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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銀行必須了解自己的客戶 購房首付不能是借的

銀行還有一個政策叫KYC，你必須了解你的客戶，客戶的首付不能是借的，你找另外一方面借了一部分錢說這是首付，剩下再去借，整個借款和自有資本的比例實際上就變了，另外未來償還的能力實際也變了，以後月供不光要還銀行的錢，還要先還首付貸。從銀行角度來講，如果沒有對你的客戶做到足夠的了解，你也承擔了過大的風險。

主持人鐘雪泉:

各位記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歡迎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本場記者會的主題是：金融改革與發展。今天我們很高興地邀請到了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先生；副行長易綱先生；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先生；副行長範一飛先生，圍繞金融改革與發展，回答大家關註的問題。現在有請周行長。

周小川: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易綱副行長負責人民銀行各項工作，主管貨幣政策、國際業務。潘功勝副行長也是外匯局局長，是管外匯的，他也分管金融市場的業務，也管過中國各項區域性金融試點。範一飛副行長分管金融穩定、金融基礎設施，也希望大家更多地熟悉他們這幾位副行長。謝謝大家。

新華社記者:

周行長，現在很多地方在通過P2P平臺搞首付貸，請問央行對此的態度是什麽樣？現在三四線城市去庫存壓力比較大，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一線城市的房貸局面卻呈現火爆狀態，如何讓房貸政策更好地體現去庫存的政策意圖？謝謝。

周小川:

你這個問題實際是兩個問題，我先從第二個問題說起。大家也都知道，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總量政策是要針對全國平均的情況來進行設計和執行的，房價現在是一個價格出現很大分化的階段，但也有時候房價的分化不那麽明顯，畢竟中國是個非常大的國家，各個地方各個城市非常不一樣，所以出現了很大的分化。從總量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來講，從全國總的平均來看，房地產仍舊面臨著比較大的去庫存壓力。

周小川:

去年建成未銷售的房屋面積是7億多平方米，比2014年增長了15%多一些，因此房地產有關金融方面的政策還是要考慮金融總量上的狀況。與此同時，一二線城市價格上漲比較猛，也引起了大家很大的關註，人民銀行歷來主張，像中國這麽大的國家，在價格出現分化的情況下要更好地發揮城市一級對於每一個城市房地產形勢的判斷，以及能夠提供的有關政策的指導。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也強調商業銀行要作出自己的判斷，不僅是要了解客戶的償付能力、金融風險，同時要使政策適應不同地方的變化，來考慮住房信貸的可行性和所面臨的風險，對他們進行評估。剛才提到有一些P2P平臺對於首付進行貸款，首先是他們是否有資質做這項貸款，有很多問題，按理說他要從事某項業務應該查詢是否按照規矩申請有關資格、符合資質，像資本要求等規章制度。再就是他的資金來源是什麽，如果動用了其他一部分人委托的資金，是否和人家真正說清楚了，是否會給出資方帶來巨大的風險，這是應該清楚的。

周小川:

此外，對於銀行來講，銀行有時候是掌握首付比，但是正規的銀行內部的用語是LTV，就是貸款比抵押品的價值，判斷這個價值的時候，它是要對抵押房地產的財產要進行價值評估的，而不是像現在網上說的，只要偽造一個交易價格就可以拿到交易價格去做貸款了。

周小川:

另外銀行還有一個政策叫KYC，你必須了解你的客戶，客戶的首付不能是借的，你找另外一方面借了一部分錢說這是首付，剩下再去借，整個借款和自有資本的比例實際上就變了，另外未來償還的能力實際也變了，以後月供不光要還銀行的錢，還要先還首付貸。從銀行角度來講，如果沒有對你的客戶做到足夠的了解，你也承擔了過大的風險，從銀行內部管理來講，也是操作有錯誤的。

潘功勝:

剛才周行長已經說得很全面了，包括P2P平臺在內的房地產市場的場外配資，包括房地產中介結構和房地產開發企業利用互聯網金融平臺所從事場外配資，也包括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地產中介機構和P2P為主體的互聯網金融企業相結合，從事場外配資業務。人民銀行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一是房地產開發企業、房地產中介機構自辦的金融業務沒有取得相應的資質，是違法從事金融業務，而且這里面還存在著自我融資、自我擔保、搞資金池的現象。

二是房地產中介機構、房地產開發企業自辦的金融業或者與P2P平臺合作開展的金融業務，所提供的首付貸的產品不僅加大了居民購房的杠桿，削弱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金融風險，同時也增加了房地產市場的風險。

潘功勝:

我們會與相關部門一起，結合即將開始的互聯網金融的專項整治活動，對房地產中介機構、房地產開發企業以及他們與P2P平臺合作開展的金融業務開始進行清理和整頓，打擊為客戶提供首付貸融資、加大購房杠桿、變相突破住房信貸政策的行為。這是第一個我想補充的。

潘功勝:

第二個問題，正如剛才周行長所說，現在全國的房地產市場形勢概括起來說是總量過剩、區域分化、容量過多，7.2億平米的庫存，70%是分布在三四線城市，所以對於住房信貸政策來說，必須與全國房地產的形勢相匹配。去年所進行的住房信貸政策調整上，基本上體現了這樣幾個原則：一是因地施策，包括北京、上海這幾個一線城市，去年在調整的時候都是按照原有的政策，必須執行原有的政策。二是市場自律，商業銀行自主決策。三是住房金融的宏觀審慎管理。這是住房信貸政策調整的基本邏輯和總體基調。

潘功勝:

目前房地產市場的情況，現在商業銀行的房地產貸款、個人住房貸款占整個貸款的比例大概是14%，不良貸款比例是0.38%，整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比例大概是1.7%左右，個人住房貸款不良貸款水平遠遠低於整體銀行業的不良貸款水平。目前首付比的情況來看，現在即便按照調整以後的20%最低的首付比，和國際上橫向比較來說，仍然是比較審慎的標準。在實際數字看，1月份首套房的首付比普遍在35%以上，二套房實際首付比在40%以上。這幾個數字供大家參考。

• 每經網綜合
• 李語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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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音樂家周天羽海外天價買房 周小川默默躺槍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起，“留學生”這個標簽就跟“90後”一樣，自帶了承包熱搜的體質，與其相關聯的高頻關鍵詞包括但不僅限於：x二代、敗家、炫富、土豪、不務正業。

也難怪，小編作為海歸的一員，可以很負責任地說：確實，有本事的學霸出去了，但有錢的學渣也出去了。有學霸在國外大學圖書館里通宵學習，但也有x二代在包包手表豪車上一擲千金。

於是，抓住“留學生”這個熱搜詞進行炒作，也就慢慢地形成了一種低俗套路：

A：留學生炫富/出事/上新聞

周小川：將會研究阿里巴巴集團杠桿程度過高等問題

據央行網站消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6月24日提出的“是否希望加強阿里巴巴的監管”一問，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阿里巴巴所進行的影子銀行活動存在期限轉換問題，杠桿程度過高的問題，央行將研究這些問題，並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據央行網站消息，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6月24日提出的“是否希望加強阿里巴巴的監管”一問，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阿里巴巴所進行的影子銀行活動存在期限轉換問題，杠桿程度過高的問題，央行將研究這些問題，並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4日應拉加德邀請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舉辦的中央銀行政策研討，並與拉加德進行了政策對話。

周小川表示，阿里巴巴的情況已經有所變化。監管部門向其頒發了銀行牌照。人民銀行也向其頒發了支付牌照。但是，根據金融穩定委員會對影子銀行的定義，他們所進行的影子銀行活動存在期限轉換問題，杠桿程度過高，資本要求也不同於傳統銀行。央行將研究這些問題，並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周小川強調，央行鼓勵互聯網公司發展，但當它們開展金融業務時，在當前的情況下，它們需要遵守現有規則。

• 中國新聞網
• 張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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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加德對話周小川

為給二十國集團(G20)杭州峰會做準備，加強中國和基金組織在G20框架下的合作，2016年6月2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在美國華盛頓就G20國際金融架構議題下的主要問題，包括基金組織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全球金融安全網和主權債務重組問題等，以及可能的峰會成果深入交換了意見。

周小川行長還應拉加德總裁的邀請參加了基金組織舉辦的中央銀行政策研討，就“把握好多目標貨幣政策：轉型的中國經濟的視角”作了主題發言，並與拉加德總裁進行了政策對話。

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泛美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領導層，美聯儲、美國財政部和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等美國政府部門和主要智庫的代表，以及部分G20國家駐美大使參加了研討，周小川行長與各方就全球和中國經濟金融形勢，特別是英國退歐的影響進行了交流。

實錄：

問答環節實錄

問題1

拉加德：這些年中國的貨幣政策框架不斷發展，基金組織也與人民銀行持續進行合作。中國已實現了多項重大改革，如實施了存款保險機制，實現了利率自由化，利率走廊取得進展，匯率改革方面也是如此。您也澄清了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而非僅美元)之間的關系。除這些變革外，請問您下一步還有何打算，特別是在匯率方面?您預計今後會有什麽變化?

