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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鎮化人居環境論壇在惠州召開 碧桂園案例引發熱議

房地產存量時代運營為王，碧桂園在科技小鎮上的傾註的熱情與資源，顯示出一家企業在中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獨特思索與貢獻。

4月25日，風景宜人的碧桂園潼湖科技小鎮，來自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發展研究院、中國房地產行業協會人居環境委員會、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廣東省委黨校的專家學者與中國新型城鎮化的身體力行者——碧桂園集團的負責人等政府、學界、企業界人士齊聚2018中國新型城鎮化人居環境發展（廣東）論壇，獻策中國新型城鎮化未來發展。

論壇現場

此次論壇由經濟日報主辦，碧桂園集團、廣東縣域經濟研究與發展促進會協辦。會上發布了我國第一部從省域層面專題研究新型城鎮化人居環境發展的藍皮書——《廣東新型城鎮化人居環境發展報告（藍皮書）》，該報告以碧桂園為案例調研後提出：碧桂園不計成本探索科技小鎮的建設與運營，產城融合的發展思路，為中國提供了改善人居環境的具有重要的樣本意義。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眾多企業仍舊以利潤追逐作為運營目標之際，碧桂園以潼湖科技小鎮為樣本，開展“重投入輕產出，重示範輕效益”的實驗性工作，其目的是為了探索更為科學合理集約生態的人居和產業新模式，為中國當下如火如荼的新城鎮化建設摸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發展路徑。

破解“千鎮一面”難題

城鎮化與逆城鎮化怎樣協同發展？“特色小鎮無特色”狀況如何改變？碧桂園科技小鎮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和探索，代表著房地產行業一個全新的“運營為王”的趨勢。

特色小鎮作為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的載體和房企轉型的工具，其建設近年來方興未艾。很多小鎮都號稱“智慧小鎮”，但實際上“千鎮一面”“什麽都往里面裝”，沒有特色。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劉士林認為，過去對智慧城市，包括智慧小鎮的理解是狹隘和有偏差的。

他舉了2014年國家發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聯合出臺文件糾偏智慧城市發展的例子。“國內一般的團隊，做智慧城市都是從IBM的界定入手，其實不應該只關註科技層面的智慧，“智慧城市的試點中，應該包含三種智慧不可缺少，分別是科技、管理和人文”。

“智慧小鎮，千鎮一面，什麽都往里面裝，如何做出特色，現在關註是否有產業的植入，目前智慧小鎮的發展是不夠的，旅遊模式、管理模式、產業模式都很容易被人複制，一個小鎮做得好，要有核心思路。”劉士林分析稱。

“小鎮在其他方面的創新都比較難，只有科技創新比較靠譜。這為智慧小鎮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和氛圍。”劉士林認為，在如何建好智慧小鎮方面，致力於打造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產業新城的碧桂園潼湖科技小鎮，是個值得關註的案例。他建議，在引入科技企業和科研單位時，要有主打，如此大體量的項目不可能將每個引進來的企業都孵化，要選擇一兩個主打產業，形成規模，就可以解決小鎮前期開發投入大的問題。

社會意義高於經濟效益

潼湖科技小鎮是碧桂園響應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的轉型之作，也是廣東省發改委認定的唯一一個以“科技”命名的特色小鎮。在當日的論壇上，與會專家普遍認為該項目的設計開發和運營理念是成功的，或將實現智慧城市科技、管理和人文三要素的統一。

作為本次論壇的主要案例方，碧桂園響應國家新型城鎮化戰略的轉型之作潼湖科技小鎮除多次出現在專家的點評中之外，也做了主動的發聲，並得到專家的認同。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它最大的優勢就是市場化程度高。”該項目操盤手，碧桂園集團助理總裁兼產城事業部總經理向俊波在會上介紹說，潼湖科技小鎮就是碧桂園利用市場化，自下而上的解決中國城鎮化問題的探索和嘗試。

“包括地價在內，碧桂園在該項目上總投入將近30億元。”向俊波透露，碧桂園集團主席楊國強並不設投入產出比，也不要求快速銷售回籠資金，而是樂意為產城融合吃螃蟹。據了解，今年9月潼湖科技小鎮開園，屆時會有20多家上市企業入住園區，園區逐漸開放，首期2平方公里園區的產值大概是150億元左右，稅收大概在10億元左右。

經濟日報社副社長鄭光興指出，碧桂園潼湖科技小鎮，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美麗鄉鎮、鄉村小鎮、仿古歷史小鎮的概念，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開發區。

