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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領導力專欄】美國反思：“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

美國正在反思第三條道路，一條公益資本主義的道路(Benefit Capitalism)。

2016年，美國240年國慶之前的一周， 3000名各界領袖聚集在科羅拉多州的阿斯本山區，反思拯救資本主義的方案。過去7年對經濟危機的點綴修補已經肯定為失敗，一個同時包含公益價值和經濟利潤的市場制度成為未來必然的選擇。自成立伊始，“阿斯本學會”(Aspen Institute)就扮演著“第三只眼睛”看社會的反思角色。今年，它以“資本主義制度未來”為主題，成功地做了兩件事：反思為何舊制度破產了，展現公益資本主義的可能性。

“弗里德曼過時了!”愛德曼先生(Richard Edelman)開門見山，直指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公司已經失去社會信任。作為全球最大的公關公司“愛德曼”(Edelman Worldwide)的總裁，他長期關心社會信任與商業興盛之間的關系。愛德曼對20多個國家、連續16年的年度社會信任調查顯示，信任正成為最稀缺的制度資源。

過去，權威等級和地位猶如垂直的勢能，可以轉換為自上而下的信任。可是，垂直信任的時代結束了。今天，人們更相信同輩之間的社交信息，更受私下交流的影響。75%的人寧願相信小夥伴的建議而不願意聽從廣告的引導。橫向信任的時代已經降臨。不幸的是，全球範圍內的政府、商業公司、媒體、非政府機構等，還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組織“橫向信任”的能力。

不信任制度，那是因為幻想破滅。首先，全球化經濟的幻想破滅了。“阿斯本學會”會長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開篇直敘全球化的挽歌：自由貿易、自由人才和資金流動、平等自由價值觀，全球化的三大支柱均在今天搖搖欲墜。歐洲的問題不過是全球化挽歌的序曲。

其次，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社會默契被踐踏。二戰後，美國至少有三項社會默契：社會精英代表判斷能力，精英會從全社會利益角度做判斷，只要努力，人人有機會成為精英。但次貸危機和後續恢複過程打碎了這一社會默契。人們看到精英以社會為代價謀求自利。不公平的經濟發展已經不值得勞工大眾追求。金融家拉特納(StevenRattner)在演講中羅列了四大問題：絕對貧窮人數增加、收入不平等加劇、勞工參與機會惡化、公司行為的短期主義。它們撕裂了社會信任。

新技術是大眾幻想破滅的另一“幫兇”。在機械化和電氣化革命時代，技術帶來了普遍的繁榮，產業上下遊利益均沾。可是，互聯網信息技術主導的極客經濟(Geek Economy)只為1%的人帶來巨大的利益，而普羅大眾的工作機會和實際工資水平與90年代相差無幾。國會參議員華納(Mark Warner)直指“臨場經濟”(Contingent Economy)與“隨需經濟”(On-demand Economy)組成的兩面性。“隨需”有經濟效率，“臨場”卻帶來心理危機。舊制度已經難以簡單修補。在他看來，美國需要構建新的社會契約。

反思至深觀自在。受邀請的“公益資本主義”實踐者讓與會者看到了國際金融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之外的第三個選擇。

美國施樂公司的總裁伯恩斯(Ursula Burns)把教育列為任期內的重要策略目標。“太多的信息，太低的判斷能力”，伯恩斯說，它們成為一對當代矛盾。因此，提高員工的判斷能力便成為公司教育策略目標。它不一定會馬上兌現為利潤回報，但卻有利於幫助他們建立一個有反思能力的組織。對施樂，員工教育就是公益。

“全州保險”董事長威爾遜(Thomas Wilson II)則把“意義”放到策略首位。他努力讓2萬員工的個人目標與公司目標形成一一對應的關系，讓工作成為一件自願的事業，這是他們的公益。

“米舍”(Method)家用清潔劑是美國著名的逆襲案例。一個小公司逆襲寶潔，用完全環保的產品打入大公司壟斷的成熟市場。討論中，該公司創辦人洛瑞(Adam Lowry)講解自己的環保產品哲學：讓環保成為超級產品的內涵，而不是低級產品的外部營銷包裝。他新創立的產品“素奶”(Ripple Food)是另一個經典，“素奶”追求口感好，營養足，並替代動物奶。為同步追求公益價值，洛瑞的企業建立起相應的監控和衡量體系。對洛瑞而言，社會公益就是優質利潤的來源。

上述企業正代表著“公益資本主義”社會運動。在美國，除了有營利企業、非營利企業，現在還多出一個新公司物種：公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s)，它同時以利潤和公益為目的。截至2015年底，美國有31個州正式接受“公益公司”的法律地位，提供單獨的註冊。來自全球50個國家、130個產業的1785家企業獲得了“公益公司”(B-certified)認證。通過認證的四大條件包括：選擇一項公益指標;該項指標讓它成為企業的正式政策;建立跟蹤衡量體系;法律登記註冊為“公益公司”。2015年底，法國達能食品宣布加入這項社會運動的議事會。

促進“公益資本主義”的重要因素是千禧一代員工價值觀的變化。“愛德曼”調查表明，在真正貫徹公益的企業中，員工的組織承諾度高出平均水平15%，它成為買不到的效益。

不到阿斯本，不知道“社會價值創新”時代已經開始。

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國，正值萬科股權大戰之時，現代股權制度的始作俑者卻在醞釀一套全新的遊戲規則。如果“公益資本主義”流行，表率企業必然廣泛吸納社會意願，並收獲思想紅利，這才是中國企業不能缺席的大戲。

只要是人造的制度，它總有到期大修的日子，阿斯本大會樹立了一個制度反思的榜樣。創造“反思社會”概念(Reflexive Society)的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是《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的作者。在這個高風險、多機遇的時代，吉登斯建議，我們要做有思想的行動人，而非被動的制度人，制度是我們的。我們的反思是經線，行動是緯線，一經一緯交織成為制度。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