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醫”之爭，誰是正宗？一所地方醫學院更名背後

問問四川人，都知道“川醫”在省會成都。但往後他們可能會搞不清楚了。因為，最近省內又出現了一個“川醫”，一字之差，卻在將近300公里外的“酒城”瀘州。

2015年4月28日，教育部批準瀘州醫學院更名為“四川醫科大學”（簡稱“川醫大”，下同）。這一下，動了老“川醫”——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的奶酪。作為中國最早的醫學綜合類大學，從1953年到1985年，它的名字是“四川醫學院”，“川醫”之名直至今日。

這一舉動，引發了將近900名老“川醫”校友在給教育部長的公開聯名信後署名，其中30%來自海外。他們要求撤銷這一決定。

名字不僅是面子。

新老“川醫”

“瀘州醫學院（簡稱：瀘醫）改名為‘四川醫科大學’，是由‘四川醫學院’和‘華西醫科大學’名稱中的關鍵部分重組而來，與‘四川醫學院’非常相似，名稱上容易混淆。而且按照漢字簡讀的習慣，‘四川醫科大學’也會被簡稱為‘川醫’，其誤導公眾是顯而易見的。”

“……（改名）對雙方都是弊大於利。……為此，我們強烈呼籲有關領導修正對瀘州醫學院的‘四川醫科大學’的

命名。”在公開信密密麻麻的近900個簽名和入學年份後面，是一個個簽名醫生的所在地點，舊金山、多倫多、波特蘭……一個個北美城市的名字十分醒目。

上個世紀，他們畢業的這所四川最好的醫科大學歷經了4次更名。

1949年，教會創辦的華西協和大學被收歸國有，其名稱變為華西大學。不少老校友至今互稱“華西人”。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華西大學與其他院校合並後，改稱四川醫學院。“川醫”的叫法從此開始。1985年，它又改名“華西醫科大學”。

這次發起公開聯名信的主要組織者余堅生活在美國新澤西，正好畢業於1985年。在網上看到瀘州醫學院更名的信息後，他很氣憤，遂發起聯名。“我懷疑他們的目的不純，跟原來的‘川醫’很容易混淆。”

改名，令老“川醫”的海外校友不斷遇到麻煩。在國外，培訓完的醫生若需換教學單位工作或者申請到新醫院工作，都需要提供原醫學院證明和成績單。這所大學的頻繁更名，已經嚴重影響到校友，尤其是畢業證上寫著“四川醫學院”的那32屆醫生。大部分人已經退休，但還在工作的後幾屆校友中，不少醫生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

現在紐約一家醫院任康複醫學主任的77級校友王綱說，在需要認證學歷信息時，他只能讓家屬帶著證件，不遠萬里從美國回四川大學去進行學歷認證。

就在瀘州醫學院剛更名不久，王綱又在法庭上“鬧了個笑話”。一起涉及幾百萬賠償的案件，需要王綱作為醫學專業人士去作證。法官第一句就問他：哪個大學畢業的？

王綱回答的，是當時畢業證上的校名“四川醫學院”。但當庭在互聯網上驗證信息，美國人卻發現，現在中國沒有“四川醫學院”，只有“四川醫科大學”（兩者的英文名稱差一個單詞），認為他的是假文憑。他不得不向法庭解釋上個世紀“川醫”更名的種種經過，“川醫”與“川醫大”的區別。尤其讓他很苦惱的是，最近在美國得克薩斯州正有一個更好的工作機會，卻因為學歷認證困難，而被阻斷。

“瀘醫更名後，使校友們在認證學歷時更加複雜或解釋不清了。這給在北美工作的臨床醫生帶來極大的不便和限制。”余堅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美國，管理醫生執照的各州醫學會，都有一個可授予執照的外國醫學院名單。近年來，一些州如得克薩斯州考慮的名單上就曾去掉過“華西”或是“川醫”的名字。有些培訓點甚至進一步省略成不考慮接受中國醫學院畢業生了。

1990年代末，全國院系進一步調整，用了15年“華西醫科大學”名字的這所大學，不可避免地被裹挾其中。2000年，它與四川大學合並，更名為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並沿用至今。

當然，也有一些老“川醫”的校友拒絕了在這次聯名信上簽名。按照原華西醫科大學副校長劉報暉的說法，名稱並不能為學校的發展帶來真正的好處，“一所學校的校風才是最獨特的傳統，是複制不了的”。

希望的紅光

瀘州醫學院的官方網站名稱已經改成了“四川醫科大學”，只是英文網址一時仍改不過來，仍是“瀘州醫學院”的縮寫。

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它掛出“熱烈祝賀我校更名為四川醫科大學”的網絡欄頭，大紅大黃，興高采烈。從朱德書法中湊的六個字“四川醫科大學”，也將成為“川醫大”的規範字體。

這讓老“川醫”們有種鳩占鵲巢的感覺。他們感覺，自己跟這位川籍名人的關系更近。一位老“川醫”畢業的醫生憤憤不平：當年，給我們上課的幾個老教授，曾在中南海給朱德看過病！

在回複南方周末記者的《關於我校更名為四川醫科大學有關問題的回函》（簡稱“回函”，下同）中，新的“川醫”為自己辯護，稱自己更名是“必要、合法、合理”。“……在四川省的歷史上，從未有任何學校使用和註冊過‘四川醫科大學’這一名稱。……四川醫科大學的名稱完全符合國家高校設置和《國家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的命名原則。”

同時，它強調：自己的更名被四川省列入了全省“高校設置十二五規劃”；是經它申請，四川省政府組織專家考察，並同意上報教育部，最後才得到批準的。

這封回函沒有提及它為了更名而做出的具體工作：它建立了包括8個專項工作小組的“更名工作領導小組”，學校黨委書記、原院長廖斌擔任組長。它的導師、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胸心血管外科的教授田子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廖斌對他透露，在2011年任院長前，瀘州醫學院就開始了更名申請工作。