周小川：我首先談一談人民幣匯率的歷史演變。匯率政策和匯率制度改革是中國改革和開放政策的關鍵要素。

很多人研究了亞洲經濟體之間的相似性。一些小型經濟體，包括一些東盟國家，實施了出口導向的轉型戰略。後來，中國也采用了所謂的“外向型”發展戰略。

盡管這些經濟體具有不同的特性，其中一些經濟體曾在戰後實行指令經濟，中國則實行中央計劃經濟，但這些經濟的轉型都依賴於定價機制的轉變。在糾正價格扭曲的過程中，通常都要改革匯率制度，並實施稅收改革，例如，將舊的稅收體系轉變為增值稅體系，以將國際價格引入國內價格體系。通過出口參與國際競爭，並通過進口來改變國內價格體系的扭曲。我認為，這正是匯率政策在中國中早期經濟改革中發揮的作用。

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經濟，下一個階段，我們應當認真研究世界各國的經驗，不僅限於亞洲經濟體的經驗。我們將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促進貿易和投資，使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兌換更加便利，為中國和外國公民經商和旅遊提供更多方便。這些是我們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我們感謝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的決定。所有這些努力都表明，中國匯率制度的變化是服務於中國總體發展戰略的，並應符合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

因此很容易理解，下一步人民幣匯率制度應符合市場經濟的更高要求，即匯率更加靈活，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資金流動更加自由，本外幣兌換更加方便，並能為本國和外國投資者提供風險管理工具。我認為，這也符合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之間更加密切聯系的需要。

問題2

拉加德：面對市場波動，你認為銀行、企業、個人會預期到這些變化麽?銀行會在其中起到什麽作用?也許不只是消費者保護，而也包括消費者教育?

周小川：這也與中國轉型的歷史有關。大家可能以為中國的企業、居民只熟悉固定匯率和資本流動高度管制的情況，但其實並非如此。80年代經濟改革初期，第一項重大措施就是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1.9貶值至2.8。此後，官方和市場匯率還有數次變化。90年代人民幣匯率的主要特點是所謂的雙軌制。官方匯率用於對國有企業進行支持，其他市場參與者則適用市場匯率。市場匯率對美元波動較為劇烈，從5開始貶值,到1993年貶至9,後來貶至11。實際上，當時的中國人已經知道如何應對匯率波動。後來適用官方匯率的比例不斷降低，下降至20%以下。到1994年，中國決定匯率並軌，形成單一匯率體制。此後，匯率也是波動的，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人們都經歷了人民幣的匯率波動。

但自2003年後的十年內，匯率相對穩定，並呈單向升值。因此，年輕一代人可能只經歷過匯率的單向變動，可能對匯率波動準備不足。但國際形勢是不斷變化的，會出現許多新的情況，就像我們昨天看到的(英國公投那樣)。因此，人們會更好地了解匯率波動。從80年代、90年代人的經歷來看，這不會很困難。

對央行來說，我們試圖對公眾進行教育，讓其了解市場形勢。我們努力減少過多管制，引入更多的外匯市場風險管理工具，包括外匯掉期、衍生品，希望中國企業和居民在這個環境中變得越來越成熟。

問題3

拉加德：您剛才提到了SDR，在推動人民幣納入SDR方面我們有很好的合作。我知道你和你的團隊支持更加廣泛的使用SDR。因此，你們也正在消除SDR使用者進入人民幣市場的障礙。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您在推動SDR使用方面的思路，比如SDR債券等?

周小川：我們願意看到SDR更廣泛的使用，人民銀行也開始用SDR作為一些報表的報告貨幣。關於你提到的我們正在消除SDR使用者進入人民幣市場的障礙。一方面，央行試圖幫助提高人民幣在貿易、投資和金融市場等領域的可自由使用程度。另一方面，我們將其視為一個促進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這就像早期匯率制度改革對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所發揮的發動機一樣的作用。

但我們也看到，人民幣更廣泛的使用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要尊重市場參與者的選擇。如果美元匯率穩定、流動性充裕，沒有不正常的資本流動，這時人們願意選擇美元。否則，人們也希望看到貨幣的多元化，以更好地管理風險，我們樂意看到這樣漸進的發展過程。

在擴大人民幣使用方面，央行已經采取了不少政策措施，我們還可以在人民幣可兌換方面做更多工作，包括進一步發展外匯市場和減少不必要的管制措施等。我們特別關註人民幣還不能自由使用的領域，確保人民幣達到可自由使用的標準。我們知道人民幣在金融交易方面的使用還不夠廣泛。雖然交易規模正在逐漸上升，但這不會是一個線性的過程，會受到全球市場波動的影響，螺旋式上升。當然，長期內人民幣還是有望能夠在全球金融市場更廣泛的使用。另外，我們還強調宏觀經濟穩定和低通脹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實現了宏觀經濟的穩定增長和低通脹，市場參與者自然會選擇更多使用人民幣。

問題4

拉加德：您和許多人都關註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經濟整體負債程度過高，需要削減過剩產能。包括基金組織在內的許多機構也都提出了建議。對於企業債務，中國正在采取什麽應對行動?是否會向僵屍企業“開刀”，將采取什麽措施解決不良貸款問題?

周小川：危機後，中國實施了大規模財政和貨幣刺激計劃。這可能導致了企業部門杠桿程度上升，一些行業出現產能過剩。但是，中國經濟也因此得以從雷曼兄弟事件中迅速恢複。有得必有失。

從全球看，總需求依然不足。我們已經應用了需求側政策，現在有一些問題需要應用供給側政策來解決，這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所在。

需解決三方面的問題。一是產能過剩。二是企業部門杠桿率過高，要註意不是整體經濟，只是企業部門。三是房地產市場庫存量過大。

為研究這一問題，我們首先需要進行國際比較。中國企業部門的總體杠桿程度很高，但中國的儲蓄率也很高。居民將錢存在銀行里，而資本市場尚不完善，所以大量資金通過銀行發放貸款和購買企業債券。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杠桿程度較高，這有其合理性。但杠桿程度過快上升很危險。所以，我們在一開始就認真分析，哪些行業、哪些所有制的企業、哪些治理結構的企業具有過高的杠桿率。

在明確了問題之後，中央銀行和銀行監管機構就可以運用適當的政策影響借貸行為，解決企業負債過高問題。

有時也存在競爭問題。一些企業可能有地方政府背景。如果一家銀行沒有貸給它，它可以找其它銀行。

拉加德：對此，您是否已有工具來應對?例如，限制一些銀行，而對其他向杠桿率正常企業貸款的銀行提供支持?

周小川：這是一個新的挑戰，央行需要與監管者、商業銀行共同合作、形成共識，促進銀團貸款發展，讓銀團貸款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以約束銀行促其降杠桿。另外，企業方面，需要考慮為什麽這些企業在股本不足的情況下可以舉借這麽多債務。補充資本和完善公司治理是企業部門改革的一個重點。第三，投資者方面，金融危機後，中國國有企業發展經歷了一個黃金時期，投資者(特別是個人投資者)可能存在一個錯誤認識，即只要是國有企業的債券，就是安全的，因為國有企業違約很少見。因此投資者教育非常重要。如果我們能在這三個方面開展工作，資源分配將逐步改善，更多資源會流向私人部門、高科技企業、服務業，而這需要一個過程。

拉加德：稅改是否能在鼓勵企業進行股權融資(而非債務融資)中起到作用?許多發達經濟體實際都考慮到了這個問題。

周小川：近期我們推出了營改增改革，這將對服務業更加有益。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交易稅。一方面，人們需要分散風險，因而要進行證券化，出售部分資產，推出債轉股等。這些都與不同類別的交易稅及其他稅種相關。因此，應對上述問題進行系統性的評估，包括稅種設置等。另一個問題是國際比較，看其他國家是否有類似稅種，看稅率是否過高或過低，之後判定其是否有益。

問題5

拉加德：關於影子銀行。您曾表示需要有影子銀行，因為不論金融部門開放有何種重大進展，影子銀行都是銀行業的重要補充。我也知道您在仔細觀察這一問題。您也不想讓他們過於脫離管制。您是否有信心做到這一點?

