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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功勝：中國已經實現的對外投資政策不會再“拿回來”

3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進行了題為“跨境資本流動：挑戰與應對”的發言。

對於市場關註的外匯管理政策問題，潘功勝再次強調，中國的外匯管理不會走回頭路，不會再走回資本管制中去。

不過，他也指出，任何形式的改革，任何國家的改革，不能僅僅只有目標，應該有達成目標的策略，不能僅僅有決心，而且需要改革的謀略。推動資本項目的開放，不同時期的重點、時機和節奏是不一樣的。

今年年初，潘功勝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中指出，外匯管理政策“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在周一的早餐會上，他再次提及這個比喻。潘功勝稱，“這個比喻未必合適，但是態度非常清晰，就是中國的外匯管理不會走回頭路，不會再走到資本管制的牢里來”。

目前，外匯局在外匯管理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方面會考慮兩個基本因素。首先，是堅持外匯開放，支持和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提升跨境貿易可投資的便利化程度；第二是防範跨境資本流動的風險，防範跨境資本的無序流動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的沖擊，維護外匯市場穩定，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基於這兩項基本的因素，潘功勝介紹了我國現行的外匯管理政策取向的四項基本內涵。首先，回顧中國外匯管理政策改革的路徑，潘功勝指出，上世紀末，我國實現了經常項目的完全可兌換;本世紀初以來，我們逐步實現了直接投資項下的基本可兌換;在證券投資項下可兌換的程度在逐步提高。但是證券投資項下是通過開放通道的形式來實現的，比如QFII、RQFII、QDII、RQDII、滬港通、深港通，包括我們現在正在考慮的債券市場開放的債券通和股票市場的滬倫通。

“中國已經實現的這樣一些政策不會再推翻和拿回來。”潘功勝強調。

此外，中國外匯管理政策改革還有另外一層深意。“我們要繼續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其中一個重要任務，是推動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潘功勝稱，回顧2016年，我們在推動中國資本項目開放方面還是有很多亮點。比如，企業可以按照全口徑跨境融資的政策，來決定跨境融資的額度、形式、方式、時間。開放了中國的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深化了QFII、RQFII制度的改革，弱化了QFII的額度的限制，開放式基金贖回的時間限制以及QFII基金鎖定期的時間的約束等。優化了滬港通，啟動了深港通等。

“資本項目的開放，應該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金融市場的情況，以及金融的穩定性有很大的關系。所以，不同的時期，推動的重點、節奏、時機，應該和一個國家的金融市場的情況以及國際市場的情況是相關的。”潘功勝指出。

第三個措施是構建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市場監管體系。宏觀審慎的管理方面要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的預警和響應機制，豐富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的工具箱。

潘功勝稱，過去兩年中，外匯局所采取的宏觀審慎管理的工具有很多，其中包括在遠期購匯征收了20%的準備金。企業的跨境融資實施全口徑的跨境融資管理。同時，在外匯市場微觀市場的監管方面，在國家法律法規和現行外匯管理政策的框架下，開展市場監管和執法，維護國家法律法規和外匯管理政策的嚴肅性，維護一個良性、健康和穩定的外匯市場的秩序。

“雖然其中的一些政策在未來是面臨改革的，但是現在的政策框架是這樣的，作為政策的執行部門，我目前按照現在的政策框架來執行的。”潘功勝指出。

第四項就是完善匯率的形成機制，增強匯率的彈性。他說，我們一直按照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完善匯率的形成機制，不斷提高匯率政策的規則性、透明性和市場化的程度。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基本穩定，維護市場預期的穩定，尤其是對一籃子貨幣的穩定;同時會根據國際外匯市場和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增強匯率的彈性，保持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之中的功能。過去一段時間，我們也看到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保持基本穩定，其中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是小幅波動，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匯率也是呈現有升有貶的雙邊的波動。

潘功勝：企業債券占直接融資比重達80%

外管局局長潘功勝在2017年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表示，近年來中國債券市場發展較快，形成了多樣化的債券品種結構、多元化的投資者結構、較為完善的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在債券市場頂層設計過程中，我們充分吸收了國際債券市場發展經驗。

債券市場發展推動了中國整個金融市場結構改革。十幾年的時間，中國社會融資規模和結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2002年，企業債券只占整個社會融資規模的1.8%，到2016年增長到16.8%，企業債券占直接融資比重達80%。20多年來，中國債券市場發展經驗主要有以下幾條：

第一，吸收國際成熟債券市場發展經驗教訓。面向合格機構投資者，依托銀行間場外市場推動債券市場發展。第二，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減少行政管制。對銀行間債券市場實行債券發行備案制，也實行市場自律管理體系。同時，強化信息披露、信用評級、會計審計等市場化的約束機制。第三，利用後發優勢，在基本制度、基礎設施建設的安排上，充分吸收國際上的發展經驗。第四，推動債券市場的開放。一是鼓勵境外投資者、境外機構到中國債券市場發債。二是鼓勵境外投資者進入中國債券市場進行投資和交易。

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是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豐富人民幣國際使用具有很大意義。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使用發展速度比較快，從支付結算的功能逐漸走向投資交易和儲備資產的功能。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滿足境外機構對人民幣資產配置的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近年來，人民銀行、外匯局在放松市場準入管理、取消額度限制、豐富風險對沖工具、便利跨境資金匯兌等政策方面，均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改革。

下一步，我們將從完善相關法律、會計、審計、稅收、評級等政策方面，豐富風險對沖工具，創造更加友好便利的投資條件、制度安排。同時，穩步推動金融市場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跨境合作，加強與境外投資者的溝通交流，進一步提高市場透明度。