作為一名外科醫生，廖斌先後從瀘州醫學院和華西醫科大學取得本科和碩士文憑。許多像他一樣，在老“川醫”畢業，在新“川醫”及其附屬醫院工作的醫生為更名的爭論感到很尷尬。在校友的微信群，許多人都保持了沈默，甚至有人退出了群組。廖斌本人也婉拒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

在官網的“瀘州醫學院2014年十大新聞”上，它甚至將更名稱為全校這一年的中心工作。

公開資料顯示：早在2013年6月，四川省副省長黃彥蓉就曾召集瀘州市和省教育廳相關負責人，研究瀘州醫學院更名的事宜。瀘州市委書記蔣輔義對此事十分上心。2013年7月，他帶領相關部門負責人到瀘州醫學院城北新校區，在現場解決其建設問題。2014年5月，市委還專門成立了“推進瀘州醫學院新區建設和更名工作領導小組”，蔣輔義親任組長。

這座城市用得著這所大學。在《瀘州“十二五”規劃綱要》中，寫明要“依托瀘州市醫學院……打造區域性醫療衛生科技高地”。學校給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回函中也表明，“更名是促進川滇黔渝結合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更名“有利於學校在更高平臺上匯聚更多優秀人才，有利於學校加強國際交流合作……”

更名初始，已經看得到希望的紅光，“紅利”正滾滾而來。更名後，川醫大的院系設置，由2014年時的17個二級院系，20個本科專業，調整為12個院部，25個本科專業。截至2015年5月中下旬，它今年的研究生招生人數比去年增長了82%。這正應了老“川醫”人的懷疑：它的更名，主要是為了能招收更多的學生。

更名後，雖然院系的體量變大了，但新“川醫”仍然沒有達到一般普通大學的標準。“作為一個大學，一個系底下至少要有3個專業，一個學院底下至少有3個系。”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教授、中國司法精神病學權威劉協和說。

這事現在還沒有解決

盡管教育部批準瀘州醫學院改名的文件已經下發，但四川大學一直沒有放棄保護自己旗下品牌的努力。這種努力一度劍拔弩張。

南方周末記者輾轉得到一份《四川大學關於不同意給予瀘州醫學院更名證明的複函》（川大函【2014】5號），其中寫明——“經學校校務會研究決定，因‘四川醫科大學’的簡稱易與華西醫科大學的歷史曾用名‘四川醫學院’，簡稱‘川醫’混淆，而‘川醫’是社會對華西的公認品牌，更名後還可能導致社會公眾產生四川大學沒有醫學學科的誤解。故不同意給予更名證明。”

這份回複是四川大學校長謝和平在2014年5月30日簽發的內部文件。該文件內容得到了四川大學校長辦公室相關負責人的證實，並回複南方周末記者：“四川大學在更名事情上是持堅決反對態度的。”對於校友們呼籲教育部撤銷決定的公開聯名信，這位負責人表態：還沒進入校務會討論階段，因此不予表態。

其實，對當年“華西”並入四川大學的舉動，許多“華西”人是不同意的。

“基本上90%的教職工都反對，後來上面發話，不合並‘華西’就只能在四川省招生，教育部和省里都不給錢。”原華西醫科大學副校長劉報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華西”的校友多次向南方周末記者提及兩校合並帶來的麻煩。其中之一是：合並之後，原來在華西醫科大學可以報銷的賬目，老教授們卻不得不跑十幾公里去四川大學的校部。許多“華西”人看來，“華西”作為中國第一所醫學類綜合大學，某種程度上是“委身下嫁”。

自高校擴招後，高校更名成為一種流行趨勢。近幾年來，專科院校升格為學院、學院升為大學的，比比皆是。新改名的四川醫科大學，只是這一年四川省獲準改名的四所學校之一。

長期在海外生活的老“華西”們說，他們看到麻省理工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等歷史名校，為了保護傳統，都是百年不改校名。“‘華西’的名字是一種榮耀，可我們並沒有保護好它。”王綱無比遺憾。

劉協和則認為，更名的問題，不在於瀘州醫學院“侵權”，主要在於教育主管部門不能及時統一並更新全國學歷認證信息，才造成校友們的不便。“改來改去，完全是文字遊戲”。

與此同時，另一部分人也摩拳擦掌，覺得自己的利益被侵害了。

瀘州醫學院的改名，正在位於四川南充的川北醫學院師生間熱議。有同學戲謔：“瀘醫改名壓了川北醫的名頭，我們也改得名字。”該校招生辦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大概十年前，川北醫學院有領導也想爭取改名，但沒成功。

另一位醫學界知情人士透露，當年川北醫學院想改的名字是“四川醫學院”。“瀘醫改名成功，跟當地市委、政府支持有很大關系，單憑一個學校是搞不下來的。”

雖然教育部已經下發文件，更名木已成舟，余堅、王綱等人還抱著一份希望。海外華人媒體已多次報道過此事。但他們也沒把握，能否讓教育部撤銷決定呢？有人說：很難。

不出意外的話，若幹年里，新改名的這所大學將名正言順地使用“四川醫科大學”的名字。

它已經於5月9日下發了一紙《關於規範使用四川醫科大學校名、校徽的通知》。其中指出：“……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擅自在盈利性和非盈利性活動中使用新校徽、新校名標準字體。違反者將根據情節嚴重程度追究其相關責任。”

令人尷尬的是，“四川醫科大學”的新浪微博名稱卻被人搶先註冊了。當事人是瀘州本地的一名“微博達人”，他要求以付費方式轉讓。

這事現在還沒有解決。

（南方周末實習生蘇海倫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國的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女科學家屠呦呦獲醫學獎！

中國的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女科學家屠呦呦獲醫學獎！

果殼網 2015-10-05 18:44:00

在中國，公眾與科技界對諾獎的渴望是勿需掩飾的事實。順理成章地，在今年諾獎頒布前那個熱騰騰的9月，關於屠呦呦的報道，少不了這幾句點評：“離諾獎最近的中國女人”，“值得獲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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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的機率陷阱 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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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的機率陷阱

