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四川上市公司並購重組高層研討會在成都召開。姜洋副主席出席並發表主旨演講。
姜洋指出,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通過推動企業並購重組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並購市場,並購重組成為資本市場最具效率和活力的一環。在推進上市公司並購重組過程中,證監會一直高度重視市場化、法制化建設,在“放、管、服”三條戰線同時發力,推動大幅取消和簡化行政審批事項,創新事中事後監管方式,構建透明高效的審核機制,積極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現在上市公司並購重組交易90%都無需證監會審批。2015年,全市場上市公司並購重組交易共計2669單,交易金額2.21萬億元,同比增長52%,其中橫向整合的產業並購逐漸成為主流。通過並購重組,大型國企央企實現整合,提高了產業集中度和核心競爭力,不少企業降低了成本,培育了發展新動能,傳統行業加快了轉型,重新“盤活”和“再生”,總體上促進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推進了“三去一降一補”任務開展。
姜洋強調,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證監會將繼續深入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於資本市場發展的決策部署,認真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方向,強化依法、從嚴、全面監管要求,按照兩手抓的原則,推進上市公司並購重組。一方面,繼續完善並購重組機制,積極協調各方推動消除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並購重組的障礙,加大對企業通過並購重組做優做強、提升效能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繼續完善並購重組監管規則,完善全流程監管機制,強化對“忽悠式”“跟風式”重組的監管力度,加強對並購重組的信息披露和事中事後監管,切實促進並購重組更好地提升上市公司質量。希望上市公司發揮主體作用,積極作為,履行應盡的職責;同時,切實履行社會責任,為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相關方要築牢依法合規意識,防止盲目並購,避免同質化競爭,守住底線,實現多方共贏。
姜洋表示,希望四川省政府繼續重視資本市場功能作用發揮,為四川企業利用資本市場發展、開展並購重組提供全方位支持。證監會將一如既往支持四川資本市場發展,加強服務,完善政策,與相關各方共同促進並購重組市場健康發展,更好地服務企業轉型升級和實體經濟發展。
研討會期間,四川省副省長朱鶴新出席並致辭,上海證券交易所總經理黃紅元、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王建軍分別做了主題演講。本次研討會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金融辦公室、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共同舉辦。
據BBC報道,美國電信巨頭AT&T已宣布將以接近860億美元收購時代華納。這筆交易在周六兩個董事會會議上達成共識,但仍需要得到監管機構的批準。但AT&T首席執行官Randall Stephenson表示,他預計監管不會給並購造成什麽障礙,並稱只要肯做出讓步,任何問題都可以克服。
在當天的聲明中,Stephenson說:“對於我們這兩家優勢互補的公司來說,這是一次完美的收購。”他說,這將改變傳媒業和通信業的運作方式,給客戶、內容提供商、渠道商和廣告商帶來全新的體驗。
然而,如此大規模的並購案,勢必遭到美國政府監管部門的嚴格審核。實際上,就在收購協議達成的消息出臺之前,行業內就有一些人士提出了壟斷的批評。而美國總統競選人特朗普更是在公開場合表示,AT&T已經掌握了太多的權力,如果他當選總統,將會否決這次並購。
隨著近日財政部第三批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示範項目的發布,示範項目的“入庫”總數已達745個。但是,從前兩批項目效果看,不甚理想,落地率不足六成。不少業內人士認為,若想推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實現PPP長期可持續發展,還需破解政策、機制等障礙。
落地率58.18%,誰在追捧PPP?
PPP並非新鮮事物,自上世紀80年代,在國內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就被陸續應用。此輪政府重新力推PPP模式,以期通過PPP創新投融資體制。
“這三年無疑是PPP發展的黃金期。”大嶽咨詢總經理金永祥表示。大嶽咨詢是國內最早從事PPP咨詢的公司之一,見證了PPP此輪規模的快速增長。
合同項目數是最好的佐證。“2013年平均一周簽一份合同,到2015年平均一個工作日就簽一份合同。”金永祥說,2013年只拿到50多份項目合約,今年已超過300多份。
從總的落地情況看,落地率雖不及六成,但呈現加速模式。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今年9月末,前兩批示範項目落地率已達58.18%,比6月末增長9.78個百分點。
從項目類型落地情況看,市政工程類項目落地獨占鰲頭。財政部數據顯示,在前兩批落地示範項目中,市政工程類項目占48%;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占9%;交通運輸占8%;水利建設占8%。
那麽,究竟是誰在追逐PPP模式?
“在參與PPP的社會資本中,央企、國企占了大頭。”金永祥說,尤其是以工程類為主,例如中鐵、中建、中交等。
民營企業也對PPP抱有期待。一些如碧水源、東方園林等在環保、園林等領域擁有較強資本實力和行業細分優勢的民企,已開始掘金這片“藍海”,並已成功推進多個項目。
金融機構也嗅到PPP帶來的新機遇。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表示,不少金融機構采取基金的方式,或是和工程公司合作的方式,布局PPP領域。
民企參與度低,民營資本為何難撬動?
財政部金融司五處處長闞曉西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PPP有利於打破區域、行業封鎖,為民營企業進入基礎建設等領域提供了通道。
但是,中國財政學會公私合作研究專委會秘書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孫潔向記者介紹,從目前PPP實際落地情況和關註度看,民企參與度低,參與項目投資額占比小。
為什麽?記者采訪的一些業內人士和民營企業反映,針對民企的隱性壁壘依然存在,民營資本進入PPP仍會“碰釘子”。
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對民營企業仍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項目信息不透明、明招標暗許配,設置高額項目誠信金或保證金,不與民營企業對接等。”全國工商聯經濟部部長譚林表示。
資金困境難破解也是重要原因。采訪過程中,不少民營企業反映,PPP項目資金門檻高,啟動項目時還需大量拆借銀行資金,導致融資成本高企。此外,金融機構對民企的態度謹慎,使得民企融資難上加難。
此外,PPP項目周期長、投資大、回報低,以及複雜的運營模式等,也成為制約中小型民企參與的因素。
正在參與PPP項目的龍元建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賴朝輝對記者說,民營企業參與PPP確實面臨不少壓力和困境,但是在相對不利的條件下,需要找到自身定位,面對PPP“門檻”,企業需從經營管理、人才培養等方面提升綜合實力。
實現PPP可持續發展,哪些障礙亟待破解?
