾經直接致使未成年少女懷孕並棄之不管。
這再一次引起一部分音樂人的已有憤怒。心喜文化創始人袁濤和歌手姚貝娜前經紀人也在各自的社交媒體直接表示,這是PG ONE自作自受,更是號召“要痛打落水狗,要讓這小子永遠消失。”
實際上,這些黑料大多數在去年八、九月間就爆發過一次。相比上次,PG ONE現在的境遇要更加糟糕——直接導致了這位堅持自我的年輕嘻哈音樂人迅速放棄了抵抗——PG ONE在個人微博發表聲明,自稱早期受黑人音樂影響深厚,對核心價值理解偏頗。並已主動全網下架作品,並表示將在以後的作品制作中會提升正能量核心思想。
這樣的致歉聲明沒有讓PG ONE的處境得到緩解。有人認為認錯態度敷衍而不真誠、也有人批評PGone對於黑人文化和嘻哈音樂的歪曲性理解、更有粉絲因為以Real著稱的PG ONE放棄了自我而感到失望。
天府事變隊長王梓鑫在朋友圈轉發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引用了之前《人物》雜誌專訪天府事變的部分內容。其中寫到,當《人物》記者問PG ONE對天府事變組合看法時,“‘好!’他鼓起掌來,臉上帶著戲謔。‘不敢說不好,背景太硬了。’然後,他收起笑容,一字一句地說:‘我永遠不會做這種說唱。’”
這份表態與當前的聲明對比透露出一種投機感。在之前接受《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采訪時,王梓鑫表示在圈子里見過很多類似的rapper,嘴上天天掛著Real,只是為了叛逆而叛逆,明明沒有街頭生活的經歷卻非要寫在歌曲里。
在他看來,這些舉動是故作姿態,“你說這real嗎,我覺得不real。”
由於2017年11月,紅花會突然與摩登天空解約,獨立的工作室在這場輿論危機中表現出嚴重的經驗不足,也再次凸顯了一夜成名的年輕嘻哈歌手在人生路徑規劃和危機處理上的失控與稚嫩。
在簽約之初,參加音樂節演出、出專輯是摩登天空為PG ONE等紅花會成員規劃的路徑。這與摩登以往簽約地下獨立音樂人的路徑並沒有什麽大的不同。不過,《中國有嘻哈》爆火卻使得PG ONE等人流量明星屬性的影響力迅速上升,原有發展路徑需要做調整。
摩登天空副總裁沈玥對《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表示,“我們想既能保證紅花會自有屬性又能符合現在的市場。最後大家都同意將紅花會打造成第三極,所謂第三極是指既有大眾偶像的流量,同時又擁有地下文化英雄的氣質和文化地位。”
換句話說,摩登天空在調整之後的新規劃需要註意兩個點:一方面要保證內容和演出,另一方面則要做“咖位”與品牌對接。
近年來粉絲文化的變異和激進,也很大程度上誤導了PG ONE和紅花會對自己的判斷,以及作出的種種選擇。在《中國有嘻哈》之後,蜂擁而來的狂熱粉絲們對於摩登天空更粗放的操作模式並不滿意。摩登天空曾經因為發了PG ONE未經PS的圖片而受到了粉絲的抵制和攻擊。
不久前,紅花會成員貝貝因為“賬號被盜”而點贊了一條黑PG ONE的微博,最終掀起了與後者粉絲的一場罵戰,直接導致貝貝清空了自己的全部微博。我們在PG ONE的粉絲社群中,在每一天都能感受到這些粉絲如何發起一場場有組織的網絡攻擊。
2017年8月到9月,一連串關於紅花會涉毒、PG ONE不尊重死者等負面新聞曝出之後,摩登天空的整個團隊工作到不眠不休,所有人不得不全部停下來既定工作,夜以繼日地全部投入到“反黑”中。
這樣的工作最終幫助PG ONE等人安全度過了這次危機。但是,受粉絲影響以及合同金額不合理等因素影響,PG ONE所在的紅花會最終選擇與摩登天空宣布解約。
在紅花會的官方聲明中,解約原因包括未按合約履行義務、處事方式不與團隊商量、國外演出時未能保障人身安全和至今未配備成熟經紀團隊。但是,摩登天空MDSK廠牌主理人亞儂在采訪中曾對《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表示,紅花會到解約前已經有了7個經紀人,光商務經紀人就有3個,其他還包括主經紀人、執行經紀人和助理。團隊擴張最快的時候,每周都要面試兩三次經紀人。
與摩登天空解約後,PG ONE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但他的個人工作室相當不成熟,很難對藝人起到引導作用。只依靠娛樂圈明星資源而缺乏作品等其他規劃的思路顯然並不成功。
PG ONE這次遭遇官方的批判除了個人不成熟和音樂能力淺薄之外,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地下野蠻生長的嘻哈文化與主流大眾文化審美以及官方意誌之間的沖突與割裂。
另外一位總冠軍GAI則在PG ONE的討伐浪潮中完成了湖南衛視經典音樂真人秀《歌手》的首期錄制。在公開場合,GAI對於這場輿論危機未有一句置評,但是這絲毫不阻礙人們將兩位放在一起對比。