最近有篇報導，指世衛將加工肉如午餐肉、腸仔，列為一級致癌物，指每日平均每日進食50克加工肉，即一條多腸仔或兩片煙肉，罹患大腸癌風險增加18%；而平均每日進食100克紅肉，相等於半份標準牛扒，患大腸癌風險亦增加17%。

聽到這單新聞後，身邊不少朋友連早餐也不敢吃，因為食碗餐蛋麵，隨時已經超標，結果紛紛去找替代食品，要知道在香港除非食素，否則要戒除多工肉接近沒可能。

今天想推介一本書《機率陷阱》予大家，這個作者捷爾德曾做心理學教授，但正職是到各地演講風險、機率議題，對象從學童到銀行家、政治家都有，最好看的一章是教授醫生，如何正確地向病人傳遞風險資訊。

例如六十年代的英國，每幾年就有報導，指服用避孕藥會引起血栓，令下肢或肺部因栓塞而死亡，英國藥物安全協會夠權威了吧？它在1999年發佈新聞稿，指第三代口服避孕藥造成血栓致死率，風險是過去的100%！

這個聲明緊急發放到醫生、藥劑師、衛生專家的電郵，各大媒體立即頭版報導，在社會上引起女性恐慌，很多人紛紛停藥，但造成之後的墮胎率上升。但真實的風險又怎樣？7000名服用第二代避孕藥的婦女，有1名出現血栓的副作用，所以7000名服用第三代避孕藥的婦女，有2名出現血栓的副作用，「相對風險」上升100%後，「絕對風險」即0.02857%。

諷刺的是，因懷孕和墜胎所帶來的血栓風險，遠遠高出食避孕藥，結果因為媒體為吸引眼球，市民又不明白應怎分「相對風險」和「絕對風險」，平白受害。

這本書指出，記者和醫學期刊，很喜歡報導「相對風險」，因為容易引起傳媒的哄動，達到成名的目標，自已到世衛的網站下載原文，發現也只提50克加工肉會令大腸癌風險增加18%的「相對風險」，找不到大腸癌的「絕對風險」。

再到網上找資料，各項數據不一，可能因研究數據的樣本、種族、氣候等因素不同，但大腸癌的發病率約3-4%不等，假設是4%，「相對風險」上升18%，即「絕對風險」為4.8%。

這本書還教你如何認識乳癌、愛滋病測試假陽性的機率，過量的身體檢查比不檢討更糟糕等，還有很多日常生活的機率陷阱，是本很好的休閒書，其實生活在香港，飲鉛水、吸霧霾、二手煙、汽車廢氣的致癌率，很容易就高過食腸仔啦！為何又不理呢？

手握兩千萬融資，這家醫學新媒體兩年積累320萬粉絲

導讀 : 創始人陳奇銳希望資本的助力會幫他實現做好醫生社區里的夢想。

i黑馬 葉靜 12月25日報道

醫療新媒體“醫學界”正在努力變身醫生社區。日前，其宣布獲得道彤資本和愛康國賓張黎剛近2000萬元A輪投資。

在拿到這筆投資的前4個月，“醫學界”發布了“醫生站”APP。這一產品目前主要向醫生群體提供醫學資訊及醫療視頻講座服務。“我們要在手機上講一個M3的故事。”醫學界傳媒創始人陳奇銳如此描繪醫生站的遠景，M3是日本一家著名的醫學信息公司。

醫學界成立於2012年，是一家面向醫生的新媒體，產品形態從雜誌及手機報起步，之後是網站、微博及微信。能夠從眾多新媒體中脫穎而出，在於陳奇銳抓住了微信崛起的時機。通過醫學界主賬號及十幾個臨床科室賬號，兩年多里積累了320萬用戶，這為醫學界進軍醫生社區奠定了用戶基礎。

創始人陳奇銳，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首份工作是上海《青年報》編輯，之後經歷了多年創業摸索，主要方向圍繞營銷策劃、傳播推廣等服務。在這之前，他還一度加入步長藥業從事兼並收購工作。四個理由促使其最終創辦了醫學界。

 

陳奇銳

 

“能力範圍內，自己喜歡，有社會價值，還能賺到錢。”陳奇銳說。在未融資的情況下，依靠廣告等收入，醫學界維持著穩步增長，成為業內備受關註的醫學新媒體。截至10月份，醫學界傳媒有編輯30多人，預計年底擴張到50人。在內容生產上，除自有團隊外，采用社會化生產方式，醫學界還廣泛約稿，保證了穩定的內容生產。

去年底，醫學界開始探索視頻業務，將醫學講座搬到了微信上。實際操作中，陳發現微信提供這一服務尚有諸多不足。“比如，用戶不是你的，而且不精準。APP是實名的、精準的，社區還可互動。一旦以人中心，把醫生連在一起，廣告及其他等業務價值就大起來了。”陳遂萌生了兩條腿走路的想法，繼醫學界微信後，推出了醫生站APP。“一個是單向的媒體化傳播，一個是社交化的傳播。”

相較傳媒服務提供的資訊價值，陳奇銳也更看重視頻講座的醫學教育價值。醫學界已經積累400多個講座視頻。對這一業務的未來，陳持有很樂觀的態度，“這是一個有社會價值的事，用互聯網將醫生連接起來，降低了醫學教育成本，拉平了醫生水平間的鴻溝。”此外，陳認為從長遠來看，還可以帶來收入，比如為醫院搭建內訓系統，目前除排名靠前的大醫院外，小醫院尚無此能力，這些就是醫生站未來潛在的B端客戶。

視頻講座業務並不新鮮，早在PC時代就已有很多公司試水，但陳認為那個階段的嘗試並不成功。相較PC端，移動端更符合醫生的行為習慣，能夠提高學習頻次。盡管如此，陳奇銳仍認為學習這一需求是個弱需求，但因為市場很大，這被認為是醫學界適宜進入的原因。但想走得更遠，還需要提供更加豐富和結構化的內容。