周小川：我們都知道影子銀行會造成嚴重問題，美國就是一個例子，我們應對影子銀行保持高度關註。

但從中國影子銀行的現象及其結構看，我認為中美的影子銀行並不相同。金融穩定理事會(FSB)和國際清算銀行(BIS)將影子銀行分為兩類，包括影子銀行機構(如對沖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和影子銀行活動。其中，影子銀行活動是指傳統的商業銀行采取的旨在規避傳統監管的有關活動，而中國影子銀行主要是這一類。其總規模目前並不很大，如果我們將影子銀行活動的總資產與傳統銀行資產相比較，則規模只有後者的20%;如果與銀行總貸款相比，則只有30%，因為銀行資產比銀行貸款規模要大的多。

但近期影子銀行的發展十分迅速，原因之一是存在監管真空和監管套利。影子銀行發展十分迅速，會占據較大市場份額並獲得較高利潤，而傳統金融機構(如銀行、保險公司等)則會紛紛效仿。中國已決定開展新一輪監管體制改革來覆蓋這些監管真空領域，希望能解決上述問題。

另一個挑戰是，危機後國際社會對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不斷提高，對“大而不能倒”機構的資本要求尤其高;近期還提出了總損失吸收能力(TLAC)方面的有關要求。

拉加德：中國有五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

周小川：中國有四家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一家全球系統重要性保險公司。但還有多家銀行和保險公司的規模和開展國際業務的程度接近這幾家。當我們要求增加這些機構的資本充足率時，它們會試圖進行一些資本要求較低的業務，或者不受資本充足率監管的業務。因此，我們需要保持監管的平衡。

第三個重要問題是互聯網公司迅速發展。互聯網公司在支付、銀行業服務和眾籌等領域不斷滲透，並創造了新的金融工具。我們從感情上是支持高科技發展的，人們也不希望這些互聯網公司受到太多限制，但這些公司確實在從事一些影子銀行活動。

拉加德：您是否希望加強阿里巴巴的監管?

周小川：阿里巴巴的情況已經有所變化。監管部門向其頒發了銀行牌照。人民銀行也向其頒發了支付牌照。但是，根據金融穩定委員會對影子銀行的定義，他們所進行的影子銀行活動存在期限轉換問題，杠桿程度過高，資本要求也不同於傳統銀行。我們將研究這些問題，並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鼓勵互聯網公司發展，但當它們開展金融業務時，在當前的情況下，它們需要遵守現有規則。

拉加德歡迎致辭

各位早上好，熱烈歡迎各位同事和嘉賓!

“歡迎!(中文)”

我將很榮幸地介紹我們的好朋友，周小川行長。但這之前，我想就我們大家都在關註的英國公投結果簡單說幾句。

正如今早我在聲明中所說，英國人民已經發聲，他們的決定應得到尊重。要看清這將對英國和歐盟的關系產生何種根本影響，還需要一段時間。重要的是，協商過程應公開透明、盡可能順利。

我對英格蘭銀行和歐央行為支持銀行體系、防止過度波動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表示歡迎。基金組織將密切關註事態發展。我們將與成員國合作，保障未來全球經濟的穩定。

現在，讓我們開始今天的活動。

正如先前所說，本次活動是“康德蘇講座”的第三期。你們中很多人都認識康德蘇先生，他是基金組織在任時間最長的總裁。他本希望出席今天的活動，但因為背部不適，醫生建議需避免乘機出行。他對此表示非常遺憾。他可能正在觀看，如果是的話：早上好，祝您一切都好!

我們很榮幸地歡迎周行長的到來。作為經濟學家、改革者和央行行長，他都是最實至名歸的人物。正如我剛才和周行長說道，上一次講座後，也許只有一個人能與周行長匹敵，這個人可能也能吸引來類似的聽眾——盡管也許不如現在這麽多人，但他肯定會不得不取消今天的活動，因此我很慶幸沒邀請他來演講——他就是馬克•卡尼(註:英國央行行長)。

周行長，您是人民銀行的第11任行長，也是在任時間最長的行長。

我認為現在是周行長演講的最佳時機，因為我們正見證著中國在經濟金融舞臺上發揮與日俱增的領導作用。中國正以其遠見、決心以及(我必須說)優雅風範，引領著二十國集團。今年，國際社會、基金組織與中國一道，都在見證這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一年。今年10月，人民幣將被正式納入特別提款權籃子。這既是中國經濟在世界中發揮作用的體現，也是各方多年努力工作的表現。

我們都很榮幸聆聽周行長的講演，因為您對於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貨幣政策，發揮著極為重要的領航作用。

說到領航，我想用航海打個比方。中國正歡欣鼓舞地重啟絲綢之路，並將加強、深化海上絲綢之路。讓我們想一想，如果用船類比，中國會是怎樣的一條船呢?

考慮到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分量，中國當然是最大的那種新型集裝箱巨輪——全球正有幾艘這種船在大洋上暢遊，通過新開的巴拿馬運河。中國在全球產出中的比重，幾乎占到全球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總和。中國擁有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勞動者，有著14個居民數量超過5百萬的大型城市。中國在全球投資中的比重達到30%，全球20家最大的銀行中有5家位於中國。對那些看過《超人大戰蝙蝠俠》電影的人來說，這部電影全球票房的12%來自中國。

但是，閉上你們的眼睛想象一下。如果中國不是集裝箱巨輪，那會是什麽?他可能是一艘不可思議的、迅捷的、優雅的高速賽艇。中國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85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速平均達到10%;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頂峰，中國的增速也僅僅降至9.2%。去年中國經濟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對比大家已有很多討論，但即便如此，中國GDP的增量也足足達到一個中型經濟體的規模，如瑞典、波蘭或土耳其。

然而，不管是什麽樣的船，中國都很清楚，航行是有風險的。風和潮汐有可能隨時出現急劇變化。中國的造船業和船舶設計歷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二世紀的高效和堅固的舢板。目前，中國正在增強自己的航船，保護其免受可能發生的碰撞，並對方向舵進行升級改造，使其更加靈活。多個領域的工作正在向前推進。首先，利率更加靈活，市場力量在匯率決定中發揮了更大作用。

這些是重大的成就，周行長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可能太謙虛，不提這一點，所以我替他說。

中國政府改革藍圖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支柱是金融改革。在這方面，周行長的重點也是要讓中國的金融體系更加開放，同時更加安全、更具包容性。

中國已出臺存款保險制度，我們的金融穩定評估規劃也在進行，這應有助於增強中國日益龐大且相互關聯的金融體系。所以，中國不僅在加固航船，舵手還在學習如何在狂濤巨浪中駕馭一艘大船。

中國的航行速度在放緩，變得更可持續。它在調整甲板負荷，從投資轉向消費，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和公共服務。船的引擎也正變得更為清潔。2017年，中國將推出全球規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制度。總的來說，中國的順利航行不僅有利於自身，也有利於全球經濟。

市場對中國先前宣布的政策所作出的反應表明，中國這艘航船的航跡已經足夠大，能對在同一片海域航行的小船造成漣漪效應。我們將其稱為溢出效應，但對於海上航行，用漣漪效應來描述更形象。

這種漣漪效應帶來了國際責任，在這方面，我很高興看到，中國非常嚴肅地擔起了這種責任。所以我們今天有幸請到中國經濟的掌舵人之一，周小川行長。周行長不僅發揮了我上面提到的所有重要作用，他首先是我的朋友。我們已經相識很久。我尊敬他，欽佩他，這種敬意與日俱增。

全球領導人和決策者總是將周行長視作講共同語言的夥伴。我不僅是指他精通英文和專業語言。他講的是國際主義者和多邊主義者的語言。

他的與眾不同在於，他能夠將全球視野與中國特有的智慧結合起來。他冷靜、謙和的舉止之下，是世界級的智慧，充滿活力的個性，廣泛的興趣愛好。

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周行長很愛打羽毛球和網球。這兩項運動都需要耐力、靈活性、速度、精確性和戰略技巧，這些都是中央銀行行長的應備素質。

這名運動員不僅是擅長運動，還是一位電器工程師。他周遊世界，培養了對西方古典音樂和歌劇的深刻理解。1998年，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的他，與他人合著了《音樂劇之旅》一書。

參加過前兩次講座的人可能會註意到，同之前的演講人一樣，周行長不僅熱愛經濟和金融，也熱愛音樂。思維敏銳，才華橫溢，能力全面，思想開放，周行長，在中國駕馭下一階段的轉型過程中，您將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不僅渴望聽您演講，而且想看到，中國這艘大船將如何繼續在海上行駛，在控制漣漪的同時，朝著正確方向不斷前行。

讓我們一起歡迎周行長。

周小川談央行多目標貨幣政策框架

全球金融危機過後，不少過往根深蒂固的中央銀行的信條和政策框架面臨了巨大的挑戰和辯論，貨幣政策、金融穩定、金融監管、以及財政政策等多政策的協調，正在重構全球決策者的決策框架。

“中國央行采取的多目標制，既包含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等四大目標，也包含金融改革和開放、發展金融市場這兩個動態目標。”6月24日，在華盛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每年一度的康德蘇講座上，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首次面向國際社會詳細闡述了中國央行選擇多目標貨幣政策框架的原因。

“維持價格穩定的單一目標制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制度——簡潔、好度量、容易溝通。但對現階段的中國尚不太現實。”周小川認為，多目標貨幣政策選擇與中國處於經濟轉軌中的國情是分不開的。

周小川坦陳，央行的目標模型選擇不可能只有收益，沒有成本。他表示，“與同樣處在轉軌經濟中的世界其他央行相比，中國央行推進了改革，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大體上保持了金融穩定，也贏得了機會去更好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可以說收益大於成本。”

貨幣政策的“動態目標”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理論上是有分工的，然而，全球金融危機以後，財政政策使用得並不充分，直接造成了對貨幣政策過度依賴。這引發了全球範圍內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相互關系的辯論。

而中國的特殊性在於，中國央行長期承擔了改革開放、發展金融市場和國際收支平衡這三大“不尋常”的政策目標。為什麽央行要有這些目標?為什麽是央行而不是財政?

