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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華永道：醫療產業海外並購處於價值探索期

近期，醫療大健康產業一級市場持續火熱，大量資本湧入醫療產業也帶來了監管、改制、創新等多方挑戰，與此同時，資本的進入也為醫療行業帶來了新模式、新體制、新機制的差異化體驗。普華永道認為，資本的進入需要監管合理引導，醫療公益性與資本逐利性矛盾待解。

另外，境內醫療供給改制進入試水階段，但保險公司、醫療集團仍然為境外醫療並購的主要參與者，海外醫療並購投資還處於起步過程。普華永道認為，醫療產業的海外並購還在價值探索之中。

公益性與逐利性的博弈

隨著鼓勵社會資本參與與醫療改革的政策不斷出臺，投資醫院、康複、診療等核心醫療業務成為新的並購方向。

2015年互聯網醫療成為新熱點，投資規模爆發式增長至人民幣100億元。同時，戰略投資者與私募股權投資者對於醫療健康產業保持同期熱度。普華永道數據顯示，主要針對A股上市公司的戰略投資者2015年交易金額達38億元，同比增長18.45%。戰略投資領域延伸到發展或跨界投資健康產業。

醫院類型方面，民營醫院的投資2014年開始井噴， 2015年度涉及民營醫院的並購交易達44起，金額達39.41億元，同比減少34.46%。公立醫院投資活動穩定增長，2015年度披露的交易共計8.4億元。

然而，醫療大健康產業持續火熱的同時，大量資本湧入醫療產業也帶來了監管、改制、創新等多方挑戰。普華永道咨詢部合夥人邢立萍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資本固有的逐利性、醫療本有的公益性客觀上有一定矛盾。但醫院與資本的雙向選擇，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和公益性與逐利性的矛盾。

“資本進入的前提是合理的投資回報，醫院接受資本的前提是其資源投入能否能有效解決供求矛盾，例如通過提供差異化的醫療服務更好的服務於患者，雙向選擇是資本進入醫療行業的門檻之一。”邢立萍說，醫療不是暴利行業，短期財務投資不應該選擇醫療行業，同時醫院主體也需要通過一定的方式方法確保公益性不會被資本的逐利性取代。

邢立萍強調，“為了防止逐利性被反向擴大，資本進入的方式需要監管引導。”從案例上來看，國內資本進入醫療更多方式是公有醫院改制或托管，其間醫院主體難免會面臨公共資源占用和國有資源流失的風險。但是，資本主體也在探索政府改制的方向，試錯並前行是資本與監管兩方需直面的挑戰。

另一方面，資本的進入為醫療帶來的新模式、新體制、新機制，這種差異化體驗對於整個醫改的推進是有利的。“公立醫院立足點在於解決看病治病的問題，資本更多的將目光投向服務滿意度和舒適度的方面。資本帶來的差異化能夠緩解就醫矛盾、資金缺口、也對醫務人員的就業提供了多向選擇。”邢立萍說。

普華永道審計合夥人孔昱表示，資本大量介入不利的影響體現在私有化改制化後，對盈利方面太偏重。“但這一方面不是資本本身的問題，而是在於社會機制如何引導。對於醫療行業，投資者必須有清醒的認識，資本在醫療行業的主導地位相對較弱，醫生護士等專業人員對醫院發展和運營有重要影響。” 醫療機構公立和非營利性的性質決定行業發展比較慢，資本介入會促進行業發展。

(附表一：2012年~2015年境內外醫療並購交易規模分布)

海外並購的價值探索

從醫療產業投資區域來看，境內醫院的投資活動主要集中北京、江蘇、浙江、廣東等醫改先行區域，而涉及境外醫院的海外並購數量近年來有明顯增幅。

數據顯示，2014年涉及境外醫療並購的交易數目激增至9起，交易金額達46.07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了中國地區在海外並購最大的交易——複星國際收購葡萄牙綜合類醫院96.07%股權，該交易金額達4.6億歐元。

近期，該紀錄被綠葉醫療的並購案再次打破。綠葉醫療集團宣布與澳大利亞第三大私立醫院集團Healthe Care大股東於2016年4月初正式完成交割，這也意味著截至目前中國醫療行業資金規模最大的海外並購案正式落地，此次並購案交易金額為6.88億美元。

2016年，境內醫療供給改制進入試水階段，但醫療機構的海外並購仍處於起步過程中。普華永道企業融資與並購部總監鄭煒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醫療產業的海外並購還在價值探索之中。

“目前完成的海外並購中，大多數是保險公司或大型醫療集團進行資產配置。企業認可中國醫療市場處於高增長期，主觀上願意進行配置。”鄭煒說，不過值得註意的是，企業希望境外並購的方式實現資源共享、探索新的經營方式與運營模式、或是尋求海外並購為集團帶來的額外價值。但在境內外不同醫療體系下，標的的選擇會對以上目的造成變數。

鄭煒表示，目前海外醫療並購市場還在循序漸進的建設中，以資產配置以外為目的的投資者相對較少。“醫療不是暴利行業，境內外醫療資源整合有發展前景，但不同國家醫療行業的合規性、公司架構要求、專業認證等因素都帶來了一級市場的並購門檻。”

(附表二：2012年~2015年境內外醫療並購區域分布)

政企聯動 探索城市環保新路徑

在城市環境治理中，環保企業的參與可以為政府提供更多專業技術和智力支持，同時還可以帶動下遊企業共同參與環保進程，起到催化劑的作用，環保業內人士近日向記者介紹了城市環保B2G（Business to Government）的新思路。

中美尋求環保合作

“美中兩國都面臨著環境汙染的問題，這促使我們必須攜手共同解決這一挑戰。借助中美清潔能源聯合研究中心和針對水資源的聯合投資機制，美中兩國正在共同探討一些創新的技術，疏解水資源匱乏的壓力，同時提升能源生產和使用的管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史墨客在5月舉行的“科技·環境·生態城市”中美環保高峰論壇上表示：