依托微信流量，醫生站在內測階段以及未做推廣的情況下，目前為止，醫生站app裝機量為43萬。這也是陳奇銳在醫學界尚未獲得融資的情況下敢於闖入醫生社區領域的緣故之一。但未來，陳認為要快速增長時，依然需要資本的助力。

盡管醫生站才剛誕生，陳奇銳已為它設想好了未來的商業模式：學習日本企業M3。這家日本公司是丁香園等公司的學習榜樣，也是醫脈通的合作夥伴，後兩者是國內最主要的為醫生服務擁有最多醫生用戶的公司。盡管才出生，陳奇銳已開始將醫生站與這些老牌醫生社區相提並論。

“未來三年內會有一家社區統一市場。”陳說。在自己的這一判斷下，陳希望資本的助力會幫他實現做好醫生社區里的夢想。

黑馬檔案

公司名稱：上海醫米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創始人：陳奇銳 

所屬領域：新媒體、移動醫療 

融資情況：A輪 2000萬人民幣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葉靜，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郵箱[email protected]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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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每日黑馬 新媒體

衛計委研究員：守住醫學的“魂” 不當“坑蒙拐騙”寄生地

人類對於生命自古以來都是心存敬仰，而作為醫者，如何能保障神聖的生命，首先便是需要堅守醫學的“魂”。

無論是誰，都有把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動力，前提是這個“利益”是符合法律和倫理規範的。即合法、正當，不以損害其他主體利益為代價。這是評判“莆田系”事件的一條準則。

但如何阻止類似事件或現象再生甚至蔓延?需要從根本上思考，抓住最基本的東西——那就是如何守住醫學的“魂”，而不再成為“坑蒙拐騙”的寄生地。

醫學之“魂”，就是人類健康的“保護神”，至為神聖。但若被不正當利益染指，就必然被玷汙，就難以得到社會信任和民眾尊重。醫學之“魂”，根植於每位醫者，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

第一是醫者道德之自我約束。此乃最高境界，如有，則其余因素基本可以忽略。

第二是法律規範。這既包括辦醫主體的法律責任、行醫者的法律約束。這些法律框架是整個社會固守醫學之魂的強力保障。

第三是行業準則和職業規範。行醫者始終是醫療服務的主導方。醫療服務領域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決定了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監管部門對服務行為、質量和安全，提出可衡量的標準，進行評判，並以此作為職業準入或退出的界線，才能有效地約束醫者行為。

第四是有效的激勵。要吸引足夠的優秀人才，進入醫療領域，“魂”才有所依附。必須給予醫務人員相應的社會尊重、發展機會和經濟待遇，才能真正破解困局。

第五是提升全民意識。就醫者的認知，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如認識到醫學的局限性，對醫生的尊重和信任等等。

筆者之意，厘清了以上因素，在這些方面著手，構建制度、出臺政策、采取措施，就可以找到守住醫學之純潔“靈魂”之途，讓醫學之魂“魂系人類健康”。(作者為國家衛生計生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深圳“有錢任性”：挖來73個高端醫學團隊後，三甲醫院還將翻倍

在新建市屬公立醫院取消編制、醫生年薪最高可達100萬元等動作之後，屢屢先試先行的深圳醫改還會有什麽動作? 深圳市衛計委主任羅樂宣7月30日走進當地一家媒體的直播間，勾勒了未來深圳的醫改藍圖。

他表示，到2020年，深圳全市三級醫院將從25家增加到60家，其中三甲醫院增加至20家，數量翻倍。此外，從全球引進的高水平醫療團隊及與國內外知名高等院校合作辦的醫院，也將幫助留住需要尖端醫療技術的患者。

與北上廣相比差距大

深圳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已經躋身於中國四大一線城市之列，經濟總量和創新成績令外界矚目。不過，醫療是深圳的隱痛。

香港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莊一強在當天隨後舉辦的論壇上表示：“在地級市和計劃單列市中，深圳的醫療服務狀況已經算很不錯的了。但是很顯然，深圳不能以此為對標。與北上廣比較的話，還是有一定的距離。”

第一財經記者從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拿到的一份報告顯示，2015年，從萬人病床數看，深圳為27.53張，約為北京、廣州的1/2，上海的2/3。從三甲醫院數看，深圳僅有11家，是北京的1/8，上海和廣州的1/5。

深圳也匱乏尖端醫療人才。當地人就醫喜歡往北上廣或一水之隔的香港跑，早已不是什麽新鮮事了。羅樂宣說：“我們統計了一下，發現2.8%的患者是到市外住院，其中大部分是腫瘤病人。”

多管齊下彌補欠賬

對於這座年輕的城市來說，醫療等公共服務短板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當地政府正在極力彌補歷史的欠賬。

“十三五”期間，深圳重點建設12家市級三級醫院。不過，多年來深圳對原特區內外的區別對待導致原特區外醫療資源欠缺，因而上述12家醫院中的10家將集中在原特區外。

羅樂宣給出了一組具體的數字：到“十三五”末，深圳新增床位2.5萬張以上，新增執業醫師1.2萬名，千人床位數4.3張，千人醫生數2.8人。

為了解決尖端醫療人才匱乏、高端醫療消費外流的問題，深圳市政府2014年將“三名工程”列入12項跨年度、跨“十二五”規劃的重大民生工程之中，計劃6年內投入巨資，面向全球大手筆引進名醫(名科)、名院、名診所。

其中，在名醫(名科)這一塊，欲引進一批在國際、國內有影響力的高層次醫學團隊，加大學科帶頭人、學科骨幹和臨床型人才的培養力度。

截至去年底，深圳22家醫療單位共引進“三名工程”高層次醫學團隊73個，其中國內團隊62個，國外團隊11個，以及院士團隊22個。

對於深圳這座財力雄厚的城市來說，上述做法可能是解決短板問題的捷徑。深圳市人大代表楊勤說：“‘三名工程’應運而生，引進的73個高層次醫學團隊對深圳具有深遠的意義。深圳有錢，有錢就要有有錢的做法，要從傳統的做法中跳出來，要利用國內國外最好的團隊，在最短的時間把我們的醫療水平帶上去。”

