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宋水英的朋友圈中，所有制造業老板都經歷了2008年前後從輝煌到沒落的轉折。“東莞塞車，全球缺貨”的往昔繁華一去不複返。這8年來，有的倒閉，有的轉型，有的搬遷，有的還留守在東莞的生死邊緣中。
宋水英家族在1997年就到東莞辦廠，幾家工廠均是做服裝輔料產業，在2008年以前，利潤率還能保持在50%以上，但這種好日子在金融危機後戛然而止。
宋水英家族的幾個工廠客戶接連跑路倒閉，應收款收不回來，而剩余客戶對價格一壓再壓。2009年後經濟雖有回暖，但又面臨人工、廠租、原材料等成本的不斷上漲，而出廠價卻再也無法漲回來，利潤空間所剩無幾。
這倒逼著宋水英一家像無頭蒼蠅一樣四處尋求機會轉型，包括創建環保磚廠、水電站，做別的品牌代理，以及打造自己的品牌服裝等，過程可謂艱難曲折。
而在宋水英的朋友圈中，所有制造業老板都經歷了2008年前後從輝煌到沒落的轉折。“東莞塞車，全球缺貨”的往昔繁華一去不複返。這8年來，有的倒閉，有的轉型，有的搬遷，有的還留守在東莞的生死邊緣中。
東莞市市長袁寶成7月23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東莞並未出現企業倒閉潮，但今年的經濟形勢比較嚴峻，中小企業面臨的壓力非常大，一些低端加工企業轉移到東南亞。但東莞不會放棄制造業。
從輝煌到沒落
宋水英是在2003年自己投資建廠的，但後來因政府修建高速公路要收回土地，2009年工廠就搬遷了。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後，宋順勢將工廠工人從200多人縮減到40人，盡管利潤微薄，但她也不想完全關閉，主要靠老客戶訂單維系著。
宋水英的朋友胡湘容在2001年開始創辦五金工廠，那時候的利潤率在100%以上。但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需求萎縮，原油不斷暴跌，鐵礦石價格也劇烈波動，必和必拓、力拓等國際礦業巨頭處在並購中，對整個上下遊產業鏈價格影響極大。
“那段時間都不知道如何給客戶報價，今天報了過兩天又要改價，原材料價格一天一個價。”這讓胡湘容整天焦慮不安，到2009年、2010年後，西班牙、澳大利亞的客戶慢慢消失了，訂單逐漸減少。
而他們身邊的出口加工企業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訂單不足，很多企業因支付不起廠租直接關閉工廠，或轉作貿易公司，有了訂單就轉給其它工廠代工。
玩具算是東莞制造業最有代表性的行業，東莞永達玩具廠老板韋柱明從1992年就開始投資玩具廠，最高峰時開了5家工廠，那時候投資10萬元一年能賺到100萬元。
但金融危機後，西方國家經濟低迷，需求量縮減明顯。2008年10月，發展了13年的東莞最大玩具代工廠合俊玩具廠倒閉，數千名員工走上街頭。而韋柱明的工廠只有幾百名工人，管理成本較低，反而在2008年危機中得以撐下去。
有調研顯示，到2011年，東莞3500多家玩具廠，倒閉了約1800家，2012年玩具廠倒閉的案例仍然經常發生，如今只剩幾百家。
堅持到2013年，韋柱明所剩的最後一個玩具廠也倒閉了，為了躲債，他哥哥被逼跑路，到現在還欠著100萬元。
難以承受之重
2009年國家拿出4萬億救市，對工廠而言，感受最為明顯的人工工資、原材料價格水漲船高，但產品出廠價卻漲不上去，利潤被不斷壓縮。深圳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更是引爆了珠三角制造業的加薪潮。
從1999年到2008年以前，宋水英的員工工資從450元漲到1000元左右，2008年後，流水線員工基本工資很快增長到2000多元，社保從200元增加到600元，但是產品價格卻一直不漲。
宋水英認識的東莞鴻偉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魯老板，從2010年開始，人工成本每年以15%的增速上漲。魯老板並沒有轉型，只是在控制成本上下了點功夫——減少40%的工人，能自動化的環節全部換成機器操作。
