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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沒有史玉柱,中國沒有喬布斯(深度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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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jiaweny 於 2015-6-5 13:37 編輯

美國沒有史玉柱,中國沒有喬布斯(深度好文)
作者:申音

功能介紹商業大咖,他們是大眾追逐的偶像,也曾是命運放逐的對象;他們有著自己的光榮與夢想,也有著自己的無奈與仿徨。

A面是他們廣為人知的一面,B面則是他們鮮為人知的一面;

記錄他們的人生,發現人生的更多精彩。

摘要兩人都是執著的完美主義者,都能把一個產品做到驚天地泣鬼神。賣了10年的腦白金仍是中國最暢銷的保健品,而iPod則占據了數字音樂播放器市場的70%。此外,兩人還是洞悉人性的營銷天才。只不過一個靠發掘人性的美好賺錢,而另一個利用人性的弱點來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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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倒流25年。

那是1989,柏林墻倒塌的時刻。整個世界都在關心著冷戰的終結、民主的勝利、意識形態的巨變。

但有兩個家夥根本不關心政治。


一個是34歲的史蒂夫。喬布斯,這位“矽谷金童”的人生正處於低谷。在被自己參與締造的蘋果電腦公司趕出來後,他為了複仇創辦的Next和低價買下的Pixar都處於入不敷出、岌岌可危的境地。這位昔日全美最富有的人之一(遠遠超過那時的比爾。蓋茨),私人財產只剩下2500萬美元。

而另一個是27歲的史玉柱。剛剛碩士畢業的他瘦得可以被風吹倒。跟那個年代大多數的熱血學子們相比,史玉柱沒有狂熱的政治理想,他一心想的是如何找梯子登上商業舞臺。


20年的跌宕過後,喬布斯和史玉柱已分別成為各自國家商界的標誌性人物。而當年關心政治的人們如今只關心經濟了。

不過,還沒有人去認真地比較一下喬布斯和史玉柱。更沒有人去思考:為什麽美國沒有史玉柱,中國沒有喬布斯?

這其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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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錄:

·兩人還是洞悉人性的營銷天才。只不過一個靠發掘人性的美好賺錢,而另一個利用人性的弱點來搶金。

·兩個理想主義的青年,一個變成了真正的商業夢想家,為了創造未來他不惜調動一切資源。而另一個人轉變為純粹而現實的商人,精確地計算著自己的付出與回報,不再做那些費力不討好的事。

·中國並不缺乏偉大的商人,比如胡雪巖、張謇、盧作孚,但他們死了,人們如今只記得一些軼事;而熊彼得定義的企業家過去了,他們還能留下激動人心的產品和偉大的公司。

·美國夢的真正含義是什麽?是給一個理想主義者提供夢想成真的舞臺。那麽中國夢呢?是不是逼著一個理想主義者向現實妥協,最終自己成為這個環境的一部分,才能成功?

變臉
Face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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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喬布斯和史玉柱的人生經歷就像是同一個劇本大綱拍出的兩部電影,只不過更換了不同的導演和時空場景。

兩人都是本國知識青年里的佼佼者,腦子好使還天不怕地不怕,早早投身高科技領域創業,並在三十歲左右就達到了事業的第一次高峰。


1983年,年僅28歲的喬布斯登上了《時代》周刊的封面,他被看成是“個人電腦的真正發明者”。1992年,在一個國內十大城市萬名青年的問卷調查中,史玉柱名列“最受崇拜的青年人物”第二位,第一名是比爾。蓋茨。

兩人都習慣於蔑視陳規、特立獨行,帶著點邪性的“範”,一個永遠的黑色套頭衫配牛仔褲,而另一個光頭紅白運動衣。

他倆都有著與生俱來的商業敏感,是真正的跨界高手。喬布斯在PC、音樂、電影、手機等多個領域都證明了自己的能力,而史玉柱則在軟件、房地產、保健品、金融投資、網遊等戰場縱橫馳騁。

