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輛警車開道，數十民警與安保人員疏導。6月5日，是毛坦廠中學高考考生“出征”的日子。
每到此時，這個被稱為“世界最大高考工廠”的中學外便會擠滿送考的人群，因為場景壯觀，被稱為“萬人送考”。這幾乎成為了鎮上的一個盛大儀式。而這也引起全國媒體的廣泛關註，將其作為全國高考的“一景”，爭相報道。
最初有媒體把這所萬人中學稱為“高考工廠”時，是將其作為畸形的高考產物，有批評和質疑之意，而到了現在，這“高考工廠”有逐漸被“美化”的跡象，逐漸把這所學校作為“高考典型”加以報道;而這所學校的做法，也隨著輿論的報道，被迅速介紹給其他中學，引起其他中學的效仿。
“高考工廠”所取得的高考成就，似乎令所有質疑都變得無力，以至於一些高中辦學者，已經不願意再為應試教育遮掩，而直接宣稱自己的辦學就是為了高考服務，學校就是“高考工廠”，把學校辦成最高效的“高考工廠”，就是在辦人民滿意的教育。而這也得到了不少家長的認同。
近幾年來，對於“高考工廠”的質疑，常常會遭到駁斥，認為質疑者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不顧現實的“瞎扯”，其理由包括：高考是現在貧困、農村孩子改變命運的唯一通道;城市學校有條件實行素質教育，農村學校差距這麽大，只有把更多精力用到學習上;不努力使孩子考出高分，就是對含辛茹苦的家長不負責任;如要讓學校不成為“高考工廠”，請把高考制度改了再說，等等。而這些聲音，已經壓倒了質疑的聲音，而成為高中就要辦成“高考工廠”、我們就是喜歡“高考工廠”。這聽上去簡單粗暴，令人錯愕，但卻不得不說，是應試教育困局久久難以擺脫而產生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這是有現實情況和原因的。過去20年來，我國一直在推進高考制度改革，公眾也對高考改革寄予厚望，希望通過高考改革，打破唯分數論，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關註學生的個性和興趣發展。但一次次高考改革，都主要聚焦在考試科目和考試內容上，而對錄取制度基本沒有什麽改革——都是按考生的高考科目總分從高到低結合誌願投檔錄取，於是一次次改革都以良好的初衷出發，以學生的升學負擔依然沈重黯然收尾，然後再開啟新一輪改革。
2014年，我國啟動了新一輪高考改革，這被不少輿論解讀為最徹底、最全面的一次改革，但這次改革，主要進行的還是高考科目組合改革，從大多數省份實行的3+文科綜合/理科綜合，調整為3+6選3科目組合，這雖然擴大了學生的科目選擇權，但基本的錄取制度，還是按學生的高考科目總分排序錄取。
在總體錄取模式不變的情況下，各省市也在試點部分高校的自主招生和綜合評價錄取，但所有自主招生和綜合評價錄取的名額，只占高考錄取名額的千分之五，而且，自主招生和綜合評價還納入集中錄取框架，只是在高考成績基礎上，給大學一定的評價權力，這對基礎教育的導向作用有限。
另外，對於高考改革，公眾雖然期待，可對於目前按簡單分數標準評價、錄取學生，卻更為信任，很多人也不願去分析簡單分數標準制造的複雜問題，而是希望把複雜問題“簡單化”，比如，現在就有很多人呼籲實行全國一張卷，一條分數線的考試、錄取方式，認為最簡單、最公平。但其實，這在我國根本不可行，只是把一省的錄取模式擴大到全國範圍，目前評價錄取的弊端，在全國範圍內將進一步放大，會產生更為嚴重的應試傾向，以及更嚴重的地區不公平。目前農村生、貧困生在高考競爭中處於劣勢，是因為他們在全省高考競爭中競爭不過城市學生，而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分數線錄取，不會縮小差距，只會拉大差距。
換言之，面對應試教育積弊，辦學者和社會公眾正在逐漸失去改革的耐心，都有簡單、粗暴對待複雜教育問題的情緒，這是不利於改革推進的。從根本上說，要消除這種社會情緒，還需做好高考改革的頂層設計，讓辦學者和社會公眾看到改革的希望。如果越來越多的辦學者和社會公眾預判應試教育模式不可能有所突破，那麽，對“高考工廠”的接受度，也就會越來越高。
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面對學校和家長中存在的“既然改變不了應試教育制度，就徹底迎合應試教育制度”的傾向，筆者認為我國應加快推進高考制度改革，讓基礎教育能真正擺脫應試教育的困擾。
(作者系上海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