專家和業內人士表示,要促進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實現PPP長期可持續發展,一些障礙亟待“拆解”。
針對民營資本參與度不高,專家呼籲,需要理順體制機制,進一步破解“玻璃門”。“政府部門要積極消除針對民營企業的隱性壁壘,確實給予民營企業公平競爭的機會。”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韓誌峰說。
針對價格機制缺位,專家介紹,PPP項目前期投資量巨大,回收周期較長,如果沒有合理的價格機制,社會資本就會因現金流不足知難而退。“PPP項目需要有現金流才能順利推進。未來價格機制改革到位與否,將成為影響PPP長期發展的關鍵因素。”金永祥說。
針對金融機構支持力度不足,業內人士表示,作為PPP項目資金的主要供給者,金融機構應當積極研究PPP項目特點,設計出科學合理的融資產品,並擴寬項目融資渠道。“項目的最終落地離不開金融機構的參與,金融產品的合理創新將助推PPP模式更好地發展。”薛濤說。
針對多頭管理政策“打架”,業界呼籲加快PPP的頂層設計,包括解決立法缺位問題。目前,相關部委均出臺了PPP政策,但內容不甚統一,甚至相互沖突,致使參與者無所適從,也造成投資者在審批等諸多環節中會面對多個“婆婆”。
中國期貨業協會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農業大學期貨與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常清上周日在北京表示,我國商品期貨市場需發展破除破除體制性障礙,上市更多新品種,創新交易方式,滿足市場需求,實現趕超發展。
常清在10月30日舉行的第十一屆中國(北京)衍生品市場論壇上發表專題演講指出,我國商品期貨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成交量持續增長,2010-2015年交易量連續六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合約單位、實際成交量與國外品種存在差異。
常清認為,我國商品期貨市場目前仍然存在三塊短板。一是現貨交易所、中遠期電子交易中心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據不完全統計超過一千多家,這說明我國期貨市場的承載能力還有待於進一步增強;二是權威統計數據顯示國際商品期貨市場交易金額大於國內;三是從商品期貨上市品種、近期合約交易量、交易方式的創新等方面來看,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功能發揮。
北京工商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所長胡俞越在同一論壇上演講稱,在大宗商品低迷期,尤其是在全球化退潮、貿易格局轉變之際,作為大宗商品需求端的最大增量,我國迎來推動期貨市場國際化、謀求大宗商品定價權的絕佳時機。
“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但是在大宗商品貿易中,我國卻並未取得與之相匹配的定價話語權,‘一買就漲,一賣就跌’的困境長期制約著我國經濟發展。究其原因,是在全球大宗商品的定價格局中,我國被邊緣化,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過程中,我國無力改變原有的定價規則。”他表示。
胡俞越認為,期貨市場的國際化一方面有助於提升我國金融“軟實力”,助力實體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則有助於我國通過期貨市場參與全球資源、財富分配。更為重要的是,國際化的期貨市場有助於我國謀求大宗商品定價權,有助力我國經濟戰略轉型,切實把“中國因素”轉化為“中國力量”。
他指出,要使中國期貨市場走向國際應首先推動品種審批權由國務院下放逐步向證監會核準備案過渡;其次,優化交易交割制度,增強期貨市場對金融、信息、物流等現貨市場服務能力;最後,改革期貨交易所的管理體制勢在必行。
方正中期期貨資產管理部副總經理王蒙月指出,隨著國內資產總規模迅速增長,資產主動轉向期貨、期權等另類投資領域成為趨勢。隨著利率下降、貸款壓力增大、以及期貨資管業務規模的逐漸增大,投資策略越來越豐富,期貨市場地位將不斷提高。同時,銀行等資金方也漸漸主動尋求合作,開放期貨資管、私募的管理白名單資格。
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有聽力殘疾患者達2780萬人。其中單純聽力殘疾2004萬,占殘疾人總數(8296萬)的24.2%;多重殘疾中有聽力殘疾的人數為776萬人,即57.4%的多重殘疾人有聽力殘疾(多重殘疾人總數為1352萬人)。在2780萬人聽力殘疾人中一級和二級聽力殘疾分別占15.57%和11.01%,兩者合計為26.58%。據此推算,約有739萬人聽力完全喪失。
然而,盡管聽力損傷人群如此龐大,中國卻正處於極度缺乏能提供高質量聽力服務的專業人員的階段:1萬名具有不同水平的聽力健康專家為13.7億人提供著服務(1∶137000),中國聽力學專家人口占比較之於美國(1∶9000)正處於“極度匱乏”狀態。
聽不到的世界
“我的孩子只是聽力有一點點不好,但我真的希望她能和其他孩子一樣聽小鳥唱歌、一塊做遊戲、上課、放學,快樂地長大。”家住北京市西城區的陳昊(化名)是一個3歲聽力損傷兒童的父親,隨著孩子一天天長大,越來越多的問題擺在了他和他的家人面前。
“以前只是發現他聽力不太好,現在發現,他的理解、溝通都出現了問題,甚至有一些自閉的傾向,不願意和外界交流。”陳昊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這只是中國兒童聽力損傷的一個小小碎片——事實上,全國範圍內,每年因遺傳、耳部疾病、感染和藥物,以及未被發現而貽誤治療時機等因素引發的兒童聽力損傷數字正在迅速攀升。
第二次全國殘疾人抽樣調查顯示,我國聽力殘疾率為2.11%,聽力殘疾人2780萬,其中0~6歲13.7萬,每年至少新生2萬左右聽力殘疾兒童;而隨著國家放開二孩政策,新生兒數量增加,聽障兒童數量也隨之增加。
“遺傳性因素是最主要的致病因素,一旦發生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在這種情況下,聽障兒童的早期篩查、輔具配備、康複、學前教育都值得我們關註,只有在這些方面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服務,才能讓他們未來更好地融入到社會當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聾兒康複研究中心副主任龍墨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她告訴記者,兒童聽力損傷不僅僅是家庭問題,也是社會問題,需要全社會共同關註——“如果聽障孩子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得到及時康複,不但影響其語言發展,對其認知能力、社會技能、生活態度和社會行為等也會產生影響。”她說。
來自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新生兒先天性聽力障礙發病率為1‰至2‰,隨著年齡增長,永久性聽力障礙可持續增加,5歲前聽力障礙發病率上升到2.7‰,青春期則高達3.5‰。兒童期是言語發育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如果聽力障礙沒有被及時發現並采取有效幹預措施,輕者可導致言語發育落後及行為問題;重者會導致嚴重的言語發育障礙,甚至影響兒童情感、心理和社會交往等能力發展,給家庭和社會造成沈重負擔。因此,兒童聽力障礙的早期發現和早期幹預至關重要。
不僅如此,從經濟角度考量,盡早對兒童聽力損失進行幹預也尤為必要。
兒童聽力損傷對家庭而言是一項長期的經濟投入,包括檢查診斷費用、各種先進的助聽設備費用以及設備的維護與調試、未來接受教育、職業選擇等,如果一個孩子能及時發現聽力障礙後及時進行必要的幹預,首先能保證大部分的孩子融入主流社會接受正常教育,並在隨後投入社會享有正常的勞動力。
有專門機構對此做過統計分析,經過早期康複和未經過康複的經濟效益比為1∶7,因此早期康複無論對家庭還是對社會均有重要意義。