近年，中美在環保領域的合作不斷深入。其中包括，2014年中美最高領導人聯合發布《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過程中明確提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中美環保領域的合作，集結雙方優勢，謀求務實合作的新方向。

作為上述論壇組織者之一，總部設在美國的環保和水處理企業藝康集團表示，該論壇旨在搭建一個資源共享、溝通交流和知識分享的平臺，讓政府部門、中外企業和學術等機構能夠充分了解城市生態建設與經濟建設之間的漸進關系，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積蓄力量。

今年三月，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正式發布，“綱要”在對“推進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部署中指出，要推動長江上中下遊協同發展、東中西部互動合作，建設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先行示範帶、創新驅動帶、協調發展帶”。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擴大綠色環保標準覆蓋面，把節能環保產業培育成我國發展的一大支柱產業。隨著“大氣十條”“水十條”的推進實施，以及“土十條”即將出臺，我國環保產業發展勢頭呈迅猛之勢。

水資源是關鍵

可見，從政策層面看，我國對於加強城市聯動，共同促進環境保護方面正在重拳出擊。而政策出臺的背景，是全國乃至全球都面臨的環境治理挑戰，其中就包括全球正在面臨的水資源危機。

世界銀行最新報告顯示，水資源缺乏可能會導致發展中國家GDP下降，而且預計2050年城市可用水資源比現在少三分之二以上。

對此，藝康全球執行副總裁及大中華區總裁王鐵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水資源缺乏的預測是一個缺口概念，並不是真正減少，因為水資源本身是一個循環概念，總量是不會減少的。

“隨著社會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增長，對水的需求和耗量在增長。聯合國做了一個調查，中國接下來將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2030年，如果說單位GDP用水量不變的話，中國用水增量會超過所能供水量的50%。這也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水產量問題。”

王鐵向記者舉了一個水足跡的例子，對大部分企業來說，假如工廠買了1000噸水，可能真正用到生產上的只要其中20%，那麽其余80%要麽被浪費，要麽蒸發掉。而如果能把這80%的浪費降低，就能夠減少水價。而且，水是能源的載體，能源成本比誰更高，如何通過節水減少能源消耗也是問題的關鍵。企業一旦能夠通過節水節達到較高的經濟效益，就更有動力實現真正節水，從而降低單位產出水耗量，最後達到水供給和需求平衡。

政企合作打通環保產業鏈

2015年6月，藝康集團在江蘇常州與工業水處理企業江海環保實現了合資，成為後者的主要控股方。以此為機緣，藝康集團開始嘗試與常州探索更加深入的合作模式，以實現企業和政府的互動合作，緩解常州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所面臨的環境壓力。

“常州是重工業城市，有很大的鋼鐵企業，常州也是很大的化工基地，當然常州也有很多的制造業企業。這些都是用水大戶，同時也是有比較多的環境治理要求的企業。從這個角度考慮，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技術跟這些企業的需求結合在一起。” 王鐵稱。

王鐵認為，要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首先應該把包括環保在內的工業鏈打通，這其中需要所有企業的參與，形成綠色供應鏈，涵蓋客戶生產環節、銷售環節、工業環節，確保每一個都符合環保要求，放大投入產出比。

從DTP到MTM，藥店處方藥銷售探索一直在路上……

中國藥店 2016-06-24 10:29

文|徐國

MTM（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即藥物治療管理，是目前天津瑞澄大藥房正與輝瑞公司合作開展的一個項目。輝瑞公司提供MTM平臺，瑞澄選取一家最大的門店開設慢病管理專區，旨在通過藥學技術人員對患者提供用藥教育、咨詢、指導等一系列持續性的專業服務，使藥物治療效果最大化。

數據反映的階段性成果甚為喜人：以心腦血管品類為例，產生30多萬元心腦血管藥品銷量的顧客，帶來了90多萬元的其他商品消費。關聯購買正來自於系統性的用藥幹預，提升了顧客的用藥依從度、增強了顧客粘性。

瑞澄大藥房的MTM模式是當前藥店慢病管理的樣本之一。慢病管理日益成為零售藥店的一股洪流，無論實體藥店還是線上電商，都致力於顧客深度價值的挖掘，通過客類管理、品類管理、專業服務等系統化手段，提升顧客的用藥依從度。

目前慢病管理有與另一股洪流——DTP模式趨同的走勢，即：在產品、價格、專業等方面尋求更多的上遊資源，不再單打獨鬥。越來越多的上遊廠商，尤其是像輝瑞這樣的處方藥廠商，也積極主動地尋求與零售端對接，探索處方藥零售的新型模式。藥店的處方藥銷售，似乎正迎來一片大好局面。現實真是這樣麽？

風口的邏輯

利好處方藥零售的聲音不絕於耳：政策層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6年重點工作任務》提出，今年將采取多種形式推進醫藥分開，禁止醫院限制處方外流，患者可自主選擇在醫院門診藥房或憑處方到零售藥店購藥；上遊層面，招投標政策改革讓制藥企業壓力山大，如步長制藥在浙江寧波經歷了多年來唯一一次全部廢標，傳統以醫院為主渠道的處方藥企業亟需開拓新的銷售渠道；醫院層面，城市公立醫院嚴控藥占比，2017年試點醫院的總體指標被降至30%；病患層面，愈演愈烈的醫患矛盾亟待緩解，患者期待更深層次的醫學及藥學服務……

大環境的變化，使得有利因素不斷向零售藥店集中，處方藥成為藥店新“風口”的呼聲日漸高漲，許多業內人士為之歡欣鼓舞，包括老百姓大藥房這樣的上市公司，也在2016年重點布局處方藥：提升處方藥的品類占比，主導全國各省公司新特藥、慢病重癥用藥、醫院臨床藥品的渠道開發、引進、新特藥（DTP專業藥房）門店建設等工作。