他補充道：“‘三名工程’雖然看起來花了大價錢，但是實際上綜合成本是最低的，因為它是在用最短的時間取得最好的效果。”

“精準醫學”真那麽神？一項腫瘤基因檢測能全對的實驗室只有16.7%

 
    通過基因檢測等技術找“準”病因，給病人找到最適合的藥品和療法，從而節約費用，提升療效——精準醫學，正將醫療健康事業帶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然而新華社記者近日在調研時發現，我國要真正邁入精準醫學時代，還需要越過三道坎。 

檢測不準，就談不上精準 
    精準醫學的最關鍵一步：精準評估風險、精準診斷病情。 
    “病人已經顯露出的癥狀如同水面上的冰山，據此要認識整個冰山，往往難於精準，必須充分運用基因組、分子影像等各種技術。”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大醫學部主任詹啟敏說，精準醫學包括對健康風險的精確預測、對疾病的精確診斷和分類、對藥物的精確應用、對療效的精確評估、對預後的精確預測等。 
    “沒有精準檢測，哪里有精準醫療？”國家衛計委臨床檢驗中心副主任李金明說，“目前，我國做基因檢測的獨立醫學檢驗所已超過200家，相當一部分實驗室所做的檢測結果存在準確性問題。一些三甲醫院臨床實驗室的基因檢測水平也不盡如人意。” 
    美國發布精準醫學計劃的目的之一是有效防控癌癥。當前，我國精準醫學應用最多的也是在癌癥治療領域。然而，去年12月底，國家衛計委臨床檢驗中心發布2015全國腫瘤診斷與治療高通量測序室間評估報告：對我國72家醫療機構臨床實驗室的腫瘤基因突變高通量測序檢測進行評估，實驗室檢測的基因數從4個至377個不等。100％正確的實驗室僅占總實驗室數的16.7％，22.2％的實驗室成績為零分，檢測結果準確性存在較大問題。 
    精準醫學檢測實驗室為保證檢測質量，應該集中設置，統一管理，但記者采訪發現，我國的精準醫學檢測，除檢驗科外，大部分分布在病理科、婦產科、藥劑科、腫瘤科、放療科、胸外科、呼吸科、心血管科等多科室。 
    “只要某個科的主任有想法，就自己搞個小實驗室，名為科研，實際開展臨床收費檢測，這一類實驗室往往缺乏質量和規範化意識，目前相當一部分實驗室沒有通過臨床基因擴增檢驗實驗室的審核驗收。”李金明說。 
    詹啟敏、李金明等專家表示，發展精準醫學，第一步針對基因檢測實驗室，需建立相關規範，技術標準不達標的要淘汰。其次，自主掌握核心關鍵技術，研發一批國產新型防治藥物、疫苗、器械和設備。 

缺少“底版”，數據分析難精準 
    海量的數據，極其複雜的“生命天書”……利用高通量測序技術源源不斷產生的生物信息，亟待解讀和研究。 
    中科院精準基因組醫學重點實驗室教授曾長青說，我國精準醫學研究面臨的問題是：數據貧，擁有表型數據的全基因組數據匱乏，沒有像樣的數據庫；體系弱，大數據的充分利用和分析能力低下；缺乏中國人群基因組參考序列；轉化缺乏基礎和機制。 
    針對精準醫學面臨的存儲、計算、解讀等問題，中科院計算所洛陽分所建立了“晶雲”平臺，可在24小時內完成全基因組測序數據分析並生成臨床分析報告。 
    “測序是精準醫療的引擎，但不是光測序就完了，最關鍵是要把測序數據和臨床數據結合，挖出有價值的‘相關性’。”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員趙屹說，數據解讀的痛點在於缺乏解讀人才，遺傳咨詢師沒有形成職業，專業培訓老師更是缺乏，“我們的平臺整合了超過１萬例患者和健康人的遺傳圖譜、30萬種基因疾病關系、1000多種基因－靶向藥物知識，借助大數據挖掘算法，可快速準確實現從測序數據到臨床分析報告的轉化。” 
    要精準首先要有“底版”，這是很多人的共識。 
    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北大人民醫院外科腫瘤研究室主任王杉說，精準醫學的障礙主要是積累不夠，我國絕大多數人沒有完整的個人醫療檔案，也就是說沒有“底版”，很難和基因測序的結果比對。另外，沒有強制性的醫療信息化國家標準，醫院間的數據和信息不能互聯共享。 
    “數據共享、生物樣本共享已成為精準醫學發展的瓶頸。”詹啟敏說，誰擁有生物樣本資源，誰就掌握醫學科技主動權，誰就能占據醫學競爭制高點，這需要高校、研究所、企業、政府主管部門一起合作，共同推動我國精準醫學的研究和發展。 
    “精準醫學的發展需要大規模的基因庫、電子病歷庫的建立以及大數據分析手段，並將基礎醫學的發現轉變為臨床診治。”北京朝陽醫院副院長童朝暉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醫院院長王辰認為，應立足中國國情，積極開展基礎研究、治療方案優化研究，建立中國人疾病譜基因庫，將我國擁有的巨大的患者資源優勢轉化為促進臨床診療技術進步的戰略資源。 
    長期從事生物信息學研究的羅奇斌博士開設了“基因空間”微信公號，從事傳播、培訓等工作。他說，一直以為最難的事情可能是技術，後來在實踐中卻發現最難的是給大家做“科普”，我國目前的技術與國際幾乎無差距，但是在對基因數據價值的應用上卻存在知識盲點。“希望能有更好的環境、更多的政策推動產學研一體化，讓數據的價值能真正發揮作用。” 

