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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出現失落的二十年，在此同 時，日商宜得利家居社長似鳥昭雄，卻能夠不畏經濟泡沫，帶領公司締造營收和獲利連續二十三年成長的傲人成績，似鳥昭雄能夠逆勢突圍的訣竅，就在於他永遠做 好準備，迎接逆境的到來。 撰文‧孫蓉萍 攝影‧吳東岳三月底，日商宜得利家居︵NITORI︶敦北店在原台北環亞百貨地下一樓正式開幕。相隔不過一個樓層，地下二樓，則是已在台灣深耕十六年、全 球家具龍頭業者宜家家居︵ＩＫＥＡ︶的重要據點。開幕當天，ＩＫＥＡ的主管特地與宜得利社長似鳥昭雄交換名片、打聲招呼。 ＩＫＥＡ的主管心裡大概也有個底，儘管ＩＫＥＡ在這裡已經深耕多年，占有一定的先進者優勢，儘管ＩＫＥＡ的全球規模遠遠超過宜得利，儘管似鳥昭雄的身價遠 遠不及宜家創辦人坎普拉︵Ingvar Kamprad︶超過二三○億美元的頂級富豪水準，但眼前這位笑容滿面、親和力十足的日本人，絕對是他不可忽視的競爭對手。 從來，似鳥昭雄就不怕正面競爭，說得更精準一點，他從來就不在乎「逆境」這一回事。 漲幅居冠 在逆境中創造出長期多頭 日本經濟泡沫在一九九○年瓦解後，進入所謂消失的十年、甚至二十年，不過在此同時，宜得利的業績卻進入了長期多頭。累積至今，公司營收、獲利已連續二十三 年正成長，創下日本股市紀錄。在消失的二十年間，宜得利的營業額成長幅度達二十一．四倍，淨利成長更達到五十二．八倍。 從日本股市與宜得利股價的落差來看，也能感受到似鳥昭雄「逆流而上」的驚人力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經股價指數收在三八九一五點，如今跌到剩下 大約三成，但在同樣的二十年期間，宜得利股價上漲幅度達十二．一倍（不含股利）。據統計，在消失的二十年，宜得利股價漲幅為日股之冠。 公司成長、股價上漲，因此即使宜得利的規模並不算大，但在美國《富比世》雜誌今年初發表的日本四十大富豪中，似鳥昭雄仍以資產八．九億美元（約合二八二億 元台幣）排名第三十名。 難能可貴的是，不像布局全球三十一國的ＩＫＥＡ，宜得利至今的海外市場僅有台灣一地。幾乎，似鳥昭雄是把公司的成長命脈完全壓注在死氣沉沉的日本市場，或 者可以說，在他的腦袋裡，從來沒有想過必須到哪裡去追求「順境」。 不刻意追求更有利的外在環境，於是能把心力集中在自體內部的強化。白手起家的似鳥並非畢業於名校，小時候功課也不好，「爸媽當然會擔心，但是，他們大概也 不知道該怎麼做，只好告訴我，想辦法做些不一樣的事吧！只要『不和別人一樣』，就有機會成功，當然，這恐怕需要比別人多三倍的努力。」爸媽大概也沒想到， 這則像是帶點無奈味道的開示，成了似鳥昭雄開發「逆流力」的起點。「後來，我又讀了松下電器產業公司創辦人松下幸之助的書，看到松下幸之助也只有小學畢 業，卻能發明雙孔插座，更確定了父母說的話是沒錯的，做不一樣的事，絕對是成功的必要條件。」創辦宜得利，就是基於「不一樣」的信念，但在當時，似鳥昭雄 的想法簡單得令人想笑。「大學畢業後，不知要做什麼，我只是看到附近的商店街上沒有家具行，所以決定做這生意。」 追求不同 一趟美國之旅改變企業命運一九六七年，他自己創設了「似鳥家具店」，沒想到開張不久，附近就出現了規模是似鳥家具店五倍的大型業者時，似鳥也面臨存亡關 鍵。 為了找出解決方法，似鳥決定到美國取經，這一趟旅行改變了公司的命運。即使經過將近四十年，但似鳥回想起當時的感動，仍記憶猶新。「我發現美國家具店裡少 有基本款的大型家具，但是對於能夠提高生活品味的地毯、窗簾、寢具等『家飾』則是應有盡有，而且整組幫顧客搭配好；更重要的是，價格只要日本的三分之 一。」所謂的「追求不一樣」，終於有了更具體的方向，似鳥昭雄決定把「提升居家品味」與「價格更便宜」當成「不一樣」的核心。似鳥說：「創業者首先要有的 就是遠見，先立定志向，知道創立一家公司的目的是什麼，確定自己的理念。」似鳥認真地說，創辦宜得利的終極任務「就是希望能讓日本國民過更好的生活」，而 「有品味」、「更便宜」不但能創造差異化，也百分之百的符合自己創辦宜得利的目的。 親自參與 常巡視工廠並提供新點子 如今，宜得利在印尼和越南都設有自己的工廠，成為該公司降價的最重要武器，另外還在中國、東南亞等地有三百家以上的合作工廠，由宜得利免費指導技術，而且 似鳥經常親自到工廠巡視，親自和各地的員工溝通，了解問題所在，隨時排除困難，他一年幾乎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國外。 令人訝異的是，似鳥本人也經常開發出許多熱賣商品，「我常常坐飛機，有一回在飛機的沙發座椅上躺著休息，忽然靈光乍現，想到為何家裡客廳的沙發不能調整椅 背高度，讓人躺著休息？」這個從飛機座椅得到靈感，讓似鳥開發出可躺式沙發，成為熱賣商品之一。 在他看來，商機其實藏在平日的生活中，這從他對台灣的觀感就能略窺一二。「你不覺得嗎？台灣住家的窗戶大小規格不一，這麼一來，窗簾都得必須量身訂製，無 法大量製造，價格很難降。」從這番回答不難體會，似鳥隨時都在觀察身邊事物，隨時都在想著怎麼做到「更便宜」。 「所以我一直認為『否定現狀』是很重要的，否定現狀才能找到更多的可能，才能避免驕傲、安逸。」也正是由於否定現狀，讓宜得利能在過去兩年的全球金融海嘯 期間，不但沒有受傷，反而趁勢提高市場占有率，再一次示範了逆流而上的漂亮身段。 原來，似鳥每年都到美國考察，多年前他看到美國房地產市場交易的盛況，當時他就有預感，認為房地產泡沫遲早會破滅，因此決定提早布局，「我開始透過降低成 本，一年多準備約五十億日圓的資金」。