但在現實層面，利好消息還沒有兌換為現實場景，處方藥在出走醫院的路上再度被醫院“截和”，院內自費藥房人滿為患，DTP藥房是華潤（醫保全新）、上藥（眾協藥店）等商業大佬的天下，零售藥店並沒有得到什麽好處。

哪里出了問題？

處方和處方藥流出醫院，即“處方院外化”的起源是DTP模式，最早是阿斯利康、諾華等腫瘤藥品生產企業向院外拓展渠道；當品類延伸到更多處方藥產品後，演變成了“泛DTP模式”。這種基於“醫生—患者—藥店”的處方院外化渠道模式，其核心不是單純為了更換藥店渠道，而是制藥企業希望打破“醫生”的中心地位，圍繞“患者”為核心開展健康管理服務，在企業與患者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聯系。以此為前提，制藥企業才會關心下一個問題——誰是最好的渠道。

行業資深專家、青島宜從容醫療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張小平一語道破：“對藥企來說，最好的渠道首選是院內自費藥房、院內三產商超器械商店，其次才是院外DTP專門藥店。”張小平說，“現在的處方流出，最後還是流到醫院自己開的藥房。院內托管的DTP藥房已經開始瘋狂的連鎖化擴張，他們不和零售圈的人玩，社會藥房沒有醫院關系根本進不了這個市場。”

藥店唱主角的“店—患—醫”模型

針對當前的處方藥銷售變局，張小平認為主要存在兩種與零售藥店相關的模型：一種是“醫—患—店”模型，即處方院外化模式，是DTP及其延伸的處方院外化的基本模型，醫生/醫院仍占據了主導位置，因此政策放開後，處方藥從醫院流出，會優先流到院內藥房及醫院周邊藥店。

另一種是“店—患—醫”模型，即處方藥零售模式，是以零售藥店的會員服務為核心的慢病管理模型，醫生作為藥店邀請、共同服務會員的重要成員。對於社會零售藥店來說，更加市場化的處方藥零售模式，才是其需要重點研究發掘的價值窪地，當前藥店盛行的慢病管理，也應當放置在這個框架中進行模式設計。也就是說，零售藥店要充分利用處方藥品牌企業在產品、專業、醫生等方面的資源，雙方圍繞“以患者為中心”的共識，打造系統化的處方藥零售模式。

實際上對制藥企業來說，兩種模式的投入方式是不一樣的：處方院外化模式中，醫院和醫生是主導，工業大部分的資源要用於學術推廣，因此留下的毛利空間往往不會超過15%；處方藥零售模式中，反而會給藥店更高的毛利空間，並將一部分資源用於銷售拉動、專業培訓、患者教育等。

所以，兩種模式可以是不同的投入角度、不同的產品形態、不同的目標顧客、不同的功能主張。如傳統醫院渠道強者步長制藥，近年大舉進入零售渠道，除了梳理產品線、進行多維分類並單獨制定營銷策略外，還為藥店輸送醫療專家進行患者教育、分享臨床用藥案例，建立了藥店、會員和醫生的互動溝通平臺，患者可通過平臺向醫生咨詢後續健康問題，藥師可通過平臺為顧客提供用藥指導、提高其用藥依從度。這亦是一種典型的處方藥零售模式。

在這種模型中，零售藥店能做到什麽程度，歸根結底還要看自身的專業服務能力和售後服務能力，這是其能夠勝出院內藥房的關鍵。院內藥房患者眾多，服務能力就會退化，包括對患者的服務和對上遊工業的服務；而社會藥房的競爭意識、服務意識很強，這是其優勢所在——服務占優就會資源占優，資源占優就會價格占優。對於藥店來說，眼下做的事情就是圍繞現有業務做布局，保證新業務能養活自己，然後等風來。

電商放大處方藥價值

等風來的不止實體藥店，還有醫藥電商。雖然處方藥網售政策遲遲未放開，但線上渠道在處方藥領域有獨特的優勢。“大部分處方藥顧客都會上網搜索，尤其是慢病患者，所以尋醫問藥類的網站很火。”德開大藥房CEO夏語表示，目前處方藥生產企業雖然沒有重點支持醫藥電商，但也都進行了接觸。

目前醫藥電商的處方藥營銷大致有三種模式：一是CPC模式即關鍵詞營銷，醫藥電商企業以搜索引擎、天貓直通車等為主要導流平臺，按點擊付費，獲取精準流量，抓取想要的顧客；抓取後留下顧客聯系方式，與線下藥店合作，客服跟進確定顧客的需求和處方，驗方審方後送達藥品。這種模式的障礙在於處方來源，目前烏鎮互聯網醫院與藥店終端的合作將有助於解決處方來源問題。二是CPS模式，按效果付費，例如天貓醫藥館。但由於處方藥的交易只能在線下完成，交易結果無法跟蹤，也就難以準確核算實際交易額。三是整合營銷模式，綜合多種營銷工具和手段。

“雖然慢病患者喜歡上網搜索，但搜索後的買藥行為受限於醫保、便利性等因素，每個限制都會砍掉很多顧客，漏鬥後剩下的很少。”夏語說，“限制多、市場小，但好在玩家少。”

夏語表示，相比較實體藥店，醫藥電商獲客的難度更大、可操作的面更窄，但優勢也同樣突出：隨訪能力強；藥師集中、服務資源集中，可以提供集中化的藥學服務；不涉及實體門店間的利益沖突等。

“對處方藥企業來說，其實醫藥電商是更好的合作對象，電商會放大處方藥的價值，顧客的依從度更高。”夏語信心滿滿。2016年德開大藥房將進行戰略調整，把30個城市的50余家醫院周邊店改造為藥械店，發展DTP模式和慢病管理。

工商合作的新焦點

過去許多處方藥品牌企業認為，藥品經醫院處方後，零售端能有自然溢出效應，但實踐證明，零售渠道若沒有團隊跟進、缺乏長期戰略鋪墊，是會萎縮的。近年，隨著國家醫改政策的變化以及對零售市場潛力的發現——零售藥店開始承載更多的患者服務、慢病管理等功能，一些傳統以醫院銷售為主的處方藥公司，將一部分處方藥銷售轉移到了零售渠道，包括阿斯利康、賽諾菲、默沙東等外資藥企，都在近年成立了專門的零售隊伍。