GAI選擇道路實用卻並不值得贊揚。他走到了主旋律和正能量一側,雖然已經開始適應,但是仍然讓人們一再感到反差矛盾和戲劇性。
這位四川內江人在重慶開始了自己的江湖式嘻哈之路,他身上的沖突感和街頭感遠遠高於PG ONE。在《中國有嘻哈》中,GAI一再嚷著要和練習生Battle、突圍賽里說出格殺勿論、唱匪幫嘻哈甚至要打PG ONE的GAI看起來是更不容易與社會和解的人。鼓吹暴力爭鬥的歌曲《超社會》以及GAI早年傷人的經歷曾經一再被媒體拿出來說事。
對比GAI與PG ONE的發展路徑,可以明顯看到一個成熟的經紀團隊對於藝人成長和發展的重要性。GAI在節目錄制過程中就簽約了《中國有嘻哈》音樂總監劉洲的Door&Key廠牌。劉洲是一位在音樂行業工作過二十年的資深人士,與韓紅、譚維維、孫楠等諸多知名音樂人有過合作,在為音樂人尋找定位以及歌曲包裝上有豐富經驗。
1月4日,就在PG ONE被共青團中央批判的當天,GAI出現在了人民網的專訪視頻中。在這個名為“想成為一個傳奇”的視頻中,GAI將做嘻哈的經歷描述為一個勵誌故事,他表示要作為頭牌兵帶領更多人認識嘻哈,並強調HipHop真的是種態度,“是你和命運抗爭的一種態度,別人說你不行,我得證明給你看證明給自己看。”
在視頻里,GAI也談到了自己的父母沒出過國,自己做音樂就是要讓父母生活的更好。勵誌加孝順的人設為GAI贏得了不少贊賞,之前GAI在《我要上春晚》舞臺上向女友隔空表白也為自己加分不少。相比PG ONE的種種惡名,GAI反而逐漸擺脫了那個爭強鬥狠的社會青年形象,並在向更大舞臺的路上一步步走得很穩。
除了《我要上春晚》的舞臺,GAI已經先後在《蒙面歌王》、央視中秋晚會的舞臺上亮相,即將於今日播出的《歌手》里GAI是首發歌手。值得註意的是,GAI開始更多讓自己的本名周延出現在媒體上,這很可能也是為了方便大眾認知做準備。
GAI還與春晚常客歌手祖海合作了歌曲《好運來》,二人還一起出席某品牌珠寶晚宴。在微博上,祖海曬出兩人合照,並配字“民族嘻哈範兒”。這讓人不由想到流行歌手與民歌歌手的“春晚合體”模式。諸多證據表明,GAI離登上2018年春晚這一最重要的主旋律舞臺,似乎並不遙遠。
對於GAI向正能量的主動靠攏,劉洲在采訪中並不避諱,他向《三聲》(微信公號ID:tosansheng)解釋為什麽要讓GAI走正能量,“現在說嘻哈好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剩下的還有十幾億人。要把一個音樂品類推向大眾,好歌曲一定是雅俗共賞的。”
劉洲也不斷強調,GAI的正能量只是不像以前那麽“臟”了。“在特定的時間,我覺得當一首歌的內容是那種很有勁的東西,我可能會讓GAI嘗試回到一些狀態上去。但一個人在小地方罵街,大家覺得你牛。走到一個大平臺還罵街,那就不合適了。”
濾掉GAI作品中不宜示人的元素,劉洲選擇放大GAI的民族特色將民族元素與流行樂結合——這是劉洲的拿手本領,他為GAI打造的《火鍋底料》以及《好運來》,也都兼具民族和喜慶色彩。
劉洲對GAI的期望是讓他成為一個承載貢獻的嘻哈歌手。“GAI傳遞的仁義禮智信,我覺得是好事。怎麽用中國人的方式,把嘻哈落地,做中國獨有的嘻哈風格很重要。”
天府事變也曾深深地被介入到主旋律宣傳之中。當自己的歌曲《This is China》被共青團中央微博轉發後,這個從說唱新人一度成為話題度和討論度最高的說唱團體的經歷也說明,與官方合作會讓嘻哈音樂或音樂人獲得更快的上升途徑與更廣的人群。
劉洲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有人說我做嘻哈管國家和政治幹什麽,但是你要推動一個藝術產業,你就得去學習。為什麽呢?國家承認它才能成為一個門類,國家不承認它就永遠是地下,你得讓它走到臺面上來。”
PG ONE如今的境遇已經說明,所謂“兼具明星人氣與地下文化氣質的嘻哈偶像”幾乎走不通,而一位年輕爆紅藝人的自我管理能力也一如既往是可遇不可求。
4月27日晚,針對阿里巴巴將投入數十億美元參與今日頭條融資的業界傳言,阿里集團市場公關委員會主席王帥予以否認,稱阿里巴巴無意也不善於媒體產業,未來也是如此,阿里缺少媒體集團的基因和興趣規劃。想也沒有想,做肯定也做不好,所以早就斷了這個念想。
以下為王帥回應全文:
不斷進步的今日頭條,是我們很好的合作夥伴,也是很多人的研究、學習討論的熱點和對象。很多人今天在傳頭條和阿里的緋聞,實際情況是我們各自守身如玉,阿里巴巴對文化產業有極大的興趣和戰略,但阿里巴巴無意也不善於媒體產業,未來也是如此,說實話我們缺少媒體集團的基因和興趣規劃。想也沒有想,做肯定也做不好,所以早就斷了這個念想,大家實在要編段子,找幾個合適的對象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