金融海嘯發生前的○八年五月，宜得利第一次降價，之後大約每三個月就降價一次，由於宜得利先前就儲備了足夠的實力， 讓口袋不夠深的同業望塵莫及，也受到消費者支持。 他說：「我們像是龜兔賽跑裡的烏龜，景氣好的時候，不會因業績好就衝得特別快；但不景氣的時候，也每天持續前進，這樣烏龜終究會贏過兔子，所以不景氣反而 是好機會。」長期經營企業一定會多次遇到景氣高峰和谷底，先做準備是不變的法則。 開張一個半月，宜得利敦北店的營運狀況果然挺過強力競爭，公司表示，目前業績達成率已達一三○％，四月十六日開幕的高雄店，達成率也有一二○％。「畢竟我 們的東西和競爭者不一樣，與其說是競爭，說這個地點是個逆境，不如說兩家店能創造更多客源。」似鳥昭雄的心法再明顯不過了，只要「不一樣」，就能把逆境變 順境。 不只《富比世》 似鳥行善也榜上有名 似鳥昭雄名列《富比世》雜誌日本富豪榜，此外，在《富比世亞洲》雜誌選出的亞太地區48位善心人士中，同樣也有似鳥昭雄的名字。 因為他為了回饋故鄉，設立「北海道支援基金」，扶助藝術、文化等多種領域的團體，還實施北海道夕張市櫻樹和楓樹的植樹計畫，幫助故鄉吸引更多觀光客。他在 日本還創立「似鳥國際獎學金」，提供給亞洲留學生。 此外，2004年日本新潟大地震、05年印尼大海嘯和08年中國四川大地震時，也分別捐款1億日圓或2億日圓，協助災民重建家園。有別於宜得利家居目前的 海外布局僅有台灣市場，似鳥昭雄捐款行善的對象看來已經遍及亞洲了。 似鳥昭雄 出生：1944年 現職：宜得利家居社長 學歷：北海學園大學經濟系 經歷：似鳥家具店創辦人 | ||||||
上周发在FTC上的专栏，核心意思是：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民营 企业夹居其间，进退失措。
标题：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
上周发在FTC上的专栏，核心意思是：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民营 企业夹居其间，进退失措。 标题：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 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 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个疑惑：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 ――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 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只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 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关于这一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也曾经 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然而在中国，诺斯或马克思的论述却不尽然准确，因为，政 府收入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一治国理念之形成及传承，始于公元 前7世纪，在当时，齐国的管仲将盐铁收归国有专卖，此后两千多年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 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 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个疑惑：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 ――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 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只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 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关于这一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也曾经 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然而在中国，诺斯或马克思的论述却不尽然准确，因为，政 府收入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一治国理念之形成及传承，始于公元 前7世纪，在当时，齐国的管仲将盐铁收归国有专卖，此后两千多年以来，被相继收归国有专营的有：酒、漕运、矿山、铁路、外贸、银行以及土地等等，在这种体 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 的角色？
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这位从1979年起就专心关注中国的香港教授看来，最近这三 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
