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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只是在崇拜手機

手機成為了意識的延伸，它原本是工具，然而現在不僅僅是工具了。它成了：信仰。大眾最終拜服在手機面前，每天睜開眼第一件事情即是拿起手機，手指輕輕滑過屏幕，恰如教徒每天虔誠的禱告。

“知道”（nz_zhidao）想跟你談談，你與手機的故事。

如今，手機已經駕馭了你我。

一位名叫舍夫納克（Aaron Chervenak）的美國青年在拉斯維加斯宣布和他的手機（疑似iPhone)“結為夫妻”，並在教堂舉行了結婚典禮。在幾位親友的見證下，舍夫納克穿著燕尾服，帶著“巧梳妝俏打扮”的手機走進禮堂，舍夫納克對他的手機說了“我願意”（I do)，表示會好好照顧她，無論“貧窮富貴、生老病死”等等一大堆。

至於為什麽要和手機結婚？舍夫納克表示，手機是他最忠實的伴侶，無聊了她能讓我開心，郁悶了她能讓我振作，壓力大了她能我放松。而且跟手機的戀情，可以說是他經歷過所有的戀情中，最長最穩固的。

另據英國《每日郵報 》報道，智能手機的統治時代已經來臨。數據顯示，在非睡眠時間內，人均每四分鐘就要查看一次手機。其中花在社交軟件(如推特，臉書)上的時間更是占總時間的24%。一家研究機構最近對手機軟件使用情況開展了一項社會調查。結果顯示，每人每天平均使用手機竟達253次。這就意味著人們每天有2個多小時時間花在手機上，相當於他們一天清醒時間的1/10。

在英國，人們在工作時間查看手機至少73次，可見工作根本不能阻止他們擺弄手機。在使用手機的總時間中，瀏覽媒體軟件占13%，使用社交軟件占12%，瀏覽網頁占9%，打電話的時間僅占據13%。剩余時間會用來打遊戲，手機購物，看視頻或發郵件等。

前段時間，兩個閨蜜因為五塊錢的微信紅包而大打出手，之後的醫藥費花費了八千多。網友調侃在紅包界五塊錢就是大面額的時候，誰都不曾註意到大眾身後，直接操縱和改變了人意識的那個手機。

圍觀者的調侃，讓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價值觀顯露了出來。手機世界和現實世界，運行著各自的規則。人的思維首先孕育並且創造出了技術，反過來技術再對思維施加影響。技術產生一種迫使人需求它的威力，但這一威力並不能擺脫技術而獨立存在，技術是人體和感官的延伸。手機微信正是人體和感官的延伸。

微信紅包作為新技術下的產物，運行的是現實世界的規則，有點像現實規則的鏡像版。雖然涉及到財物時不少人抱著遊戲的態度對待，但人際關系卻是跟現實世界的並無二致。五塊和八千已經處在事實上的對等層面。處在一種規則的約束下，人會自然而然遵從這個規則。然而一旦理解意識錯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便會激化。

技術對個體意識的影響在於，技術的改變融入進了人參與的規則中，讓人難以窺見其身影。就像這倆閨蜜最終翻臉，人們都會覺得是兩個人不懂得妥協退讓，卻不曾想到是手機時代的遊戲規則，催生和孕育出了這樣的問題。一旦遇見類似的人和事情，新技術變成了導火索。

於是，因技術對人意識的改變，使得媒體人劉春一條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的微博，引發了一場撕逼大戰。

“掏糞”一詞，在現實世界和網絡世界里，都是侮辱性的，圍繞是否是有意的罵戰本身並不具備更多含義。值得關註的，是罵戰形式。

媒介並不是新鮮詞匯，沒有手機和網絡的時代，報紙、電視帶動起來的新意識和流行文化就曾掀起過一波又一波的熱潮。可以這麽說，媒介成為大眾的信仰，從電時代就開始了。網絡的出現，不但使得人與人和媒介的銜接變成了無縫，而且還能互動參與；手機的來臨，進一步讓無縫銜接變成了全天候360度立體式。過去的網絡圍觀只能正襟危坐在電腦前，如今手機在手，蹲著、躺著、走著都能進行。兩種媒介雜交或交匯的時刻，是發現真理和給人啟示的時刻，由此而產生新的媒介形式。手機和網絡即是這樣的雜交。

手機和網絡相結合，提升了速度和參與度，但卻降低了人思維的緩沖期，進而悄無聲息地改變著大眾整體的思維意識。

舊媒介時代，圍繞偶像粉絲之間的罵戰是孤立不相連的；新的媒介形式下，手機讓參與的成本變低，蹲著拉屎的時候都能參與。這導致人發言的時候變得不假思索甚至不計後果。或許劉春的那句“掏糞”，就是在無意識的狀態里發出的。所以，網絡世界里不少撕逼大戰，都是在無意間被逼化成有意，進而變成一場無聊的故意。

如今，贊美和謾罵可以用手機；付款消費可以用手機；甚至吃飯上廁所都離不開手機。手機延伸了大眾的觸覺、視覺和嗅覺，最重要的是，它延伸和改變了大眾的意識，手機幾乎成為人思想的一部分。

回到罵戰本身，如果說粉絲對偶像的維護是出於熱愛，不如說這是一種因手機而構建起來的媒介信仰。換言之，大眾只是在崇拜手機，崇拜手機延伸出來的新媒介形式。有的粉絲終生都沒有跟偶像有過現實的接觸交際，對偶像的了解僅限於手機、網絡、電視等構成人與外界相互聯系的媒介。雖然他所看到的偶像是媒介包裝出來的一個鏡像式的偶像，但並不能阻礙他的意識對偶像狂熱化的追捧。反之，無意或是故意對一些青少年崇拜的偶像進行侮辱，亦是新媒介的影響，只是前者是愛，後者是不愛罷了。而且，由於新舊媒介形成的思維意識不同，那些在舊媒介下成長起來，以半路出家方式接觸手機新媒介的人，與完全是在新技術媒介孕育下的毛頭小子們，在價值觀層面有一道巨大的鴻溝。前者總是以價值觀“政治正確”自居，後者就像是大鬧天宮的孫猴子。

新媒介下手機的催化和孕育宛如狂飆突進，絕對掌控著大眾的愛恨意識。

及至到現在，技術簡化成手機這一形式，它首先綁架了大眾，綁架的強迫意味說明大眾剛開始還有反叛意識。然而隨著技術的不斷升級更新，技術意識通過技術本身與人身體的銜接，逐漸演化成為大眾意識。它與每個人的手和意識融為一體，讓你我欲罷不能。

以至於溫州一女子走路的時候只顧看手機，終因不看路而掉進河里淹死。雖是極端個案，然而大眾對手機的依賴本身，已經在宣告著舊有意識的萎縮和死亡。而拋開延伸出的社會意識，僅純技術層面的喜愛、研究，果粉、錘粉等擁躉都數以億計了。說當下大眾是手機的奴隸也好，是它的教徒也罷，都證明其已深入人心。

像地位不高的神祗，像路邊神廟里一群彩塑的偶像，舒緩著由懷疑產生的痛苦，遏制著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理解媒介》序言里的一段話，仿佛早已預見了手機與這個時代的微妙關系。

手機成為了意識的延伸，它原本是工具，然而現在不僅僅是工具了。它成了：信仰。大眾最終拜服在手機面前，每天睜開眼第一件事情即是拿起手機，手指輕輕滑過屏幕，恰如教徒每天虔誠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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