首先，人民銀行為什麽要支持並組織改革開放?周小川解釋道，轉軌早期的共性問題是價格嚴重扭曲，資源配置非常低效，銀行也還不是真正的商業銀行，這些扭曲和資源配置錯誤的損失通常最終都集中於銀行體系。不改革開放就不會有健康的金融機構體系，就沒有金融穩定可言，中央銀行難以實現價格穩定，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無從談起。因此，在這一歷史階段，金融改革和實現金融系統健康化和穩定的重要性甚至要高於通脹等傳統目標。

亞洲金融風波之後，針對中國銀行部門的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等指標嚴重惡化，國際業界普遍評論中國的大型銀行已經陷入了“技術性破產”。在缺少買家的情況下，中國需要靠力量來救助銀行並進行改造。而當時的現狀是財政沒有足夠的資源，1990年代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低點僅約為10%。周小川表示，當時人民銀行剝離了政策性不良資產，對問題銀行進行了註資，並推動各大型銀行公開發行上市、轉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治理和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宏觀上維護了金融穩定，順利走出了亞洲金融風波的危機。

其次，人民銀行為什麽要發展金融市場?周小川進一步解釋認為，轉軌經濟體通常價格機制僵化，缺乏成熟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也無法正常傳導，也無法建立建立現代市場化的宏觀調控框架。因此，人民銀行推動金融市場發展，是其更好履行貨幣政策職責的內在要求。

最後，人民銀行為什麽要關註國際收支平衡? 周小川表示，中國在轉軌過程中選擇了外向型發展道路，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提高了中國對國際貿易和外資的依賴度，國際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央行的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和價格穩定目標。因此，中國央行必須要關註國際收支平衡問題，相應也需要承擔管理匯率、外匯、外匯儲備、黃金儲備、國際收支統計等職能。而財政在轉軌早期、中期面對大量顯性和隱性虧損，處於極度困難的階段，可以理解會對金融改革、匯率、國際收支取避讓策略。

金融穩定和央行獨立性

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央行和政策制定者達成的最大共識在於，著眼於系統性風險的金融穩定是和和央行的價格穩定政策一樣重要的政策目標。同時，由於全球互動越來越顯著，產生眾多的關於溢出和反向溢出的討論，因此，金融穩定也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美聯儲前副主席唐納德•科恩曾表示，在貨幣政策的目標系統中，增加金融穩定這個目標，對現階段的中國更加迫切。例如，在保證產出和就業的同時，中國的貨幣政策還要在資本管制只發揮部分作用並逐步被解除的情況下，抑制匯率水平的劇烈、破壞性震蕩。

周小川表示，由於將金融穩定、國際收支、金融發展、改革開放等多目標都納入了政策框架，顯然會帶來不少潛在的挑戰，例如如何建立追求優化的多目標函數，如能解決好權重系數等等。此外，將不同國家、不同類別的模型加以聯結，更是加重了“維度災難”(Curse of Dimensionality)等困難。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沒有解決方案。周小川分析到，央行在面對多重政策目標的時，可以模擬市場公允價格的形成機制，通過權衡決策層和專家層等各方面的意見，模擬出公允價格，作為權重系數。

此外，目標的權重也可以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周小川舉例說，在危機期間，中國就調高了金融穩定和金融機構健康化的權重;而在通脹較高的時候，價格穩定的權重升高;在經常項目余額占GDP比重較大的時候，國際收支目標的權重又會相應得到提高。

顯然，多目標和動態調整使中國央行的目標函數看起來不太穩定， 多目標、多維度，顯然也加重了人們對中國央行獨立性的擔憂。周小川對此回應道，《中國人民銀行法》對央行獨立性也是有語言表述的，即“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依法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履行職責，開展業務，不受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展望未來，他表示，如果今後央行的改革任務基本完成，目前的這種狀況也可能發生變化。

“中國式”市場溝通

央行的目標多重並非中國的特例，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的大多數央行都被賦予了更多的使命，如美聯儲除就業和價格穩定外還要負責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歐央行在歐洲銀行業聯盟建設過程中成為了單一銀行業監管機構，英格蘭銀行也增加了審慎監管職能。等等。由於複雜度成倍上升，和市場和公眾的溝通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然而，多重目標和全球聯動也給溝通帶來了巨大的的困難。

周小川表示，貨幣政策決策實際運用的模型是多變量、動態的，各變量及其滯後的變量間有複雜的交互關系。但多數人的思維方式和教科書描述傳統通常是單變量的、語言型邏輯。因此央行在溝通中一直面臨著兩難：如果溝通過於簡單，雖能保證公眾理解，卻無法反映事物本身的複雜性;如果溝通過於技術、複雜，則只有少數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能理解。這種兩難是每個央行在溝通過程中都面臨的。

此外，中國在經歷了去年8.11匯改以來的市場波動後，全球都對中國央行的溝通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

對此，周小川給出了“中國式”溝通解決方案：中國央行的做法是強調對專家層的溝通，以維護信息傳遞盡可能準確，並通過專家向廣大公眾做分析、解釋工作;同時，央行也會向公眾提供簡化版的溝通。

把握好多目標貨幣政策：轉型的中國經濟的視角

(周小川6月24日在華盛頓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央銀行政策研討上的發言)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有很多關於中央銀行的討論和反思，各國情況存在差異，但也有不少有共性的問題。中國兼具一個大的轉軌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特征，外界對中國央行和貨幣政策也存在不理解，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和大家探討一下危機後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以及中國央行的目標、功能與做法。

一、問題的提出

央行應選取單目標還是多目標?危機前多數主要央行關註的重點是價格穩定，並采用了通脹目標制。危機後，許多央行強化或增加了金融穩定和金融監管職能，經濟複蘇的持續乏力也引發了對通脹目標制以外的貨幣政策框架的理論探討，如兼顧了增長和通脹的名義GDP目標制。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貨幣政策無疑會受到國際收支和資本流動的影響，涉及的問題是央行應不應該關註國際收支平衡?

相關的問題是央行的獨立性。普遍的看法是央行和貨幣政策應該獨立;也可以把央行和貨幣政策適當分開，強調貨幣政策應獨立。一個實行單目標制的央行是相對容易實現獨立的。但如果一個央行是多目標的，可能就更難以超脫政治現實的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多目標就需要與其他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較多地協調、共事，另一方面，央行承擔的宏觀審慎和金融監管等職能，在權責上本身就比較敏感。

第三個問題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什麽關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理論上是有分工的，但在實際中常有沖突，也有交集。全球金融危機以後，財政政策使用得並不充分，這就被動地造成了對貨幣政策過度依賴。一個具體問題是，在發生系統性風險時，特別是在財政政策受到制約或者財力有限的時候，中央銀行是否應當參與救助?如何參與?

第四個問題是轉軌經濟體的央行有何不同。經濟轉軌的含義是從中央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轉軌初期，宏觀調控的市場基礎往往尚不存在，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很不完善，而且轉軌過程中通常都有巨大的財務缺口，財政能力極度脆弱。如果央行不推動金融改革和市場發展，就不會有健康的金融機構和市場機制，也就談不上貨幣政策的正常傳導。而且，轉軌經濟體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樣，發展水平低，有把“失去的幾十年”追回來的願望，對經濟增長自然也會較多關註。因此，要在這種背景下理解一個轉型經濟體央行的目標選擇。

二、中國央行的目標與功能選擇

維持價格穩定的單一目標制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制度-簡潔、好度量、容易溝通。但對現階段的中國尚不太現實。長期以來，中國政府賦予央行的年度目標是維護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從中長期動態角度來看，轉軌經濟體的特點決定了中國央行還必須推動改革開放和金融市場發展，這麽做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動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轉軌，轉軌最終是為了支持更有效、更穩定的經濟。人民銀行高度重視價格穩定，這是各國央行都有的目標。經濟增長和就業重疊性較大，也是某些其它央行的目標。但中國央行功能中比較特殊的是改革開放、發展金融市場和國際收支平衡，也比較註意協調其它政府部門。這里的問題在於：為什麽央行要有這些目標?為什麽是央行而不是財政?