而宋的另一個朋友，開廠十多年的東莞智勝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的劉秀碧，從2010年起也明顯感到蕭條來臨，生意難做，除了員工的工資猛漲，各種社保福利必須繳齊外，這幾年訂單不斷縮減，三星、諾基亞、華碩原來都是她的客戶，但隨著這些公司的沒落，做包裝盒的印刷廠日子也不好過。
對於出口企業來說，還要承受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損失，從2007年1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7.8，到2008年4月突破7關口，而目前已經到6.1附近。8年期間，升值幅度達到30%。
比小代工廠生命力更脆弱的不堪一擊的是大工廠。劉秀碧說，大廠工人多，管理成本高，各種社保、消防、汙水處理等費用，都要嚴格按規定做，如果業績起不來，每個月開銷大於收入就撐不下去，而小廠可以節省很多管理成本。
隨著工人維權意識的上升，出於調整社保訴求，2014年4月，知名的臺資運動鞋代工企業裕元集團在東莞的4萬多工人開始罷工。緊接著罷工擴散至江西分廠，這些抗議背後發出了一個信號，不僅是珠三角，內地城市的廉價勞動力支撐也難以為繼。
在政府介入調解下，工人罷工17天後複工，裕元董事會公告稱，此次罷工造成的損失預計有2700萬美元，2014年度增加的高埗廠區工人福利金3100萬美元。據春風服務部估計，此次裕元應補繳社保金為1億-2億元。
東莞曾經的支柱產業主要集中於電子信息、紡織服裝、家具、玩具等制造業，有機構調研數據稱，在2013年之前的5年，即2008年至2012年，東莞有7.2萬家企業倒閉。
在制造業衰竭後，雪上加霜的是，東莞經濟的另一支撐服務業也遭受了重創。2014年2月，東莞掃黃行動，立刻給這座城市撒上一層陰霾。受此波及，東莞的外來人口明顯減少，酒店、餐飲等服務業消費萎靡不振，東莞工廠招人也更難了。
陷入迷茫
2012年中國的人口紅利到達頂峰後，低端制造業生存土壤不再有，中國政府也大力倡導產業轉型升級，這讓東莞的制造業老板們突然間像無頭蒼蠅一樣，不知該飛往何處。
2013年，宋水英的幾個兄弟開始做環保磚廠，在廣東茂名老家投資了一個水電站，但因前期考察不全，設施出現意外，如果重修需要再投入一千多萬元，無奈之下只能轉讓退出，最後不僅沒賺錢，還虧了200萬元。
東莞制造業變遷趨勢已不可逆轉，以制鞋、紡織服裝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內遷或外移，而外移則以越南、泰國、柬埔寨、老撾等東南亞國家為主。
宋水英身邊也有不少人將工廠搬到東南亞去。而據她所知，東莞等制鞋基地有不少大廠的工人銳減一半，三成訂單已轉移到東南亞國家。
目前中國大陸東部沿海地區工人月薪大約是500美元，印尼大約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1萬人的工廠，一年可以節省2000萬-3000萬美元的人工費用。
裕元的母公司寶成集團近年來連續將生產線從珠三角往安徽、江西、河南等地轉移，而境外則加速向東南亞轉移，寶成2013年財報顯示，兩年內它砍掉了在大陸的51條生產線，占其大陸的20%。寶成在全球的523條生產線中，中國大陸從255條降至204條，而在印尼和越南的生產線從274條增至313條。
根據亞洲鞋業協會調查的結果，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隨著中國制造成本節節攀升，目前東南亞鞋業已搶走中國30%的訂單。
不過宋水英覺得，這種搬遷只能解決燃眉之急，如果未來當地的工潮興起，這些代工廠將無路可退。這幾年來，東南亞國家工人也頻頻罷工，給產業轉移帶來不少困擾。一場罷工，很可能導致經營多年的工廠毀於一旦。
韋柱明也去越南考察過，但工人不如大陸吃苦耐勞，不願加班，韋柱明還擔心其它風險，最終仍然選擇回東莞轉型辦五金廠。
近8年來，東莞傷筋動骨的企業倒閉潮還在蔓延，宋水英和胡湘容他們都反思過，為什麽中國難有基業長青的企業？只顧眼前利益，有利潤就做，沒利潤則關門，一會兒炒作房地產，一會兒炒股票。實際上，中國人去日本買馬桶蓋、電飯煲的現象就說明，制造業並非沒有市場，而是產品是否做到了極致。
東莞產業研究專家龔佳勇在調研中就發現，中國制造業非常浮躁，不願沈下心來研究，以前發展太容易，這些年一遇到困難就想著倒閉，還有一批企業打著創新的口號，實際上是把別人的技術抄襲過來，做山寨產品，並不是真正的轉型創新。
宋水英認為，由於國內缺少知識產權保護，因此工廠很難有創新的動力。