以来，被相继收归国有专营的有：酒、漕运、矿山、铁路、外贸、银行以及土地等等，在这种 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这位从1979年起就专心关注中国的香港教授看来，最近这三 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 “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 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 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 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 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雄辩而天才横溢的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却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 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 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的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
“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 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 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 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 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雄辩而天才横溢的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却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 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 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的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也必然变得非常之诡异。
关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扮演，诺斯的意见似乎也与张五常有点出入。在《西方经济的兴起》一书中，诺斯通过对15世纪西班牙“羊主团”的案例研究发现， “不能保证说政府会认为保护增进效率的所有权（即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相对于社会收益率提高），与反对可能完全阻扰经济增长的业已受到保护的所有权，同样 对其有利。作为一种比较，政府在出售可能阻扰创新和要素流动的专有的垄断权时会得到短期利益，因为他直接从这种出售中所得的收入多于其他来源所得――即经 济结构重组的交易费用将超过直接收益。”
诺斯进而论证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 动······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是张五常说的对，还是诺斯说的对，而或他们各自说出了事实的一个方面？这实在值得持续的观察，在这样的分歧里，也许埋着另外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 它可能是光明的，也竟可能是灰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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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流興懷舊，筆者近日查閱過去 40多年恒指成分股的轉變，發覺這些資料正好見證戰後香港經濟的種種變遷。 恒生指數是以1964年7月31日為基數日，基數點是100點。 當時香港只得英資的香港證券交易所（簡稱香港會），上市公司總數不過60多間，主要是外資大行。恒生銀行初時選取30間上市公司股票作為成分股，到 1969年增加至33間，並且開始正式向外發布恒生指數。 恒指最初的30隻成分股（見附表），大部分屬英資4大行的公司，這4大行包括怡 和（當時包括九龍倉）、和記黃埔（1978年合併）、太古及會德豐（1965年和記脫離會德豐）。其餘的公司，除了九巴和兩間紗廠外，亦是由外資操控，本 地華資的經濟實力，根本無法相比。 若以行業分類，30隻成分股中，有8隻屬公用事業股，6隻是和航運相關的股份。銀行股只得1隻滙豐，地產 股則有2隻，包括怡和系的置地及會德豐旗下的香港信託（後改名置業信託）。