而在人群的另一邊,隨著全球老齡化進程,特別是中國快速跑入老齡化社會,聽力損傷在老年人口中越來越成為牽動系統問題的“第一步”。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聽力損失是全球流行最廣的感覺器官殘疾,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全球聽力殘疾人已達3.6億,其中成年人約3.28億;65歲以上的老人約1/3為聽力殘疾;男性多於女性;農村多於城市。
而研究表明,輕中重度聽力損失的老人,由於聽力下降導致的不願出門、不願意與人溝通交流等行為,引發系列心理和生理健康問題,而其中老年癡呆癥患病率分別是聽力正常老人的2倍、3倍和5倍,這已成為全球老齡化中的突出健康問題。
缺口巨大
但問題在於,對於具備高度專業性的聽力輔助設備驗配人才,在我國目前仍有巨大的市場缺口。
據統計,我國目前只有4所大學有聽力相關專業,全國只有不到1萬名聽力專業人士,對聽力損傷者的專業服務力量遠遠不夠。
“中國大部分的聽障兒童接受幹預的時間都在2~3歲以後,在一些欠發達地區,甚至會延長到4~5歲以後,這個時間比起國外,有至少2年以上的延遲。”全球最大聽力解決方案供應商索諾瓦(SONOVA)集團峰力聽力技術(上海)有限公司培訓部總監楊欣怡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楊欣怡向本報介紹,國際上有一個著名的“三早”康複法則,即早發現(出生後1個月內)、早診斷(出生後3個月內)、早幹預(出生後6個月內),這是孩子的黃金康複時間;而現今中國兒童聽力康複的延遲,除聽損患病率高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進行過正規聽力學教育或培訓的專業人員數量有限,直接導致了很多家長沒有機會獲取專業的聽力康複知識,對於孩子成長發育中表現出的聽力障礙沒能及時發現,這一點在輕中度聽力損失或者單側聽力損失中尤為明顯。
在聽力輔助醫療與教育的關系上,澳大利亞一直被作為全球優秀的國家案例——公開資料顯示,澳大利亞聽力學水平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其國家聲學實驗室(National Acoustic Laboratories , NAL)和國家聽力中心在世界聽力研究所中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第一財經日報》從澳大利亞國家聽力中心拿到的信息顯示,在世界發達國家中,相對於全國人口,澳大利亞的聽力師的數量是比較多的:2008年各個國家相對全國人口聽力師數量的統計調查中,澳大利亞每15178人中有一位聽力師,美國每19603人中有一位聽力師,英國是26334,加拿大是28645——澳大利亞聽力學教育的發展與其聽力學的發展密切相關。
本報獲悉,澳大利亞國家聽力中心目前是澳大利亞兒科助聽服務的唯一提供者,為實現對全國各地提供持續服務的目標,實施了兒科聽力師培訓計劃。
計劃包括4個關鍵因素:制度化的標準和方案;清晰的角色定義;國家持續性培訓計劃;教員及導師支持網絡。
“中心提供一套完整的從初級、中級到高級的兒科聽力師培訓課程,每一級別的培訓內容和要求不同,培訓完成後才能進行相應級別的專業活動。澳大利亞聽力師要保留其執業認證,還需滿足持續職業發展計劃要求,通過臨床會議、遠程會議、澳大利亞聽力學雙年會等多種形式接受繼續教育。” 澳大利亞國家聽力中心負責人員向《第一財經日報》介紹說。
技術和培訓的輸出也不斷在進行——中國第一個正式的聽力學課程正是由中國的首都醫科大學與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聯合舉辦的中澳聽力學計劃,14名首屆學生大都是來自於臨床醫生,其中8人被送至澳大利亞進行臨床實踐培訓,至今已有1000名人員參加了類似的培訓項目,其中65人可以進行人工耳蝸手術。
被開掘的市場
但是,讓中國的爸媽和孩子們盡早走入醫院,接受專業意見並願意戴上助聽器或進行人工耳蝸手術,則是另外一個難題。
“雖然我們在全球的兒童市場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如何將歐美市場中兒童人群的好辦法應用在中國,仍然是個正在摸索的問題。” SONOVA集團亞太區總裁Albert Lim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
盡管SONOVA在全球兒童助聽器市場份額占據50%以上,是該領域絕對的市場主導者,但面對仍然“保守”和待教育的中國市場,顯然依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根據醫藥數據提供商米內網信息,我國助聽器的制造始於20世紀60年代,1979年開始驗配助聽器,國內助聽器市場開始規範有序地發展起來。改革開放三十年加速了國內助聽器的發展步伐,由於生產成本低、市場廣闊等因素,吸引了多家世界跨國公司將制造基地紮根在中國,如蘇州的西門子、上海的峰力和廈門的瑞聲達等,這些企業生產的產品不但進入了國內市場,還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國漸漸成為了世界助聽器加工的主要場所。
跨國公司不僅帶來了資金,也帶來了進口助聽器的生產技術,在這些基地生產的助聽器,雖然頂著“國產貨”的帽子,但由於成本低、技術高,填補了進口產品在市場上的份額。
工信部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助聽器國內銷售406.5萬個,同比增長21.2%,增幅較2011年增加6.5個百分點,預計至2020年,僅供普通市場的助聽器產品一類,產業規模將達到50億元。
“中國助聽器市場經過20年的兩位數高速發展,截至目前,據相關報道和預測,中高端助聽器年銷售臺數現達130萬臺左右,如再加上國內基礎性盒式機和耳背機,總臺數達約170萬臺,並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態勢。” Sivantos 集團中國區總裁傅建彤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西嘉助聽器源自助聽器制造商Sivantos集團,其前身是西門子聽力集團,此前該品牌在中國助聽器市場一度是最具知名度的品牌。
但即便是在全球市場取得成功的老牌公司,依然需要不斷適應快速變化的中國市場。
“在整個生產過程,從耳印模掃描、助聽器的外殼設計到外殼打印,最後到在線測試都采用了i-Scan掃描技術實現從3D掃描到3D打印。” Sivantos聽力集團全球CEO Roger Radke博士告訴本報。
而在市場具有普遍美譽度的“美人魚”系列後,峰力中國又推出了新一代兒童助聽器“炫獅王”,將兒童助聽器細分到4個階段,針對不同年齡段兒童的需求進行特殊的功能設計,更有針對性地解決兒童成長過程中的不同需求。
“我們產品的外觀有1000多種顏色可以搭配,歐美的觀念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漂亮的助聽器讓孩子們不再把它遮擋起來,願意露出色彩絢麗的助聽器,孩子們覺得它很酷,我們也正在努力改變中國的市場和觀念。“Albert Lim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我需要給自己補充水分,我需要克服艱險,依靠自己的意誌力前行。”
INK(銀客)集團 林恩民
這是【撒哈拉創業啟示錄】第01篇文章
在飛往撒哈拉的萬米高空,望著機窗外深藍夜空中閃爍的星辰,時差與心底的興奮讓我一時無法入睡,我回憶起此次決心穿越撒哈拉沙漠的那次“機緣”。
幾個月前,我去拜訪漢能投資集團董事長陳宏,請教他關於創業路途中的建議,他說,希望我能更清楚自己的能量有多大。創業過程中,最可怕的是:不知道邊界在哪。
自我的邊界
與陳宏總那次深入對談,讓我警醒。
特別是身處的互聯網金融領域,我必須時刻清晰的知道團隊的能力邊界,公司權利的邊界。就如大劉(劉慈欣)《三體》里那句經典名言“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在創業的“黑暗森林”中,最可怕的不是業務發展停滯,而是自我迷失,而這個對邊界的迷失,往往來自創始人自身。
當一個人有成時,他會想要征服很多事情,甚至覺得自己是萬能的——這是許多積累了一定財富和社會地位企業家們心里的魔鬼。
事實上,你我皆是凡人,人的能量有是有限的,企業家如果不專註,以為自己無所不能,那他就會在“無人區”失去方向,失去判斷力,我們都明白一艘船迷失在茫茫大海,一個人迷失在無垠沙漠的可怕,你儲備的“物資”將會在徘回中消耗殆盡,最終只有走向死亡。
那次交流對我啟發很大,所以當我從朋友那兒得知有一個企業家穿越撒哈拉沙漠無人區的活動時,我第一反應是:我必須去!花多少時間、吃多少苦我都得去!