醫生、患者對精準醫學了解不夠，臨床推廣難 
    精準醫學，最終是要讓患者受益，體現在醫生給患者開出的每一張化驗單里、每一個量身訂制的處方上。然而，當前，患者對精準醫學仍比較陌生，因其臨床應用剛剛開始。 
    記者在中日友好醫院看到，有110多種藥物可實現精準用藥，醫生在開這些藥時電腦會自動提示，建議告訴患者進行基因檢測。 
    王辰說，如果全面開展精準醫學的臨床應用，有可能基本避免別嘌醇、卡馬西平、巰嘌呤、華法林等藥物所致的死亡等嚴重不良事件，減少藥品的無效使用。 
    不過，當前在醫院進行基因檢測的費用，大多沒有進入醫保範圍，因此即使醫生建議患者做基因檢測，被拒絕的比例也較高。 
    實施精準醫學計劃，醫院將成為主戰場，醫生是臨床決策的主體。精準醫學為醫生決策提供更為精準的手段和依據，同時，精準醫學也對臨床醫學人才提出更高要求。 
    深圳華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執行總裁尹燁認為，目前，懂基因檢測的醫生比例非常低，特別是在三級以下的醫院。 
    專家呼籲，要對臨床醫生進行再教育，讓他們更熟練、準確地掌握精準醫學知識。 
    王辰說，當前美國已修改華法林說明書，要求醫生在使用華法林前，首先實施基因檢測，以預判藥物療效、預估藥物風險、決定藥物劑量。目前藥物基因組學知識庫收錄的199種個體化藥物中，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已將171種藥物相關基因信息標註在說明書上，而我國目前只有一種藥品“卡馬西平”明確需要用基因信息指導使用。 
    詹啟敏、王辰等專家認為，我國的精準醫學事業需要盡快與國際接軌，從個體化藥物知識的傳播與普及到相關技術手段的應用和推廣，從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執行到臨床診療標準的建立與完善，我們都面臨著一系列挑戰。 
    國內外精準醫學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腫瘤和罕見遺傳病領域，這固然與這類疾病的發生與患者遺傳背景、基因突變關系較為密切等因素有關，但也凸顯其他領域研究的明顯不足。 
    中組部首批“千人計劃”入選者、南方醫科大學博士生導師徐希平認為，精準醫學在心腦血管疾病領域也大有用武之地，尤其在心腦血管疾病現已成為我國居民主要死因之一、其防控多需要持續終生的大背景下，精準醫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喬傑呼籲，我國應進一步加大在精準醫學等前沿科技研究方面的投入。 
    “精準醫學涉及臨床應用，醫療衛生部門不批準、醫改不報銷，很難推進下去。”徐希平希望我國加大對精準醫學的政策和資金支持，將上遊的基礎研究、中遊的產品開發以及下遊的產品審批、監管、醫保等打通 
 

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將助力醫療治愈率

醫用食品在大多數國人的概念里分為兩種：患病不能吃飯時輸入腸外營養劑，以及醫院里配置的病號飯。對於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下簡稱“特醫食品”)的概念大家仍然比較陌生。

其實，對於特醫食品的相關規定在2013年已經出臺，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中對特醫食品的註冊管理也做出了明確規定。《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註冊管理辦法》也在2016年7月1日正式實施。這一切都已經表明，特醫食品已經在我們身邊，如果能在醫學領域發揮會其應有的作用，特醫食品將會是未來醫療領域的一個得力助手，也即將撬動市場。

“歐美發達國家以及我國先前的臨床應用實踐已明確表明，經過科學研究設計的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能有效滿足疾病狀態人群的營養需求，降低他們的機體組織負擔、加快他們的身體康複。同時，該類產品具有良好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學效應，對減輕消費者醫療負擔，減少國家醫藥衛生支出等具有積極作用。”國家食藥監總局副局長滕佳材在8月17日舉行的“中國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宣貫大會”上表示。

特醫食品到底是什麽?它與腸外營養以及病號飯到底有什麽區別?

國際醫學營養協會(MNI)副主席Tim Meyerhoff先生在會議上解釋稱，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是專門針對營養不良重癥和慢性病患者而生產的，它能夠為醫院節省費用，能夠減少病患死亡率，同時也能降低醫院相關投資，是緩解全球營養不良問題的科學性解決方案。

Tim Meyerhoff 介紹，目前，歐洲的每一間醫院里都有四分之一的人有營養不良的癥狀。隨著年齡的增長，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在65歲老年人當中，每三個人之中就有一個人面臨著營養不良，就總數來說，目前有3300萬歐洲人面臨著疾病相關性營養不良。然而這些病人並沒有被診斷，即使這些病人被診斷了之後仍只有50%的人可以獲得營養相關的補助，但是這些疾病相關性營養不良卻給整個歐洲的醫療系統每年增加了1700億歐元。

Tim Meyerhoff表示，如果病人的營養狀況不良的話，任何的醫學手法都不能獲得其良效。而最新的一項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歐盟的特醫食品為醫院節省了12%的費用，每12個人之中就會減少一名患者的死亡，同時減少了醫院330萬歐元的投資。

大量臨床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發現，術後對病患進行早期腸內營養幹預能有效減少術後並發癥、縮短住院時間、降低治療費用，從而減輕患者的經濟負擔。因此特醫食品在國外許多發達國家應用廣泛且使用歷史悠久，產品種類也很多，形態上包括固態、液態，還有全營養配方食品(成人、嬰兒)，以及針對不同疾病的配方食品(如糖尿病、胃腸道疾病、腎臟疾病、肺部疾病、癌癥、心血管疾病等)。

有關資料表明，我國規模以上醫院住院病人得到特醫食品的營養支持尚有明顯不足，對於非住院病人和中小城市以及廣大農村的疾病狀態人群，缺乏營養支持的現象更為突出。隨著我國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和健康需求不斷提高，特醫食品產業將迎來更大的實際需求和發展空間。

