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近代史的講述，總有各種各樣的假設：假如慈禧太后早點死（維新變法成功），假如宋教仁沒有死……這些假設背後的喟嘆是：中國可能是另一個樣子。
後見之明是當代人的特權。想像一下，站在今天來看，歷史彷彿一條順序畫卷，昨日之我（國）移步換景，不幸每一步轉換我都已知，每一步「失誤」、「挫敗」，都將轉向不可逆的未來——也就是今天。忍不住扼腕頓足，想要回到岔路口，看看另外那條路，是什麼樣的。扭轉歷史，成為一種想像力的誘惑。在這個意義上，穿越劇滿足了人們對於歷史可能性的好奇，但是穿越劇也常常敬畏地、或者說想像力不足地，遵守著一個基本套路：即使穿越者再洞悉真相，再有後見之明，也無法改變歷史的進程。
這類假設還出於一個更重要的理由：中國近代史是一個懸浮於今天的噩夢。當我們的歷史敘事是以鴉片戰爭的炮聲為開端，以屈辱——侵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為線，那麼出於民族情緒而產生修改歷史的衝動，也就不難理解了。
近代史學大家郭廷以提出：從明代到康熙年間，天朝對西方文明是好奇並開明的，轉折點在於雍正繼位之後，因為傳教士涉入皇位之爭，怒而禁止傳教。郭廷以忍不住假設：如果沒有雍正此舉，如果在另一個著名的契機，乾隆能善待馬戛爾尼代表團，學習他們帶來的技術和文化，中國將是另一個局面。郭廷以也忍不住批評：當時的帝國、中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英國，只考慮商業利益，沒有肩負起文化傳播的責任，否則，事不必如此。
這些假設和痛悔，都建立在這個歷史認知之上：中外關係在近代史上至關重要，具體表現形式是——落後就要挨打。這種看待歷史的方式充滿感情，沉痛自省，但是代入太深，克制不住介入歷史的衝動，以至於沉浸在受害者的情緒裡無法自拔。同時，這樣的角度是否太過單一，而忽略了其他的真相？
英國史學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躁動的帝國》(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一書中轉換了角度。他提出，18世紀的中國，農業生產力與世界任何主要地區相比，毫不遜色。中國最有生產力的地區（長江下游流域）農村生活水平，在同時期約相當於歐洲最有生產力的地區（英國）。19世紀初，中國經濟雖然不算蓬勃，但是發展穩定。然而，歐洲在1750年到1850年之間發生了石破天驚的巨變：政治紛擾，國與國之間交戰，廉價能源唾手可得，加上來自美洲的資源，新科技取代舊科技，展開了整合型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換句話說，歐洲（尤其是英國）才是例外，中國不是例外。」
這種站在全球史的歷史視野，有助於讀者從痛心疾首的自我批判、民族情緒強烈的近代史敘事中擺脫出來，也促使讀者從中國中心、中外對立的世界觀中走出來——中國只是走自己的路，是其他地方發生了巨變。
作者說，他的中國學生經常不明了中國在1949年以前的開放程度，或是外國人在中國發展上所扮演的重大角色。另一方面，外國人經常也不明白今天的中國人一回顧歷史就油然而生的受辱感。毫無疑問，這和我們的歷史敘事、歷史教育有關。除了以屈辱為歷史線索，作者說：「中國政府把多數外國人從中國歷史中抹煞掉，只留下他們喜愛的一小撮。」
這種歷史敘事造成的後果，要麼是仇外的民族主義情緒，要麼是對西方文明的過分欽慕和對中國的過分貶抑，而文安立的講述把中國近代史——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共和、中日戰爭、共產主義——放在世界的變動中，考察英國、美國、俄國、日本等對中國的影響，同時也講述了外國人在中國的角色、海外華人如何探索世界，中外關係不再是堅硬悲情的民族國家敘事，而是複雜混融、充滿彈性的圖景。
這挑戰了以往歷史敘事造成的印象。比如，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儘管早有研究指出，魯迅等人對於中國國民性的理解，來自早期傳教士的偏見，但是「國民性」至今仍是非常盛行且有效的話語。文安立則不止一次提到，資本主義的進入，把中國分為沿海、租界和內陸，這之間的差異比中國農民和法國農民的差異還大。因此「中國人」不可一概而論。而在這一變化過程中，作者說，近代以來中國人接納外國新生事物的能力，使許多觀察家跌破眼鏡。
這本書專設一章講述海外華人。通常，海外華人無法進入中國歷史，正如海外華人文學最多被當成中國文學史的補充章節，但是文安立提出，「海外華人對20世紀中國的政治命運有極大的影響」，「我想不到還有哪個大國，它的僑民和流亡人士會扮演如此重大角色，重新建構國家的未來。」最有名的例子當然就是孫中山了。
然而最令人動容的，卻是在拉美的華人故事。19世紀中期之後，在拉美的華人多聚集於秘魯和古巴。他們在製糖農場、礦場、甘蔗田、鐵路工作，受到的待遇只比奴隸略勝一籌；他們領不到工資、遭受霸凌，稍違規定就被苛扣糧食。古巴華人向大清國皇帝上書陳情，卻如石沉大海。1870年代，兩千華人加入了第一次獨立戰爭的古巴軍隊。這些士兵中有些或許參加過太平天國，有實戰經驗，為古巴爭取自由的奮鬥做出了重大貢獻。哈瓦那有一座華人烈士紀念碑，刻著：「古巴華人沒有逃兵，古巴華人沒有叛徒。」
這樣的故事該寫入中國史，還是古巴史？或是散落於民族國家的敘事中？今天的世界是前所未有的混融時代，生活中已經很難分清何為外來，何為傳統，人們大規模遷徙，故鄉他鄉再難截然斷定，但弔詭的是，民族主義情緒卻依然強烈。「今天的政府當局和體制似乎在全力窄化什麼才是中國人」，作者在本書最後說，而缺乏開放性和理解力這一點，國民和政府倒是如出一轍，「中國人對外交事務相對不感興趣，而且愈是遠方異域的事就愈沒有興趣。」恐怕，這一切還是要從重新理解近代史開始。撰文/郭玉潔（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