兩人都是執著的完美主義者,都能把一個產品做到驚天地泣鬼神。賣了10年的腦白金仍是中國最暢銷的保健品,而iPod則占據了數字音樂播放器市場的70%。此外,兩人還是洞悉人性的營銷天才。只不過一個靠發掘人性的美好賺錢,而另一個利用人性的弱點來搶金。

或許是因為成功來得太過迅速,他們先後導演過自毀式的高速墜落,幡然醒悟之後,又表現出驚人的自我糾錯能力,並重新勾畫一條不斷向上的弧線。

曾經有那麽一段時間,史玉柱看起來就要成為中國的“喬布斯”。從1989年起,他每一年都要推出一款自主開發的產品,從M-6401桌面排版軟件、M-6402文字處理軟件到巨人漢卡,再到巨人中文手寫電腦、巨人財務軟件等等。巨人飛快地成長為一個年產值10億、利潤數千萬的高科技集團公司,其年度銷售商大會更成為全國規模最大的電腦盛會。

幾乎與此同時,喬布斯只剩下幾千萬美元的現金,和兩個面臨著裁員重組的問題公司,他完全可能成為美國版的“史玉柱”,比如在加州搞房地產,去拉斯維加斯開賭場,到中東倒騰石油,或者變成一個精明的股權投資人。但他什麽都沒有幹,只是繼續掏自己和別人的腰包來支持兩個長期賠錢的公司,固執地等著它們出現轉機。

某種程度上,喬布斯是幸運的。在美國,他的理想主義總能找到合適的欣賞者,所以他可以咬牙不向現實妥協。像羅斯。佩羅這樣的前輩創業家願意簽出支票,並與其分擔風險。迪斯尼這樣的大公司也同意投資給小公司Pixar,讓其制作動畫長片並參與分成。

而史玉柱之所以蛻變成今天的史玉柱,是因為他發現,做軟件公司為他意外地贏得了名聲,而在中國,名聲就意味著許多新的機會。

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史玉柱恰逢其時地被媒體和政府發現。很快,他被評為“中國十大改革風雲人物”、“廣東省十大優秀科技企業家”等,獲得了珠海市第二屆科技進步特殊貢獻獎,一位總把褲帶提到胸下的最高領導視察後題詞說“中國就應該做巨人”。

你可以不關心政治,但政治會來關心你。

為了支持這個“高科技楷模”,當地政府以不到當時市價1/4的價格給了史玉柱一塊市中心地皮蓋樓(350/平米地價,2007年珠海的平均地價已經是3500/平米)。而在若幹位更高層領導的直接鼓勵下,他把計劃一改再改,從原來的自用變成了商用,從最早的19層變成72層(全中國第一高樓),預算從2億變成了12億元。

單純軟件業務的回報根本不足以支撐這樣高的資金投入,於是史玉柱中斷了技術創新,開始賣樓花、運作保健品、搞服裝,殺入更加暴利的行業。最後因為由於工程拖期、宏觀環境的惡化,導致整個公司的資金鏈斷裂,巨人大廈從此淪為中國最著名的“爛尾樓”,直到今天。

有意思的是,1998年,背負著2億巨債的史玉柱想要東山再起。他又算了一筆賬,搞軟件雖然利潤很高,但市場相對有限,如果要還清2億元,估計要10年;保健品不僅市場大而且剛起步,做腦白金最多5年(實際上只用了3年)。

事實證明,他的選擇居然又是對的。
超我
Supe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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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性格,會成為他今後命運方向的指針嗎?