人民銀行為什麽要支持並組織改革開放?轉軌早期的共性問題是價格嚴重扭曲，稅收體系扭曲，非貨幣化實物分配，資源配置非常低效，銀行也還不是真正的商業銀行，缺少銀行法、會計準則、審計、貸款分類、財務報告等方面的健全制度。首先，中央銀行是否利用貨幣政策支持價格、稅收等市場化、貨幣化改革?這些扭曲和資源配置錯誤的損失通常最終都集中於銀行體系。大家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許多轉軌國家的銀行體系都被巨額的不良貸款拖垮了。中國的銀行體系在轉型中面臨同樣的問題，亞洲金融風波則進一步加劇和暴露了這些問題，中國銀行部門的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等指標嚴重惡化，國際業界普遍評論中國的大型銀行已經陷入了“技術性破產”。這時，不改革開放就不會有健康的金融機構體系，就沒有金融穩定可言，中央銀行難以實現價格穩定，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無從談起。因此，在這一歷史階段，金融改革和實現金融系統健康化和穩定的重要性甚至要高於通脹等傳統目標。

當轉軌經濟體的舊有銀行體系被拖垮且財政虛弱時，小的轉型經濟體可以“出售”銀行來尋求金融機構健康性，也比較容易找到願意收購的外國銀行，中東歐的轉軌國家較多見到這一模式。但中國的銀行體系龐大且層級多，也難有外國銀行有能力和意願全面介入。中國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來救助銀行並進行改造。但當時財政沒有足夠的資源，1990年代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低點僅約為10%，還有大量的計劃經濟歷史包袱，所以央行不得不設法救助金融機構和維護金融穩定。在這一過程中，人民銀行剝離了政策性不良資產，對問題銀行進行了註資，並推動各大型銀行公開發行上市、轉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治理和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宏觀上維護了金融穩定，順利走出了亞洲金融風波的危機。同時，註重監管體制、法規建設、會計審計標準、貸款分類、財務報告等方面的微觀制度建設，為銀行業可持續健康發展和金融穩定奠定了基礎。

人民銀行為什麽要發展金融市場?轉軌經濟體通常價格機制僵化，缺乏成熟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絕大多數計劃經濟在轉軌時都沒有股票市場、沒有公司債，金融產品種類匱乏，更沒有衍生品工具用於進行風險管理。這種情況下，即便央行想讓貨幣政策向市場化方向靠攏、想建立現代化的宏觀調控框架也不可能，貨幣政策也無法正常傳導。改革初期，業界並沒有足夠的動力來發展金融市場，央行不得不考慮做這件事，中央政府也指定央行來發展金融市場。因此，人民銀行推動金融市場發展，是其更好履行貨幣政策職責的內在要求。

人民銀行為什麽要關註國際收支平衡?事實上，對所有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國際收支、資本流動、匯率和外匯儲備都是影響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的核心內容，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關註國際收支平衡十分正常。這一點基金組織可能更清楚。而轉軌經濟體還有自身特點，因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價格、貿易、匯率政策往往存在嚴重扭曲，許多轉軌經濟體都經歷了國際貿易的崩潰和國際收支的大幅惡化。

中國在轉軌過程中借鑒了東亞外向型國家的發展道路。這對中國經濟的各方面改革開放都貢獻良多，但也提高了中國對國際貿易和外資的依賴度，導致國際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央行的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和價格穩定目標。因此，中國央行必須要關註國際收支平衡問題，相應也需要承擔管理匯率、外匯、外匯儲備、黃金儲備、國際收支統計等職能。財政在轉軌早期、中期面對大量顯性和隱性虧損，處於極度困難的階段，可以理解會對金融改革、匯率、國際收支取避讓策略。從中國這些年的情況看，內需和外需都向正確的方向得以調節，也應對了亞洲金融風波，說明央行關註國際收支的體制是對的。

與此同時，多目標和貨幣政策功效之間的關系也存在不容易處理的問題。中國央行追求多個目標確實可能會影響其獨立性，這個矛盾真實存在。考慮到中國央行要組織改革，要解決過去金融體系稅率和稅制的種種不合理之處，處理歷史遺留包袱，把大型金融機構改造為健康的、現代化的企業，這都需要和政府各部門去協調並共同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央行要想有所作為，跟政府保持比較緊密的關系是有助於改革的。反過來說，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如果改革不到位，貨幣政策就難以選擇合適的工具，也難以傳導;如果央行過多強調低通脹目標，不在價格改革時容忍一定通脹，那麽反而可能阻礙整體的改革轉軌。當然，《中國人民銀行法》對央行獨立性也是有語言表述的，即“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依法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履行職責，開展業務，不受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如果今後央行的改革任務基本完成，目前的這種狀況也可能發生變化。

綜上，中國央行采取的多目標制，既包含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標，也包含金融改革和開放、發展金融市場這兩個動態目標。這種選擇與中國處於經濟轉軌中的國情是分不開的。

三、多目標制帶來的挑戰

多目標制確實會帶來不少潛在的挑戰，首先是能否表達為追求優化的多目標函數，如能解決好權重系數，則可表達為線性或對數線性的多目標函數，且可論證它與一般均衡目標具有對偶關系。此外有若幹技術問題，比如：

第一，目標重疊。中國央行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兩個目標之間就有重疊，但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只要識別出重疊的部分，並賦予其與非重疊部分不同的權重系數即可。

第二，目標沖突。世界上處理經濟問題經常都是面臨兩難、三難困境，都要有取舍和權衡，目標沖突雖難以避免，但也很正常，即表現為目標優化中的相互抵消。

第三，多目標能否加總和如何確定權重。這其實是一個比較技術的問題，可綜合使用模擬市場和專家法來應對，稍後討論。

第四，模型複雜，不夠簡潔，溝通不易。簡單的模型和目標當然好，人人都想追求，但央行所面臨的現實世界和任務是複雜的，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央行都被賦予了更多的使命，如美聯儲除就業和價格穩定外還要負責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歐央行在歐洲銀行業聯盟建設過程中成為了單一銀行業監管機構，英格蘭銀行也增加了審慎監管職能。所以，複雜和不夠簡潔難以避免，而溝通困難的本質則是事物本身的複雜性。

第五，與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聯結仍是難點。傳統的貨幣政策模型多數只註重國內，但全球互動越來越顯著，產生眾多的關於溢出和反向溢出的討論。而金融穩定則從2008年起就一直是全球性問題，將不同國家、不同類別的模型加以聯結，可想而知是有難度的。多目標、多變量的方法在理論上有助於國內與國際的聯系、互動，但方法不成熟，挑戰眾多，加大了“維度災難”(Curse of Dimensionality)等困難。

四、多目標貨幣政策的優化問題

(一)多目標優化的權重問題

當央行同時追求多個目標時，央行面對的就是一個多目標的優化問題。這本身在經濟學中是很常見的問題。央行的目標函數可以是各個目標的線性函數或者對數線性函數。在數學上，央行可以理解為在一個一般均衡模型(GE)中，或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通過選擇合理的政策變量，來最優化這個目標函數，這里的關鍵在於如何確定目標函數中各個目標對應的權重系數。

我們知道在計算GDP時其實是一個線性加總的目標函數，所使用的權重系數是市場供需條件下形成的商品、勞務的公允價格。央行在求解目標函數最優化的時候，也可以模擬市場公允價格的形成機制，通過權衡決策層和專家層等各方面的意見，模擬出類似於在供求關系下得出大致公允價格，作為權重系數。

另外，幾個貨幣政策目標均存在容忍區間，在區間之內目標權重會呈現某種調整變化，這也可以通過專家法加以大致測度。比如在危機期間，中國就調高了金融穩定和金融機構健康化的權重。而在通脹較高的時候，價格穩定的權重升高;在經常項目余額占GDP比重較大的時候，國際收支目標的權重又會相應得到提高。這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雖然這會使得中央銀行的目標函數看起來不太穩定，但也難以避免，不妨礙央行的多目標制。

(二)模型複雜化

多目標優化也會使得央行的宏觀經濟模型複雜化。我們需要考慮更多的變量，以及這些變量間複雜的動態關系，需使用向量自回歸(VAR)和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這些技術來建立行為函數，同時也會遇到更多的挑戰。一個就是通常所說的維度災難問題，但這也有一些技術方法去解決。對轉軌經濟體更大的挑戰還是來自於經濟機制的不斷轉變導致了樣本的不可比性和結構斷點。比如中國80年代以前的樣本幾乎是完全不能使用的，80、90年代的數據也較難運用，這就導致在使用模型進行分析的時候可用的樣本量很小。

(三)溝通問題

模型複雜化還會帶來溝通的困難。貨幣政策決策實際運用的模型是多變量、動態的，各變量及其滯後的變量間有複雜的交互關系。但多數人的思維方式和教科書描述傳統通常是單變量的、語言型邏輯。因此央行在溝通中一直面臨著兩難：如果溝通過於簡單，雖能保證公眾理解，卻無法反映事物本身的複雜性;如果溝通過於技術、複雜，則只有少數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能理解。這種兩難是每個央行在溝通過程中都面臨的。中國央行的做法是強調對專家層的溝通，以維護信息傳遞盡可能準確，並通過專家向廣大公眾做分析、解釋工作;同時，我們也會向公眾提供簡化版的溝通。