外匯局長潘功勝與寶馬等外企座談 回應利潤匯出問題

上個月召開的國家發展高層論壇上，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曾公開表示，外匯局將本著開放態度與市場溝通，近期計劃邀請外資企業去外匯局座談。如今承諾如期兌現。4月6日，索尼、寶馬、戴姆勒、殼牌、輝瑞、IBM、VISA等多家外商投資企業圍坐一圈，與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開了個座談會。

“企業提了一些利潤匯出辦理過程中的困難，潘功勝一一回應。”一位參會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外會上還留了聯系方式以便日後加強溝通。潘功勝重提了外商企業利潤匯出不受限，強調不搞外匯管制，但指出需要加強合規審查。

今年2月，網傳寶馬中國區公司賣車銷售利潤匯出困難。外匯局通過官方微博多次辟謠稱“中國將限制外企在華盈利匯回“這一消息不屬實，外匯局相關政策無任何變化。3月20日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對於此前有媒體報道稱外資企業在中國賺取的利潤不能正常匯出的問題，潘功勝公開作出回應。他表示，外資企業在中國賺取的利潤可以在中國再投資，也可以匯出，但是在進行匯出的時候有一些基本條件，一共包括四個：第一，按照中國公司法律要求要彌補以前的虧損;第二要有一個董事會的利潤分配的決議;第三要有一個經審計司審計的財務報表;第四，要有一個在中國的完稅證明。滿足這樣一些要求，企業利潤匯出是不存在問題的。“這四個條件也不是現在的條件，是過去一直存在的條件。”潘功勝強調。

在外商投資企業座談會上，潘功勝指出，建立穩定、良性的外匯市場，符合監管部門和市場主體的共同利益，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當前，我國外匯市場形勢比較穩定，跨境資金流動趨向平衡。未來，我國跨境收支具有良好的穩健基礎。

他強調，當前中國外匯管理工作基於兩個基本點，堅持改革開放，進一步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水平，更好地服務企業、服務實體經濟;同時切實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依法加強外匯市場監管，維護一個健康、穩定、良性的外匯市場秩序，為改革開放發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潘功勝：防範跨境資本流動沖擊 維護金融市場穩定

據外管局網站消息，外管局局長潘功勝在國家外匯管理局舉辦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暨黨風廉政建設專題輔導報告會上強調，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水平，服務實體經濟;防範跨境資本流動的過度沖擊，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

附全文

國家外匯管理局舉辦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暨黨風廉政建設專題輔導報告會

5月2日，國家外匯管理局舉辦學習貫徹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暨黨風廉政建設專題輔導報告會。黨組書記、局長潘功勝同誌作主題報告，黨組成員、副局長楊國中主持會議，外匯局黨組成員，局機關、事業單位全體黨員及中央外匯業務中心部分黨員代表參加會議。

潘功勝局長指出，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以全面從嚴治黨為主題，充分體現了黨中央直面黨內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全面從嚴治黨的決心、魄力和擔當。外匯局落實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一是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堅決維護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二是強化黨內教育和監督，嚴肅黨的紀律。三是堅持正確的選人用人導向，建設一支忠誠、幹凈、專業、擔當的幹部隊伍。四是做好外匯管理工作，維護國家金融安全。

潘功勝局長強調，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水平，服務實體經濟;同時在一個複雜多變的世界中，防範跨境資本流動的過度沖擊，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是外匯局的雙重使命。外匯管理部門將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齊心協力，努力工作，以優異的成績迎接十九大的勝利召開。

外匯局局長潘功勝：中國無意通過貨幣貶值提升競爭力

央行副行長、外匯局局長潘功勝近日在《當代金融家》雜誌撰文稱，中國無意通過貨幣貶值提升競爭力，既沒有這樣的意願，也沒有這樣的需要。人行向市場提供外匯流動性，旨在防止匯率超調和“羊群效應”，維護市場穩定。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求得平衡的做法，對國際社會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幣匯率無序調整的負面溢出效應和主要貨幣的競爭性貶值。

潘功勝還稱，中國在制定和執行外匯管理政策時，堅持以下兩項基本原則：一是堅持改革開放，支持和推動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進一步提升跨境貿易、投資的便利化水平，服務實體經濟。二是堅持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防止跨境資本無序流動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沖擊，維護外匯市場穩定，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

以下為文章全文：

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水平，服務實體經濟;同時在一個複雜多變的世界中，防範跨境資本流動的過度沖擊，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是我們的雙重使命。

全球跨境資本流動的動態演進

跨境資本流動是經濟全球化的伴生物，有助於推動資金在全球範圍內有效配置，並且帶動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傳播和流動，有助於全球經濟增長。同時，跨境資本流動具有逐利性、順周期和易超調等特點，短期內資本的大規模無序波動可能對經濟金融帶來沖擊。從歷史上看，新興經濟體曾多次出現跨境資本“大進大出”，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當資本大量流入時，壓縮了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推升了資產價格，一定程度降低了新興經濟體推動經濟改革和結構轉型的動力。當資金大規模流出時，可能導致貨幣貶值、金融市場劇烈動蕩、金融體系脆弱性增加，進而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本世紀以來，全球跨境資本流動主要經歷了兩大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0～2013年，國際資本高強度流入新興經濟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資本流入主要是因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較快，資本回報率較高;國際金融危機後，資本流入則是因為主要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國際市場流動性泛濫。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以來，國際資本開始從新興經濟體流出。主要是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分化，特別是隨著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並啟動加息，跨境資本流動開始轉向。目前全球經濟增長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主要國家都面臨不少風險因素，國際金融市場波動、跨境資本流動撲朔迷離，跨境資本流動的流量、流速、流向、結構都處於動態的變換之中。