由此可見，上世紀60年代的香港經濟，仍以貿易航運為主，金融和地產業還未成為 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 1967年香港發生暴動，地產市道陷入低潮，一批新冒起的華資地產商把握機會，以低價吸納大量土地，之後在1972年 一窩蜂將公司上市集資。幾間主要地產公司，包括長實、新鴻基、永泰（李兆基成立的地產公司）、新世界、信和、合和和恒隆，都是在這一年上市。 與 此同時，英資大行見到航運業走下坡，地產市道蓬勃發展，便相繼將旗下擁有的船塢和貨倉用地，改為發展商業和住宅大廈。到80年代初，本地工廠的生產線紛紛 北移，不少工廠用地、啤酒廠和牛奶公司牧場，亦改為興建私人屋苑。隨着物業發展收益增加，地產公司的市值大幅上升，陸續有地產公司成為恒指成分股。到 1987年，33隻恒指成分股，有超過10隻屬地產股。 97回歸前十多年，本地華資企業積極收購英資企業，逐步操控香港經 濟命脈。1980年包玉剛成功收購九倉，1985年再透過九倉全面收購會德豐。1979年李嘉誠透過長實收購和黃，到1985年再透過和黃收購置地名下的 港燈。在80年代初，李兆基亦透過恒基集團取得中華煤氣及油麻地小輪的控制權。怡和為了避免華資收購，不時要重整公司架構去鞏固控制權，並決定在1994 年底終止在香港上市的地位。 97回歸後，中資企業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力逐漸增加。不少大型國企，相繼在香港以H股方式上市。現時恒指成分股已 增至42隻，超過一半屬國企或中資企業。42隻成分股分為四類：11隻屬金融股、4隻屬公用事業股、7隻屬地產股，其餘歸入工商業股。由此可見，內地經濟 及金融業的表現，對恒指及香港經濟的影響，遠較六、七十年代為大。 恒指最初的30隻成分股，現在只剩下7隻，包括中電、港燈和煤氣3隻公用 事業股，以及滙控（之前滙豐）、九倉、太古及和黃（之前和記黃埔兩間公司）。這7隻僅存的成分股，到底哪一隻在過去數十年來表現最佳？留待日後和讀者再分 析。 （按：本文內容參考馮邦彥多本有關華資及英資財團的著作，筆者特此感謝。) | ||||||
“生 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孔子把財富與生產及消費扯上關係，鼓勵人多生產，勸免人少消費，剩下來的當然就是積蓄 了。以貨幣作為財富累積、交易媒介及會計單位來看，積蓄相當於投資；從國民經濟核算來說，積蓄就相當於當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它可提升生產能力，以至經濟 的增長潛力。孔子約為公元前500年（即2,500年前）的人，當時經濟的貨幣化程度想必仍相當低，金融體系亦幾乎不存在，假如孔子真的這樣想，那他豈止聖人？當想到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大約2,300年後才於其著作《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財富的累積」一章裏提出「節儉可增加資本，揮霍無度則減損資本」，他在經濟領域的權威性實在給孔子比了下去。
文述一段是前金管局總才任志剛於2007年9月13日發表文中，這是金融海嘯萌芽的時候發表的，他引用了孔子及阿當．史密斯的之言，「積穀防饑」這是老新常談的事宜吧！大人之言怎會不對；然而，任總又在下文說到：“積蓄及投資過度，會引致經濟的生產能力遠遠高於社會對商品及服務的整體需求，因而造成失業率高企，甚或會導致通縮或衰退。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又如何取捨可持續的經濟擴張以及經濟盛衰周期？”這真的天花亂墜，使人摸不著頭腦？一言以敝之，孔子及阿當．史密斯的時代都不可與今天同日而語，縱是一百年前，人類的生產力都嚴重不足，只要有生產就會有需求，這是金本位制度(Gold Standard)徹底崩塌之前的事，交易貨幣多是貴金屬，買賣活動基本等同物交物的交易(Barter Trade)，而貴金屬亦可通過生產力而獲，就是多開闢礦場就是？資本主義狂熱最初追逐的是黃金，國家有了黃金資就是富強的象徵，當年西班牙及葡萄牙積極開拓殖民地，就是要搶奪黃金！
任總下文又謂，當時內地儲蓄率高達40%以上，以及市場對內地過度投資及急速擴張的經濟能否持續的憂慮。任總所指的投資，相信是指「財政政策 – Fiscal Policy」投放的資金，理論上經過投資可以創造就業職位，當新就業的人民賺取了收入以後自然會消費，如果這一批人民老是把收入儲蓄起來，則中央的算盤則打不響了，因當他們不消費則未富起來的人民無法賺取收入，資源分配自然不平均，今天距離金融海嘯的風眼兩年後，我們看到了，原來中央的投放的資金都跑去追逐泡沫經濟了，因由何在？貧民拒絕消費是因為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所需尚未解決，最低限度也要蓄錢購房子；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物價便宜，富民的衣食住行則太容易解決了，瘋狂消費之後仍然餘下太多，於是，對消閒性質的投資熱衷起吧，炒賣是二十一世紀的時尚，是以股摟炒過不亦樂乎！
