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喜歡被上司罵,但日本年輕一代很不同,他們覺得如果有人罵自己, 代表那個人的視野裡有自己,被罵反而是賺到! 「請多罵我幾句吧!」這不是SM(性愉虐)的台詞,而是日本年輕社員期待上司多多斥責自己,討罵的人越來越多,讓多年來忍住不敢罵部下的上司意外,難道討罵真的是新流行? 現在工作不好找,年輕人進公司三年內有三五%離職。部下離職率高,會被認為是上司有問題,因此許多上司不敢隨便罵部下,忍了又忍,否則還會被控訴遭到職權騷擾,但現在居然許多新人或年輕社員希望上司多罵自己;上司罵得火熱,表示上司是真正關心自己,才能更積極工作。 現在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沒有什麼被罵的經驗,從小父母很少責罵,求學過程中,許多老師不是冷淡,就是怕被家長抗議,不罵學生。因此許多年輕人反而羨慕昭和作風的老師,如武田鐵矢飾演的金八老師,雖然嚴格,但視學生如命,讓人感到溫暖。 人基本上不喜歡被罵,像財團法人日本生產力中心(JPC)在二○一三年對四二○位課長做調查,九成認為有罵有差,但社員則有六成認為,「被上司罵會喪失鬥志,什麼都不想做。」很多人從小沒被罵過,被罵兩句就覺得遭否定,馬上辭職。 不過年輕的一代很不同,雖然被罵的滋味也不是多好,但更怕遭到忽視、排擠,對孤獨有點恐懼症,像很怕在社群軟體SNS裡沒跟上群組的陣,或落得只有自己一個人去吃飯等;因此如果有人罵自己,至少表示那個人的視野裡有自己,會想討罵。 討罵是透過被罵而滿足被承認的欲望,顯見對方認為自己還有希望、還有救,沒打算放棄自己;也有年輕人至今雖然沒有被罵,但公司內有些看來是嚴厲的上司,如果做不好,隨時會挨罵的感覺,這樣反而會意識到自己必須認真。 日經集團的TV東京,深夜有個節目是《我想被吉木罵》。演員吉木里沙不斷罵「飯桶」、「白痴」、「住嘴!你根本壞掉了!」等,居然很有人氣,因此還系列化。吉木雖然是從否定、斥責開始,但最後總會溫柔慰藉,被罵反而會感激涕零。 許多年輕人覺得罵人的人,是有相當覺悟與關心才會出口罵人,因此被罵比被誇獎好,誇獎有時反而是應付。被罵是賺到,覺得被罵很不錯,甚至許多論調或書籍都勸人要培養挨罵力。 這時代罵人的人是非常珍貴的存在,但罵人也有學問,像罵人不能連人的品格都否定,或連祖宗八代都罵;罵了之後也要傾聽、提示方策才好,因此現在還有如何罵人的講習,才能真的滿足討罵願望! 撰文 / 劉黎兒 |
剛剛過去的2016年,在我國環境保護領域的改革創新中,極為濃墨重彩令人記憶深刻的一大手筆,便是中央環保督察。
“中字頭”的環保督察、部級領導的正副組長、公開受理群眾來電來信舉報和部級領導帶隊的下沈督察,不僅讓各級各部門領導幹部們震驚,讓排汙企業感到震懾,也讓百姓感到欣喜與希望。
“一個地方,沒有環保問題是不可能的。督察組在督察反饋意見中,都會留下幾句‘狠話’。”一位環保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
從督企到督政的破局
2015底,中央環保督察在河北拉開試點帷幕,與26名省部級領導幹部及12名有關部門主要負責人個別談話;對省委、省政府18個有關部門進行走訪問詢;受理群眾來電來信舉報並對有效舉報進行督辦和抽查,收集情況、聚焦問題;針對梳理出來的問題線索,赴石家莊、保定、邯鄲、邢臺和唐山等地開展下沈督察。
從組織規格到督察對象,從工作機制到督察方法,與過去各類督查相比的不少鮮明變化讓人們對這次中央環保督察充滿了期待。
4個月後,督察結果亮到了公眾面前:“河北省對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視程度和工作力度,與中央要求和群眾期盼仍有較大差距”、“原省委主要領導對環境保護工作不是真重視,沒有真抓”等等。
如此彈射利病的措辭,在此前的各種督查中聞所未聞。