“處方藥在零售渠道的銷售問題，認識上已經解決了，下一步就是思路和行動。假以時日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和行業形勢的變化，尤其是近幾年零售行業主流企業的聯合，形勢會更好。”步長集團營銷副總裁薛人暉說，“今年做零售工作明顯比以前輕松很多，因為整個零售行業對處方藥的認識發生了轉變，作為品牌工業一定要看到這點。”

零售藥店卻對處方藥企業又愛又恨，這些品牌產品帶來了客流，也帶來了負毛利，尤其是外資品牌藥，毛利空間十分有限。“處方藥制勝的關鍵是上遊資源。資源有限，要想法設法去掠奪，去建立關系、搞好關系、發展關系，血與肉的關系。雖然經常恨得牙癢癢，但留得客流在，不怕不賺錢。“吉林延邊正道醫藥連鎖總經理張宏的這番話很是生動形象，準確描述了許多零售藥店經營者當前的心態。

為了改善零售藥店的毛利狀況，處方藥企業也表現出了誠意，例如阿斯利康專門推出了針對零售渠道的大規格產品，一方面延長合理的治療周期，一方面改善零售的毛利水準，包括一些新產品會在醫院推廣，但實際銷售則會發生在藥店。

國內處方藥企業亦如是。齊魯制藥是一家以腫瘤、精神神經系統、心腦血管等臨床處方藥為主導的企業，5年前藥店渠道還沒有它的聲音，近些年則頻現於各種藥店活動和論壇。齊魯制藥篩選了適合零售渠道的產品，和主流連鎖建立了戰略合作關系，並於去年進行了大幅調整，加強了商務板塊，以幫助零售藥店解決更多的處方來源問題。

“過去處方藥品牌企業被打壓、競價、負毛利，未來即使達不到黃金單品合作，也一定要變成戰略合作品種。”薛人暉篤定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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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觀察】銀行出清“僵屍企業”的溫州探索樣本

當前全國“僵屍企業”出清迫在眉睫，銀行不良貸款回收成為老大難問題。作為許多大型“僵屍企業“的最大債權人，銀行資產質量在今年上半年已經承受巨大壓力。根據銀監會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以來，大型商業銀行業不良率已上升至1.72%，股份制銀行業上升至1.61%。

面對“僵屍企業”欠下大量不良貸款，作為最大債權人的銀行一般有兩種選擇，一是通過法律訴訟申請執行保全回收不良貸款;另一種則是走法院破產清算程序，在破產和解、破產清算、以及破產重整中三選一。

記者在溫州調研發現，對於無抵押貸款走破產程序的話，清償率明顯高於普通訴訟程序，其中又以破產重整清償率最高。隨著“僵屍企業與其跑路，不如申請破產保護”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金額在一個億以上的企業債權，銀行已經逐漸接受通過破產清償或破產重整的方式回收不良貸款。數據顯示，2015年該市已清理企業債權債務166.79億，化解不良資產80.21億元。

破產重整清償率更高

在溫州，中城建設集團公司(中城建)曾是當地一家龍頭企業，由於種種原因去年面臨資金鏈斷裂瀕臨倒閉風險。根據當時參與中城建破產重整的溫州甌海法院法官鄭拓回憶，當時中城建債務規模總計17億，除了1個億有抵押債權，16億普通債權中銀行債權占絕大多數，僅當地建設銀行一家就有3個億的未抵押貸款。

債務人申請破產後，溫州甌海法院對中城建破產清算與破產重整的清償率進行了預估，結果分別為，重整後債權人清償率在5.45%，破產出清債權人清償率負0.03%。也就是對於建設銀行而言，3億多的無抵押貸款最終還能追回一千多萬。

但如果對企業進行破產清算， -0.03%的清償率對於銀行而言不但企業錢不夠還，還差一部分錢。“走破產清算的話，銀行就沒有任何財產可以分配了。” 鄭拓說。

那麽，如果銀行拒絕企業申請破產，希望直接通過普通法院訴訟執行，清償率也很低，主要原因是執行不下去。鄭拓介紹，在溫州當地，“僵屍企業”債務額在一個億以上的，銀行都比較願意企業申請破產程序。因為當債務額度達到一個億以上時，說明企業經營存在不規範、內部管理混亂、矛盾錯綜複雜等諸多問題。如果僅是訴訟執行，單單靠法院執行法官根本無法操作。

以中城建為例，當時該企業所有的財產都已經被各個法院查封了，管理人可以用於執行的財產只有幾百萬，鄭拓預測，如果法院執行，對於銀行的清償率幾乎為零。

那麽破產重整清償率何以有5.45%，兩個億的可供執行財產從何而來?

鄭拓介紹說，如果破產重整，在重整計劃之前，法院可以對公司股權進行預拍賣，當時中城建股權溢價拍賣了五千八百萬，多出來的部分相應增加到清償率中，所以最終的清償率為5.45%。這還包括5千多萬的處置拍賣權，以及各個法院查封的賬目，公司的應收賬款，以及銀行保證金抵扣的款項等。

據了解，中城建於去年經過破產重整後煥然一新，使得該市唯一的建設集團500強特級資質得以保存。此外，公司的員工也避免了丟飯碗的風險。現任中城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汪一新對本報記者表示，中城建的500強特級資質需要長時間的信譽積累和市場認可，這次破產重整給了他絕好的投資機會。

按照法律程序對瀕臨倒閉的企業進行破產重整，雖然過程曲折，結果卻讓很可能是一條讓包括企業、銀行、以及整個利益鏈條上的各相關方均受益的最佳選擇。

仍面臨金融債權之難

事實上，從破產處理的實踐來看，如何平衡債權人和債務人關系是破產程序中一對繞不開的主要矛盾。

“企業擔一點，銀行讓一點，政府幫一點，司法快一點。”這是溫州市政府相關負責人向記者介紹當地以破產程序去產能、出清“僵屍企業”的心得體會。但事實上，希望企業破產過程中“銀行讓一點”並非易事。