金融危機後，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共識，就是國際宏觀經濟和宏觀審慎政策合作的重要性。主要經濟體進行政策調整時，應充分考慮其對全球經濟的溢出效應，共同維護金融穩定。IMF總裁拉加德2016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演講時指出，“全球一體化程度的加深提高了產生溢出效應的可能性——通過貿易、金融或者信心的影響。隨著一體化繼續推進，有效合作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轉至關重要。這要求所有國家集體行動。”近年來，國際社會在G20、IMF、FSB等框架下也開始努力推動協調合作。在這種大環境下，脆弱的經濟體應積極推動結構性改革、優化經濟和進出口結構、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各國政策當局應實施恰當的宏觀審慎政策，對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與跨市場風險傳播進行宏觀、逆周期的調節，防範系統性風險。

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的特征及變化

受全球資本流動格局的變化影響，本世紀以來，中國跨境資本流動呈現出兩個階段的特征。第一個階段是2000～2014年上半年，中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外匯儲備規模快速上升，資金大規模流入中國。國際金融危機前，直接投資流入規模較大;國際金融危機後，證券投資、外債等其他投資資金占比開始提升。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下半年以後，中國經常賬戶呈現順差，但資本賬戶出現逆差，且資本賬戶逆差開始大於經常賬戶順差，跨境資本開始流出，外匯儲備由升轉降。從時間、流向等方面看，中國與全球跨境資本流動格局保持高度一致。

兩個值得關註的變化：一是市場主體對外資產快速增長。以前中國對外資產基本由官方外匯儲備形成，官方對外資產占比最高時超過70%。近年來，中國對外資產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通過外匯儲備形成的官方對外資產下降，市場主體持有的對外資產上升，截至2016年底,官方、民間持有的外匯資產各占50%。二是市場主體對外債務減少。前幾年美聯儲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元利息成本較低，中國企業借入了較多外債;近兩年，美聯儲退出QE並逐步加息，美元利率有所上升，美元匯率有所走強。同時，中國的國內利率有所下降，在低利率環境下，中國企業從國內融資更容易，開始傾向於加快償還美元外債,降低高杠桿經營和貨幣錯配風險。2016年一季度,中國企業本外幣全口徑外債從2014年底的1.8萬億美元下降至1.4萬億美元，其中外幣外債由9000億美元降到7500億美元。2016年二季度以來，中國企業外債去杠桿化進程告一段落，外債規模開始回升。

當前向均衡狀態收斂：外匯儲備、銀行結售匯、跨境收支差額、美元指數等指標顯示了外匯市場的變化趨勢。2015年12月，美聯儲第一次啟動加息，2015年第四季度美元指數上升了2.4%，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中國外匯市場經歷了高強度波動。2016年第四季度，美聯儲加息升溫，加上美國大選因素，美元指數上升了7.1%，但和2015年四季度比較，中國外匯市場波動明顯減弱。2017年1月份以來，中國外匯市場表現趨穩，2月份、3月份外匯儲備增加，跨境收支經歷了17個月逆差之後，由逆轉正，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入趨向均衡。

未來跨境收支具有良好的穩健基礎：一是中國經濟正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中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更有質量、更有效率;二是中國經常賬戶順差保持在合理區間，2016年經常賬戶差額占GDP的比例為1.8%;三是中國仍將是境外長期資本最具有競爭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投資目的地之一;四是中國外匯儲備充裕。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來華直接投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近年出現快速增長，2016年增速超過40%。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體現了綜合國力的提升、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一帶一路”倡議和國際產能合作以及簡政放權穩步推進等，有利於推動中國經濟轉型，促進世界和被投資國經濟增長，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但對中國外直接投資中有一些非理性和異常的投資行為，如大額非主業投資、“母小子大”、快設快出行為等。有的企業在自身高負債情況下，依然大額舉債到海外開展收購;還有的市場主體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包裝下，非法轉移資產。

中國政府一直鼓勵企業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參與“一帶一路”共同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促進國內經濟轉型升級，深化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互利合作，遵循“企業主體、市場原則、國際慣例和政府引導”的對外投資管理原則。外匯管理也支持國內有能力、有條件的企業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活動。但汲取20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對外投資快速增長的經驗和教訓，中國企業走出去，走得“快”不等於走得“好”，走得“穩”才有可能走得“好”。對外投資並購像一束帶刺的玫瑰，美麗芳香，但小心刺破雙手;有時候像沙灘上捧起的沙子，看上去抓住了，但是最終從手心滑落。過去幾個月，隨著宏觀審慎政策的調整實施，中國對外投資增長速度有所下降，市場主體逐漸回歸理性。

2016年，中國吸引外資規模在全球排名第三位，在新興經濟體排名第一位，外商投資結構逐步升級改善，流入高附加值服務業以及高新技術制造業的外資繼續增長。考慮到中國經濟的增長、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以及龐大的市場潛力，中國仍是對長期資本具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之一。

利用外資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和開放型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主席在出席2017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主旨演講中指出，“中國將積極營造寬松有序的投資環境”。外匯管理政策方面，外商來華直接投資基本可兌換，資本金意願結匯，增資、減資、轉股、撤資等真實合規的資金匯兌和支付不受限制。