中央環保督察組正在受理群眾來電。攝影/章軻
早在2015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就審議通過了《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並為中央環保督察指明了方向,確定了基調:“要把環境問題突出、重大環境事件頻發、環境保護責任落實不力的地方作為先期督察對象”、“要強化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的要求,對問題突出的地方追究有關單位和個人責任” 。
環保部稱,督察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地方黨委政府如何把環保責任落實到位。由破解這一難題開始,明晰各職能部門環保職責,嚴厲查處環境違法行為等次第展開,在河北試水,並延展到第一批、第二批中央環保督察。
地方黨委政府不作為、亂作為被揭開了蓋子。河北省深州市委書記孫雲霞任深州市政府市長期間,超越權限審批應由國家發改委核準的陽煤集團深州化工有限公司年產22萬噸乙二醇項目。孫雲霞等6人分別受到黨內嚴重警告、黨內警告處分、行政記大過處分。
職能部門怠於履責、弄虛作假被挖出了真相。廣西壯族自治區對梧州市岑溪市相關部門查處百姓投訴案件不力行為嚴肅追責,梧州市紀委及時啟動問責機制,對13個部門共49名黨政幹部進行立案查處,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問責岑溪市政府及8個相關部門共28人。
企業無視環保、違規建設被查了個徹底。中石油寧夏石化公司非法傾倒石膏、偷排汙水被群眾舉報,寧夏回族自治區按照中央環保督察組要求迅速徹查,對企業3座臨時消化池未批先建的行為實施行政處罰50萬元,並責令拆除臨時消化池,該公司已完成了拆除;對利用暗管排放廢水的行為實施行政處罰10萬元。
整改,纖悉無遺;追責,具體到人。截至2016年12月,中央環保督察組共向河北省及第一批、第二批中央環保督察所涉15個省(區)交辦30385件群眾舉報環境問題,共約談和問責12472人。
督察重在查找地方病根
本報記者了解到,中央環保督察絕非橫空而出的突發奇想,這一改革創新之舉,有著深厚的實踐基礎和緊迫的現實需求。
為推動環境管理轉型,2002年6月,環境保護部區域督查中心先後在經濟發展最熱的華南、華東地區試水。2006年~2008年,華東、華南、西北、西南、東北和華北督查中心相繼成立,六大環保督查中心在開展督查的基礎上,於2013年探索推行綜合督查,由督企向督政轉型。
環保部介紹,環保督查中心工作和運行模式也出現了“不適應”:以事業單位的身份監督政府和行政部門,地位顯得尷尬;以環境保護部名義督查地方政府,督政力度、影響層級和範圍都有限,權威性、震懾力不夠,難以形成有效約束;對環境違法問題只有檢查、調查和處理建議權,缺乏相應的制約手段。
這些問題和瓶頸,需要更高層面上的督察才能突破。
中央環保督察由此應運而生,其背後是重大的機制變革。
層級高。從環保部門牽頭到中央主導,代表黨中央、國務院開展環保督察;從以查企業為主轉變為“查督並舉,以督政為主”;國務院成立工作領導小組,具體的組織協調工作由環保部牽頭負責。這是我國環境監管模式的重大變革。
目標明。推動落實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督察的對象主要是各省級黨委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並下沈到部分地市級黨委和政府。明確指出各級地方黨委政府存在的問題,切實推動其落實改善環境質量的責任。
邊督邊改。督察進駐期間,對群眾舉報全部進行登記分析,將有效舉報分批向被督察地方交辦,要求逐項處理反饋並向社會公開。同時,緊盯舉報問題整改落實情況,對查處不力的地市和重點案件進行督辦或現場抽查。很多難啃的硬骨頭終於被啃下來了。