據了解，破產重整程序中涉及債權人表決的事項不少，其中最重要的重整計劃草案需要債權人進行分組表決，銀行債權人通常都是最大債權人，卻由於各種原因很少投同意票。“實踐中法院對強制批準程序的適用特別謹慎，因此重整計劃表決通過難的問題仍普遍存在，影響了破產工作的順利推進。” 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徐建新對記者表示。

銀行人士指出，在企業破產案件處理過程中，金融債權受償率不高。破產程序是對破產企業所有債權人進行公平授償。破產財產需優先支付破產費用、企業職工債權、社保稅款等各種費用以後，才對涉有抵押的擔保股東貸款進行授償，並且是按照債權比例進行分配的。另外，一旦進入破產程序，已經采取保全措施要予以解除。執行措施要終止，這對已經申請訴訟保全，並查封凍結的有效資產的銀行非常不利，銀行缺乏解除付償申請的動力，這是第一點困難。

銀行現在不願意走破產程序的第二個原因，在鄭拓看來是擔心破產審理期限太久影響不良處置。如果銀行訴訟，法院啟動執行程序，銀行可能沒有錢分到，核銷可能會速度快一些。溫州法院相關負責人指出，目前困擾銀行的第二點因素在於，按照貸款通則的規定，豁免貸款的權利歸國務院，所以如果說銀行同意重整，債權要核銷的話，這個債就是豁免掉了，這時地方銀行無權決定，需要層層上報到總行進行審批。

但記者了解到，在一些省、市的特殊情況是，各地對於銀行不良率核銷也有額度限制，單憑有法院執行裁定書，一些不良也核銷不了，溫州法院目前希望通過破產裁定書從第二個渠道核銷不良。

此外，溫州法院相關負責人認為，普通程序起訴了以後，也不一定意味著時間的節省。假如被告不服，上訴就是二審，二審如果遇到事實不清，還要發回重審，那個程序走起來可能時間更長。但是破產是一裁終局，破產案件不存在上訴問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可能它的財產處置速度還會更快。

目前溫州法院正在努力縮短破產程序所需要的時間。相關負責人表示，大部分案件還是要七八個月， 問題複雜的案需要兩三年。

企業一旦進入破產程序後，所有銀行訴訟都不能再立案。“因為破產原因是客觀的，不受當事人意誌左右。”鄭拓說。這使得銀行擔心債務人通過申請破產逃債。“有的企業‘假破產’，想拖延時間，假破產真逃債。有些企業動用了各種手段，以資不抵債為由向法院申請破產，借此拖延債務清償時間。這樣因為破產立案以後，企業就把利息暫停了。”銀行人士指出。

中韓自貿區建設提速 海南-濟州兩島探索自由旅遊合作體

中韓自貿協定(FTA)簽署已經整一年。昨日“中韓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與合作方案”國際研討會在韓國濟州島舉行。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會上表示，中韓經濟有很強的互補性，服務貿易是深化中韓自貿區合作的重點。以海南-濟州兩島作為試點探索建立中韓自由旅遊合作體，充分發揮雙方在旅遊資源上的優勢將是一個潛力巨大的著力點。

韓國是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和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從2001年到2015年，韓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已經從631億美元增加到了2758億美元，服務貿易總額增長了大約3.4倍，且韓國的服務貿易差額已從逆差轉為順差。

6月28日下午，李克強總理在與韓國總理黃教安的工作會談中提出，要把“一帶一路”與韓國的“歐亞倡議”等進行戰略對接，進一步深化中韓自貿區合作建設。要推進聯合研究與創新創業合作，圍繞汽車、機器人、平板顯示新材料、信息通訊等重點產業，拓展產業鏈高端合作;同時，加強金融互聯互通，支持跨境電商發展;促進文化產業合作，開創中韓人員往來“一千萬+”新時代。

昨日的濟州島會議探討了中韓海南與濟州兩島間經貿合作相關方案和路徑。遲福林提出，未來5年，把握“一帶一路”與“歐亞倡議”戰略對接、中韓自貿區建設等重大機遇，將是中韓經濟合作的黃金時期。海南島和濟州島作為典型的島嶼經濟體，同時又作為中韓各自乃至全世界知名的島嶼旅遊勝地，如果能夠在服務貿易上深化合作，有望成為中韓深化合作先行地區，並在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目前在中韓經貿合作中，呈現明顯的互補性特點。比如，中國服務型消費需求市場龐大。“十三五”期間，中國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將由物質型消費為主向服務型消費為主快速升級。當前，包括健康、醫療、旅遊等在內的服務型消費需求比重大約為40%，到2020年有望提升到50%以上。考慮到屆時將有8億多人生活在城鎮，中國服務型消費需求的增量相當可觀。

而韓國服務業比較發達。例如，韓國實施“文化立國”戰略，以韓劇為代表的文化產品在世界各地大量傳播，引發“韓流”和“韓流經濟”，形成文化產業互動共贏鏈，帶動文化出口。又如韓國的醫療服務貿易獨具特色，其醫療整形業每年創收高達幾十億美元。

遲福林認為，中韓雙方的合作空間廣闊。一方面中國需要以充分借鑒韓國發展現代服務業的成功做法，以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突破;另一方面韓國在文化娛樂、健康管理等服務業領域有獨特的優勢和成熟的管理經驗，韓國可以充分利用近14億人的中國服務業大市場，促進本國經濟增長。

海南省和濟州道作為友好省份，又分別是中韓各自的“經濟特區”，有望在中韓海上互聯互通和加快東亞自由貿易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遲福林建議，下一步可以以海南-濟州兩島作為試點探索建立中韓自由旅遊合作體。建議兩國在中韓自由貿易區框架內，多層面探索兩國旅遊交流合作的領域，如雙方互免對方國民入境旅遊簽證或實行一簽多行、定期免簽等政策。

