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日本伊勢誌摩舉行的G7峰會上，有一種明顯可感知到的不適感。當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領導人們再次會晤之時，我們無從知道其中哪一位將會是民粹主義者。唐納德·特朗普可能將以總統身份代表美國，馬麗娜·勒龐或許將以總統身份代表法國。屆時他們可能會和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意大利總理貝佩·格里洛，甚至是德國總理弗勞克·佩特里坐在一起。所有人將以某種形式鼓吹和擁護國家主義及孤立主義。
反全球化運動出現已有20多年時間。20世紀末，整個世界似乎都在朝著同質化方向發展，全球各地的人們消費的是相同的產品。麥當勞成為全球化的一個例子，砸掉這家連鎖品牌的門店，也成為了抗議全球化的一種標準程式。
然而最近，全球化的特征發生了改變，反全球化運動亦是如此。盡管整個世界的聯系依然在變得更加緊密，但有這樣一種感覺悄然浮現：我們對外國人的了解更少了。為了應對不斷變化且日益獨特的消費者喜好，各企業紛紛將生產基地搬遷至距產品目標市場更近的地點。而這削弱了國際貿易的增長。
這種“向岸”(相對於“離岸”而言——譯者註)現象並非新鮮事物。上世紀70和80年代，美國擔心日本汽車“淹沒”本國市場，於是開始在國內生產汽車;今天，在美國市場出售的大部分“日本”汽車都是“美國制造”的。而現在，產品的逆全球化比以往更加容易，這要感謝機器人工程學的進步和3D打印等技術的發展。
由此，今時今日對全球化的批評也不再過多地聚焦於貿易。然而這種轉變並不僅僅反映了貿易增速的放緩。富裕國家的消費者已經對外國產品更加習以為常，甚至產生了依賴：從經常升級換代的電子產品，到廉價的“快時尚”，都已經在發達經濟體中占據主導地位。
今天，全球化的反對者不是在拒絕外國產品，而是在拒絕外國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議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等貿易協議中，有關投資者保護條款的爭議焦點在於，保護外國企業利益的投資法庭或將破壞國家主權。然後還有全球難民危機，尤其是在歐洲，對於大量湧入難民的擔憂情緒，很有可能就是貧窮國家在更廣泛層面上表示拒絕的一個預兆。
發達國家民眾為何如此懼怕外來者?倒不是因為他們從未接觸過其他文化。這些國家的許多公民經常會動身前往遙遠的目的地旅行，而每年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萬遊客前往發達國家旅遊。
問題在於我們旅遊的方式。現在，我們會更多采取一種迅速而又膚淺的方式，而非沈浸在一種文化中。但正如現代理論教給我們的，一次互動和持續的接觸大不相同。如果參與者知道自己將會有一場獨特的有限體驗，他們就不會有為更深層理解或合作構建基礎的動力。培養信任是需要持續交流的。
現在這種膚淺旅行方式所造成的後果，在任何一個主要旅遊目的地都是顯而易見的。服務機構沒有多大動力去為那些肯定不會再回來的遊客提供良好的甚至是誠實的服務。服務員面無笑容地上菜的餐廳已經算是好的了。出租車司機繞遠路、酒店誇大自己的設施。
而且，旅遊業還容易成為攻擊對象。在旅遊業已經成為國外收入支柱的地方，往往也是以反西方情緒為基石構建了自己世界觀的恐怖分子偏愛的目標。在巴厘島或紅海等度假地策劃幾起襲擊，就足以造成經濟嚴重不穩定的後果。
旅遊公司對此類風險的應對是：盡量減少和本地人的接觸。現代旅遊業的一個象征就是巨無霸郵輪，遊客可以在每個目的地停留數小時，去遊覽風景如畫的加勒比海島或是古地中海港口，但晚上還是得回來睡那一張床。皇家加勒比新推出的“海洋和諧號”想要複制全球各種氣候環境，因此，一艘比埃菲爾鐵塔高度還要長上幾百英尺的輪船上出現了一個熱帶公園、一個溜冰場，還有23個遊泳池和42個酒吧。
經營巴士和火車線路的旅遊公司對自己的客戶也是同樣保護，僅讓他們在著名景點短暫停留——可能就是只夠拍幾張照片的工夫。這種旅遊方式限制了本地基礎設施的容納能力：威尼斯運河沿岸、通向雅典衛城的道路上通常沒有地方可供隨意漫步。
這種旅遊方式加深了彼此的誤解。遊客待在預先計劃好的線路範圍之內，只能和高價售賣小玩意的販子或出租車司機打打交道。本地人也很難對大批湧入他們最有價值景點的遊客產生好感。沒有人感覺到特別的參與感或信任感。
這很容易讓人懷念以前那種旅遊意味著長時間停留、和各種迥異文化深度接觸的日子。當然，對於今天的遊客來說，在古代寺廟中待上幾周甚至是幾個月時間，是不可能的。但訪客和主人以一種更個人化的方式進行互動卻是可能的。比如，Airbnb就能夠提供一種和酒店及郵輪相比更有參與度的體驗。
政界中有沒有和Airbnb類似的事物?全球各國領導人能否更“活生生”地出席G7峰會這樣的國際會議，並在國外多工作一段時間?美國加入二次世界大戰後，丘吉爾曾入住白宮24天，通過加深和羅斯福的關系夯實了英國的跨大西洋聯盟。這種親密感或許是今天反全球化民粹主義者的最大敵人。
(作者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及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版權：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