五、結語

今天我主要介紹了中國央行的多目標貨幣政策框架的背景和選擇的理由。當然，這種選擇不可能只有收益，沒有成本。我們不否認有些事是有代價的，關鍵是代價不能高於收益。與同樣處在轉軌經濟中的世界其他央行相比，中國央行推進了改革，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大體上保持了金融穩定，也贏得了機會去更好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可以說收益大於成本。盡管有觀點認為中國的體制選擇帶來了信用增長過快、高杠桿率和影子銀行等問題，但也只是相對其他新興市場比較而言。當前的中國仍處於發展變化之中，貨幣政策的目標和理念也仍在演變。中國經歷了較長時段的轉型，因而央行的制度安排也體現這一特點。轉型終將會大致告成，央行目標函數將走向簡化，許多國際經驗也將更加對中國有實踐意義。我們也在密切關註國際上關於中國貨幣政策的討論，並將根據今後的情況動態調整，不斷適應中國改革和發展階段的需求。

周小川談央行多目標貨幣政策框架

全球金融危機過後，不少過往根深蒂固的中央銀行的信條和政策框架面臨了巨大的挑戰和辯論，貨幣政策、金融穩定、金融監管、以及財政政策等多政策的協調，正在重構全球決策者的決策框架。

“中國央行采取的多目標制，既包含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等四大目標，也包含金融改革和開放、發展金融市場這兩個動態目標。”6月24日，在華盛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每年一度的康德蘇講座上，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首次面向國際社會詳細闡述了中國央行選擇多目標貨幣政策框架的原因。

“維持價格穩定的單一目標制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制度——簡潔、好度量、容易溝通。但對現階段的中國尚不太現實。”周小川認為，多目標貨幣政策選擇與中國處於經濟轉軌中的國情是分不開的。

周小川坦陳，央行的目標模型選擇不可能只有收益，沒有成本。他表示，“與同樣處在轉軌經濟中的世界其他央行相比，中國央行推進了改革，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大體上保持了金融穩定，也贏得了機會去更好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可以說收益大於成本。”

貨幣政策的“動態目標”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理論上是有分工的，然而，全球金融危機以後，財政政策使用得並不充分，直接造成了對貨幣政策過度依賴。這引發了全球範圍內對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相互關系的辯論。

而中國的特殊性在於，中國央行長期承擔了改革開放、發展金融市場和國際收支平衡這三大“不尋常”的政策目標。為什麽央行要有這些目標?為什麽是央行而不是財政?

首先，人民銀行為什麽要支持並組織改革開放?周小川解釋道，轉軌早期的共性問題是價格嚴重扭曲，資源配置非常低效，銀行也還不是真正的商業銀行，這些扭曲和資源配置錯誤的損失通常最終都集中於銀行體系。不改革開放就不會有健康的金融機構體系，就沒有金融穩定可言，中央銀行難以實現價格穩定，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無從談起。因此，在這一歷史階段，金融改革和實現金融系統健康化和穩定的重要性甚至要高於通脹等傳統目標。

亞洲金融風波之後，針對中國銀行部門的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等指標嚴重惡化，國際業界普遍評論中國的大型銀行已經陷入了“技術性破產”。在缺少買家的情況下，中國需要靠力量來救助銀行並進行改造。而當時的現狀是財政沒有足夠的資源，1990年代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低點僅約為10%。周小川表示，當時人民銀行剝離了政策性不良資產，對問題銀行進行了註資，並推動各大型銀行公開發行上市、轉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治理和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宏觀上維護了金融穩定，順利走出了亞洲金融風波的危機。

其次，人民銀行為什麽要發展金融市場?周小川進一步解釋認為，轉軌經濟體通常價格機制僵化，缺乏成熟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也無法正常傳導，也無法建立建立現代市場化的宏觀調控框架。因此，人民銀行推動金融市場發展，是其更好履行貨幣政策職責的內在要求。

最後，人民銀行為什麽要關註國際收支平衡? 周小川表示，中國在轉軌過程中選擇了外向型發展道路，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也提高了中國對國際貿易和外資的依賴度，國際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央行的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和價格穩定目標。因此，中國央行必須要關註國際收支平衡問題，相應也需要承擔管理匯率、外匯、外匯儲備、黃金儲備、國際收支統計等職能。而財政在轉軌早期、中期面對大量顯性和隱性虧損，處於極度困難的階段，可以理解會對金融改革、匯率、國際收支取避讓策略。

金融穩定和央行獨立性

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央行和政策制定者達成的最大共識在於，著眼於系統性風險的金融穩定是和和央行的價格穩定政策一樣重要的政策目標。同時，由於全球互動越來越顯著，產生眾多的關於溢出和反向溢出的討論，因此，金融穩定也是一個全球性問題。

美聯儲前副主席唐納德•科恩曾表示，在貨幣政策的目標系統中，增加金融穩定這個目標，對現階段的中國更加迫切。例如，在保證產出和就業的同時，中國的貨幣政策還要在資本管制只發揮部分作用並逐步被解除的情況下，抑制匯率水平的劇烈、破壞性震蕩。

周小川表示，由於將金融穩定、國際收支、金融發展、改革開放等多目標都納入了政策框架，顯然會帶來不少潛在的挑戰，例如如何建立追求優化的多目標函數，如能解決好權重系數等等。此外，將不同國家、不同類別的模型加以聯結，更是加重了“維度災難”(Curse of Dimensionality)等困難。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沒有解決方案。周小川分析到，央行在面對多重政策目標的時，可以模擬市場公允價格的形成機制，通過權衡決策層和專家層等各方面的意見，模擬出公允價格，作為權重系數。

此外，目標的權重也可以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周小川舉例說，在危機期間，中國就調高了金融穩定和金融機構健康化的權重;而在通脹較高的時候，價格穩定的權重升高;在經常項目余額占GDP比重較大的時候，國際收支目標的權重又會相應得到提高。

顯然，多目標和動態調整使中國央行的目標函數看起來不太穩定， 多目標、多維度，顯然也加重了人們對中國央行獨立性的擔憂。周小川對此回應道，《中國人民銀行法》對央行獨立性也是有語言表述的，即“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依法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履行職責，開展業務，不受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展望未來，他表示，如果今後央行的改革任務基本完成，目前的這種狀況也可能發生變化。

“中國式”市場溝通

央行的目標多重並非中國的特例，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的大多數央行都被賦予了更多的使命，如美聯儲除就業和價格穩定外還要負責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歐央行在歐洲銀行業聯盟建設過程中成為了單一銀行業監管機構，英格蘭銀行也增加了審慎監管職能。等等。由於複雜度成倍上升，和市場和公眾的溝通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然而，多重目標和全球聯動也給溝通帶來了巨大的的困難。

周小川表示，貨幣政策決策實際運用的模型是多變量、動態的，各變量及其滯後的變量間有複雜的交互關系。但多數人的思維方式和教科書描述傳統通常是單變量的、語言型邏輯。因此央行在溝通中一直面臨著兩難：如果溝通過於簡單，雖能保證公眾理解，卻無法反映事物本身的複雜性;如果溝通過於技術、複雜，則只有少數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能理解。這種兩難是每個央行在溝通過程中都面臨的。

此外，中國在經歷了去年8.11匯改以來的市場波動後，全球都對中國央行的溝通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

對此，周小川給出了“中國式”溝通解決方案：中國央行的做法是強調對專家層的溝通，以維護信息傳遞盡可能準確，並通過專家向廣大公眾做分析、解釋工作;同時，央行也會向公眾提供簡化版的溝通。

把握好多目標貨幣政策：轉型的中國經濟的視角

(周小川6月24日在華盛頓參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央銀行政策研討上的發言)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有很多關於中央銀行的討論和反思，各國情況存在差異，但也有不少有共性的問題。中國兼具一個大的轉軌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特征，外界對中國央行和貨幣政策也存在不理解，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和大家探討一下危機後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以及中國央行的目標、功能與做法。

一、問題的提出

央行應選取單目標還是多目標?危機前多數主要央行關註的重點是價格穩定，並采用了通脹目標制。危機後，許多央行強化或增加了金融穩定和金融監管職能，經濟複蘇的持續乏力也引發了對通脹目標制以外的貨幣政策框架的理論探討，如兼顧了增長和通脹的名義GDP目標制。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貨幣政策無疑會受到國際收支和資本流動的影響，涉及的問題是央行應不應該關註國際收支平衡?

相關的問題是央行的獨立性。普遍的看法是央行和貨幣政策應該獨立;也可以把央行和貨幣政策適當分開，強調貨幣政策應獨立。一個實行單目標制的央行是相對容易實現獨立的。但如果一個央行是多目標的，可能就更難以超脫政治現實的影響。這一方面是因為多目標就需要與其他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較多地協調、共事，另一方面，央行承擔的宏觀審慎和金融監管等職能，在權責上本身就比較敏感。

第三個問題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什麽關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理論上是有分工的，但在實際中常有沖突，也有交集。全球金融危機以後，財政政策使用得並不充分，這就被動地造成了對貨幣政策過度依賴。一個具體問題是，在發生系統性風險時，特別是在財政政策受到制約或者財力有限的時候，中央銀行是否應當參與救助?如何參與?