當企業到達一定階段,創始人的判斷,對自我的認知往往會出現偏差。縱觀中國商業史,從德隆系、愛多DVD到現在的O2O倒閉風潮,歷史往複,皆是一個個創始人內心對邊界的迷失。我需要警醒,去撒哈拉觸碰自己的邊界。
因為創立INK(銀客)集團,加於我的財富(現在更多是紙面富貴)和社會地位,在撒哈拉無人區的環境下,將會完全被拋棄荒野。在那個腳底只有沙漠、頭頂只有天空的廣闊世界,我將成為最真實的“林恩民”,我需要給自己補充水分,我需要克服艱險,依靠自己的意誌力前行。
我們常說“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感覺很酷,但事實上自然界有很多規律、商業有很多規律,創業者需要在精神力量與現實世界中找到平衡點。在商業上,我們不能因為階段性的成功就覺得自己可以違背商業規律,在沙漠中,人類也將觸碰自然規律,遇見最真實的渺小與偉大——我們的潛能究竟多大?我們在極端環境下的應急反應是什麽?我們的邊界在哪兒?
長時間埋頭前行,我需要這樣的時間、空間和緯度,用旅途去認真丈量自己的內心。
同行企業家打趣的說我們這是“回老家”,因為非洲是人類的發源地,我很慶幸有機會能去探索人類的起源、思考人類的發展歷程。很多時候沒有親身經歷永遠無法感知自然的力量,有幸能踏上世界上最大的沙漠,征服它,穿越它,相信會豐富我們的視野,讓我們更加廣闊。
“回老家”還有一層意思是,撒哈拉的殘酷與我們的創業環境相同——如果說這世上還有比中國商業競爭更殘酷的環境,撒哈拉一定是其中之一。
文明的邊界
在進入沙漠之前,我們到北非重要樞紐,摩洛哥王國補充物資。
到達摩洛哥的前夜,我特意上網看了著名電影《卡薩布蘭卡》,雖是阿拉伯國家,但摩洛哥有著深遠的多元文化碰撞歷史,二戰時期大量的歐洲人逃離了自己的國家躲避納粹的鐵蹄,而鄰濱北大西洋的摩洛哥北部的城市卡薩布蘭卡,成為從歐洲到美國的重要中轉站。各種文化的碰撞,讓卡薩布蘭卡顯得即傳統,又與時俱進。
在經濟方面可以看出,摩洛哥作為相對開放的阿拉伯國家,也很重視經濟發展,但永遠無法繞過宗教上的制約,這也是宗教超越自己邊界,對經濟與社會的“侵蝕”。
以前我被很多專家洗腦,認為中國是個沒信仰的國家,是很可怕的。但在這里,我的認知有了反轉。
宗教是一種文化,任何文化都是時代的產物,只要是時代的產物就總有過時的一天,因此,最好的文化環境是就是沒有文化,最好的信仰環境是沒有信仰。也許就是老子所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在卡薩布蘭卡,我與同行的企業家遊覽了世界上最高的宗教建築——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哈桑二世清真寺。在清真寺外面,是卡薩布蘭卡最熱鬧的主幹道。
伊斯蘭教每天要做五次朝拜,那條主幹道上擠滿了車和朝聖的人群,雜亂無章但也顯得欣欣向榮,在卡薩布蘭卡的大巴紮(市集),我們能見到各色人種,以及各國商品,街道上年輕的婦女大多數已經不包頭巾,多種宗教共存,在宗教沒有超越自身邊界的多元文化銜接地,讓這個阿拉伯國家沒有走向極端。
(位於北非的卡薩布蘭卡)
今天世界主流文化來自歷史“短淺”的美國,今天宗教堅實的國度總是充斥著極端組織和戰亂。無論是文化、歷史還是宗教,這些文明不分高低貴賤,但如果突破自身的邊界,反而要自食惡果。
我認為,只有讓老百姓吃得起飯,養得了家,病有所醫,老有所養,能有尊嚴有追求的生活,才是好的文明。如果中國能像放下宗教信仰一樣,再放下歷史,那麽創造和引領世界的文明一定是可期的。
這恰恰也是我們做企業的使命,讓同胞們能更好地過生活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做事的邊界
在摩洛哥,我們遇見了兩個中國企業,華為與OPPO,因為相對開放的環境,華為非洲總部就設在卡薩布蘭卡。在摩洛哥王國的另外一個城市馬拉喀什,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核心區滿街都是OPPO手機店,旁邊只有一家三星。
在線上眾手機品牌霸占市場的時候,OPPO用線下渠道與全球化破局成功,我下意識地在心里想,創業者總在絕境中尋找生機,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有OPPO的地方也應該有我們銀客,讓北非人民也增加收入,提升幸福感。
摩洛哥有著傳統宗教國家常見的貧富差距,當地人告訴我,馬拉喀什的人口有150萬,優質房產高達3000美金一平米,但是這個國家的GDP還不足北京的三分之一,每年GDP增長不足5%,人均GDP為3000美金,這種經濟狀態下卻還保持了這樣的房價,讓我心生感慨:如果說北上廣深的地產是泡沫,那全世界都在洗泡泡浴。
在路上我們遇到了許多貧苦的孩子,我們試著贈予他們食物和零錢,但卻被同行的法國領隊Jimmy制止。他說“這會讓他們養成不勞而獲的習慣”,我想,這就是企業家在創業過程中磨練的“本能反應”,做事的邊界。
我們需要從更長遠的為全局考慮問題,好壞的邊界往往並不從眼前考慮,例如在互聯網金融行業,銀客必須做到“克己”,瘋狂補貼短期讓流水增長誘惑了許多同行,但我明白這只會讓公司更快失控,而練好內力,在風控做到極致,才能走得更遠,你需要把事物看得更深遠。
摩洛哥的經濟文化與中國有巨大的差別,我在這里見識到了迥異的風情和生活狀態,他們也反哺了我對世界和事物的認知。
旅程的剛剛開始,異域的環境與文化對我們已造成了心理和身體上極大的沖擊。初見北非之後,我們將踏入無人區。
投資集中關註VR技術層面,這一階段,將持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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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一點也不冷。
只不過,資本對於VR領域創業者的投資更為謹慎罷了。
相對於VR內容領域的創業,對於核心技術的鉆研或許更受資本的青睞。
VR/AR目前還處於基礎技術的瓶頸期,一旦這些障礙被解決,VR/AR會再次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期。
而這一狀態,或許會持續三年。
2009年,我們開始轉型,變成一家投資控股公司。
2010年,盛大資本、盛大創新院、盛大天地各個業務塊全部設立,開始各自進行業務單元的自主運作、自主投融資。
我們一共投資了100多家企業,全面轉型為投資控股集團。
2012年,盛大網絡從美國退市。
2014年,我們將邊鋒賣給浙報傳媒,將盛大文學賣給了包括騰訊、凱雷等組成的一個財團,將盛大遊戲賣給由中銀絨業、世紀華通等組成的財團。