力度大。在督察結束以後,重大問題向中央報告,督察結果向中央組織部移交移送,這些結果作為被督察地方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考核評價任免的重要依據。
這一系列變化,在連續開展的中央環保督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形成了一輪又一輪強烈的沖擊波。
2016年7月,中央第八環保督察組進駐寧夏回族自治區,隨後,對黑龍江、江蘇、江西、河南、廣西、雲南、內蒙古等省(自治區)的第一批中央環保督察陸續啟動。從結果上來看,此次督查問題查找得清楚,癥結也分析得明明白白。
有的地方黨委重開發、輕保護,很少專題研究環境保護工作;一些地方環保工作不嚴不實,一些地方工作部署存在降低標準、放松要求現象,不作為、慢作為、亂作為問題比較突出;有的地方社會快速發展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之間的矛盾依然突出,產業倚重倚能,一些結構性、區域性環境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一些地方自然保護區內違法違規開發問題仍然多見,部分區域環境汙染嚴重,“好水減少,差水增多”,群眾反映強烈。
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對生態環境脆弱性、環境保護緊迫性和艱巨性的認識尚不到位,存在盲目樂觀情緒;貫徹落實國家環境保護決策部署尚不到位,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要求不嚴,環保壓力傳導不夠;落實“黨政同責、一崗雙責”方面考核偏軟;一些地方環境保護工作主動性不夠;一些地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思想明顯。
據本報記者了解,第一批8個督察組共向當地政府交辦群眾來電來信舉報環境問題13316件,其中責令整改9722件,立案處罰2906件,共計罰款2.25億元。8省(區)中央環保督察共立案偵查215件,拘留327人;約談2275人、問責3492人。
壓力傳導機制正在逐步形成
中央環保督察,從上到下的一系列變化,正層層顯現。
河南、黑龍江、寧夏、江蘇、廣西、雲南……黨政“一把手”多次部署,突出問題整改,該停產的一律停產,該關閉的堅決關閉,該問責的嚴肅問責,徹底打通問題整治的“最後一公里”。
“中央督察之後,我們有了緊迫感,也有了‘紅線思維’和‘底線思維’。經過這次督察,我深深感到在日常行業管理中,真要把環保挺到最前面。”南通市農業委員會的幹部這樣說。
河北省一位機關幹部也表示,“以前幹環保是兩頭急,中層梗阻,督察之後,大家都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幹工作多想環保的風氣正在形成。”
環保部介紹,通過“督黨委”“督政府”,環保壓力層層傳導,一批百姓反映強烈或久拖不決的環境問題得到解決,地方黨政領導對環保工作的重視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群眾的感受直觀而真實,“多年解決不了的汙染問題,督察組來了,汙染企業立即被關停了”、“上半年河北環境質量改善力度空前”。
中央環保督察這一變,帶動了地方環境管理之變。
河北、山西、湖南、四川、貴州、福建……很多地方紛紛以省委、省政府的名義開展環保督察,計劃用兩到三年不等的時間,對所轄區域開展全面督察。
在山西,首次環保督察一個月內共整治違法排汙問題508個,督促長治、晉城兩市完成違法排汙問題整治508件,罰款總計532.94萬元;問責相關責任人171名,嚴重者已受到開除、免職、調離、黨內嚴重警告等處理。“嚴厲”,這是當地群眾對督察的評價。