其中，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匯出是經常項目，屬於可兌換範疇。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可用於境內再投資，也可自由匯出。利潤匯出需符合真實性、合規性要求，包括按照中國《公司法》要求，需對以前年度虧損進行彌補，要提供董事會利潤分配決議、經審計的財務報告、在中國的完稅證明。這四個條件不是新條件，而是一直存在並且具備合理性的要求。

中國外匯管理的政策框架及取向

中國在制定和執行外匯管理政策時，堅持以下兩項基本原則：一是堅持改革開放，支持和推動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進一步提升跨境貿易、投資的便利化水平，服務實體經濟。二是堅持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防止跨境資本無序流動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沖擊，維護外匯市場穩定，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基於上述兩項原則，中國的外匯管理政策有下述幾個基本內涵：

第一，“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中國外匯管理不會走回頭路，不會再走到資本管制的老路上。20世紀末，中國實現了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進入21世紀以來，資本賬戶可兌換程度逐步提高，直接投資項實現基本可兌換;通過通道開放的方式穩步推進證券投資項下可兌換，包括QFII、RQFII、QDII、RQDII、滬港通、深港通等。這些中國已經實現的開放政策不會取消。

第二，審慎有序推動中國資本項目開放。2016年，中國資本項目開放有很多亮點，包括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境外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優化滬港通政策，啟動深港通試點;深化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改革，弱化額度限制及鎖定期約束等。改革不能僅有目標，更需要達成目標的策略。資本項目開放進程應與經濟發展階段、金融市場狀況、金融穩定性相適應。在不同時期，要充分考慮內外部多重因素，找準資本項目開放的重點、節奏、步驟等。

第三，構建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市場監管體系。構建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的預警和響應機制，進一步豐富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工具箱。加強外匯市場監管，在現行法律法規和外匯管理政策框架下，開展市場監管和市場執法，嚴厲打擊外匯市場的違法違規行為，維護中國法律法規和外匯管理政策的嚴肅性，維護健康、穩定、良性的外匯市場秩序。

第四，完善匯率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過去一段時間，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保持基本穩定，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窄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呈現有升有貶的雙向波動。下一步，要繼續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不斷提高匯率政策的規則性、透明性，引導市場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基本穩定。同時，根據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保持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平衡中的功能。

中國外匯儲備的經營與管理

近兩年來，在國內外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的外匯市場和跨境資本流動經歷了高強度的沖擊和考驗。2017年以來，我國外匯市場形勢趨於穩定，跨境資本流動趨向均衡。2017年3月底，中國外匯儲備規模3.01萬億元。與國際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外匯儲備規模位居第一，並且遠超過第二名，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30%。

一個國家持有多少外匯儲備算是合理的水平?國際、國內沒有統一標準，需要綜合考慮一國的宏觀經濟條件、經濟開放程度、利用外資和國際融資的能力以及經濟金融體系的成熟程度等。無論是以傳統的指標衡量，還是以IMF經濟學家提出的綜合指標衡量，中國外匯儲備都是充足的。

影響中國外匯儲備變動的因素主要有三個：一是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的變動。中國外匯儲備以美元計價報告，非美元外匯儲備折算成美元，匯率會對儲備變動產生影響，儲備投資的債券、股票等資產每價格個月都在變動，成為影響外匯儲備變動的重要因素;二是多元化運用，比如設立絲路基金、中拉產能合作基金、中非產能合作基金等，外匯儲備出資後，需要從外匯儲備數據中扣除;三是人民銀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

中國外匯儲備的經營管理堅持安全、流動、保值、增值原則，進行審慎、規範、專業的投資運作，優化並動態調整投資組合和投資策略，尊重國際市場規則和慣例，維護和促進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與發展。

中國無意通過貨幣貶值提升競爭力，既沒有這樣的意願，也沒有這樣的需要。人行向市場提供外匯流動性，旨在防止匯率超調和“羊群效應”，維護市場穩定。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求得平衡的做法，對國際社會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幣匯率無序調整的負面溢出效應和主要貨幣的競爭性貶值。

潘功勝：要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 引導市場預期

國家外匯管理局5月8日在官網轉載了中國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最新一期《當代金融家》雜誌上的刊文。潘功勝表示，下一步，要繼續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不斷提高匯率政策的規則性、透明性，引導市場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基本穩定。同時，根據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保持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平衡中的功能。

潘功勝稱，中國無意通過貨幣貶值提升競爭力，既沒有這樣的意願，也沒有這樣的需要。人行向市場提供外匯流動性，旨在防止匯率超調和“羊群效應”，維護市場穩定。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求得平衡的做法，對國際社會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幣匯率無序調整的負面溢出效應和主要貨幣的競爭性貶值。

外匯局剛剛公布的2017年一季度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初步數顯示，按美元計值，2017年一季度，我國經常賬戶順差190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817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601億美元，初次收入順差1億美元，二次收入逆差26億美元。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190億美元，其中，資本賬戶逆差1億美元，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215億美元，儲備資產減少26億美元。

外匯局新聞發言人表示，一季度的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大幅收窄。2017年一季度，非儲備性質的金融賬戶逆差215億美元，同比環比均下降87%。其中，直接投資呈現凈流入114億美元，具體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凈流出209億美元，同比和環比分別下降64%和43%，說明市場主體對外投資更趨理性；外國來華直接投資凈流入324億美元，仍保持了較高水平。

原標題：《潘功勝：中國外匯市場的政策框架及管理取向》

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提升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水平，服務實體經濟;同時在一個複雜多變的世界中，防範跨境資本流動的過度沖擊，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是我們的雙重使命。