過去的15年,我們的資產從30億美元變為80億美元,因為投資也獲得很多增值。
對於投資,我們也有自己的投資策略。
即“虛實結合”。“虛”就是所謂“盛大資本”或“盛大投資”;“實”指的是擁有像“盛大天地”這樣的房地產為主營業務的平臺。
接下來說一下我們看好的投資領域。
1
投資觀點
我們在中國尋找、培養、整合細分市場的長尾型企業機會。
我們認為,這些企業生機勃勃、大有希望。
我們在中國做得最多的是天使輪和A輪投資。比如,投資有妖氣、暴走漫畫的時候,公司估值都在幾千萬人民幣左右,我們一般只投500萬到1000萬人民幣,占20%、30%的股權,然後等著它們成長。
經過對海外投資戰略的分析,我們放棄了在歐洲或日韓的投資,而是專註於美國市場,其次是以色列,再之後是東南亞,特別是印度,雖然它不是發達國家。我們去發達國家會尋找一些龍頭企業的投資機會積累經驗,與在中國所投資的企業形成互動,把整個產業鏈帶動起來。
無論從經濟、地域還是文化角度,新加坡都是這一戰略執行的最佳協調地。因為像BAT、360等公司在這里都有主營業務,盛大以前在這里也有主營業務,現在完全成為投資控股集團。
2
投資領域的選擇
在投資領域這塊,說一下,我們不會涉及到的:
TMT中的“Telecom”
但是投資的WiFi萬能鑰匙涉及到一些Telecom的東西。
傳統項目
目前,我們對於傳統項目不太感興趣。
現在,我們已經過了純賺錢的階段,傳統的快速賺錢的項目不是我們的首選,否則我們為什麽會做慈善呢?
接下來,說一下我們感興趣的領域:
文化媒體
文化媒體方面,我們還投資了已經出售的“有妖氣”、還有“暴走漫畫”、墨跡天氣、咕咚等。
互聯網金融
包括2015年退出的“微貸網”,我們2014年進入、2015年退出,賺了15倍。
在這方面,我們有一支專門的互聯網金融基金,大概投了10家互聯網金融公司,包括保險、P2P等。
在金融行業,我們2016年投資了美盛(Legg Mason Inc.),它已經有130年歷史,大概管理了7000多億美金的資產,相當於中國3個社保基金,我們現在成為資管公司的第一大股東;還投資了Lending Club——P2P行業的鼻祖和做得最大一家。
O2O
比如美啦美妝、美味不用等、墨跡天氣,還有已經出售的格瓦拉等。
健康領域
目前我們投資了咕咚,以及類似咕咚這樣的健康網站。
在健康行業,我們投資了以色列的一家叫El MindA的公司。
如果一個人的腦部受傷,它可以分析,你的腦部受傷是不是已經痊愈了或者是在治愈的階段,還是在惡化。這個技術通過了美國SDA的認證,已經可以進入美國市場了,最近也在尋求中國CFDA的認證。
人工智能
這一領域主要集中在AR和VR領域,但不局限於VR和AR。
接下來,我將主要介紹一下我們對於VR和AR領域的看法。
3
對於VR和AR領域的看法
2015年,我們的投資主要集中在AR和VR領域,但不局限於VR和AR。
比如說機器人技術、腦科學、航空航天,所有革命性的技術我們都感興趣,不管它在什麽階段。
當然,對於這些領域,我們也會找外部的專家進行咨詢,希望在和創業者溝通的時候,能夠提出一定的建議。
有一句話我很認同:我們希望能夠改變世界,改變世界最好的方法就是親自參與,而不是等著世界來改變。
雖然說我們是幕後的投資人,但是有人在改變世界,我們去支持他,那麽我們也在參與其中。
這也是我們願意投資VR以及AR領域的原因。
目前,我們在VR和AR領域設立了三項專項基金:
● 兩億美金的VR影響力基金;
● 一億美金的VR種子基金;
● 5000萬美金的VR內容基金。
我們現在對於VR/AR還是會持續關註。
只不過我們認為現在VR/AR處於基礎技術的瓶頸期,一旦這些障礙被解決,我們相信VR/AR會再次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期,那時候我們也會對於好的項目進行投資。
當然,如果現在有團隊就能夠解決VR以及AR領域核心技術問題,我們也會投資。
只不過目前為止,這類團隊我們還沒有發現。現在再去做商業模式上的投資已經沒有那麽大的意義了。
目前在VR領域,我們還是會集中關註技術層面的團隊,我個人覺得三年左右才會使我們脫離出關註技術的層面。
在核心技術方面,我們會比較關註眩暈感的解決。
除此之外,在技術方面,如果創業者主要攻克這兩個領域,我們也會比較關註:
CPU的運算速度;
動態、靜態場景捕捉。
在AR領域,我們認為,AR成為了新的入口,需要突破兩大門檻:
● 技術
這其中包括光學、芯片、人體工程學等等;
● 制作內容終端
現在用到AR/VR的拍攝技術成本較高,這就需要整個顯示終端技術等基礎設施的完備。
但整體來說,今年AR/VR已經被炒得很熱,可以說失去了合理的價格,就如同去年中國的股市。在投資方面,我們也會比較謹慎。
4
給創業者的建議
創業者最好留有“半年存糧”。
對於創業者來說,過日子要精打細算,做企業同樣需要作出清晰規劃,融資也是如此。
很多創業者盲目的樂觀,看不清未來趨勢,也不做提前做融資規劃。
“資本寒冬”來臨之前,很多創業者還在拼命花錢,錢花光了才想到融資。這時,即便是降低估值,也未必有“接盤俠”出現。
雖然,我們偏好“激進的項目”,但我還是建議創業者最好留有“半年存糧”。
——華爾街日報——
【美國貿易月逆差環比下降 年逆差微升創4年新高】美國商務部周二發布數據,美國12月貿易逆差為443億美元,下降3.2%,結束了連續兩個月的上升,而出口額達到一年半高位,2016年總逆差5023億美元,上升0.4%,創4年新高 。
——Reuters——
【共和黨參議員計劃大幅削減美國合法移民名額】美國共和黨兩位參議員計劃在星期二公布立法,希望通過減少合法永久居民的總名額來遏制到美合法移民。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表示,這項措施將使每年發行的綠卡總數從約100萬張減少到約50萬張,並將減少名額集中在已持有綠卡人員的直系親屬上 。
——Bloomberg——
【替代奧巴馬醫改醫改的法案將今年完成】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導人保羅-萊恩周二表示,取代奧巴馬醫改的醫療法案將在今年完成,而正式實施可能需要更長時間 。
——CNN——
【彭斯投出關鍵一票,美國新一任教育部長誕生】在美國副總統彭斯投出關鍵性的一票後,貝茨-德沃斯(Betsy DeVos)以51票-50票勝出,確定當選為新一任教育部長 。德沃斯的提名一直遭到民主黨參議員的強烈反對。民主黨參議員帕蒂·默里曾表示,如果德沃斯就任教育部長,美國的公立教育體系將會被“摧毀”。
——BBC——
【默克爾敦促普京解決烏克蘭沖突】德國總理默克爾周二致電俄羅斯總統普京,敦促普京使用他對烏克蘭東部分裂勢力的影響力去停止該地的暴力鬥爭,雙方都表示停火需要進一步努力 。同時,默克爾表示,德國和歐洲一直非常希望與美國建立強有力的關系,北約成員國將依據美國新政府的意見討論聯盟的未來 。