“我理解碧桂園項目，是想做總書記提出的逆城鎮化，將城鎮化科技的力量、資本的力量濃縮到鄉村，做科技小鎮的嘗試，這是我剛才參觀時受到的啟發。”鄭光興認為，當前房地產進入轉型發展期，結合新型城鎮化，房地產資本也在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對於碧桂園這類成熟、專註於城鎮開發的產業資本，通過參與鄉村振興，讓城鎮的技術、資本、人才、信息下鄉，不僅使企業獲得發展機會，同時也是中國新型城鎮化應該走的、可以探索的一條新路。

產城融合的試驗田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下廣東團審議時提出，城鎮化、逆城鎮化要相得益彰、相輔相成，這被視為是中央今後城鎮化建設工作新的綱領，得到社會廣泛解讀。與會專家也結合各自研究，對這一城鎮化發展的新風向進行了剖析，認為逆城鎮化有望打破過去一味強調城鎮化而造成的產業發展局限。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發展改革中心理事長、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指出，工業企業遠郊區化是國際城鎮化進程的普遍規律，因為工業需要低成本的土地供給，不得不選擇價格更低的中小城鎮，或者遠郊區。他舉例說，美國微軟、蘋果公司都在郊區小鎮，法國、德國的大企業也在郊區。

中國也避免不了如此，李鐵說，潼湖科技小鎮就是典型案例。他認為，潼湖小鎮是在一片未開發的空白區域進行建設的，隨著逆城鎮化的興起，應允許一定規模的工業企業到小城鎮和村莊落戶。“讓他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在不增加汙染和成本的條件下，形成企業發展的空間。”

“總書記提出美好的願景後，大家不要認為城市不幹了，就去農村，這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劉守英一針見血地指出，城鄉融合一定是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局面，原來城市搞城市、農村搞農村的格局勢必會被改變。

在劉守英看來，目前資本已開始下鄉，下一步就是人和土地。“過去15%的農村勞動力往城市發展，現在人開始回流，土地雙向配置，集體土地流轉松動。”他表示，看到了產業破局的希望。

庫克與特朗普熱議中美貿易 蘋果在華手機份額跌至第五

美國總統特朗普4月25日發表Twitter稱，他非常期待與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會面。據了解，特朗普與庫克會面的時間安排在當地時間4月25日下午。

不過這次會面是閉門的，不對媒體開放。白宮發言人Sarah Huckabee表示此次會談的重點和目的討論是貿易。蘋果方面沒有對此向記者做出回應。

庫克是在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後第一個與特朗普會面的科技巨頭CEO。微軟CEO納德拉（Satya Nadella）和亞馬遜CEO貝索斯（Jeff Bezos）也即將啟程前往華盛頓。

在今年3月24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8經濟峰會上，蘋果CEO庫克在談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時說，“我的經歷告訴我，擁抱開放，擁抱貿易，擁抱多樣性的國家就能獲得成功，反之可能會失敗。”他繼而提到，中美合作是做大蛋糕，而不是去爭奪同一塊蛋糕，對於中美來說，大家都已經從貿易中受益，但過程中可能出現了不平等，希望大家都能真正關註這些不平等的問題以及它們產生的原因，把精力放在這些問題上面。

Canalys分析師賈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蘋果和高通在中國都擁有巨大的業務敞口，這對美國科技公司的損傷很大。”

在中國市場，蘋果手機在高端用戶中的占有率較高。截至去年第四季度，蘋果在中國的銷售額接近180億美元，占到蘋果全球總收入的20%。

蘋果iPhone銷量今年面臨巨大挑戰，已經有多家投行大幅下調iPhone二季度的出貨量，導致蘋果股價大跌。蘋果近5個交易日累計跌幅達8%，今年至今股價下跌3.3%。蘋果將於5月1日公布最新一季財報。

就在財報公布前，根據研究機構Canalys最新公布的報告，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市場手機出貨量僅為9100萬臺，同比大幅下跌21%。在市場份額前10的廠商中，有8家經歷了出貨量下滑，只有華為和小米逆勢增長，其中排名前4的品牌分別是華為(含榮耀)、OPPO、vivo和小米，這4家公司出貨量占了整個中國市場的73%，蘋果在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占有率排名下滑到第五位，被小米趕超。 

 Canalys分析師賈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新的智能手機一定會刺激人們進行升級，但是手機生產商正在想方設法避免供過於求的局面。現階段大部分品牌都在投入研發，市場將會出現短期的需求停滯。”賈沫認為，蘋果iPhone X的創新不足以讓人們為之支付如此高昂的價格。

