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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關於工資增長的需求引發投資者對中國大陸通貨膨脹的高度關注。中國將會進入一個工資膨脹時期。但是工資膨脹不可能過快。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台灣和韓國的經驗表明，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時，工資會出現明顯的膨脹。2008年，中國人均GDP剛好超過3000美元。不過，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工資膨脹及其後果不可能像台灣和韓國那樣嚴重。
工資提高對工業競爭力和通貨膨脹的不利影響，會部分地被其他有利的方面所抵消。生產者會在國內消費和信貸擴大的幫助下，更加致力於生產率的提 高。政策改革也會努力消除工資膨脹造成的擠出效應。如果中國能夠很好地處理工資膨脹，這將是一個把中國從世界加工中心轉變為世界消費市場的契機。
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首先會出現在農業部門，然後是工業部門。在一個勞動力過剩的經濟體中，城鄉生活成本的差距反映在工業工資總體上高於農業工資的雙重經濟現象中。當勞動力過剩現象消失時，工資的上漲首先會出現在農業部門。
農業部門的劉易斯拐點在2003年已經到來。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農業工資明顯上漲。為了抑制農村工資上漲，從而推高農產品價格，中國政府在2006年廢除農業稅，並補貼農業生產。
製造業部門的工資增長需求，意味著中國進入第二個劉易斯拐點。因為中國工資數據不全以及可能存在虛報現象，要從數量上確定工資隨著時間的變化比 較困難。2004年以來，平均工資增長率和製造業工資增長率分別為16.2%和14.6%，都小於人均GDP增長率17.7%。考慮到可能存在的虛報，實 際工資增長率甚至更低。
1980年到1987年，韓國和台灣的人均GDP增長率分別為10.7%和12%，每小時製造業勞動力成本保持相對穩定。之後，韓國和台灣的相 對勞動成本開始猛增。1997年之前，台灣和韓國的相對勞動成本提高了5%至10%，分別達到美國的30%和40%左右。此時，台灣和韓國出現劉易斯拐 點。
與台灣和韓國相比，中國大陸的製造業部門尚未經歷劉易斯拐點。2000年中國製造業的工資只相當於美國的3%，2007年也只是6%。與印度和 越南相比，中國的勞動成本增長速度處於中等水平。直到2007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變化仍然處於早期階段，工業部門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出現。
但是，中國即將面臨工資膨脹，正要出現劉易斯拐點。一個國家在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時，會出現相對勞動成本跟美國相比迅猛增加的情況。中國的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過3000美元，達到3412美元，劉易斯拐點即將出現。
工資通脹
近期的工資上漲需求，是對中國工資的增長長期受到抑制的反映。亞洲金融危機以前，非農業工資總額佔名義GDP的比例增長緩慢。特別是非熟練勞動工資增長率遠低於名義GDP的增長。勞動所得在整個經濟體中比重的降低，拖累了中國消費對GDP的貢獻率。
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工資差距也不斷拉大。2000年到2008年，非國有企業工資相對於國有企業工資的比重從115%下降到92%。國有企業集中於壟斷行業，獲得了比非國有企業更快的工資增長率。
中國大陸可能進入工資相對較快增長的時期，特別是在非熟練勞動力市場上。假設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可以像台灣和韓國一樣達到美國的30%和40%， 那麼，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必須分別以每年12%和16%的速度增長。但是，中國城市化率僅有45%，所以勞動力成本增長率不可能達到台灣和韓國的水平。
我們預計，非熟練勞動力市場工資將在未來五年內翻一番。熟練勞動力市場上工資增長，應該與名義GDP12%左右的增長相同步。由於政府的控制，國有企業部門工資的增長會相對較慢。
後續效應
台灣和韓國的經驗表明，工資和通貨膨脹正相關。台灣的通貨膨脹率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近十年中，穩定在4%左右。而韓國同期通貨膨脹率超過6%，甚至在1991年的很短時期內超過9%。
中國大陸工資上漲對通脹的影響不會那麼顯著。中國歷史數據表明，工資膨脹和通貨膨脹之間沒有確定的關係。這部分是因為工資壓制，部分是因為中國的通脹更多地由外部需求所決定。所以中國通貨膨脹率穩定在4%以上是可能的。
勞動收入上升會推動消費增加。在台灣，私人消費在GDP中的比重於1988年達到最低點47.7%，到2000年上升到60%；在韓國，私人消 費在GDP中的比重於1988年下降到49.1%，到2000年上升到55%左右。這說明出口導向增長模型傾向於在發展的早期階段扭曲國內工資，然後在工 資上漲的壓力下使內外需求的增長重新達到平衡。
中國大陸消費在未來的十年中也會有出色的表現。中國私人消費佔GDP的百分比可能在35%左右見底回升。其上升的速度取決於工資的增長，以及政 府支持國內消費的政策改革。中國的私人消費在未來十年中可能會提高5%至10%，並在2020年達到40%至45%。不斷提高的勞動收入有利於所有的消費 部門，尤其是電子、經濟型轎車和包括旅遊、教育在內的服務業。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公司在工資膨脹環境中取得成功的關鍵。2005年到2007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而實際工資增長率 為11%。根據世界大企業聯合會的統計，從2001年開始，中國僱員的人均GDP年增長率平均每年10%左右。2000年到2009年，中國年均通脹率為 2%左右。因此生產率的提高支撐了年均12%左右的名義工資增長率。如果通脹率為4%，公司的勞動成本增長率會達到14%。除非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能夠 進一步提高，否則，高達14%的名義工資增長將會減少公司的邊際收益。
我們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會有長足的進展。首先，公司會傾向於購買技術和設備以提高自動化。其次，在研究開發領域投入較大的公司需要提高他們的競爭優勢。再次，隨著工資的提高，公司傾向於僱傭熟練的勞動力，增加對教育和職業培訓的需求。
中國需要努力平衡工資上漲和GDP增長。未來五年中，家庭收入的翻番有助於中國結構的平衡。然而，家庭收入的增長不能僅僅依靠工資的上漲，包括投資在內的非工資收入也應該得到提高。
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政策改革，需要降低工資膨脹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工資增長會再分配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收入。而個人所得稅的降低會再分配政府 和家庭之間的收入。固定工資市場的發展會提高家庭的投資所得。一個更加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也會減少保障性存款的需求，促進消費。
工資膨脹提高近期利率上漲的可能，卻緩解了匯率上漲的壓力。工資膨脹是通貨膨脹性質的。因此，如果通貨膨脹超過4%，利率提高的概率會比較大。然而，工資提高會減少近期對人民幣重新估價的要求。隨著國內需求超過國外需求，中國的經濟會更加平衡。
作者為花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