在中國，很多時候臨床醫生卻缺少營養師的協助。臨床醫師註重專科疾病的診斷和治療，對營養風險、應激時營養需求缺乏認識，忽視營養治療，最終將影響整體療效，增加住院時間和醫療費用。目前，我國不規範、不合理的營養治療普遍存在。

“特醫食品的目標是病人的飯，是全部營養或者目標營養成分的來源。現在臨床醫生都希望，只要患者有消化和吸收能力，盡量通過飲食獲得營養而不是註射營養劑，因為註射營養劑還是會影響腸道功能以及腸道菌群。只不過，目前臨床醫生還缺少營養醫師的支持，雖然醫院已經配置了營養科，但是人力還是較少。”中國保健協會理事、中國保健協會市場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王大宏表示。

特醫食品雖然是一種食品，但是在《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註冊管理辦法》中也指出，需要在醫生指導下或營養師指導下使用。

“在臨床上，醫師、營養醫師的處方權是一樣的，目前最重要的是制定應用規範，什麽人該用，什麽人怎麽用，對患者的狀況要進行營養不良的評估。”北京協和醫院營養科陳偉副主任醫師表示。

為了不讓特醫食品淪為保健品的檔次，也為其制定了較高的門檻。

“這是一款完全不同於保健品的食品，它針對的是患者人群，而保健品是健康、亞健康狀態下的人進行的一種營養補充。特醫食品可以作為患者的全部營養或者是在代謝中出現問題而進行特定的食品。”王大宏表示。

在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中規定，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應當經國務院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註冊。註冊時，應當提交產品配方、生產工藝、標簽、說明書以及表明產品安全性、營養充足性和特殊醫學用途臨床效果的材料。同時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廣告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規關於藥品廣告管理的規定。

滕佳材介紹，特醫食品按照藥品嚴格註冊、簡化許可審批程序、產品註冊與生產許可銜接的思路與原則，對產品註冊設置了較高的準入門檻，對生產企業研發能力、生產能力以及檢驗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滕佳材表示，特醫食品重大意義在於為疾病狀態人群提供科學合理、全面適用的營養支持，使其保持營養、恢複健康。然而，目前針對不同疾病的特醫食品種類仍然缺乏、應用明顯不足，這些都需要相關企業長遠思考，積極研發疾病人群需要的配方產品，為疾患人群造福，為產業發展助力。

中國大型癲癇精準醫學研究項目啟動 預期於2018年12月底完成

由複旦大學牽頭，聯合北京大學、中南大學、首都醫科大學、重慶醫科大學和廣州醫科大學及10所附屬醫院，6日在上海啟動癲癇精準醫學研究項目。這一項目將搭建癲癇精準醫學全國性合作研究、數據共享平臺，繪制我國癲癇疾病突變譜，致力於減少出生缺陷和並發癥，改善預後，降低致殘率。

據項目負責人、複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副院長王藝教授介紹，全球現有癲癇患者約6500萬，致殘率、致死率高，帶來沈重的社會經濟和心理負擔，僅美國每年用於癲癇疾病的補助費用就高達26億美元。癲癇病因學複雜，臨床表現多種多樣，目前大眾對於癲癇的認知，大部分停留在“倒地、抽搐、口吐白沫”等疾病發作時的生理表象，也因此覺得癲癇非常可怕、無法根治。

專家認為，近幾年，我國癲癇的臨床表型分類日益精細化，組建了癲癇精準醫學協作網，積累了相當數量的高質量臨床及生物樣本資料，並在基因突變機 制和靶向治療研究方面取得成效，具備精準化診治的優勢和條件，癲癇已成為繼腫瘤研究後，又一個大有希望實現精準化醫學研究的重要疾病。然而，這一疾病臨床 表現和病因學均存在很大的異質性，有很多臨床預判、治療方案選擇等問題未解決，尤其在早期預警、療效與嚴重不良反應預測以及疾病預後評估等方面存在諸多難題。

項目將針對相關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利用已有的癲癇大樣本病例，選擇與遺傳相關的癲癇患者20000例，其中兒童和青少年15000例，成人5000例，進行臨床精細表型數據獲取與分析;並對這20000例病例進行遺傳代謝檢測，從中獲取遺傳變異數據進行分析並繪制癲癇的基因突變譜;最後，利用神經病學、分子遺傳學、神經生理學、多模態腦影像和心理學，結合數理方法，發展大數據定量分析方法和計算神經網絡數學模型，對癲癇病人生物複雜現象進行跨層次大數據整合分析。

據了解，項目組建了多學科專家團隊，預期於2018年12月底完成。

制藥企業加速競技 免疫療法成諾貝爾醫學獎熱門

2016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即將在10月3日公布，而與精準用藥相關的單克隆抗體免疫療法被業內捧為了奪獎熱門：去年，免疫療法先驅JamesPAllison榮獲了2015年拉斯克獎(AlbertLaskerAward)，獲獎理由是“發現並發展了一種單克隆抗體療法，促進免疫系統對抗癌癥”。在業內，拉斯克獎成為了諾貝爾獎的預測“風向標”，迄今為止，共有超過300人獲得了拉斯克獎，而其中有81位後來獲得了諾貝爾獎，去年我國的諾獎得主屠呦呦就是其中一位。

那麽，基於癌癥免疫療法開發的抗體藥物究竟有多神奇，中國在這一世界頂尖的藥物研發領域又處於怎樣的位置?