第四個問題是轉軌經濟體的央行有何不同。經濟轉軌的含義是從中央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轉軌初期，宏觀調控的市場基礎往往尚不存在，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很不完善，而且轉軌過程中通常都有巨大的財務缺口，財政能力極度脆弱。如果央行不推動金融改革和市場發展，就不會有健康的金融機構和市場機制，也就談不上貨幣政策的正常傳導。而且，轉軌經濟體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一樣，發展水平低，有把“失去的幾十年”追回來的願望，對經濟增長自然也會較多關註。因此，要在這種背景下理解一個轉型經濟體央行的目標選擇。

二、中國央行的目標與功能選擇

維持價格穩定的單一目標制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制度-簡潔、好度量、容易溝通。但對現階段的中國尚不太現實。長期以來，中國政府賦予央行的年度目標是維護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從中長期動態角度來看，轉軌經濟體的特點決定了中國央行還必須推動改革開放和金融市場發展，這麽做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動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轉軌，轉軌最終是為了支持更有效、更穩定的經濟。人民銀行高度重視價格穩定，這是各國央行都有的目標。經濟增長和就業重疊性較大，也是某些其它央行的目標。但中國央行功能中比較特殊的是改革開放、發展金融市場和國際收支平衡，也比較註意協調其它政府部門。這里的問題在於：為什麽央行要有這些目標?為什麽是央行而不是財政?

人民銀行為什麽要支持並組織改革開放?轉軌早期的共性問題是價格嚴重扭曲，稅收體系扭曲，非貨幣化實物分配，資源配置非常低效，銀行也還不是真正的商業銀行，缺少銀行法、會計準則、審計、貸款分類、財務報告等方面的健全制度。首先，中央銀行是否利用貨幣政策支持價格、稅收等市場化、貨幣化改革?這些扭曲和資源配置錯誤的損失通常最終都集中於銀行體系。大家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許多轉軌國家的銀行體系都被巨額的不良貸款拖垮了。中國的銀行體系在轉型中面臨同樣的問題，亞洲金融風波則進一步加劇和暴露了這些問題，中國銀行部門的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等指標嚴重惡化，國際業界普遍評論中國的大型銀行已經陷入了“技術性破產”。這時，不改革開放就不會有健康的金融機構體系，就沒有金融穩定可言，中央銀行難以實現價格穩定，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也無從談起。因此，在這一歷史階段，金融改革和實現金融系統健康化和穩定的重要性甚至要高於通脹等傳統目標。

當轉軌經濟體的舊有銀行體系被拖垮且財政虛弱時，小的轉型經濟體可以“出售”銀行來尋求金融機構健康性，也比較容易找到願意收購的外國銀行，中東歐的轉軌國家較多見到這一模式。但中國的銀行體系龐大且層級多，也難有外國銀行有能力和意願全面介入。中國不得不靠自己的力量來救助銀行並進行改造。但當時財政沒有足夠的資源，1990年代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低點僅約為10%，還有大量的計劃經濟歷史包袱，所以央行不得不設法救助金融機構和維護金融穩定。在這一過程中，人民銀行剝離了政策性不良資產，對問題銀行進行了註資，並推動各大型銀行公開發行上市、轉向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治理和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宏觀上維護了金融穩定，順利走出了亞洲金融風波的危機。同時，註重監管體制、法規建設、會計審計標準、貸款分類、財務報告等方面的微觀制度建設，為銀行業可持續健康發展和金融穩定奠定了基礎。

人民銀行為什麽要發展金融市場?轉軌經濟體通常價格機制僵化，缺乏成熟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絕大多數計劃經濟在轉軌時都沒有股票市場、沒有公司債，金融產品種類匱乏，更沒有衍生品工具用於進行風險管理。這種情況下，即便央行想讓貨幣政策向市場化方向靠攏、想建立現代化的宏觀調控框架也不可能，貨幣政策也無法正常傳導。改革初期，業界並沒有足夠的動力來發展金融市場，央行不得不考慮做這件事，中央政府也指定央行來發展金融市場。因此，人民銀行推動金融市場發展，是其更好履行貨幣政策職責的內在要求。

人民銀行為什麽要關註國際收支平衡?事實上，對所有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國際收支、資本流動、匯率和外匯儲備都是影響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的核心內容，新興市場經濟體央行關註國際收支平衡十分正常。這一點基金組織可能更清楚。而轉軌經濟體還有自身特點，因為計劃經濟時代的價格、貿易、匯率政策往往存在嚴重扭曲，許多轉軌經濟體都經歷了國際貿易的崩潰和國際收支的大幅惡化。

中國在轉軌過程中借鑒了東亞外向型國家的發展道路。這對中國經濟的各方面改革開放都貢獻良多，但也提高了中國對國際貿易和外資的依賴度，導致國際收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央行的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和價格穩定目標。因此，中國央行必須要關註國際收支平衡問題，相應也需要承擔管理匯率、外匯、外匯儲備、黃金儲備、國際收支統計等職能。財政在轉軌早期、中期面對大量顯性和隱性虧損，處於極度困難的階段，可以理解會對金融改革、匯率、國際收支取避讓策略。從中國這些年的情況看，內需和外需都向正確的方向得以調節，也應對了亞洲金融風波，說明央行關註國際收支的體制是對的。

與此同時，多目標和貨幣政策功效之間的關系也存在不容易處理的問題。中國央行追求多個目標確實可能會影響其獨立性，這個矛盾真實存在。考慮到中國央行要組織改革，要解決過去金融體系稅率和稅制的種種不合理之處，處理歷史遺留包袱，把大型金融機構改造為健康的、現代化的企業，這都需要和政府各部門去協調並共同完成。在這種情況下，央行要想有所作為，跟政府保持比較緊密的關系是有助於改革的。反過來說，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如果改革不到位，貨幣政策就難以選擇合適的工具，也難以傳導;如果央行過多強調低通脹目標，不在價格改革時容忍一定通脹，那麽反而可能阻礙整體的改革轉軌。當然，《中國人民銀行法》對央行獨立性也是有語言表述的，即“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依法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履行職責，開展業務，不受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幹涉”。如果今後央行的改革任務基本完成，目前的這種狀況也可能發生變化。

綜上，中國央行采取的多目標制，既包含價格穩定、促進經濟增長、促進就業、保持國際收支大體平衡等四大年度目標，也包含金融改革和開放、發展金融市場這兩個動態目標。這種選擇與中國處於經濟轉軌中的國情是分不開的。

三、多目標制帶來的挑戰

多目標制確實會帶來不少潛在的挑戰，首先是能否表達為追求優化的多目標函數，如能解決好權重系數，則可表達為線性或對數線性的多目標函數，且可論證它與一般均衡目標具有對偶關系。此外有若幹技術問題，比如：

第一，目標重疊。中國央行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兩個目標之間就有重疊，但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只要識別出重疊的部分，並賦予其與非重疊部分不同的權重系數即可。

第二，目標沖突。世界上處理經濟問題經常都是面臨兩難、三難困境，都要有取舍和權衡，目標沖突雖難以避免，但也很正常，即表現為目標優化中的相互抵消。

第三，多目標能否加總和如何確定權重。這其實是一個比較技術的問題，可綜合使用模擬市場和專家法來應對，稍後討論。

第四，模型複雜，不夠簡潔，溝通不易。簡單的模型和目標當然好，人人都想追求，但央行所面臨的現實世界和任務是複雜的，特別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央行都被賦予了更多的使命，如美聯儲除就業和價格穩定外還要負責監管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歐央行在歐洲銀行業聯盟建設過程中成為了單一銀行業監管機構，英格蘭銀行也增加了審慎監管職能。所以，複雜和不夠簡潔難以避免，而溝通困難的本質則是事物本身的複雜性。

第五，與經濟金融全球化的聯結仍是難點。傳統的貨幣政策模型多數只註重國內，但全球互動越來越顯著，產生眾多的關於溢出和反向溢出的討論。而金融穩定則從2008年起就一直是全球性問題，將不同國家、不同類別的模型加以聯結，可想而知是有難度的。多目標、多變量的方法在理論上有助於國內與國際的聯系、互動，但方法不成熟，挑戰眾多，加大了“維度災難”(Curse of Dimensionality)等困難。

四、多目標貨幣政策的優化問題

(一)多目標優化的權重問題

當央行同時追求多個目標時，央行面對的就是一個多目標的優化問題。這本身在經濟學中是很常見的問題。央行的目標函數可以是各個目標的線性函數或者對數線性函數。在數學上，央行可以理解為在一個一般均衡模型(GE)中，或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中，通過選擇合理的政策變量，來最優化這個目標函數，這里的關鍵在於如何確定目標函數中各個目標對應的權重系數。

我們知道在計算GDP時其實是一個線性加總的目標函數，所使用的權重系數是市場供需條件下形成的商品、勞務的公允價格。央行在求解目標函數最優化的時候，也可以模擬市場公允價格的形成機制，通過權衡決策層和專家層等各方面的意見，模擬出類似於在供求關系下得出大致公允價格，作為權重系數。

另外，幾個貨幣政策目標均存在容忍區間，在區間之內目標權重會呈現某種調整變化，這也可以通過專家法加以大致測度。比如在危機期間，中國就調高了金融穩定和金融機構健康化的權重。而在通脹較高的時候，價格穩定的權重升高;在經常項目余額占GDP比重較大的時候，國際收支目標的權重又會相應得到提高。這是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雖然這會使得中央銀行的目標函數看起來不太穩定，但也難以避免，不妨礙央行的多目標制。