——英國金融時報——
【May退歐計劃清除又一障礙】在下議院投票中,英國首相May以326票-293票通過了退歐議案。英國政府將得以按照May的計劃有序啟動退歐程序 。消息公布後,英鎊/美元大幅反彈近1%,報1.2540 。
——印度經濟時報——
【巴基斯坦計劃在印巴邊境修建碉堡】巴基斯坦宣布將在印巴邊境處修建50個碉堡,用於平民和難民避難。巴基斯坦信息部長表示,在印巴邊境會出現雙方交火,為了減少平民的傷亡,需要政府修建邊境碉堡來安置平民。同時,巴基斯坦政府還提高了在印巴邊境交火中受傷平民的補償 。
近年來,有關綠色金融的政府文件多次出臺,國家已經正式提出要構建綠色金融體系。據第一財經獲悉,今年和未來幾年主要是落實《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並可能於今年下半年啟動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對於市場而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於國內外甚至國內本身對綠色金融的標準不一。在昆山杜克大學舉辦的“2017杜克國際論壇”上,馬駿表示,“現在國家發改委準備牽頭要搞一個國家綠色項目的目錄,在此基礎上,我們會整合一個全國統一的綠色債券目錄”,此外還要進一步培育和規範第三方的綠色債券評估,進一步培育綠色債券投資者等。
然而因擔心綠色信貸風險不可控,目前銀行做綠色信貸的並不多。同時面臨的另一重要問題是,業內預計未來9成左右的資金必須來自社會資本,而大部分社會資本也不願意投資低回報、周期長的綠色產業。為此,如何引導資本流向綠色產業引發業內探討。
綠色金融目錄待統一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其中的第45條首次明確提出要在中國構建綠色金融體系;2016年8月份,七部委共同發布了上述《指導意見》;今年全國兩會上也將綠色金融寫入政府報告。
“今年和未來幾年主要是落實《指導意見》,里面共有35條,很多有相當的操作性和可落地性。”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舉例稱,在地方層面的擔保、貼息、綠色保險的試點等都會不斷推出,此外還有好幾個地方基金業也在不斷籌建過程中。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解振華表示,今年按照相關部署,將適時啟動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可能先確定7個行業,7000-8000家重點的排放企業,先進入市場,然後逐步擴大”。
“另外也要有序的推進碳的衍生品市場,衍生品市場交易量實際上比現貨市場要大很多倍,而且可以強化現貨市場的流動性,所以未來也要推動包括衍生品在內的碳金融產品的發展。”馬駿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對於市場而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於國內外甚至國內本身對綠色金融的標準不一。而就現階段發展而言,市場對於“綠色金融”的關註點主要集中在銀行業,尤其是銀行的信貸業務方面,即“綠色信貸”。
“現在國家發改委準備牽頭要搞一個國家綠色項目的目錄,在此基礎上,我們會整合一個全國統一的綠色債券目錄,如果都按照同一個國家級的綠色項目目錄來編制不同類型綠色金融目錄的話,一致性就達到了提高。”馬駿表示。
對於如何降低綠色金融成本,馬駿表示,貼息、專業化的擔保機制、再貸款等都是鼓勵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再融資的成本,現在至少有幾個地方聽說已經開始研究貼息的辦法,擔保和再貸款則還在探索的過程之中;還有一些比較市場化的降低綠色融資成本的辦法,比如綠色債券,如果能夠培育更多的綠色投資者,並引入更多的外企來投資綠色債券,同時若能夠建立一種國內外均認可的標準,就能降低綠色債券融資成本的空間。
目前多數銀行雖然看好綠色信貸的前景,但做的並不多,主要擔心綠色信貸風險不可控。工商銀行2015年開始進行的《環境因素變化對銀行信用風險影響的壓力測試》已獲得業界認可。據馬駿介紹,目前工商銀行的環境壓力測試已經影響到了該銀行的貸款違約率計算,從而影響到信貸的成本,最終影響到配置。
“環境壓力測試目前還沒有上升到正式的監管層面,可能要經過多年的試驗和市場的檢驗,逐步形成一套監管層面和市場都願意接受的方法。”馬駿稱,當前以支持和鼓勵的形式,希望更多的銀行也探索類似的方法,說不定未來有幾家銀行做出自己環境壓力測試的方法、工具和公式,各家銀行的方法可以互相比較和競爭,從而形成在業界達成共識的一套方法。
據悉,2015年中國的綠色債券還處於零階段,到了2016年,在境內發了2000億人民幣,在境外發了相當於300億人民幣的債券,總量達到2300億,占到全球同期綠色債券發行量的40%,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
引導資本流向綠色產業
“過去幾年中央占地方所能的綠色投資就是2500億到3000億左右,而今後五年,我們中國每年所需要的綠色投資達到三四萬億,也就是說政府所出的錢差不多就是10%左右,還有90%左右的投資必須要來自社會資本,或者叫私營工業的資本。”馬駿表示,目前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引導更多的資金進入到綠色產業。
事實上,目前社會資本對綠色產業的持續性投資還存在諸多阻礙因素。節能一線企業神霧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吳道洪認為,首先,資本規避風險性的本質就是一個障礙,而綠色產業需要依靠新技術、新工藝,大量投入的資金也可能帶有風險性;其次,綠色產業最本質的優勢是社會效益、環境效益,但經濟效益並不像別的產業有那麽快的回報;第三個阻礙因素則是,節能減排產業里面絕大部分為民營中小企業,而中小民營企業輕資產型,不適合做抵押、擔保,從而導致融資難、融資貴。
對於這些障礙怎麽解決,吳道洪認為,主要靠政府政策的引導,政策不引導,不指定特殊的對綠色產業的獎勵、減免、扶持的政策,綠色產業從根本上很難大面積引入民營社會資本。
“上市的時候有沒有綠色通道,快速上市,打造明星企業以後,因為它有規模效應,有融資能力,銀行也願意去融,去做並購、發債,這樣就把一個規模效應不好的行業規模起來。”軟銀中國資本管理合夥人華平針對綠色企業上市以及上市綠色企業融資提出了建議。