同時，可探索推進海南島與濟州島旅遊卡計劃，促進雙方人員往來便利化和自由流動。在交通合作網絡方面，可加強海南島與濟州島在港口、國際中轉、運輸航線、物流配送、郵輪客運等方面的合作，爭取早日開通海南到與濟州的直飛航線，爭取開通海南島—濟州島郵輪航線，打造兩島間“一程多站”精品旅遊線路，立足於雙方需求力爭開通島際間客貨運 “海上穿梭巴士”。

凱迪生態探索“輕資產化” 化解業績變臉尷尬

5日，凱迪生態(000939.SZ)與中民投旗下資本運作平臺公司中民投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在武漢簽署戰略協議，雙方決定就綠色經濟、綠色金融、生物質產業精準扶貧和“一帶一路”等領域展開全面的戰略合作。

此次簽署的協議包括了一攬子的合作方案，雙方將通過相互投資、共建產業基金、搭建海內外產融合作平臺等形式來推進戰略協議的進程。

而此舉更有望化解凱迪生態完成資產重組後業績變臉的尷尬。

近期，因涉嫌業績造假和信批違規，凱迪生態頻遭外界質疑。

2015年10月，凱迪生態在年度業績預告中預測，2015年凈利潤為6.05億~7.08億元之間，但在年報披露的前一天，凱迪生態又突然發出業績修正預告，將其凈利潤修正為3.8億~4億元。最終披露的年報數據顯示，凱迪生態2015年凈利潤為3.88億元，只有當初預測的60%左右。

凱迪生態蹊蹺的業績表現引起了深交所的關註，後者於2016年5月26日發出問詢函，要求凱迪生態對年報披露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答複。

5月28日，凱迪生態回複稱，為提高一代機組的發電轉換效率，2015年上半年公司對一代電廠進行鍋爐後續技改，導致部分電廠停機技改時間較長，發電量與2014年同比減少。同時，部分項目的建設進度因外部接入系統審批及設備調試等多方面因素未能如期投入運營，直接影響了其2015年的經營業績實現。

但投資者徐財源並不滿意凱迪生態的回複。他指出：“凱迪生態去年的發電收入十分反常，要麽是去年電廠運營極不正常，要麽是隱瞞收入。如果是電廠運營遇到困難，如實披露也行。但到了10月底，公司還公告盈利預測大幅增長，這不是忽悠投資者麽?”

凱迪生態稱，去年6月前，公司已擁有可運營的發電廠至少16家。6月完成對大股東全部生物質發電廠的收購以後，可運營電廠增至36家。

徐財源稱，這麽大的裝機規模，發電量不到30億千瓦時，平均每臺機組的發電時間不到5000小時，大大低於生物質發電行業的平均水平，亦低於收購電廠時所公告的設計發電能力。

事實上，凱迪生態近年資本運作涉及面廣、資金量大，一直以來都是采取購買資產的“重資產”方式擴容，公司對資金的需求量較大。生物質發電的收益卻並不穩定，公司2015年期末其他應收款高達5.25億元，較期初2.69億元增加了95.22%，期末存貨余額更達21.77億元，可見公司現金流壓力較大。

業界普遍認為，凱迪生態此次攜手中民投資本是公司走向“輕資產化”的重要一步，標誌著凱迪生態進入了與社會資本共建共享時代，今後公司將主要借助產業基金和金融租賃等方式發展，減少直接購置資產。

普華永道蔡智鋒：傳統文娛探索深度內容轉型成趨勢

移動互聯網正在改變人們閱讀、觀影的習慣，與互聯網技術結合往深度內容發展是傳統文娛產業發展趨勢。

一方面，互聯網技術降低分發渠道成本，同時，提高了內容到達率，給傳統的文娛行業帶來新的活力與機遇;但另一方面，內容的快速叠代也更加凸顯傳統文娛行業的不足。

普華永道《2016年-2020年全球娛樂及媒體行業展望》（下稱“《展望》”）指出，傳統的文化產業正在面臨轉型的需要，而受到沖擊最大的當屬廣告以及傳媒產業：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將重構這些行業的生產方式。

沖擊

以廣告為例，通過移動互聯網，廣告能夠輕易達到千萬甚至上億的到達量。同時，按點擊收費的計量方式讓廣告效果更加直觀。“跳過不看廣告的觀眾就不收費，這是互聯網廣告最大的競爭優勢，紙媒等傳統媒體掌握不了這樣的信息。對於企業來說，可以知道背後有多少人看了這個廣告，用戶轉換的可能性。”普華永道TMT行業合夥人蔡智鋒說道。

無疑，目前來說，手機成為占用人最多碎片時間的閱讀工具。中國報告大廳數據顯示，2014年上半年，中國網民的人均周上網時長達25.9小時，相比2013年下半年增加了0.9個小時。隨著Wi-Fi覆蓋提升以及4G技術的成熟能夠提供更為優質的上網環境，移動互聯網應用豐富性提升多方向滿足用戶上網需求，推動平均周上網時間繼續增長。

隨著“掛網”時間增加，時效性有關的內容轉到互聯網端是大勢所趨。

蔡智鋒對第一財經表示，技術只是改變了傳統文娛產業的分發渠道，“創作基調沒有變，傳統文娛在內容制作是有優勢。但如果傳統廣告或者媒體不去改變分發渠道，很好的內容生產者，但是速度更不上，主要的核心競爭力就會被拿走，很容易被新興媒體所取代。”

除此以外，新一代的從業者也引領了傳統文娛行業的轉型。“現在投放廣告的很多廠商都是互聯網企業，決策層年輕化，讓他們嘗試更多新的廣告運營模式。互聯網廣告會不會成為爆款，是他們所關註的。”蔡智鋒說道。