喬布斯,一個私生子,在中產階級養父母的寵愛下長大,自卑與自大的雙重人格。他的理想主義是與強烈的領地意識、以及咄咄逼人的攻擊性混合在一起的。

喬布斯早年的密友、曾經一起吸毒、一起去印度朝聖的丹尼爾。科特克說:“史蒂夫心中總是裝著他的蘋果電腦。從更深層次上分析,他的成功是由於其內心總有一種深切的不安全感,正是這種不安全感使他必須出去闖蕩以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另外,由於他從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收養的孩子,他的行為並不被大多數人理解……”

就像《星球大戰》中安納金天行者。這種內心深處的“原力”,與加州的矽片、晶體管結合起來,蘋果公司誕生了。正如伊甸園里蛇誘惑亞當和夏娃吃下的那個蘋果,甜美而帶有一點“邪惡”。

事實上,在蘋果電腦早期的發展中,沃茲的技術、馬庫拉的資本運作、斯科特的管理和喬布斯的遠見幾乎一樣重要,但作為公司董事局主席,喬布斯的個人魅力,讓他輕易成為了公眾關註的中心,並幾乎獨享了上市成功後的光環。

隨著創業夥伴們因為各種原因一個個隱退,他越來越認為自己才是“點石成金”的超級人物,可以將個人淩駕於公司之上。矽谷最著名的投資人之一、當時蘋果的董事會成員阿瑟。洛克回憶說:“那時,喬布斯剛愎自用,滿腦子主意,肆意而為,毫不考慮公司的前途。”

按照佛洛依德的理論分析,喬布斯的自我(ego)逐漸被本我(id)所控制,他被原力的黑暗面所吸引,並一步步走向公司的對立面,終於被董事會放逐。

而那個來自安徽小鎮懷遠,獨自闖蕩大城市的青年同樣擁有著強大的內心世界,激勵他的是一種英雄主義情結。


事實上,史玉柱出生的環境里根本連個晶體管都找不到,當喬布斯和沃茲開始組裝第一臺計算機的時候,他還只能對著《十萬個為什麽》自制土炸藥。更不用說預判到“一人一臺電腦”的產業未來呢?

對於以嬉皮士自居的喬布斯而言,電腦恰好是能幫助他釋放旺盛的Libido(欲望)的媒介罷了,但對於史玉柱來說,電腦則是幫助他改變命運的唯一工具。否則他只能像劉震雲小說《單位》里的大學生小林一樣,過著按部就班的生活。

1984年,在喬布斯策劃的那則著名廣告里,蘋果的女模特揮錘砸爛了“BigBrother老大哥”。在PC世界里,誰都知道“老大哥”就是IBM.1990年,身高1米80、體重不到120斤的史玉柱給自己的新公司起了一個非常響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為中國的IBM,東方的巨人。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起2000多年前的劉邦,他在見到秦皇車駕時的感嘆,“大丈夫當如是也”。而另一個叛逆者項羽,說的是“彼可取而代之”。

這種自我賦予又被外界不斷強化的使命感貫穿了史玉柱創業的前半程。熟讀毛選,青年楷模,大躍進式的增長目標,軍事化的企業管理,為自己為城市樹立一座固化的豐碑……

終於有一天,這些使命變成了他再也承受不起的包袱,龐大的“巨人”分崩離析。三年後,在經歷了對人性和壞境的徹底反思,一次次自殺的念頭和被追殺的恐懼之後,一個完全理性的、成熟的、內心更強大的史玉柱回來了。

他徹底放棄了珠海時期的企業文化“做中國的IBM”,“這是非常害人的一個空想,制定了一個很虛的目標。它在鼓勵什麽,鼓勵大家搞大躍進、搞浮誇,讓大家心里面很浮躁,對於現實沒有什麽幫助,現在我就不搞那個宏偉的目標了,我覺得實用最關鍵。”

新的文化很直白,“說到做到、只認功勞、嚴己寬人、敢擔責任、艱苦奮鬥。”這是在黃山太平湖,柳傳誌教給他的。

史玉柱不再把自己當成一個“知識分子”,他坦言“膽子越來越小”,“只做好商人必須做的事情”。在一個只有“錦上添花”沒有“雪中送炭”的現實環境里,他找到了正確的生存策略。讓企業永遠保持充沛的現金流,負債率低於30%;只做高利潤率又不跟政府沾邊的生意(這樣的生意常常處於灰色地帶);既然銀行不肯借錢,就幹脆參股銀行;及時把公司變現,玩資本財技(上海健特借殼、巨人上市融資近10億美金);跟有合法傷害權的媒體保持恰當的距離又給予充分的好處。唯一遺憾地是,他對創新不再有興趣。