全球跨境資本流動的動態演進

跨境資本流動是經濟全球化的伴生物，有助於推動資金在全球範圍內有效配置，並且帶動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傳播和流動，有助於全球經濟增長。同時，跨境資本流動具有逐利性、順周期和易超調等特點，短期內資本的大規模無序波動可能對經濟金融帶來沖擊。從歷史上看，新興經濟體曾多次出現跨境資本“大進大出”，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當資本大量流入時，壓縮了新興經濟體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推升了資產價格，一定程度降低了新興經濟體推動經濟改革和結構轉型的動力。當資金大規模流出時，可能導致貨幣貶值、金融市場劇烈動蕩、金融體系脆弱性增加，進而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本世紀以來，全球跨境資本流動主要經歷了兩大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0～2013年，國際資本高強度流入新興經濟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資本流入主要是因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較快，資本回報率較高;國際金融危機後，資本流入則是因為主要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國際市場流動性泛濫。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以來，國際資本開始從新興經濟體流出。主要是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分化，特別是隨著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並啟動加息，跨境資本流動開始轉向。目前全球經濟增長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主要國家都面臨不少風險因素，國際金融市場波動、跨境資本流動撲朔迷離，跨境資本流動的流量、流速、流向、結構都處於動態的變換之中。

金融危機後，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共識，就是國際宏觀經濟和宏觀審慎政策合作的重要性。主要經濟體進行政策調整時，應充分考慮其對全球經濟的溢出效應，共同維護金融穩定。IMF總裁拉加德2016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演講時指出，“全球一體化程度的加深提高了產生溢出效應的可能性——通過貿易、金融或者信心的影響。隨著一體化繼續推進，有效合作對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轉至關重要。這要求所有國家集體行動。”近年來，國際社會在G20、IMF、FSB等框架下也開始努力推動協調合作。在這種大環境下，脆弱的經濟體應積極推動結構性改革、優化經濟和進出口結構、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各國政策當局應實施恰當的宏觀審慎政策，對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與跨市場風險傳播進行宏觀、逆周期的調節，防範系統性風險。

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的特征及變化

受全球資本流動格局的變化影響，本世紀以來，中國跨境資本流動呈現出兩個階段的特征。第一個階段是2000～2014年上半年，中國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外匯儲備規模快速上升，資金大規模流入中國。國際金融危機前，直接投資流入規模較大;國際金融危機後，證券投資、外債等其他投資資金占比開始提升。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下半年以後，中國經常賬戶呈現順差，但資本賬戶出現逆差，且資本賬戶逆差開始大於經常賬戶順差，跨境資本開始流出，外匯儲備由升轉降。從時間、流向等方面看，中國與全球跨境資本流動格局保持高度一致。

兩個值得關註的變化：一是市場主體對外資產快速增長。以前中國對外資產基本由官方外匯儲備形成，官方對外資產占比最高時超過70%。近年來，中國對外資產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通過外匯儲備形成的官方對外資產下降，市場主體持有的對外資產上升，截至2016年底,官方、民間持有的外匯資產各占50%。二是市場主體對外債務減少。前幾年美聯儲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元利息成本較低，中國企業借入了較多外債;近兩年，美聯儲退出QE並逐步加息，美元利率有所上升，美元匯率有所走強。同時，中國的國內利率有所下降，在低利率環境下，中國企業從國內融資更容易，開始傾向於加快償還美元外債,降低高杠桿經營和貨幣錯配風險。2016年一季度,中國企業本外幣全口徑外債從2014年底的1.8萬億美元下降至1.4萬億美元，其中外幣外債由9000億美元降到7500億美元。2016年二季度以來，中國企業外債去杠桿化進程告一段落，外債規模開始回升。

當前向均衡狀態收斂：外匯儲備、銀行結售匯、跨境收支差額、美元指數等指標顯示了外匯市場的變化趨勢。2015年12月，美聯儲第一次啟動加息，2015年第四季度美元指數上升了2.4%，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中國外匯市場經歷了高強度波動。2016年第四季度，美聯儲加息升溫，加上美國大選因素，美元指數上升了7.1%，但和2015年四季度比較，中國外匯市場波動明顯減弱。2017年1月份以來，中國外匯市場表現趨穩，2月份、3月份外匯儲備增加，跨境收支經歷了17個月逆差之後，由逆轉正，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入趨向均衡。

未來跨境收支具有良好的穩健基礎：一是中國經濟正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中國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將更有質量、更有效率;二是中國經常賬戶順差保持在合理區間，2016年經常賬戶差額占GDP的比例為1.8%;三是中國仍將是境外長期資本最具有競爭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投資目的地之一;四是中國外匯儲備充裕。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來華直接投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近年出現快速增長，2016年增速超過40%。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體現了綜合國力的提升、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一帶一路”倡議和國際產能合作以及簡政放權穩步推進等，有利於推動中國經濟轉型，促進世界和被投資國經濟增長，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但對中國外直接投資中有一些非理性和異常的投資行為，如大額非主業投資、“母小子大”、快設快出行為等。有的企業在自身高負債情況下，依然大額舉債到海外開展收購;還有的市場主體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包裝下，非法轉移資產。

中國政府一直鼓勵企業參與國際經濟競爭與合作，參與“一帶一路”共同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促進國內經濟轉型升級，深化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互利合作，遵循“企業主體、市場原則、國際慣例和政府引導”的對外投資管理原則。外匯管理也支持國內有能力、有條件的企業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活動。但汲取20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對外投資快速增長的經驗和教訓，中國企業走出去，走得“快”不等於走得“好”，走得“穩”才有可能走得“好”。對外投資並購像一束帶刺的玫瑰，美麗芳香，但小心刺破雙手;有時候像沙灘上捧起的沙子，看上去抓住了，但是最終從手心滑落。過去幾個月，隨著宏觀審慎政策的調整實施，中國對外投資增長速度有所下降，市場主體逐漸回歸理性。