如何破局？

隨著運營方式的改變，傳統文化出版行業盈利方式也發生變化，過去廣告收入是其重要的收入途徑，隨著越來越多的新聞內容被轉到在線平臺，來自消費者的收入將超過來自廣告商的收入，今後數字化新聞內容的增長將聚焦在移動端之上。

《展望》顯示，新聞報紙等出版行業的收入在降低，但紙媒和在線新聞的讀者人數卻呈上升趨勢。

在蔡智鋒看來，對於傳統文娛行業來說，發展關鍵在於厘清自身優勢，同時發展網端渠道。“網端和傳統媒介是可以同時鋪開，畢竟是有兩個不同的群體，這樣可以滿足不同需求。當然這個收費模式也將會有新的變化，未來報紙雜誌還會不會有廣告很難說。”

隨著在行、分答等平臺的興起，知識分享經濟出現，在傳統授課、演講模式以外，產生了新的獲取知識渠道。然而，這些新興的渠道並不全然會對傳統文娛產業產生沖擊。

上月，“在行&分答”獲得元璟資本與紅杉資本中國基金2500萬美元A輪投資，同時，跟投方還包括邏輯思維和王思聰的普思資本。本輪投資，在行&分答估值超過 1億美金。其中，分答僅僅誕生40余天，就獲得1000萬體驗用戶，積累33萬答主，生產了超過50萬條問答內容。其付費用戶100萬，交易金額超過1800萬。

這樣的知識分享平臺對於傳統文娛產業來說是否又是另一輪沖擊?

蔡智鋒指出，目前知識分享平臺以制造話題為主，缺乏深度知識分享，而這部分是傳統文娛產業的強項。“滴滴、airbnb，是物的分享，這樣的模式容易做成標準化，但是知識的分享，要做成精品一定是小眾的，如果是大眾的，專家不一定願意到平臺上進行分享。” 因此，知識分享平臺能否把規模做大，仍然有待時間的驗證。

銀行業客服人數三年來首降 探索互聯網+客戶服務

“截至2015年末，銀行業客服中心從業人員為4.95萬人，比2014年減少1%，從業人員規模自2011年起連續增長三年後首次回落。”近日，中國銀行業協會在京發布《中國銀行業客服中心發展報告(2015)》的報告指出。

《報告》指出，隨著銀行服務渠道的移動化、便捷化、智能化發展，簡單查詢與咨詢類業務逐步向自助渠道分流，人工服務更加傾向於受理多元化、高風險的複雜業務。

各類銀行態勢不同

各類型客服中心從業人員規模呈現不同發展態勢。《報告》顯示，工、農、中、建四大行信用卡客服中心較2014年減員超過1300人，降幅達到14%。但反觀股份制商業銀行信用卡客服中心人員規模，則較2014年增長了8.6%。

大型商業銀行及郵政儲蓄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借記卡客服中心人員規模與2014年基本持平; 城市商業銀行客服中心人員規模較2014年增長5%;農村商業銀行及農村信用社客服中心人員規模較2014年增長13%。

不過綜合來看，銀行業客服服務水平在一些硬件指標上有所提升。例如，在電話服務方面，2015年銀行業客服中心人工接聽電話的接通率達到91.56%，已經是連續三年高於90%。此外，客戶滿意度方面，客戶評價的滿意度調查顯示滿意度在98.46%，這一指標是連續五年來持續提高。

在努力提升電話人工服務質量的同時，銀行業客服中心自助服務能力不斷增強。大型商業銀行及郵政儲蓄銀行借記卡客服中心自助語音服務占比連續三年保持在78%以上，信用卡客服中心連續三年接近或超過50%;股份制商業銀行客服中心自助語音服務占比連續三年逐年提升，2015年借記卡客服中心自助語音服務占比達到65.05%，信用卡客服中心達到56.74%。

金融科技創新不斷

從《報告》中不難看出，2015年隨著互聯網等金融科技進一步創新發展，銀行業也利用互聯網+客戶服務，探索進一步提升客戶滿意度的新方法。

例如，交通銀行信用卡中心上線“買單吧”APP，並進行微信智能平臺創新。而招商銀行則遠程銀行中心自主研發智能機器人“小招”，並推出“人臉識別”的多層次應用。廣發銀行信用卡中心推出智能機器人微信神回複;浦發銀行信用卡客服中心推出“隨心聽”智能語音導航等。

“2015年，銀行業客服中心在互聯網金融發展浪潮中，從提高互聯網化服務能力、技術及數據驅動能力以及客戶體驗的驅動能力等方面進行了大膽探索，湧現出許多優秀成果。”報告稱。

68%

72%

77%

54%

35%

28%

33%

銀行客戶服務中心

互聯網服務

短信服務

微信服務

郵件服務

微博服務

視頻服務

手機客戶端（APP）

數據顯示，2015年68%的客服中心提供互聯網渠道在線服務，72%的客服中心提供短信服務，77%的客服中心提供微信服務，54%的客服中心提供郵件服務，35%的客服中心提供微博服務，28%的客服中心提供視頻服務，33%的客服中心提供手機客戶端(APP)服務。

《報告》認為，客服中心多媒體服務渠道的不斷豐富，為客戶提供了更加靈活便捷的服務，讓客戶切實感受到“服務無處不在”。

銀行業客服人數三年來首降 探索互聯網+客戶服務

“截至2015年末，銀行業客服中心從業人員為4.95萬人，比2014年減少1%，從業人員規模自2011年起連續增長三年後首次回落。”近日，中國銀行業協會在京發布《中國銀行業客服中心發展報告(2015)》的報告指出。

“截至2015年末，銀行業客服中心從業人員為4.95萬人，比2014年減少1%，從業人員規模自2011年起連續增長三年後首次回落。”近日，中國銀行業協會在京發布《中國銀行業客服中心發展報告(2015)》的報告指出。