喬布斯在“荒野”中被放逐的時間更長。盡管他的壞脾氣改變有限,但他學會了寬容和謙卑,知道怎麽信任和授權給優秀的人,比如Pixar總裁約翰。拉賽特,喬納森。埃弗。這個設計白色馬桶的英國人,後來在蘋果公司擔當設計副總裁。他學會了合作與開放,讓微軟入股,用英特爾的芯片,建立了iPhone開放平臺。

人們的第一次成功往往根源於欲望和運氣,而第二次乃至更多的成功則需要智慧和自控。

無論喬布斯還是史玉柱,最終都通過克制本我,實現了自我超越(Superego),這才是他們真正的魅力所在……

不同在於,兩個理想主義的青年,一個變成了真正的商業夢想家,為了創造未來他不惜調動一切資源。而另一個人轉變為純粹而現實的商人,精確地計算著自己的付出與回報,不再做哪些費力不討好的事。

小王國與大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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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道德感與一個人的成功並無太大關系。


在矽谷,與喬布斯的天才同樣聞名的是他的傲慢自負、喜怒無常、摳門小氣、巧取豪奪、冷漠無情。前時代周刊的記者,日後紅杉投資的大佬邁克。莫里茨,曾把在喬布斯威權統治下的蘋果稱之為“小王國”(LittleKindom),這是一個非常準確的描述。

專制帶來效率,難得喬布斯的個人品味和商業直覺又皆屬一流。不過,如果喬布斯生在中國的話,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臣民社會”而非“公民社會”里,他的自大會慣壞他,人們會完全屈服於他的權威,聽從他的指令,直到他最終把公司毀滅,就像牟其中、唐萬新、孫宏斌這些人一樣。

但他生在美國,民主社會和資本主義機制里有種天生的“對沖”力量。董事會、股東大會、機構投資者像一道道緊箍咒約束著他。默認的遊戲規則是,只要你有能力做大公司的價值,就算你是個暴君也無妨;反之,等待你的就是自動下臺或者政變逼宮。

在中國,大多數民營企業和其創始人的命運,纏繞得太緊密了。權力的壟斷和資本的壟斷密不可分。我們沒有發明出一套“防火墻”的制度,能將創始人的個人行為、個人信用與企業分離開。

於是,考察企業家自身的道德品質,變成了一件無比嚴肅又異常困難的事情。


相比大多數國內同行,史玉柱,堪稱私德無缺。他信守承諾、有情有義、高度放權、慷慨分利,在公司破產之後,其核心團隊成員仍不離不棄,甚至拿自己的錢來補貼公司。而他二次創業成功後,主動還債兩億的壯舉,也足以表率。

在後來的巨人集團內部,史玉柱甚至成功地創造了一個“民主管理”的小環境。他成立了七人執委會,任何決策都必須多數票才能通過。除了核心產品,日常人財物管理全部放手,文秘出身的總裁劉偉,事實上已扮演了CEO的角色。

在《莊子。外篇》中,大盜盜跖(傳說是賢人柳下惠的弟弟)與他的徒弟談論“盜亦有道”。跖曰:“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五者皆備的史玉柱,在現實的商業世界里扮演一個“BigBrother”的角色,通過排山倒海的營銷攻勢,淹沒一切反對聲音。居高臨下地制訂規則,利用消費者的無知、貪婪和權力欲,還有既懶惰而又想過癮的心理,設計出各種圈錢的工具(詳見《南方周末》的文章《系統》)。

史玉柱直言,“商業是什麽?商業的本質就是在法律法規許可範圍內獲取最大利益。我是一個商人,做的事情就是在不危害社會的前提下為企業賺取更多利潤。要一個商人又要賺錢又要宣揚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而視道德為無物、幾乎從未在慈善事業上捐出一毛錢的喬布斯,從iMac、iPod到iPhone,他所推動的一切都是在迎合“YOU”這個消費者主權的時代。過去唯我獨尊、四面樹敵的蘋果,開始走向一種新的理念:用戶要的不是技術,甚至不是電腦,而是利益的最大化和體驗的最優化。

他不再把蘋果視作一家電腦公司,歸根結底,“我們骨子里就是一家消費品公司,你的生死存亡掌握在消費者的手中。他們才是我們關註的對象。我們覺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對整個用戶體驗負責。如果表現不及格,那就是我們的錯。錯就一個字。”

這是不是“民主”精神在商業里的最好體現?