外商來華直接投資

2016年，中國吸引外資規模在全球排名第三位，在新興經濟體排名第一位，外商投資結構逐步升級改善，流入高附加值服務業以及高新技術制造業的外資繼續增長。考慮到中國經濟的增長、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以及龐大的市場潛力，中國仍是對長期資本具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之一。

利用外資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和開放型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主席在出席2017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主旨演講中指出，“中國將積極營造寬松有序的投資環境”。外匯管理政策方面，外商來華直接投資基本可兌換，資本金意願結匯，增資、減資、轉股、撤資等真實合規的資金匯兌和支付不受限制。

其中，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匯出是經常項目，屬於可兌換範疇。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可用於境內再投資，也可自由匯出。利潤匯出需符合真實性、合規性要求，包括按照中國《公司法》要求，需對以前年度虧損進行彌補，要提供董事會利潤分配決議、經審計的財務報告、在中國的完稅證明。這四個條件不是新條件，而是一直存在並且具備合理性的要求。

中國外匯管理的政策框架及取向

中國在制定和執行外匯管理政策時，堅持以下兩項基本原則：一是堅持改革開放，支持和推動金融市場的雙向開放，進一步提升跨境貿易、投資的便利化水平，服務實體經濟。二是堅持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防止跨境資本無序流動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帶來沖擊，維護外匯市場穩定，為改革開放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基於上述兩項原則，中國的外匯管理政策有下述幾個基本內涵：

第一，“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中國外匯管理不會走回頭路，不會再走到資本管制的老路上。20世紀末，中國實現了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進入21世紀以來，資本賬戶可兌換程度逐步提高，直接投資項實現基本可兌換;通過通道開放的方式穩步推進證券投資項下可兌換，包括QFII、RQFII、QDII、RQDII、滬港通、深港通等。這些中國已經實現的開放政策不會取消。

第二，審慎有序推動中國資本項目開放。2016年，中國資本項目開放有很多亮點，包括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進一步開放和便利境外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優化滬港通政策，啟動深港通試點;深化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改革，弱化額度限制及鎖定期約束等。改革不能僅有目標，更需要達成目標的策略。資本項目開放進程應與經濟發展階段、金融市場狀況、金融穩定性相適應。在不同時期，要充分考慮內外部多重因素，找準資本項目開放的重點、節奏、步驟等。

第三，構建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市場監管體系。構建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完善跨境資本流動的預警和響應機制，進一步豐富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工具箱。加強外匯市場監管，在現行法律法規和外匯管理政策框架下，開展市場監管和市場執法，嚴厲打擊外匯市場的違法違規行為，維護中國法律法規和外匯管理政策的嚴肅性，維護健康、穩定、良性的外匯市場秩序。

第四，完善匯率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過去一段時間，人民幣匯率在雙向波動中保持基本穩定，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窄幅波動，人民幣兌美元呈現有升有貶的雙向波動。下一步，要繼續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不斷提高匯率政策的規則性、透明性，引導市場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下的基本穩定。同時，根據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保持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平衡中的功能。

中國外匯儲備的經營與管理

近兩年來，在國內外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的外匯市場和跨境資本流動經歷了高強度的沖擊和考驗。2017年以來，我國外匯市場形勢趨於穩定，跨境資本流動趨向均衡。2017年3月底，中國外匯儲備規模3.01萬億元。與國際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外匯儲備規模位居第一，並且遠超過第二名，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30%。

一個國家持有多少外匯儲備算是合理的水平?國際、國內沒有統一標準，需要綜合考慮一國的宏觀經濟條件、經濟開放程度、利用外資和國際融資的能力以及經濟金融體系的成熟程度等。無論是以傳統的指標衡量，還是以IMF經濟學家提出的綜合指標衡量，中國外匯儲備都是充足的。

影響中國外匯儲備變動的因素主要有三個：一是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的變動。中國外匯儲備以美元計價報告，非美元外匯儲備折算成美元，匯率會對儲備變動產生影響，儲備投資的債券、股票等資產每價格個月都在變動，成為影響外匯儲備變動的重要因素;二是多元化運用，比如設立絲路基金、中拉產能合作基金、中非產能合作基金等，外匯儲備出資後，需要從外匯儲備數據中扣除;三是人民銀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

中國外匯儲備的經營管理堅持安全、流動、保值、增值原則，進行審慎、規範、專業的投資運作，優化並動態調整投資組合和投資策略，尊重國際市場規則和慣例，維護和促進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與發展。

中國無意通過貨幣貶值提升競爭力，既沒有這樣的意願，也沒有這樣的需要。人行向市場提供外匯流動性，旨在防止匯率超調和“羊群效應”，維護市場穩定。中國努力在提高匯率靈活性和保持匯率穩定之間求得平衡的做法，對國際社會是有利的，有效避免了人民幣匯率無序調整的負面溢出效應和主要貨幣的競爭性貶值。

(原文刊載於《當代金融家》雜誌2017年5月刊)

潘功勝：企業在外匯市場不要“裸奔”，外匯管理要服務主業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6月14日的陸家嘴論壇上表示，近兩年，經過市場的教育和洗禮，中國企業在外匯市場上的避險意識有所提升，但是整體而言仍然有待提高。

