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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理由比其他新興國家還保守

金中夏。（CFP/圖）

編者按

2016年6月8日，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第一財經研究院聯合主辦的“朗潤·格致”論壇，邀請了長期研究“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角色”的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康奈爾大學金融學教授普拉薩德（Eswar Prasad），作題為“人民幣國際化前景及其對世界的影響”的演講。51歲的普拉薩德頭發花白，帶著濃重的印度口音，但是語速緩慢，用詞精確嚴謹。

會上，三位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IMF中國執行董事金中夏，北大國發院副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分別對普拉薩德的演講做了點評。南方周末整理出四位學者的精彩觀點，以饗讀者。

關於人民幣國際化，我覺得最終還是離不了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以及資本賬戶可兌換這兩個問題，我自己在認識上也經歷了一個演變的過程。1997年我剛回國到人民銀行工作，那時候亞洲金融危機，我寫了一篇文章在《經濟日報》上發表，就說國際資本流動的環境太複雜了，因此咱們匯率要“以靜制動”，隱含的意思是資本賬戶恐怕一時開放不了。

但經過將近二十年，我現在的想法還真是有了不小的變化。首先我覺得我們有時候對這個問題太緊張了，恐懼是出於了解不夠。雖然有些國家經歷了經濟危機，但經濟危機以後你發覺它對資本賬戶的管制，對匯率浮動的容忍度其實比我們高。比如我們對資本外逃很敏感，但實際上我們對資本流入、流出的規律沒有更深的認識。相對來說，當匯率貶值、升值的時候，我們對它的認識也就比較全面和客觀。

我先說幾個基本的事實。一個事實是，現在所有的發達國家和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都選擇了自由浮動匯率或者是接近自由浮動的匯率安排，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包括金磚國家；第二點是所有我說的這些主要的國家，它們用來調節國際收支的主要工具是匯率，而不是資本管制；第三點，即使進行資本管制，它們用的時候主要是用於控制資本流入，而不是用於控制資本流出。當出現資本流出的時候主要是靠匯率來控制，不靠資本管制。

發達國家不用說了，跟我們能比的新興市場國家像俄羅斯，我覺得很值得研究。俄羅斯面對的是西方的制裁，資本外逃。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沒有選擇資本管制，它最後選擇的是讓匯率浮動，而且是放開浮動，一跌到底，最後出現回升。那個時候它外匯儲備大量流失，但它放開讓它跌，沒有怕產生國內恐慌。跌到底再回升以後，俄羅斯央行又開始積累外匯儲備，同時它國內的貨幣政策采取了一個通脹目標制。俄羅斯央行行長在去年被評為《歐洲央行》雜誌的年度人物，我覺得很不容易。

再比如印度、巴西，匯率靈活性比我們要大得多。巴西外匯管制程度比我們低，而且它對於資本外逃主要是靠匯率調節，在外匯市場上也更多靠類似於遠期外匯交易的工具來管理外匯波動的風險。

簡單來說，從經濟和金融規模上中國已經是第二、第三，我們有管理匯率浮動風險的工具。我們的外債並不多，1萬多億美元等值的外債，其中大概8000億是外匯，外匯里邊大概6000億是短期的，相當於外匯儲備的1/5，這個風險是可控的。以中國這樣的條件和其它的新興市場比，我們實在是沒有理由做得比他們還保守。

因此我覺得不是我們沒有條件，實際上還是一個思想觀念的問題。比如說匯率的管理，你是打陣地戰還是運動戰？我覺得在一個開放經濟條件下，在你的交易對手回旋空間很大、機動性很強的情況下，是不適合打陣地戰的，即使能打勝也是慘勝，損失代價非常大。我們一直對匯率不能及時調整所要付出的代價，沒有一個更全面的評估。比如說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人民幣不貶值，我們一般認為是成功的經驗。但即使成功，代價也不小。隨後那幾年國內比較嚴重的通縮是跟這個有關系的，那幾年國企改革“抓大放小”，下崗了兩三千萬人，跟通縮的環境，跟匯率的選擇也是有關系的。包括現在，歐元、日元大幅度貶值，造成我們前一陣人民幣大幅升值，國內的通貨緊縮就嚴重了，包括很嚴重的PPI的通縮造成企業的實際利率很高，這種情況下還要降杠桿，這都是你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