文中任總亦引用《大學》主要關乎人的品格培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指出要對公元前500年的存量與流量作出清楚的區分，並了解兩者的經濟關係實在不大可能，我貓王多次提出，在貨幣信用發行(Credit Issue)的 制度下，貨幣不斷貶值，不消費者是傻瓜！中國人有土斯有財的觀念是聰明的！國家的外匯儲蓄雖然越來越多，卻大部份以非實債券投資，沒有保障，有學者指出可 以把儲蓄投資在外的礦場或公司等，可是中國始終未擁有這些礦場的主權，別人可以在我們投資的礦場上徵收暴利稅，當礦產運回時比直接與他們購入更貴，任總亦 引用了孔子之言「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此言的喻意深長，以身發財暗喻了以權力攫 取經濟利益者，今世界最容易以權謀私的是地產發展，任總認為財生財才，我提過中國要走「新經濟」的路，科技興國才是正路！此文拾人牙慧，我剪存任總很多文 章，覺得「孔子會否是史上首位經濟學家」這一文很有趣，不過仍有點官腔，我改寫之，望大家看得懂！
http://blog.caing.com/article/7718/
我对从1990年起到2009年的20年的一些宏观经济数字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统计的方式对这些数字进行了解读。 宏观经济的指标有很多，普通人最关心的可能就是CPI。 首先看一些与CPI有关的指标的相关性：
可以看出，CPI与PPI相关系数为0.888，相关性非常高。而CPI与M2的相关系数为0.75，相关性也非常高。
如果把1991年到2009年的M2增长和CPI绘制成一张图，就会发现二者有很强的关系。线性模型可以解释56.27%的统计相关性。
由于M2增长的滞后效应，我又对M2增长和下一年的CPI进行了分析，发现线性模型可以解释高达78.63%的统计相关性。而两者的相关系数则高达0.887，几乎和CPI与PPI的相关系数一样。
如果再往后推一年，则线性模型只能解释49.27%的统计相关性。 从上面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M2增长与下一年的CPI有着极高的相关性。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887，而且线性模型可以解释高达78.63%的统计相关性。按照线性模型，2009年高达28%的M2增长意味着2010年的真实CPI有可能在10%左右。
http://blog.caing.com/article/7905/
在所有宏观经济指标中，GDP恐怕是最重要的一个。全国上下，无不为这个数据而痴狂。由于GDP涉及到经济的几乎所有方面，作为一般的投资者，根本不具备测量这个数据的能力。但是，根据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定的规律。 我认为有两个数据和GDP关联比较大：货运量和用电量。 货运量 一般来讲，经济增长越快，货运量越多。通过分析过去30年的全国货运量增长和GDP增长的关系，我发现两者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线性模型能够解释40%的统计相关性。
用电量 一般来讲，经济增长越快，用电量也越多。通过分析过去30年的全国用电量增长和GDP增长的关系，我发现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线性模型能够解释25%的统计相关性。
但 是，我发现1998年、2003年和2004年的用电量和GDP增长数据异常。1998年的GDP增长7.8%，但是用电量只增长了2.8%左右。而 2003年和2004年用电量增长达到历史最高的15-16%左右，而GDP才增长了10%左右。如果去掉这三个异常数据点，线性模型能够解释35%的统 计相关性，提高了10个百分点。
货运量+用电量 由于货运量和用电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结合起来一起看。如果结合货运量和用电量，并去掉三个数据异常点，线性模型能够解释54%的统计相关性。
按照上半年货运量增长15.5%，用电量增长21.54%的数据计算，GDP增长有可能高达18%左右，保8不小心保成了18。可以预见，下半年经济必须减速，才能顺利实现8%的预定目标。这也许就是目前宏观调控的原因。
http://blog.caing.com/article/7888/
http://blog.caing.com/article/7828/
M2的影响有多大？M2的滞后作用是多少个月？我用2001年以来的月度M2增长和CPI及PPI数据进行了相关系数分析。
从相关系数的分析可以看出，M2与11-12个月之后的PPI相关系数最高，而M2与14个月左右之后的CPI相关系数最高。 M2与PPI的关系比较简单，11-12个月后达到最高相关度，之前或者之后的相关度是下降的。超过20个月后，M2与PPI的相关度反而有所上升。这可能是M2本身的周期性造成的。20个月后，M2下一个周期的作用开始体现。 M2与CPI的关系则比较复杂。两者的相关度从11个月之后就比较高，然后相关度缓慢上升，在14个月左右达到高峰，之后缓慢下降。M2对CPI的影响似乎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且影响常达10个月左右。有趣的是，M2与CPI的相关度在21个月后才显著下降，这也是PPI与M2相关度重新开始上升的时间点。 一般认为PPI是CPI的先行指标，但是，对PPI与前后不同时期的CPI的相关系数分析发现，PPI与一个月之前的CPI的相关系数最高，甚至高于与当期的CPI的相关系数。从这个角度看，PPI很难说是CPI的明显先行指标。
从前面的分析，我怀疑M2本身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因此，我对2001年以来M2增长情况作了傅立叶分析，发现M2的变化果然有21个月左右的周期。