“企業在外匯市場上存在‘裸奔行為’，宏觀上市場主體的‘羊群效應’容易引起共振，微觀上使企業面臨很大匯率風險。”潘功勝強調，隨著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匯率波動性逐步加大，企業外匯管理應當堅持服務於主業，堅持財務中性原則，運用外匯市場工具開展套期保值，減少押賭單邊升貶值行為。

談到外匯市場建設，潘功勝指出，要提高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規則性的透明度和市場化水平，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擴大外匯市場對內對外開放，夯實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微觀基礎。

他還提到，下一階段將從三個方面推動資本項目開放。

第一，推動少數不可兌換項目的開放。

第二，通過交易和匯兌環節的聯動，提高跨境證券交易項目可兌換程度。已有可兌換項目要提高便利化程度，減少行政審批，實行負面清單管理，弱化政策約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

第三，提高交易環節對外開放程度，按照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原則，擴大國內市場尤其是服務業市場，金融服務業市場的對外開放，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潘功勝稱，目前我國的外匯市場形勢基本穩定，跨境資本流動和外匯市場的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彈性增強，預期合理分化，外匯儲備規模總體保持穩定，這為下一步改革開放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在金融市場雙向開放方面，潘功勝表示，未來將增加金融市場產品供給，規範境外市場境內發行債券和貨幣市場工具，衍生品市場方面支持擴大境內商品期貨市場對外開放，完善合格機構投資者制度，優化QFII、RQFII，QDII、RQDII提高額度，放寬匯出限制，取消鎖定期安排等等。

潘功勝表示，最近一段時間，在資本項目開放方面陸續發布了一些新政策。比如取消了QFII、RQFII跨境資金流動限制，提高QDII額度，發布了關於修改QFII和RQFII有關政策規定，取消了鎖定期的安排，取消每月按20%匯出的分期匯出的安排，允許QFII和RQFII對其境內投資開展外匯套保。

同時，研究合格境內個人投資者（QDII2），擴大互聯互通的範圍，完善債券通制度安排，包括DVP結算和稅收安排；研究允許中資機構參與離岸人民幣市場，支持境外機構參與境內外匯市場。

潘功勝：深化外匯管理改革，繼續推進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

提高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額度、簡化審批，取消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匯出限制、取消鎖定期……今年4月以來，一系列有關合格機構投資者雙向開放的政策推出，預示著中國金融市場改革開放再次進入一個快速推進的窗口期。

“穩定的外匯市場形勢為進一步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6月14日在陸家嘴論壇的發言中指出。今年以來，我國國際收支和外匯市場形勢基本穩定。跨境資本流動和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彈性增強，預期合理分化，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潘功勝本次演講圍繞“深化外匯管理改革——推動更高水平的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這一主題，從推動資本項目開放，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再上新臺階，以及在開放條件下如何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等方面具體展開。

他表示，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外匯管理部門將以服務實體經濟為體，以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為翼,，探索形成“一體兩翼”的改革開放基本路徑。

穩妥有序推動資本項目開放

多年以來，我國外匯管理的基本方向是服務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戰略，統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和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穩妥有序推動資本項目開放。

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一場複雜的系統性改革。從1993年第一次被提出，至今25年時間，如今已經走到了關鍵時期。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7大類40項標準，我國資本項目已具有較高的可兌換程度。具體而言：直接投資——包括外商直接投資（FDI）、對外直接投資（ODI），已實現基本可兌換；證券投資形成了以機構投資者制度，如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RQDII（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互聯互通機制，如“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為主的跨境投資渠道；債務融資項在全口徑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下自主融資。

不過，目前我國資本項下仍然存在少數項目不可兌換或可兌換程度較低，如非居民在境內發行股票、衍生品等。一些可兌換的項目的匯兌環節便利性仍有待提高，如集合類證券投資（如基金互認）仍存在總額度管理等限制。還有一些可兌換項目的交易環節便利性不高，如直接投資、外債在交易環節仍有備案或審批管理。

潘功勝指出，我國推動資本項目開放的總體考慮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推動少數不可兌換項目的開放，通過交易和匯兌環節上下遊聯動，提高跨境證券交易等項目的可兌換程度。二是提高可兌換項目的便利化程度。減少行政審批，實行負面清單管理，弱化政策約束，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三是提高交易環節對外開放程度，按照準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原則，擴大國內市場尤其是服務業、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潘功勝表示，推動資本項目可兌換與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互為一體，近期資本項目開放重點工作聚焦在四個領域。

一是推動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增加金融市場的產品供給：在股票市場方面，支持境外機構在境內交易所發行股票或存托憑證（CDR）；債券市場方面，便利並規範境外機構境內發行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熊貓債）；衍生品市場方面，支持擴大境內商品期貨市場（如原油、鐵礦石）對外開放。

二是完善合格機構投資者制度，優化QFII、RQFII、QDII、RQDII等。近日，外匯局宣布，取消QFII資金匯出20%比例限制，取消QFII、RQFII相關鎖定期要求，允許QFII、RQFII對其境內投資開展外匯套保。截至目前，QFII總額度1500億美元，287家機構獲得994.59億美元；RQFII試點總額度1.94萬億元人民幣，196家機構獲得6158.52億元人民幣。今年4月提高QDII總額度以來，有37家機構獲得新額度。此外，QDLP（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上海試點額度擴大到50億美元；QDIE（合格境內投資企業）深圳試點額度擴大到50億美元。