(二)模型複雜化

多目標優化也會使得央行的宏觀經濟模型複雜化。我們需要考慮更多的變量，以及這些變量間複雜的動態關系，需使用向量自回歸(VAR)和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這些技術來建立行為函數，同時也會遇到更多的挑戰。一個就是通常所說的維度災難問題，但這也有一些技術方法去解決。對轉軌經濟體更大的挑戰還是來自於經濟機制的不斷轉變導致了樣本的不可比性和結構斷點。比如中國80年代以前的樣本幾乎是完全不能使用的，80、90年代的數據也較難運用，這就導致在使用模型進行分析的時候可用的樣本量很小。

(三)溝通問題

模型複雜化還會帶來溝通的困難。貨幣政策決策實際運用的模型是多變量、動態的，各變量及其滯後的變量間有複雜的交互關系。但多數人的思維方式和教科書描述傳統通常是單變量的、語言型邏輯。因此央行在溝通中一直面臨著兩難：如果溝通過於簡單，雖能保證公眾理解，卻無法反映事物本身的複雜性;如果溝通過於技術、複雜，則只有少數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能理解。這種兩難是每個央行在溝通過程中都面臨的。中國央行的做法是強調對專家層的溝通，以維護信息傳遞盡可能準確，並通過專家向廣大公眾做分析、解釋工作;同時，我們也會向公眾提供簡化版的溝通。

五、結語

今天我主要介紹了中國央行的多目標貨幣政策框架的背景和選擇的理由。當然，這種選擇不可能只有收益，沒有成本。我們不否認有些事是有代價的，關鍵是代價不能高於收益。與同樣處在轉軌經濟中的世界其他央行相比，中國央行推進了改革，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發展，大體上保持了金融穩定，也贏得了機會去更好地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可以說收益大於成本。盡管有觀點認為中國的體制選擇帶來了信用增長過快、高杠桿率和影子銀行等問題，但也只是相對其他新興市場比較而言。當前的中國仍處於發展變化之中，貨幣政策的目標和理念也仍在演變。中國經歷了較長時段的轉型，因而央行的制度安排也體現這一特點。轉型終將會大致告成，央行目標函數將走向簡化，許多國際經驗也將更加對中國有實踐意義。我們也在密切關註國際上關於中國貨幣政策的討論，並將根據今後的情況動態調整，不斷適應中國改革和發展階段的需求。

周小川行長出席金融穩定理事會全體會議

2016年7月21日，金融穩定理事會全體會議在四川成都召開。金融穩定理事會主席卡尼主持會議，來自成員經濟體中央銀行、財政部、監管機構以及國際組織的80位代表參加了會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出席。

全會討論了近期市場形勢和脆弱性、場外衍生品改革、金融技術創新等議題。會議通過了金融改革實施與效果、中央對手方、宏觀審慎政策等重要文件，擬於9月4日至5日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之前正式對外公布，作為峰會金融改革領域的重要成果。

金融穩定理事會全體會議是金融穩定理事會最高決策機構。中方作為東道國首次承辦了該會議。周小川行長出席了7月20日的歡迎晚宴，並致歡迎辭。

周小川：政府高度重視部分城市房價上漲 信貸增長會有所控制

據財政部消息，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表示，近期中國部分城市房價上漲較快，中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隨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正常化，中國也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中國將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

10月6日，2016年第四次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華盛頓舉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共同主持會議。此次會議是中國擔任G20主席國期間的最後一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以及稅收、受益所有權和反洗錢議題，並聽取了2017年G20主席國德國對明年G20財金渠道議程的介紹。

周小川指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繼續處於合理區間，物價基本維持穩定，就業市場表現良好，消費繼續穩中有升。近期一些重要經濟指標出現回升跡象，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重要貢獻。在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不斷改善，新的增長動力不斷湧現，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周小川行長表示，中國信貸/GDP與長期趨勢缺口上升，反映了中國應對全球經濟複蘇乏力和落實G20增長目標所做的努力。中國儲蓄率高，投資較快增長有充分保證。同時中國尚處於中等收入水平，有很多增長點可供挖掘。目前中國經濟中存在一些過剩產能，適當信貸增長可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去年中國資本市場出現一定波動，為維護金融穩定，當時階段性地出現了更多依賴銀行信貸融資的情況，但市場恢複穩定後已不再有大的增加。隨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正常化，中國也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

周小川表示，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尋求平衡，將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近期資本外流壓力有所緩解，考慮到中國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經常賬戶持續保持順差，中國跨境資本流動將向著更加平衡的方向發展。

周小川行長指出，近期中國部分城市房價上漲較快。中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積極采取措施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周小川：近期部分城市房價上漲較快 政府高度重視

10月8日，從財政部網站獲悉，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10月6日在華盛頓舉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共同主持會議。會上，周小川指出，近期中國部分城市房價上漲較快，中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積極采取措施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周小川行長指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繼續處於合理區間，物價基本維持穩定，就業市場表現良好，消費繼續穩中有升。近期一些重要經濟指標出現回升跡象，繼續為全球經濟增長作出重要貢獻。在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不斷改善，新的增長動力不斷湧現，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周小川行長表示，中國信貸/GDP與長期趨勢缺口上升，反映了中國應對全球經濟複蘇乏力和落實G20增長目標所做的努力。中國儲蓄率高，投資較快增長有充分保證。同時中國尚處於中等收入水平，有很多增長點可供挖掘。目前中國經濟中存在一些過剩產能，適當信貸增長可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去年中國資本市場出現一定波動，為維護金融穩定，當時階段性地出現了更多依賴銀行信貸融資的情況，但市場恢複穩定後已不再有大的增加。隨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正常化，中國也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

周小川行長介紹，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尋求平衡，將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近期資本外流壓力有所緩解，考慮到中國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經常賬戶持續保持順差，中國跨境資本流動將向著更加平衡的方向發展。

周小川行長指出，近期中國部分城市房價上漲較快。中國政府對此高度重視，積極采取措施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周小川：引導信貸穩定適度增長 降低企業杠桿率

中國央行10月9日消息，央行行長周小川在IMF部長級會議上表示，隨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正常化，中國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盡管銀行體系不良貸款有所上升，但資本充足，整體風險可控。中國將利用各種政策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在適當的水平，引導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穩步、適度增長。財政政策將繼續積極支持中高速增長。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實現6.5-7%的增長目標。

2016年10月7-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系列會議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並在第34屆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部長級會議上就中國經濟形勢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等議題作了發言。

周小川行長介紹，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繼續處於合理區間，物價基本維持穩定，近期一些重要經濟指標出現回升跡象。在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不斷改善，新的增長動力不斷湧現，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中國信貸增長較快，反映了中國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背景下應對風險、促進增長所做的努力。隨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正常化，中國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盡管銀行體系不良貸款有所上升，但資本充足，整體風險可控。

較早前，央行行長周小川10月8日在代表該行發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聲明中稱，“中國政府將繼續保持穩定和一致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創造一個有利的貨幣和金融環境進行結構性改革，同時管理總需求。中國將利用各種政策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在適當的水平，引導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穩步、適度增長。財政政策將繼續積極支持中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2016年上半年增速為6.7%，占全球經濟增長的25%。在今年前8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0.3%，工業企業的盈利率上升8.4%。2016年8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增長至50.4%，反映出商業活動複蘇。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實現6.5-7%的增長目標。

中國將在各方面進行改革，以提高增長質量及效率。將進一步推進利率自由化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將有序推進。

中國還將將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大力促進供應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以減少煤炭、鋼鐵和其他行業產能過剩為重點，降低企業的杠桿率，以及通過市場化的手段處理債務，如債務重組、債轉股、資產證券化、清算。這將有助於減少漏洞和風險，提升中長期增長潛力。

IMFC部長級會議主要討論了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近況和風險、全球政策議程和基金組織改革等問題。會議指出，當前全球經濟複蘇緩慢且不平衡，明年經濟增速預計會略高於今年，主要得益於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速有所好轉。部分經濟體的經濟表現和韌性有所改善，金融市場的短期風險大幅下降。但全球經濟的複蘇勢頭仍較為疲軟，全球總需求增長緩慢，產出缺口仍然存在，全球貿易、投資和生產率增速進一步放緩，地緣政治不確定性以及中期金融風險上升。發達國家生產率較低，危機遺留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正在經歷經濟調整和轉型;持續走低的大宗商品價格對大宗商品出口國持續帶來負面影響。總體而言，不確定性和下行風險增加，長期挑戰依然存在。

會議呼籲各成員國使用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在內的所有政策工具，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以及包容性增長。各國應更加靈活地實施財政政策，並實施更為增長友好型的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通脹低於目標水平且產出缺口為負的發達國家應繼續維持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註意金融穩定風險。結構性改革對於提高潛在增長率、提振總需求以及促進包容性增長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