天價片酬再次引關註，網友熱議圈內平靜

近日，崔永元怒懟範冰冰一事持續發酵，相較於網友與媒體表現出對天價片酬、明星的 “大小合同”等問題的關註，影視圈則幾乎一片平靜。

“大家還是在輿論聲中靜靜地觀望，我也一樣，畢竟像對明星片酬的運作，所謂大小合同並不是什麽新鮮事。”一位資深影視制片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就明星片酬的運作，第一財經記者曾多次做過報道。比如，去年四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電視劇網絡劇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見》（下稱為《意見》）後，影視圈內頻頻轉發，但提出的核心問題是，怎麽落實？

《意見》要求各會員單位及影視制作機構要把演員片酬比例限定在合理的制作成本範圍內，全部演員的總片酬不超過制作總成本的40%，其中，主要演員不超過總片酬的70%，其他演員不低於總片酬的30%。

“市場還是有對策的，比如可分兩個大小合同，一個是明星片酬合同，一個是以明星所在公司或工作室的名義的制作費合約；或者擔任多個職務，拿到制片人、監制等多份職務的酬勞等。”當時，上述資深制片人就表示過。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娛樂明星的薪酬征收辦法，是按照勞務費個人所得稅計算的。根據相關稅法規定，勞務報酬所得的應納稅所得額為：每次勞務報酬收入不足4000元的，用收入減去800元的費用;每次勞務報酬收入超過4000元的，減去收入額的20%，稅率為20%。

“中國的個稅設計針對勞務費的高收入部分采取了超額累進稅率征收辦法，制度設計合理，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那些拿著天價片酬的明星們還是有應對招數的。”該制片人表示。

第一種方法就是崔永元公布的大小合同，一份合同是作為繳稅依據之一；私下里再簽一份合同，其中明星所得費用比給稅務部門報的費用要高；第二種方法是分期付款，也就是演員一次取得的片酬拿的越高征的越多，很多企業和明星私下達成協議通過分散支付的方法逃避了加成征收的稅額；第三種方法是稅後薪酬，也就是明星拿“稅後片酬”。

無論是哪一種，其實都是增加制作方出品方的投資成本。

頭痛又無奈又想有大作為的投資者，並非沒有辦法應對“明星高片酬”。

第一種就是以片酬入股的形式，較為典型的案例就是，2015年，李晨與馮紹峰等6名藝人共同成立了東陽浩瀚影視娛樂有限公司（下稱“東陽浩瀚”），註冊資金為1000萬元，其核準日期為2015年10月21日。一天後，當時停牌3個月的華誼兄弟發布重大資產收購計劃，擬以7.56億元收購東陽浩瀚的藝人股東或藝人經紀管理人合計持有的70%股權。也就是說，這家剛成立的公司第二天即以10.8億的估值賣出了70%的股權。

但這次並購因項目估值過高、明星股東突擊低價入股等情況備受關註，也引發了諸多質疑。證監會今年開始對於這類收購案進行整治，2016年6月17日，證監會就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辦法》(簡稱《重組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重組新規雖未正式實施，但“放松管制、加強監管”思路非常明晰，規則完善後，炒賣“偽殼”、“垃圾殼”的牟利空間將大幅壓縮，有利於上市公司通過正常的並購重組提高質量、推動行業整合和產業升級；此外，同年，深交所發布《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第1號——上市公司從事廣播電影電視業務》，給影視公司信息披露立規矩。

第二就是出品方聯合抵抗“娛樂圈明星高片酬”現象。比如，今年4月，騰訊視頻、優酷、愛奇藝三家視頻平臺巨頭發表聯合聲明，指向規範影視秩序、凈化行業風氣，其中就包括“共同抑制不合理的高片酬現象”。

但曾有出品方表示，即便不請一線流量明星，請二線、三線甚至過氣的中年明星，他們的片酬報價也不低。

如此，市場對於明星高片酬的毒瘤就真的無法辦法的嗎？

“關鍵還是輿論場對 ‘天價片酬’的態度，本身就有兩派。”影視制片人王璐表示。

一部分人認為，演員片酬過高，就會減少編劇、布景、道具等方面的投入，導致影視作品粗制濫造；也有人認為，演員片酬是市場自發形成的，應該靠市場來自行調節，畢竟演員是收視率和票房的最主要保障因素。

有律師曾提出過“針對演員天價薪酬等問題”立法，但多數業界人士還是希望隨著市場秩序進一步優化、行業協會力量不斷增強，通過建立更合理、更理性、更完善的電影產品預算體系解決問題。