三是完善互聯互通機制，逐步擴大互聯互通的覆蓋範圍。具體包括，完善“債券通”DVP結算、稅收安排；支持滬港、深港、滬倫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擴大基金互認產品範圍。

四是支持國內金融機構參與國際金融市場，包括研究允許中資機構參與離岸人民幣市場，研究證券期貨機構開展跨境證券和經紀業務，支持境外機構參與境內外匯市場。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再上新臺階

目前，我國人民幣國際化已經取得了多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進展。潘功勝表示，未來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再上新臺階，同時要加快人民幣國際化中心建設。

回顧人民幣國際化取得的成績，潘功勝指出，首先，人民幣連續七年是我國第二大跨境收付貨幣。2018年1-4月，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為4.14萬億元，同比增長82%。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占同期本外幣跨境收付金額的比重為29.4%。

第二，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三大SDR權重貨幣。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幣正式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據IMF統計，截至2017年末，IMF公布的官方外匯儲備中人民幣儲備規模為1128億美元，占比1.23%。據不完全統計，60多個境外央行或貨幣當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

第三，人民幣全球使用程度不斷提高。根據SWIFT統計，2018年4月，人民幣在國際支付貨幣中的份額為1.66％，為全球第六大支付貨幣。

第四，境外主體持有和使用人民幣意願增強。截至2018年4月末，人民銀行已先後與37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協議總規模超過3.36萬億元人民幣。

“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一是尊重市場機制，不斷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二是創新人民幣國際使用的新產品、新工具，消除限制人民幣使用的障礙；三是人民幣國際化與金融市場雙向開放互為促進，推動人民幣從支付、結算功能向儲備、投資、交易功能全方位拓展。”潘功勝稱。與此同時，他還指出，要加快人民幣國際化中心建設。首先，支持上海打造金融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橋頭堡，支持上海建設全球性人民幣產品創新、交易、定價和清算中心，支持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開展人民幣跨境業務創新，先行先試。第二，引導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推動人民幣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良性互動、融合發展。

潘功勝表示，目前，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斷增強，外匯市場預期合理分化，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強，雙向波動的特征更加顯著。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助於發揮匯率調節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的作用，提高外匯資源配置效率，減少市場扭曲，增強我國宏觀經濟應對外部沖擊的韌性。

“未來將更多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提高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的規則性、透明度和市場化水平，進一步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擴大外匯市場對內對外開放，夯實匯率市場化改革的微觀基礎。”潘功勝表示。

他進一步強調，建設開放的、有競爭力的外匯市場，需要圍繞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和人民幣國際化兩條主線。從六方面著手：一是豐富交易工具：支持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和適應市場需求的產品創新；增加外匯期權類型，滿足不同主體避險需求。二是擴大參與主體：允許更多符合條件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參與外匯市場業務。三是優化基礎設施：建立包容、競爭和監管有效的交易平臺。四是完善市場監管：促進落實自律性的《中國外匯市場準則》；加強客戶風險教育；研究外匯批發市場監管辦法。五是推動市場開放：研究允許中資機構參與離岸人民幣市場；支持參與境內資本市場投融資交易的境外機構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開展匯率風險管理。六是引導市場主體樹立“財務中性”理念：加強風險教育，引導市場主體綜合運用各類外匯市場工具開展套期保值，減少押註單邊升貶值行為。

建立健全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的管理框架

開放經濟條件下，對國家的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從外匯管理角度而言，就是要建立健全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微觀審慎”兩位一體的管理框架。

潘功勝在介紹時說到，宏觀審慎在外匯管理領域主要體現在，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重大風險和維護外匯市場基本穩定，通過建立和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的監測、預警和響應機制；豐富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的政策工具箱，以市場化方式逆周期調節外匯市場順周期波動，防範國際經濟金融風險跨市場、跨幣種、跨國境傳染。而微觀監管則著眼於依法依規維護外匯市場秩序，強調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保持政策和執法標準跨周期的穩定性、一致性和可預期性。

他提出，下一步，要加快構建並不斷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體系和面向全面開放新格局的外匯市場微觀監管機制。

首先，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體系，構建防範跨境資本流動沖擊的三個層次的政策框架：一是以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為目標的宏觀政策：運用存款準備金、利率、匯率政策、外匯儲備平準功能、稅率等多方式維護宏觀經濟金融穩定。二是直接針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工具：運用風險準備金、類托賓稅、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等政策工具，以市場化方式逆周期調節外匯市場波動。三是強化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管理：在管理中嵌入宏觀審慎調節機制，熨平跨境資本流動的短期波動。抓住銀行部門這一關鍵主體，構建銀行部門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和微觀合規評估體系（MP&MCA）。

其次，完善面向全面開放新格局的外匯市場微觀監管機制，需要構建以負面清單為基礎的微觀市場監管：創新外匯管理方式，註重從事前到事中事後，從正面清單到負面清單，從規則監管到規則與自律相結合。

潘功勝介紹稱，加強外匯市場微觀監管的幾項重點工作：一是推動跨部門合作和國際合作，按國際慣例加強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審查。二是強化行為監管，維護公平、公正、公開的外匯市場環境。三是堅持真實性、合法性和合規性審核，堅持跨境交易“留痕”原則，加強穿透式監管。四是嚴厲打擊地下錢莊、非法外匯交易平臺等外匯違法犯罪活動。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外匯管理部門將以服務實體經濟為體，以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為翼，探索形成‘一體兩翼’的改革開放基本路徑。我們將在開放中適應開放，提高開放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在開放中有效維護國家金融安全！”潘功勝總結稱。

人行潘功勝：正修改RQFII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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