在四川,首站督察德陽就有1人被免職,兩企業停產停業,22家企業被立案查處,8人被刑拘,3起涉嫌環境犯罪案件被公布。“逗硬”,這是四川百姓對督察的形容。
2016年歲末,第二批中央環保督察組先後啟程,北京、上海、湖北、廣東、重慶、陜西、甘肅等7省(市)迎來督察。截至12月26日,7個督察組共計受理群眾來信來電舉報24141個,累計向被督察地方交辦有效舉報問題14213件,督促地方整改辦結9987件,責令整改9087家,立案處罰5140家,拘留281人,約談和問責6274人。
從中央到地方,環保督察警示著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在今後的工作中,環保應成為決策部署中的條件反射,社會發展中的長線思維,具體工作中的必守底線。
2016年50大金曲,順便了解下當下華語音樂創作現狀。
本文由新音樂產業觀察(微信 ID:takoff)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新研室。
關於華語音樂,最近出現不少爭議,有人說“華語音樂將死”,有人說“中國沒有音樂”。對此,新觀群友們已經有過深入探討。(看這里:華語音樂早已經是一潭死水?)簡而言之,有一種觀點認為,華語流行音樂很爛,就對了。那麽,華語音樂到底有多爛呢?新研室抽空把年前想做卻沒做的事情做了,挑出了2016年50大金曲,順便了解下當下華語音樂創作現狀。
新研室給自己定了幾個標準:
1.詞曲創作都必須是華人,歌詞是華語(含方言)。
2.盡量多元化,不同音樂風格都聽聽,搖滾和偶像都挑挑。
3.不要太另類,相對比較容易接受。
結果如下:
挑歌的過程中,新研室最深刻的感受有三:
首先,相對歐美音樂,華語流行音樂確實比較單一,不只是風格的單一,也包括編曲結構和層次的簡單化,顯得歌曲的可聽性略淺。
其次,華語流行音樂顯得“單調”的一個原因可能在於節奏變化有限。相對而言,歐美歌手,尤其是黑人歌手的節奏感遠遠好於華人,所以借由節奏的變化,可以帶來不同的創作動機、行進方式和器樂變化。國人的音樂,重歌詞和旋律,節奏感偏弱,造成創作的局限。
還有,整體制作水平確實不太高,尤其是把音樂平臺上大量所謂獨立創作算入的話。
其中有一些問題是根源上的問題,比如節奏感,中國人節奏感就是不強,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節奏感不強會影響電音和說唱等重節奏的音樂創作;有一些是行業變遷帶來的,比如制作水平。個體生產質量必然不如精英生產,自媒體也有同樣的問題。
但是我們認為如果因為上述問題存在而全盤否定華語音樂創作就有些偏頗了。需要強調的是,當我們評判當下整體音樂創作質量時,簡單粗暴的把傳統唱片業時代拿來對比是不對的,時代的變化必然會在行業變遷中體現出來。
對於作品來說,這個時代最大的變化是什麽?兩點:
1.個人作品取代精英產品
上面這50首歌,十有八九歌手都參與詞曲創作。歌手介入創作,最直接的影響是讓歌曲更貼近歌手歌星,更像個人作品,而不是標準化產品。傳統唱片業的創作是產品導向,企劃、收歌、錄制、包裝,強調專業化流程,為了保證作品達到行業售賣標準,收歌來源相對固定。下面這個例子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
《Leon Now》黎明
1.Sugar in the Marmalade(詞:周耀輝/曲:雷頌德)
2.Prime Donna(詞:周耀輝/曲:雷頌德)
3.我愛花香不愛花(詞:林夕/曲:雷頌德)
4.從今開始(詞:林夕/曲:雷頌德)
5.Be My Girl(詞:林夕/曲:雷頌德)
6.酸(詞:林夕/曲:雷頌德)
7.透明(詞:十方/曲:雷頌德)
8.珍惜(詞:黃偉文/曲:雷頌德)