馬駿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證監會其實有一些表述要支持綠色企業上市,但是還沒有顯性的定義為綠色的通道,也可以做到為綠色的企業上市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指導意見》中也強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環境信息,強化資本市場向綠色產業配置資源。馬駿表示,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要求國控重點企業中的部分上市公司必須要強制性披露;第二步,上市公司披露或不披露作解釋的半強制性措施;最後一步再過渡到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必須要披露。“這塊的時間表目前正在研究,會推出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的方案。”馬駿稱。
華平站在投資風格角度分析認為,要想引導資本進入綠色產業還需要做到,一方面,政府和社會資本可以投資一個大數據平臺,把不同行業、不同的參數都錄進來,然後制定出真正的行業標準;另一方面,對高新技術的投資扶植,政府資金還是需要用在刀刃上,扶植一些核心技術、明星企業。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則建議,市場體系的建設上,要建立環境產權交易市場,先確定配額再執行,“配額不可以太松,要有一點緊,不緊就不值錢,就不稀缺。”此外,魯政委還提到,銀行可以為綠色融資設定更低的風險權重,可以企業的破產當中讓綠色的債權有優先售償的資格,此外,金融機構自身也要加強能力建設。
(本報記者徐燕燕對本文亦有貢獻)
成為中國企業在德國的雇員之後,盧茨(Nicolas Lutz)學會了使用微信。
2016年5月,吉林通用公司歐洲研發中心正式在德國慕尼黑揭牌成立,盧茨擔任該研發中心CEO。今年5月初,盧茨在慕尼黑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不用微信,沒法和總部溝通。”
近幾年中國企業掀起“走出去”熱潮,加大了對歐洲的投資,尤其是對德投資快速增長。不管是綠地投資還是並購投資,挺進德國之後,中國企業都面臨著一些考驗,包括語言、法律、文化等方面。而中企想在德國取得成功,避免“水土不服”,必然要加強溝通和融合。
中企赴德投資增速迅猛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GTAI)5月18日發布的2016年外國投資報告稱,中國2016年在德投資項目數量達281個,這已經是中國連續第三年成為在德國投資項目數量最多的國家,比2014年增長48%(2015年260個,2014年190個)。這些項目均為綠地投資項目或擴建項目,收購與並購並不統計在內。
上述報告還顯示,中國企業投資的主要行業為商業與金融服務,達27%;機械制造與設備(11%);電子與半導體行業(10%);汽車行業(10%)。中國企業所投資的業務範圍最多為銷售與市場支持(44%),其次為商業與服務業(15%)、零售(13%)、制造與研發(11%)。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截至2013年底,中國在德國非金融類投資存量為39.8億美元,到2016年底,這一數字已經攀升至88.27億美元。2016年中國對德投資29.45億美元,同比增長258.6%,高出同期德國在中國投資2.35億美元。但從存量看,截至今年3月底,中國對德國累計投資92億美元,遠低於德國對華投資的290億美元。
李鋒於三年前成立了漢堡中國商務中心,並擔任執行主任。該中心與漢堡經濟促進局合作,幫助中國資金對接德國的品牌和技術。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04年左右中企開始投資德國,近兩年迅猛增長。大企業一般有自己的渠道,中小企業的需求強勁,它們缺乏人才,存在溝通障礙,漢堡中國商務中心可以提供從前期的市場調研、商務考察到後續的公司註冊、尋找辦公地址、招聘服務等一系列的服務。
2012年斐訊集團以50萬歐元的註冊資本在慕尼黑成立了斐訊歐洲總部,側重於研發。不僅是斐訊,在德國設立研發基地的企業大量存在。
淄博瀚海慕尼黑科技園是德國第一家來自中國的高科技園。該園區於2013年7月由淄博國家高新區聯合北京瀚海智業等五家公司投資700萬歐元而建成。園區管委會主任劉秀飛稱,已經有十幾家來自中國的企業入駐園區,包括一個國家級研究中心——中國國家磁懸浮交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慕尼黑研究基地,以及一個省級的研究中心——山東省科學院德國研究中心。
蔚來汽車為何選擇在慕尼黑設立全球設計研發中心?蔚來汽車德國分公司董事總經理張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慕尼黑是德國經濟最發達、最宜居的城市,人才獲取比較便利,而且這里汽車工業非常發達,儲備了大量高端人才。
“中國連續三年成為在德國投資項目數量最多的國家,顯示了中國企業對德國作為投資地的信任。”GTAI總經理貝諾·彭澤博士(Benno Bunse)說,“德國作為歐洲最大的市場,以其強大的工業基礎、穩定的經濟狀況與巨大的市場潛力以及傑出的研發環境吸引著中國投資者。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通過在德國投資開拓國際市場,也提升自己的品牌與技術。”
中方並購投資曾遭質疑
GTAI的報告還稱,從收購並購項目數來看,中資去年對德企收購的項目數僅占所有外資對德企收購項目數的3%。但中資對德並購項目在去年有顯著增長,達到了1707項,是2015年的4倍。GTAI官員稱,雖然中資並購項目數量不多,但金額巨大。
在這些並購項目中,最引人矚目的無疑是美的並購德國工業機器人巨頭庫卡,這一高達45億歐元的並購項目可謂一波三折,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去年8月最終確認交易“無公害”,為這一並購項目亮起了綠燈。去年5月,美的向庫卡發起並購要約,其後時任德國經濟部長加布里爾在柏林對美的集團增持庫卡表示了反對意見。
中國企業在德國“買買買”,來自德國的質疑聲音此起彼伏,加強對外資審查的呼聲不斷。
