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些假設在2016年被逐一打破，2017年將對政策制定者及市場帶來新一輪的挑戰。英國脫歐、特朗普勝選、美元升值、通脹重臨個別成熟市場，以及美國、亞洲和歐洲的財政與金融政策的分歧加劇，利率長期維持低水平的可能性正被重新審視。
而中國經濟放緩、日本經濟複蘇、歐盟區內即將舉行的選舉、對於歐盟一體化的疑慮，以及亞洲區內外緊張的地緣政治，都將2017年帶進了更大的不確定性。“2017年環球經濟將更接近一個曲折點，各界對經濟能否維持低而穩定的增長疑慮加重，加上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受到考驗，可能會出現高增長及金融市場保持穩定，或周期性衰退及難以平伏的不穩定兩種情況。”身兼奧巴馬總統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的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埃利安 (Mohamed A. El-Erian)在2017亞洲金融論壇上分析稱，兩種方向取決於成熟經濟體的政策重心，最終實現高包容性的增長及金融穩定。
值得註意的是，現場嘉賓認為，特朗普上臺、美國政策的不明朗，將是今年全球經濟增長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政策重心決定經濟穩定
對於新興經濟體忙於應付資金撤離、貨幣貶值、全球化倒退，而保護主義擡頭的情況，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行政總裁、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會主席歐達禮(Ashley Ian Alder)表示，世界各國監管當局的兩大重心，一是針對“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ll)，即如何進一步健全和充實世界主流銀行的穩健度和健康度;第二有關低利率時代如何存活，其中涉及各國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不同的司法轄區和不同國家的差異性等問題。
歐達禮稱，在新一輪金融危機發生後，包括發達國家和亞洲經濟體等在內的一些地區，反全球化的思潮正在出現，涉及到更多的地方保護主義以及美國大選所帶來的一系列不確定性，與此同時，在政策執行層面，美國、歐盟、亞洲等各國采取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差異性越來越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複蘇步伐不均，大宗商品價格經歷了大漲大跌，全球金融監管面臨重大改革;而美國貨幣政策在三輪量化寬松之後開始收緊，歐盟區和日本仍然在努力推動經濟增長。
面對充滿變化的2017年，埃利安分析稱，2017年環球經濟將更接近一個曲折點，各界對經濟能否維持穩定的增長疑慮加重，加上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受到考驗，可能會出現兩種結果：一是高增長及金融市場維持穩定; 二是市場出現周期性的衰退及難以平複的不穩定。至於最後會出現哪個結果，關鍵在於各國的政策重心，由過度依賴中央銀行，轉而采取一套更全面的政策，充分運用一系列經濟工具，去應對結構性及周期性的波動，實現高包容性的增長及金融穩定。
埃利安建議，推動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是改革，比如稅制改革、放松管制、基礎設施的投入，以及對勞動力市場改革;其次是減少對於貨幣政策的依賴，更多地依靠財政政策;最後還要強化歐洲的地區架構，加強全球的架構。
歐洲銀行管理局主席安德烈恩瑞亞(Andrea Enria)表示，為應對此輪金融市場出現的危機，雖然已經出臺越來越多的國際協議、國際公約以及國際協調措施，然而國際標準依舊太少，需要重新思考監管和標準間存在的不協調性。
“首先需要對監管規則進行修複，例如歐洲的28個歐盟成員國之間需要一套單一的監管規則;其次，需要修複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恩瑞亞表示，歐盟需要在銀行聯盟和監管聯盟的基礎上，成立共同存款保證聯盟，同時通過修複資產負債表有效的改善歐洲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在確保金融機構輕裝上陣，穩步前行，從而使歐洲金融市場恢複活力。”
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挑戰
法國中央銀行榮譽行長諾亞(Christian Noyer)認為，不應該忽視世界經濟增長正面的因素。歐洲金融危機已經基本過去，今年歐洲經濟增長預計在1.7%左右，全球經濟增長亦將得到改善。“石油生產國限產措施達成一致，隨著時間推移，能源價格將逐漸恢複正常，而中國經濟重新平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諾亞表示。
當下，全球經濟面臨三個風險點，諾亞認為，首先是要保持經濟的開放性，以推動全球經濟增長;其次是金融領域過度監管或過度不監管同樣會對世界經濟產生不良影響;第三關於英國脫歐進程，歐盟也應小心退出單一市場後規則的變化。“英國脫歐對整個歐盟的影響較小，很多投資可能會轉移到歐盟其他國家。”
值得註意的是，對於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挑戰，現場測試結果表明，46%的現場人士認為特朗普上臺、美國政策的不明朗是最大因素，22%認為保護主義會有問題，11%認為挑戰在於地緣政治增長，而認為挑戰來自中國經濟減速和收入不均增加的比例分別是10%和6%。
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丁學東解釋稱，需要對全球化進行反思，提出更好的全球化的方案，在全球化過程中讓各國盡量均衡的收益，包括產業鏈的上遊、中遊和下遊都獲得包容性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