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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民工”之梦:生命不是“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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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凌晨,第11条年轻的生命选择在富士康公司坠楼而下。沉默多时的富士康终于选择开口,公司老总郭台铭 邀请了若干记者到厂参观,多位心理专家也应邀进入富士康进行现场会诊。与此同时,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等九位劳动社会学学者,不日即将 分批启程赶往出事地点——富士康深圳厂区,开始针对富士康事件的第三方调查。此前两日,九位学者已经在网络发布公开信,呼吁对富士康事件给 予足够重视。那时候,看到部分舆论的调子引向关注出事员工的精神疾患缺憾时,卢晖临显得非常着急。“心理干预无疑是必要的,但这绝对不仅仅 是个案的心理异常问题,不能局限于此,需要在公司管理、包括整个国家农民工的管理和支持制度体系上,反思很多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也需要进一步研 究。”“我们会跟他们打招呼,有他们支持更好,没有也还要做。”卢晖临说。自杀率之考此 前,应邀到富士康调研的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珉曾表示,目前中国的自杀率大概是10万分之16左右,而富士康目前的自杀人数占40多万员工的比例约 为10万分之2、3,和大学生自杀率相差不多。富士康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属于正常。对此,卢晖临在5月24日一次公开学术讨论 会上回应认为,这种自杀率的比较方式有待商榷。根据统计,自杀率最高者依次为农村妇女、中老年人、重病患者等群体,加上其他较低群体,才得出全国范围内的 平均率。单独来看,那么,农民工、职业青年的自杀率,显然不能简单地与全国平均率相比。“从同比角度看,应该拿这些年轻员工的自杀率,和城 市的机关国企工作以及在农村务农的同龄人相比较,才有可比性。”卢晖临说。在富士康发生第10起跳楼案件后,当地警方调查后认为,死者李某 系自己跳楼导致死亡,并称“警方在其宿舍找到李某写给亲人的遗书,遗书显示,李某感到现实与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再加上家庭因素等原因造成心理压力大, 对生活失去信心”。5月26日,在富士康深圳公司召开的心理问题研究专场会议上,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时勘直言,他一共调查了8家企业, 富士康的员工抗逆力水平最低。这说明员工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韧性较差,面对困难时心理适应和调节能力也比较弱。事实上,九位教授在公开信中并 未过多地连续多起的跳楼事件进行直接心理原因的揣测,而更看重从制度层面解决根本问题。“如果只认定为心理疾患,只对员工进行心理辅导,仍然不能完全解决 根本问题,因为使得他们焦虑和绝望的根本因素,有待解决。”公开信参与者之一、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潘毅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刚 性的最低工资潘毅更愿意把自杀看作是农民工对制度的无声抗争,这背后值得反思的相关问题有很多,绕不开的是企业具体 管理制度。“长期以来,我们过于牺牲一线员工的利益,将产品价格定得太低,这种利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低价竞争力,争取到生产订单之后 再将低价压力转嫁到工人头上的做法,肯定不会长久。”潘毅说。在9教授公开信中,第一条解决办法就是督促富士康调整九百元最低工资的规定, 赶紧给一线员工涨工资,让员工在法定工作时间的收入,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所需,而不必连续“被加班”。“即便工人加班能拿到一两千,仍 不能保证让他们在深圳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至少要提到三千左右,才是有保障的。”卢晖临直言,此次富士康暴露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其一家的问题,他承认富士 康甚至是血汗工厂中稍好的。而一些建立工时保护的公司,制度也逐渐形同虚设。