德國巴伐利亞州經濟與媒體、能源與技術部國際化與工業司副司長埃德(Markus Eder)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很樂意看到更多中資企業來巴伐利亞州投資,比如綠葉制藥、林德液壓等並購項目就很成功,並購是好事。民眾的擔心主要集中在並購投資上,擔心德國核心技術被賣到中國,來自中國的並購投資規模比較大,超過了過去很多年的總和,對綠地投資並不太擔心。巴州政府建議加強對外資並購的審查:一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審查是否有核心技術被出售,二是審查並購背後是否有外國政府的補貼支持。“這不是針對中國企業的,對所有歐盟以外的企業都是如此。”
5月3日的B20峰會期間,德國聯邦工業協會(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ies,BDI)主席肯普夫(Dieter Kempf)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德國的確存在來自中企投資的懷疑聲音,比如“中國企業會買空德國中小企業”,但這種擔心其實沒有必要。只要能幫助穩定甚至創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這樣的中企參股或者收購德國企業就是值得肯定的。通過與中國企業合作更好地進入中國市場,對很多德國公司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
Smaato公司聯合創始人Petro Vorsteher對第一財經表示,移動設備發展潛力最大的市場在中國,Smaato的最大競爭對手谷歌、臉書等都還沒進入中國,通過並購公司能順利進入中國市場。2016年6月,華誼嘉信公告通過並購基金投資了移動廣告交易平臺Smaato。
“德國企業在中國投資還面臨一些準入問題,而中國企業在德國和歐洲投資卻不會碰到同樣的障礙。如果中國能逐漸擴大市場開放程度,減少這種不對等,那麽在德國和歐洲出現的圍繞中國投資的一些質疑將會消失。”肯普夫說。
李鋒說,權衡下來,德國企業更願意將公司賣給中國企業,中國企業一般不會裁員,而且中國市場大。其實在德國“中國人有錢,與中企合作有前途”這樣的聲音更多。德國人更擔心的是企業被收購後的延續性。
2016年11月30日,山東綠葉制藥集團收購了位於德國的瑞士Acino公司旗下透皮釋藥系統業務(TDS),這讓綠葉制藥集團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米斯巴赫市有了自己的生產和研發基地。綠葉制藥德國公司負責人Joerg Scheidle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漫長的談判和並購過程中,因為不清楚將來的主人是誰,他們很緊張,但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反而讓大家松了一口氣,中國股東很務實,他們的速度、活力以及對產品的理解程度令人吃驚,他們是戰略投資者而非財務投資者,對產品很重視。雖然完成並購時間不長,但感覺決策速度變快了,以前積壓的計劃也能較快落實。他還表示,並購之後,公司正在整合德國和中國的產品,分析哪些產品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哪些產品可以進入歐洲市場,初步打算在中國生產藥用膠布。
深圳長園集團旗下長園和鷹是中國首家研發生產數控裁剪機的企業,2009年長園和鷹戰略收購了德國一家數控裁剪機研發生產和銷售公司,這家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第三大城市奧格斯堡市的公司已經被打造成長園和鷹在歐洲地區的產品銷售、售後、生產及研發區域總部。
長園和鷹歐洲子公司總經理王飛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德國這家小型企業技術不如長園和鷹,但是銷售網絡在歐洲小有名氣,希望通過並購擴大產品在歐洲的銷量,事實證明這一策略是成功的。原來通過外貿渠道,每年歐洲的銷量寥寥,並購之後,產品銷量大增。
中企如何避免“水土不服”
“德國是外來投資熱土,但不是聖土,會有企業水土不服。”5月初,中國駐德國慕尼黑總領事館經濟商務領事(參贊)裴永貴對第一財經表示。
裴永貴在德國工作多年,他說,中企投資德國,有喜劇,也有悲劇,面臨語言、文化、管理理念、融合等各種挑戰,歐洲內部融合都經歷了60多年,的確需要時間。據了解,有的企業經過六七年才扭虧為盈,而有的五六年仍然虧損。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今年4月發布的報告稱,2016年歐美地區繼續成為最受中企歡迎的海外投資目的地。根據安永的調查,在企業風險中,65%的受訪企業認為投資後的整合障礙是最重要的挑戰,但其中只有1/3的企業選擇事先為此制定詳盡完善的整合方案,顯示中國企業在風險防控方面仍有不足。
李鋒對第一財經表示,中企赴德投資也需要有憂患意識,需要規避風險,做好本土化,比如法律、稅務以及企業運作都要接地氣,還要了解德國文化,與當地團隊有效溝通。
張暉說,蔚來汽車德國分公司從2015年6月的16人團隊發展到如今的108人,過程並不輕松,尤其是作為一家初創公司,又是中國企業。剛開始招人很辛苦,沒人了解。2014年還沒有自己的辦公室,面試是在慕尼黑一家咖啡館進行的。
如今,蔚來汽車吸引了不少人才加盟,包括主管設計的副總裁克里斯·托馬森(Kris Tomasson),托馬森曾是寶馬i系列車型外觀設計負責人。當第一財經記者問他為何選擇加盟蔚來汽車這樣一家初創公司時,托馬森說,因為在加入之前跟蔚來汽車的創始人李斌有過長談,雙方在對汽車行業的看法上擦出了火花,希望在汽車行業有突破性的發展。
中國銀行慕尼黑分行助理總經理匡立稱,中國銀行1989年進入德國,作為首家進入德國的中資金融機構,中國銀行在2016年參與了三分之二中企在德項目的融資。
吉林通用公司德國研發中心負責產品的設計,設計之後在中國制造,產品再返銷德國市場,奧迪、保時捷都是公司的客戶。盧茨說,他們也面臨一些挑戰,其一,如何說服德國客戶使用中國生產的產品;其二,人才短缺,尤其是汽車方面的高端人才,需要爭搶;其三,成本高,這包括人力、生活、溝通等方面的成本,比如為了溝通順暢,中國公司和德國研發中心的人員需要在中、德之間不停飛來飛去;其四,文化方面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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