最賺錢的藥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現任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Collins)曾經在2005年時做出一個大膽的預言：2015年時，我們會發現整個藥物研發領域開始有一個重大轉變，到2020年我們將會基於人類對基因組的了解給病人用藥，而我們今天藥物研發以及使用藥物過程中的這些知識，在2020年都統統會被扔到垃圾桶。

柯林斯的這一預言在今天正逐漸印證：去年，默沙東和百時美施貴寶(下稱“BMS”)的兩款基於基因研究下開發的單克隆抗體PD-1生物藥正式上市，這兩種藥物在癌癥治療領域呈現出了顛覆性的效果，在上市的第一年，這兩個單品種在一年的銷售量都突破了10億美元。

美國吉列德科學公司前任研發部門總監、現任精準醫療百家匯總裁葛東亮如此理解柯林斯的這個預言：“在2015年，美國政府組織了一次頂層設計的臨床試驗，這個試驗計劃中，所有入選的病人首先要對腫瘤進行基因組程序進行檢測，明確哪些基因位點有變化，或者哪些基因有高表達，並據此尋找針對性的靶向藥物——按照這樣的框架進行實驗。這正是柯林斯2005年提到的觸及藥物研發和藥物使用的真正轉變。”

那麽這種基於基因分析之上研發的生物藥究竟有多神奇?

在去年，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抗體藥物Humira一舉拿下銷售額排名第一的寶座，年銷售額破140億美元。

（來源：市場研究公司IMS）

以目前已經通過FDA上市批準的PD-1抗癌免疫治療藥物為例，臨床試驗表明他們在非小細胞肺癌、黑色素瘤、間皮瘤(Mesothelioma)、三陰乳腺癌等病種上已經產生了顯著的治療效果。對於達到治療“基因條件”的病人，比如間皮瘤患者，平均療程5個半月後，76%的病人可以見效，有28%病人的腫瘤縮小，48%病人腫瘤停止生長。要知道，作為最惡性的腫瘤之一，通常間皮瘤在化療無效或複發後，幾乎沒有可用的治療手段。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5月初，全球已有57個抗體藥物上市。其中Humira、Remicade、Avastin、Rituxan2015年銷售額70億美元。

在去年，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抗體藥物Humira一舉拿下銷售額排名第一的寶座，年銷售額破140億美元。

“從上世紀80年代分子生物學開始發展，到迎來靶點藥物的黃金時期，癌癥治療因為藥物治療的精確性得到了改善，但科學家們發現，仍然有60%~70%的癌細胞對藥物有抗性，這意味著一種藥對患者的有效期可能只有幾個月到數年，但生物藥的出現，讓癌癥的治療效果得到了根本性的顛覆。”百濟神州生物藥總監李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2011年，美國FDA批準了第一個CTLA-4單抗藥物，這意味著腫瘤治療開始進入了轉型期，這種免疫治療的藥物可以刺激免疫細胞‘幹活’，從而殺死癌細胞，我相信10~15年後這種新型的生物藥會成為治療癌癥的主流。”

充滿挑戰的研發

生物藥並非對每一個病種的病人都會有效(通常有效率在20%~30%)，並且在“基因屬性”的挑選上頗為嚴格，而且價格昂貴：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詢公司向《第一財經日報》提供的數據，目前FDA已經批準的兩款單抗藥物每年的病人花費達到了15萬美元。

“生物藥目前的缺陷在於患者‘有效應答’的比例不高，只有20%~30%，但一旦有效，治療的效果就會很長久，而不是像過去的化藥一樣很快會產生抗性反應。”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詢公司大中華區總裁王昕對記者表示。

但這百分之二三十的機遇還是讓多數制藥公司將生物藥的研發列為了不可錯過的下一個研究領域。包括恒瑞、百濟神州、譽衡藥業、君實都已經以“十年、十億美元”的研發投入下了重註。

“中國每年有429萬新增的癌癥患者，每天新增癌癥患者1.1萬人，每年有289萬人死於癌癥，這個數據平均到每天是7917人。而在這其中有大約100萬人適用於生物藥的腫瘤免疫治療。”GE醫療大中華區生命科學事業部總經理李慶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作為未來全球制藥領域重要的市場方向，目前在全球範圍內銷售增長最快的藥物中70%以上是生物藥。在美國，生物制藥的增長速度達到了22%，而中國目前只有4%。顯然，這是一個亟待加速的市場。”

中國在研PD-1藥物

PD-1藥物

狀態

北京諾華

PDR001

在審評

默克雪蘭諾(北京)

avelumab

在審評

百濟神州(上海)

BGB-A317註射液

在審評

哈爾濱譽衡藥業

GLS-010註射液

在審評

雲南沃森生物

傑諾單抗註射液

在審評

江蘇恒瑞

註射用SHR-1210

臨床I期

上海君實生物

重組人源化抗PD-1單克隆抗體註射液

臨床I期

百時美施貴寶(中國)

Nivolumab註射液

III期（國際多中心實驗）

默沙東研發(中國)

Pembrolizumab註射液

III期（國際多中心實驗）

（資料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國內的諸多企業正加速布局。今年2月，百濟神州作為中國第一家尚處於研發階段的生物制藥公司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其首席財務官Howard向記者透露，之所以會獲得華爾街青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只專註於癌癥方向的靶向藥物以及免疫治療藥物的新藥研發，在過去的五年時間里，他們將85%的運營成本投入在了研發階段，這是傳統化學藥物研發成本的數倍，換來的是五年4個創新藥物走進臨床。

但對於身處制藥行業的研發人員來說，用冰火兩重天來形容抗體生物藥的研發並不過分。

“8月5日，BMS的一款PD-1抗體宣布臨床試驗失敗，股價立刻大跌16%，它的競爭對手默克卻上漲了10%，而6月份Tesaro的一個卵巢癌基因療法藥物臨床試驗成功，股價立刻暴漲了一倍多。”先聲藥業研發首席科學官兼研發總裁牟驊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之所以一款臨床試驗的藥物可以讓公司股價大漲大跌，就是因為生物藥的研發挑戰讓眾多抗體藥物只要誕生就可以躋身“重磅藥物”行列，這也意味著，生物藥的研發本身就充滿了巨大挑戰。

“我們不僅要培養在癌癥藥物和新藥研發方向的關鍵人才，這些人才還必須達到一定的規模：我們的科研人數達到了100多人，而且你必須要掌握關鍵的技術——只靠一兩個天才、十幾個科研人員做癌癥研發是遠遠不夠的。”Howard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