都说中国股市是资金市，那么股市有没有受M2影响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呢？我对2000年以来的上证指数也进行了傅立叶分析，发现上证指数也有明显的21个月和42个月的周期。
如果把M2和上证指数这两个指标的傅立叶频谱分析画到一张图里，并调整坐标系，就会发现非常有趣的重叠。这两个指标都具有明显的21个月左右的周期。
M2的影响，从PPI到CPI，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了股市。从物价到股市，M2的影响无处不在。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00819/144340.html
第一次看到政府提经济“两难”是在今年两会的政府报告中。6月份，总理再提这个词，终于引起媒体热议，我也按捺不住，在这里凑两句。
“两难”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处理保增长、调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关系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具体表现在：保增长与调结构;稳定通胀预期与物价上涨压力; 控房价与保支柱;加息与鼓励投资;提高居民收入与增加国家、企业收入;人民币升值与稳定出口等六大方面存在政策抉择上的“两难”。
其实这些“两难”在我看来并不是很难，比如说：保增长还是调结构?必然是调结构。因为只有结构的调整，才有下一个30年的稳定增长。保增长是“近忧”，调结构是“远虑”。
控房价还是保支柱?必然是控房价。因为房价是民生，是稳定，是政治。控房价在技术和决策层面都不是问题。实际上，房价管控的难度在于地方政府、银行等利益集团的不情愿、不配合。
提高居民收入还是增加企业、国家收入?当然是优先提高居民收入，适当提高企业收入，而国家收入不是太少，而是已经太多，决不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手段再提高!
稳定通胀预期还是控制物价上涨?当然是稳定通胀预期。通胀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存在的现象，实际上最大的得益者是国家，吃亏的是现金持有者，包括广大银 行储户。持续的通胀政策，除了推高各类资产的价格，股市也长期高温不退，还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物价的上涨是由通胀政策引起的。是果，不是因。
加息还是鼓励投资?当然是鼓励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保持活力，才能高效、持续地增长，才能有效地调结构。
人民币升值还是稳定出口?当然是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升值人民币是必然，淘汰部分出口产能也是必需的。否则如何调结构?
我们始终强调要“软着落”，我就始终想不通为什么?谁都想“软着陆”，但是世上有免费的午餐吗?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吗?打麻将还特别忌讳胡到“字碰”或者摸到八个花呢!在某些领域、某些部位的“硬着陆”，实际上是对整体的保护，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其实这样的“两难”是所有决策者都会面临的问题，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就跟力学上作 用力和反作用力一样，这是宇宙的基本规则之一。为什么政府和总理要拿出来跟大家说呢?我想：一是政府决策透明化、公开化的表现，体现这一届政府亲民、爱民 的一贯风格;同时也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外在表现，政府作为“老娘舅”看来也是左右为难。
建国六十多年来，从一开始的强人(毛泽 东、邓小平等)治国，到这几届的精英(江泽民、胡锦涛都毕业名校)治国，领导人依赖于个人魅力的成分在减少，决策方式也更倾向于集体决策。如果说朱镕基时 代还带有浓重的个人风格，到了温家宝这一届政府更多的是平衡和调和。这对于经历了长时间高速发展后的中国局势也是比较合适的。
高速发展 的结果，必然是将许多原先不显著的矛盾变得显著，原先不起眼的差距变得明显，原先的微小不平衡容易形成动荡。各种矛盾和力量的碰撞和博弈是在所难免的。而 中国各阶层发表自己声音的渠道并不均衡，往往总是强势力量发出的声音越是响亮(想起了中学英语课本里学过的“金喇叭”)，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沟通，再进 入下一阶段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相当有必要。
从这种经济领域的“两难”问题里，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各个利益集团在决策机制里都应该有自己的代理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只会使矛盾激化，“两难”越来越多，甚至(困)“难”变成(灾)“难”。
（文章转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