市場的問題能否通過稅收層面解決？

國外體育藝術明星收入就是通過稅收調節，比如2014年美國籃球明星喬·約翰遜的年薪約為2318萬美元，實際扣稅後到手的薪水是1250萬美元，為聯盟第一。排名第二的則是身處德州的德懷特·霍華德，他的年薪是2144萬美元，扣稅後實際得到1237萬美元。 　　

“我們應對明星的收入進行全口徑管理，除了出場費、代言費、廣告收入，股權轉讓也應該納入管理口徑，未來個稅改革時，是不是可以考慮把高收入階層納入綜合計征。”王璐說。

陸家嘴論壇熱議新型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擴大開放上海先行

新時期如何加快建設新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在加快開放步伐時如何防風險，金融如何支持實體經濟等，成為第十屆陸家嘴論壇的熱點話題。

此次論壇於6月14、15日在上海舉行。論壇首日，來自中外監管機構、金融機構的代表圍繞上述關鍵詞展開討論，聚焦如何繼續推動金融開放、防控金融風險以及支持包括小微企業在內的實體經濟。

第十屆陸家嘴論壇14日開幕

論壇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表示，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陸家嘴論壇“十年磨一劍”，已成為連接世界、分享智慧的全球金融盛會。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點和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地點，回望走過的路、遠眺前行的路，可以發現，金融是上海發展變化中最活躍的因素、最引人註目的標識。上海這座城市具有強大的金融基因，上海發展金融具有獨特的稟賦優勢。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心，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建設強大的金融體系，更需要打造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

同日，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也在發言中透露，“滬倫通”有望在年內開通，且證監會正著手研究新的制度和工具安排，以便盡快將A股納入MSCI的納入因子從5%提高到15%左右。

在擴大開放的同時，加強內部韌性、防範金融風險也應相適而行。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同日表示，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必須用積極的態度去化解隱患，要以事先而不是事後、主動而不是被動的方式去化解風險，這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必須充分考慮市場的承受能力逐步加壓。

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

同時，隨著市場利率攀升、債券違約風險強化，金融去杠桿的壓力向實體經濟傳導。央行行長、論壇共同輪值主席易綱也在致辭中特別強調，小微企業對經濟發展起著尤為重要的作用，央行要從準備金、再貸款、再貼現等貨幣政策方面提高銀行對小微企業的支持。

金融開放步伐加快，上海先行

中國金融開放的步伐不斷加快，上海無疑是排頭兵。

5月31日，上海市金融辦就介紹稱，上海將在六個方面爭取先行先試，包括擴大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並拓展FT賬戶功能和使用範圍，以及放開銀行卡清算機構和非銀行支付機構市場準入、放寬外資金融服務公司開展信用評級服務的限制等。

李強在論壇上表示，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是中央交給上海的光榮使命，是重要的國家戰略，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改革開放始終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不竭動力。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了一系列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上海按照總書記重要指示和中央決策部署，提出六方面擴大金融開放、爭取先行先試的具體舉措，並正在推進相關項目落地。我們將以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決心和勇氣，堅定不移地做深做透改革開放這篇大文章，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高到新水平。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論壇上演講

“目前有人對於金融開放、引入外資股東心存顧慮，但外資銀行在我國的市場份額只有1.3%，外資保險公司也不過6%左右。事實上，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更無法想象有許多中國金融企業進入全球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前列。”郭樹清表示。

“未來，要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李強稱。為此，他認為下述四大方面尤為關鍵，一是要加快建設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全球服務體系，形成更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上海價格”；二是著力構築金融改革創新的新平臺，積極爭取國家把重要金融改革創新舉措放在上海先行先試；三是推動金融回歸本源，強化對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四是著力構建金融良性發展的新生態，營造崇尚法治的市場環境，特別是要以上海金融法院設立為契機。

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應勇表示，陸家嘴論壇是上海學習借鑒國際經驗、增進金融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見證和推動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不斷向前。按照國家部署，到2020年上海要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當前正處在最後沖刺階段。我們要率先落實、加快落實、全面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的一系列對外開放重大舉措，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著力探索金融改革開放的“上海經驗”，擴大金融市場體系的“上海影響”，打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上海品牌”，形成金融生態環境的“上海範本”，續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新篇章，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邁上新臺階。

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應勇

在擴大資本市場開放方面，方星海表示，證監會正著手研究新的制度和工具安排，將A股納入MSCI的納入因子從5%提高到15%左右，其中包括股票收盤價格的產生機制、規範停複牌制度及創造條件允許境外投資者參與股指期貨交易等。

6月1日，共有226家A股大盤股公司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A股首次納入在2018年6月1日、9月3日分兩次完成。9月3日完成納入，納入A股的總比例為5%，對應權重為0.73%。