漫漫轉型路
在身邊的朋友們轉作其它行業時，宋水英與丈夫四處調研，希望找到轉型的方向，在參加完香港的一個展會後，她決定從健康的角度做女人內衣，打造自己的品牌“提美”，原材料、面料都從意大利的大企業進口，走高端路線。
不過這次宋水英沒有再開廠擴建生產線，而是找到客戶代工，專門增加一條生產線為她生產內衣，而她自己只負責設計，以及品牌推廣，不過產品在初創時也面臨諸多問題。
為了盡快打通銷售渠道，宋水英選擇了由美容院代理，搭配美容手法做捆綁銷售，有了自己的品牌後，宋水英的毛利率可以拿到50%以上，比生產輔料的利潤高數倍。
“很多工廠都希望打造自己的品牌，但花了錢品牌效益卻出不來，慢慢又變回去做代工。”宋水英的客戶前幾年因國外訂單縮減，有時候生產出來說取消就取消，到現在她的客戶還拖欠著她的貨款。
與宋水英有過合作的東莞市聖旗路時裝有限公司吳老板，2008年後開始了出口轉內銷，創立了3個服裝品牌，但受到電商沖擊，轉型之路並不順利。2010年最高峰時在全國開了600多家分店，後來又縮小到200多家，轉而又在東莞開工廠店，同時也轉作電商。
在宋水英的朋友圈中轉型最為艱難的要數胡湘容，2007年底，胡在無錫參加國際新能源論壇，意識到所做的五金電鍍汙染大難以長久，考慮到可持續發展，胡湘容夫妻決定轉型做環保產業。
起初，胡湘容並沒有頭緒。在全國調研後，她將目光投向了環保的竹子家具，希望首創無甲醛的竹建材，但當時竹子的產業中，很少有深加工企業，胡在2009年後開始研發，本想找別人代工，但找遍浙江、福田等地也沒找到。於是，胡湘容決定賣掉深圳的3套房子，籌集資金在2010年6月到東莞鳳崗鎮投資建立鳳崗金亮綠色竹制品廠，生產能力可達到七八千萬元，但實際上，產量一直不飽和。
2011年在上海和廣州的檢測中心實驗室檢測結果出來後，胡湘容他們做出來的竹子產品，完全沒有甲醛。但由於消費者對低碳環保概念薄弱，前期市場營銷推廣較難，且家具行業競爭激烈，企業都在拼價格，盡管原材料比較便宜，但要制成無甲醛的竹家具，加上人工成本很高，完全競爭不過傳統家具。
胡的竹制品廠2011年營業收入不到100萬元，仍是虧損，2012年也只有幾百萬元。為了盡快塑造竹制品品牌，胡湘容決定在深圳南澳與人合作開發幾萬平米的“竹博城”，全部采用竹子建築的一個旅遊生態項目。
資金是燃眉之急，雖然是新產業項目，但畢竟仍是傳統行業，要從風投、創投等資本市場融資幾無可能，而銀行貸款則需要有資產抵押，中國在這幾年中多次出臺措施支持中小企業貸款，但實際上落地的仍不多。
當時，胡湘容的老鄉口頭承諾可以從海外融資三五千萬元，在資金沒有到位的情況下，2014年3月，胡就利用個人信譽從銀行、擔保公司以及朋友處籌集一千多萬元，組建團隊，投入品牌宣傳，但沒料到海外融資落空了，後續資金跟不上，到12月時公司資金鏈開始斷裂，此時，公司債務達到兩千萬元。
很快，兩個小債權人最先聞風後，恐慌性查封胡湘容家庭名下資產，隨即引發連鎖反應，讓胡夫妻倆措手不及，為躲避追債，胡一家人不得不逃往四川成都某福利院躲避。東莞工廠貨物發不出，員工也無所適從，公司處於倒閉邊緣。
陰暗的歲月度日如年，胡湘容夫妻倆決心不再躲避，她名下資產若盤活可套現一千多萬元，債務缺口只有幾百萬，工廠還在，就有翻身的機會，後來公司逐漸與債權人達成協議。
胡湘容後來反思，如果不是盲目擴張的激進做法，她投資的竹制品廠不至於被拖累，急於求成釀成了今日的苦果，現在東莞工廠只剩三四十個員工運轉，還在艱難的還債途中。
傳統制造業貸款難問題，也加大了企業轉型的難度，胡湘容認為，繁重的稅收使小企業陷入了囚徒困境，最高17%的增值稅，還有33%的企業所得稅，壓得企業喘不過氣來，要想保留點利潤只能做賬逃稅，但要想做大的話，又不能有兩本賬，否則規模太小無法從銀行貸款，而沒有資金又無法做大。
龔佳勇分析，東莞是外向型經濟，大多數歐美國家還未走出危機，原來做外貿有渠道，還有出口退稅補貼，現在轉內銷利潤壓縮了，沒有了渠道很難開拓市場，東莞制造業大地震可能還會持續很多年，沒有了人工成本優勢，低端產業淘汰是大勢所趨。
但東莞又很難複制深圳廣州的轉型路徑，科研資源不足，資本市場不發達，野蠻成長起來的制造業，要走向中端高端無疑是個漫長的過程。無論如何，東莞也很難再重現往日的輝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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