《報告》指出，隨著銀行服務渠道的移動化、便捷化、智能化發展，簡單查詢與咨詢類業務逐步向自助渠道分流，人工服務更加傾向於受理多元化、高風險的複雜業務。

各類銀行態勢不同

各類型客服中心從業人員規模呈現不同發展態勢。《報告》顯示，工、農、中、建四大行信用卡客服中心較2014年減員超過1300人，降幅達到14%。但反觀股份制商業銀行信用卡客服中心人員規模，則較2014年增長了8.6%。

大型商業銀行及郵政儲蓄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借記卡客服中心人員規模與2014年基本持平; 城市商業銀行客服中心人員規模較2014年增長5%;農村商業銀行及農村信用社客服中心人員規模較2014年增長13%。

不過綜合來看，銀行業客服服務水平在一些硬件指標上有所提升。例如，在電話服務方面，2015年銀行業客服中心人工接聽電話的接通率達到91.56%，已經是連續三年高於90%。此外，客戶滿意度方面，客戶評價的滿意度調查顯示滿意度在98.46%，這一指標是連續五年來持續提高。

在努力提升電話人工服務質量的同時，銀行業客服中心自助服務能力不斷增強。大型商業銀行及郵政儲蓄銀行借記卡客服中心自助語音服務占比連續三年保持在78%以上，信用卡客服中心連續三年接近或超過50%;股份制商業銀行客服中心自助語音服務占比連續三年逐年提升，2015年借記卡客服中心自助語音服務占比達到65.05%，信用卡客服中心達到56.74%。

金融科技創新不斷

從《報告》中不難看出，2015年隨著互聯網等金融科技進一步創新發展，銀行業也利用互聯網+客戶服務，探索進一步提升客戶滿意度的新方法。

例如，交通銀行信用卡中心上線“買單吧”APP，並進行微信智能平臺創新。而招商銀行則遠程銀行中心自主研發智能機器人“小招”，並推出“人臉識別”的多層次應用。廣發銀行信用卡中心推出智能機器人微信神回複;浦發銀行信用卡客服中心推出“隨心聽”智能語音導航等。

“2015年，銀行業客服中心在互聯網金融發展浪潮中，從提高互聯網化服務能力、技術及數據驅動能力以及客戶體驗的驅動能力等方面進行了大膽探索，湧現出許多優秀成果。”報告稱。

數據顯示，2015年68%的客服中心提供互聯網渠道在線服務，72%的客服中心提供短信服務，77%的客服中心提供微信服務，54%的客服中心提供郵件服務，35%的客服中心提供微博服務，28%的客服中心提供視頻服務，33%的客服中心提供手機客戶端(APP)服務。

《報告》認為，客服中心多媒體服務渠道的不斷豐富，為客戶提供了更加靈活便捷的服務，讓客戶切實感受到“服務無處不在”。

• 第一財經
• 張喜威
• 宋易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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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探索知識產權創新交易 破解成果轉化率低難題

成果轉化率低、專業服務機構發展模式遭遇瓶頸等，是目前科技成果轉化亟待破解的難題。近日，武漢在國內率先成立知識產權金融創新研究與實踐中心，旨在打造新型技術產權交易服務鏈，破解科技成果轉化難題。

據調查統計，我國每年有幾萬余項比較重大的科學技術研究成果和專利，但科技成果轉化率僅15%左右，而歐美發達國家的轉化率則高達45%。

造成這一現狀的重要原因是專利質素本身層次不齊，很多僵屍專利不以產業化為目的，因而雖然專利申請數量大，但其實轉化率低。同時，專利設想方與專利研發方之間、專利擁有方與專利產品試產方之間、專利擁有方和專利需求方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無法形成良好的信息配對，造成效率低下，搜索成本高，轉化困難。一些專利發明人專註技術研發，對於產業化以及市場開拓缺乏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導致銷路不暢，運營困難，影響成果的商品化應用。而專利保護、專利布局意識薄弱，違法成本低，也在客觀上造成專利研發投入意願低。

武漢知識產權交易所董事長陳誌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武漢知識產權金融創新研究與實踐中心就是以交易制度創新為基點，利用金融工具做黏合劑，不斷擴大鏈接服務功能，與科技成果轉化的參與各方共同打造科技成果轉化生態體系。

本報記者登錄武漢知識產權交易所網站(www.whipre.com)查閱到，不少企業將自己的融資需求、技術需求、轉讓信息掛在這一平臺上，成交信息也會第一時間公示出來，僅29日一天就有4筆知識產權交易成功撮合。

記者註意到，國藥集團旗下中聯藥業的參芪益氣酒等7項酒劑產品在該平臺公開轉讓，轉讓資產評估值為46萬元，湖北惠海希康制藥有限公司作了意向受讓登記，最終成交價格為人民幣500萬元，比評估價增值987%。

除了知識產權轉讓交易外，武漢知識產權交易所還通過資本運作的方式解決企業專利受讓過程中的資金難題。陳誌祥介紹，他們將轉讓方、受讓方、銀行三方組織到一起，簽訂融資授信和專利轉讓協議，華中科技大學繆向水教授的“相變存儲器測試技術知識產權組”在武漢知識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最終以30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了位於光谷的武漢嘉儀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為湖北首單知識產權並購融資項目。

陳誌祥表示，武漢知識產權金融創新研究與實踐中心將舉辦知識產權金融系列專題研討會、知識產權金融項目路演等活動，建立並持續優化本中心專家庫資源，針對企業不同需要提供各類知識產權金融服務;同時，中心將探索設立知識產權金融領域的高級訪問學者崗位、訪問學生崗位、實習生崗位等，面向全國一流高校一流學科的大學生、青年教師、青年專家實施人才招募計劃;探索“校企合作”模式，建立知識產權金融領域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培養知識產權金融人才。

專家指出，這類具備服務鏈接功能的技術產權交易服務平臺，不僅可以大幅提升科技成果生態體系相關主體之間的協同水平，而且也大幅提升了科技成果轉化各環節之間的協同能力，充分發揮各參與主體的優勢偏好，完成從科學研究、實驗開發到推廣應用的“三級跳”，真正體現科技創新的價值，將創新的力量和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地被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