潘毅通过实地调研了解到,为抵制“血汗工厂”而 实行的一些员工保护制度,在企业残酷的“逐底竞争”和“精益生产方式”之前,很难实施下去。东莞一家为国外公司加工产品的企业老总就曾坦率 地告诉潘毅,“显然,按时交货比取缔超时工作更为重要。”一位受访女工也曾无奈地告诉潘毅,“你可以说我们宁愿选择长时间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对,我们是出 卖自己的劳动来赚钱。我们大老远跑来打工, 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话, 那就算让我们星期日休息又有什么用。”闷得发疯的员工日 常生活的类军事化、集中化也被认为是反思对象。富士康一直以这样的员工管理模式“闻名在外”。90年代曾经在深圳一家港资电子厂做全职工人的潘毅,和女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了8个月,她对农民工的厂区生活环境深有体会。很多 企业对工人的控制都是刚性和严厉的,劳动纪律中不会缺少的最多一条就是罚款。同时通过扣留证件、拖欠工资等非法手段,来抑制工人跳槽的意愿。在 这里,无论男女,无论已婚未婚,都居住在工厂宿舍,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12个工人甚至更多,厕所和洗漱间公用,宿舍里除了工人自己的床铺外,没有任何 可容纳个人隐私的空间。潘毅称其为“宿舍劳动体制”。即便如此,聚集在一起的工人却并不自发形成固定的工人组织,去争取员工利益。大部分劳 动者的农民身份,以及在城市候鸟式的短暂停留,使得他们很难形成自己的社区,建立紧密的感情和有效的组织。工会的作用也比较缺乏。在潘毅调 研的一些企业,工会委员会委员全部来自于管理层,而所谓的“工人代表”实际上也是组长等生产一线的管理人员。这种高流动率,也使得工人难以 形成集体谈判的力量,因而一些投诉申诉渠道形同虚设。有的企业拥有劳动争议调节委员会、投诉热线、员工与社会责任专员面谈等三个投诉渠道,也有长达三页的 申诉细则,但工人们极少注意这个制度,认为这个制度无异于装饰。“你看墙报上写着的那些电话和名字,就是热线和投诉经理们的名字,但我们从 来不打,真有意见当面说就行,为什么要下了班再打呢。”一位工人对潘毅调侃道。在这样的管理体制和生活制度之下,离乡背井的工人人情淡漠, 多数又缺乏亲人、朋友的情感支持,压抑继而产生。有与自杀者同宿舍一年的工人,竟然相互从未说过话。但户籍制度和工资待遇等诸多不公横亘在 面前,使他们进退不能。一位在东莞制衣厂工作的工人陈义宝曾经对潘毅说,厂里男男女女们都像石头一样,平时动都不动,越干得久的,越死板。“有时闷得发 疯,真想到街上逛一逛,可最后还是把冲动压制住了。工作时候不是闷得发疯,就是饿得肚子直叫。”待解的命题“是 时候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彻底反思了。”潘毅说。而员工选择结束生命的结果,并不令潘毅意外。上世纪90年代,她到工厂做女工进行调 研时,很多次听到同宿舍女孩阿英夜晚不自觉的梦魇和惊叫。10余年过去了,让潘毅没有想到的是,承受压力的年轻生命们,选择了更为决绝和张扬的方式——死 亡,来表达抗争。在90年代,潘毅尽管也接触到工人死亡事件,但多数源于职业病和工伤。“那个时候他们再不开心,也不会寻死,大不了在24 岁以后回家嫁人或娶妻,盖个房子,一家人和和美美。可是现在,新一代农民工是不一样的,也许他们没有经历太多父辈经历过的贫穷,他们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他 们中的很多甚至不会种地,回去怎么生活?”“不能再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 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等教授 也如是呼吁。卢晖临期望逝者的血,能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迎来一个契机。“国家已经出台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这次富士康的事件表 明,农民工问题,确实不能再拖了。”目前,潘毅尝试进行一些NGO的工作帮扶女工群体。她负责筹建的“女工关怀”已经存续了10余年,并长 期在深圳宝安进行女工帮扶。但由于没有更多社会力量的支持,她们的友善活动,无法拓展到更多的区域。潘毅认为,如何让打工者融入城市,成为 公民社会的新生力量,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当中需要政府的决心,企业的远见及支持,也需要打工者自身不断觉醒后的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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