盡管初步納入比例很小，但其具有里程碑意義，外資從“A股懷疑論”到不得不加速了解中國市場、布局A股投研團隊，再到用真金白銀投資A股，一路走來並不容易。“這被認為是繼人民幣被納入SDR（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之後第二個里程碑事件。”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兼中國股票策略主管朱海斌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方星海在論壇上透露，“滬倫通”的制度安排已經準備就緒，操作層面的準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中，有望於年內推出。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監察董事梅甘·巴特勒（Megan Butler）同日也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雙方已經就“滬倫通”進行了近三年的可行性研究，年底前開通的可能性較大。

積極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

在擴大開放的同時，防風險、去杠桿始終是貫穿過去兩年的重點事項，且將持續。

去年開始，中國銀監會“監管旋風”刮起，近期呈現階段性成果。數據顯示，2017年以來，銀監會以整治銀行業市場亂象為主要抓手開展的“三三四十”(“三違反”、“三套利”、“四不當”、“十亂象”)檢查共發現問題約6萬個，涉及金額17.65萬億元，取得階段性成效。

近期，資管新規的正式推出也將重塑中國大資管行業，凈值化轉型、打破剛兌、去杠桿、除嵌套、非標轉標等已是大勢所趨。

不過，“重拳”並不意味著不考慮市場的承受力。郭樹清表示，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是攻堅戰也是持久戰，必須充分考慮市場的承受能力逐步加壓。“例如，先機構自查、再管理部門檢查，有計劃、分步驟；整治同業業務，先是同業理財、同業投資，而對同業存放和同業存單調整力度比較小。直至去年底今年初，對表外業務才開始啟動規範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同樣沒有采取‘一刀切’和急剎車的辦法。”

郭樹清提示非法集資風險時表示：“收益率超過6%就要打問號，超過8%就很危險，10%以上就要準備損失全部本金。一旦發現承諾高回報的理財產品和投資公司，就要相互提醒、積極舉報，讓各種金融詐騙和不斷變異的龐氏騙局無所遁形。”

近期，各界對債券違約風險高度關註，尤其是在市場利率不斷攀升的背景下。不過，郭樹清也提及，相比國外，我國企業債務違約率總體仍然較低。到2018年5月末，企業債券違約後未兌付金額，只占存量信用債總金額的0.43%。

“對於違約問題，要遵循市場規律，實行差異化金融政策，那些長期虧損、失去清償能力的企業要堅決退出；出現暫時經營困難的企業，相關各方要加強溝通協商。”他稱。

同時，宏觀審慎管理也是中國防風險的舉措。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同日在演講時表示，“宏觀審慎”主要是防範跨境資本流動的重大風險和維護外匯市場基本穩定，內容包括建立和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的監測、預警和響應機制，豐富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的政策工具箱，以市場化方式，逆周期調節外匯市場順周期波動，防範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跨市場跨機構跨幣種和跨國境。

大力支持實體經濟

起初，去杠桿主要聚焦在金融體系內，體現為杠桿率、通道業務等的下降，而近期一些指標顯示，去杠桿的影響也在向實體經濟傳導，例如融資利率攀升、企業債券棄發案例增多、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環比大降等。為此，如何加大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也成了此次陸家嘴論壇的關鍵詞之一。

易綱特別提及，小微企業對經濟發展起著尤為重要的作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小微企業發展迅速，目前有2000多萬小微企業法人以及6000多萬個體工商戶。這些小微企業占市場主體總數的90%以上，並貢獻了全國80%的就業、70%左右的專利發明權、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稅收。

央行行長易綱

“正規金融機構要加大對小微企業融資的支持，使其成為小微企業融資的主力軍，民間融資則應成為小微企業融資的重要補充。”易綱還在演講中指出，要聚焦單戶授信在500萬元以下的貸款，將其作為政策的聚焦點和發力點。據悉，目前央行會同有關部門正在協商出臺一個綜合政策，旨在改善對小微企業服務、增加對小微企業貸款。

這一態度也體現在近期的貨幣政策上。央行參事盛松成近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央行在金融去杠桿方面的邊際力度不應繼續趨緊，其實這在前期央行降準、擴大中期借貸便利（MLF）擔保品範圍的行動上已經有所體現。

央行6月1日公布將適當擴大MLF擔保品範圍，新納入的包括不低於AA級的小微企業、綠色和“三農”金融債券，AA+和AA級公司類信用債券，以及優質的小微企業貸款和綠色貸款。此舉是為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和綠色經濟等領域的支持力度，結合近期民企信用事件的增多，更多的是在去杠桿過程中的結構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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