9.Ellie(詞:周耀輝/曲:桑田佳佑)
10.知道不知道(詞:小兵/曲:小兵)
11.Dawn (曲:雷頌德)
12.Sugar in the Marmalade(詞:周耀輝/曲:雷頌德)
上面是一個比較極端的案例,這個情況在傳統唱片業並不少見。華語市場上,傳統唱片業就是由少數創作精英把持的。精英把持創作,當然可以保證產品質量穩定,但同質化也較嚴重。也許你會覺得,孫燕姿和張惠妹都很有自己的個性啊?你不知道的是,唱片公司每年要犧牲多少同質化的新人才能捧出一個孫燕姿或張惠妹。
如今最大的不同是,任何人,無論好賴,都有可能吸引到自己的粉絲,形成自己的圈子,為此,個性化作品就顯得特別重要了。年輕一代,但凡有點能力的都更願意自己寫歌,獨立發行,好賴是自己的作品。上面50首歌里,絕大多數歌手都有參與創作。
這是一個趨勢,產品化轉向作品化,個人化,敝帚自珍。從鹿晗到齊一,莫不如此。這就造成一個問題,制作水平參差不齊。條件好的如鹿晗,制作水平相對較高的,條件不好的,如大量民謠、Indie-Pop、古風等,制作水平相對較低。
但新研室認為這是階段性問題,隨著制作工具的不斷進步,隨著市場競爭促使個體生產者逐漸具備產品意識,加強品控,制作水平會逐漸回升。這里面有一個比較正面的例子是汪蘇瀧,過去大家都認為他屬於網絡歌手,被戲稱為“QQ音樂三巨頭”,但這些年來,汪蘇瀧的作品制作水平是不斷提高的,這就是加強品控的結果。
2.傳播的去中心化和圈層化
在前互聯網時代,標準化產品加上集中的資源是成功的基礎。這意味著唱片公司的風險最低,銷售規模化可能性最大。隨著標準化產品變成個性化作品,傳播從中心化變成碎片化,受眾也越來越圈層化,廣為傳唱的大眾金曲和一統天下的大眾明星都越來越少。
當前條件下,一首歌要想被盡可能多的人接受,想要實現全渠道傳播,真正形成大眾狂歡,必須符合兩個條件:滿足最廣大受眾的基本審美需求,觸動社會情緒。前者的代表是《小蘋果》和《成都》,後者是《野子》。《小蘋果》和《成都》都屬於朗朗上口、簡單易學的歌曲,《野子》不好唱,但是好聽,而且唱著特別“爽”。
因為圈層化的原因,信息的傳播越來越局限於已有的圈子里,當我們抱怨聽不到好歌的時候,很可能需要跳出自己故有的圈子去主動發現。比如鹿晗的《某時某刻》和《微白城市》我們認為都是好歌,但非鹿晗粉絲的圈子很難get到。實際上,新研室挑的這50首歌也遠代表不了誰。因為圈層化的關系,我們的選擇也很有局限。但另一方面,廣為傳唱的好歌會越來越少,代之以不同圈子里傳播的分類市場金曲,音樂欣賞會變得越來越個人化和圈子化。
與此同時,新研室發現,國內的音樂平臺缺乏有效的幫助用戶智能發現新歌的途徑,使用國內的音樂流媒體服務,會越來越局限於已有的音樂認知體系中不可自拔。相比之下,Spotify的智能歌單在歌曲推薦上已經有達到很高的水平,這也有助於歌曲的充分傳播。
那種能在不同圈子里全渠道傳播的歌曲,通常都會被呲之以鼻,《最炫民族風》、《小蘋果》、《一萬個舍不得》、《董小姐》、《成都》,原因前面提到了,這種歌曲一般審美標準是按全中國人的欣賞水平來平均的。這些年唯一的例外是《野子》,這首歌之所以能紅,除了有一定傳唱性,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切合了社會情緒,這些年大家都覺得自己活得太憋屈了。
總結
音樂市場回暖,也就是這兩年的事情。之前十年,行業轉型帶來的市場萎靡,造成內容匱乏,導致現在綜藝節目只能更多消費15-20年前的老歌。但是,作為行業眼中的“新樂(lè)觀”,我們認為華語歌曲創作並沒有那麽爛。而且,產品質量跟市場發展是由直接關系,隨著音樂市場的繼續回暖,市場競爭會促使創作團隊更加重視產品質量,加上,版權價格的水漲船高,越來越多的平臺、團隊和財團願意把錢投入到新版權生產上,這些都有助於提高華語歌曲的整體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