羊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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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史玉柱名列《福布斯》中國百富榜第8位,當時他是唯一一個搞高科技的企業家。

2009年,史玉柱仍然是《新財富》500富人榜中,排名最高的與新經濟有關的富豪。在他後面的是李彥宏、馬化騰、施正榮等。

看《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美國生物歷史學家賈雷德。戴蒙德談到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麽14種被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有13種來自歐亞大陸,為什麽歐亞大陸的牛、馬、綿羊、山羊、豬,而不是南美洲的羊駝,成為最終廣泛分布於全世界的牲畜?

他的答案是環境。最主要的原因是,歐亞大陸由於其廣大的面積和生態的多樣性,擁有最多的可馴化的候補動物。而這些馴化動物又促進了歐亞大陸民族的繁榮,進而幫助後者征服全世界,而這些動物跟隨著征服者遍及其它大陸。

在商業世界里,存在著相似的問題。在過去100年中,為什麽以美國為首的少數4-5個國家,而不是剩下的100多個國家,集中產生了幾乎所有對社會進步至關重要的創新?幾乎定義了這個星球所有成功的商業模式?

史玉柱和喬布斯,兩個同樣具有商業天賦,且性格背景相似的創業者,最終一個變成垃圾商品的成功販賣者,而另一個成為這個星球上最具創造力的企業家。

當喬布斯在斯坦福的演講“Stayhungry,Stayfoolish”可以影響全世界青年的時候,史玉柱在《贏在中國》里的語錄卻只能供本土創業者琢磨。




每個社會里都可以孕育出潛在的商業天才。而真正的商業天才,在任何環境下都有可能成功的。

但在某些環境中成長出來的商業,就像南美安第斯高原的羊駝。看著很可愛很善良,經濟價值很高,但是卻無法大規模的繁衍和推廣。

美國夢的真正含義是什麽?是給一個理想主義者提供夢想成真的舞臺。那麽中國夢呢?是不是逼著一個理想主義者向現實妥協,最終自己成為這個環境的一部分,才能成功?

“當巨人一步步成長壯大的時候,我最喜歡看的是有關成功者的書,當巨人跌倒之後,我看的全是失敗者的書,希望能從中找出站起來的力量。”史玉柱說。

在2000年CCTV的一次《對話》節目中,史玉柱談到了所謂“理想的狀態,就是說今後市場經濟發育到一定時候,法制環境建立,然後就是政企脫鉤,我最希望的是一個什麽樣的環境:就是一個政府包括國家領導人,省級領導人,包括地方領導人,他做他的事,我們企業做我們企業的事。就等於你這個領導人你定遊戲規則,然後我們這些人就按你遊戲規則做事。最好是不要有什麽太多的接觸,我就是這個意思。巨人大廈這個問題上,不管哪一級的領導人沒有任何的責任,責任全是我的。”

當一個人把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內因的時候,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改變不了外在環境,能改變的只有自己。

其實近代以來,中國並不缺乏偉大的商人,比如胡雪巖、張謇、盧作孚,但他們死了,人們如今只記得一些軼事;而熊彼得定義的企業家過去了,他們還能留下激動人心的產品和偉大的公司。

今天,中國可能是唯一一個創業熱情甚至比美國更高的國家。各級政府鼓勵“以創業帶動就業”,啟動創業板,政府成立風險投資基金。這些都是好事。但必須承認,我們仍然是一個缺少知識產權保護,國家壟斷資源和與之相關的分配權,資本更青睞與權力結合而非知識,優秀的年輕人希望躋身公務員之列的社會。

哪些被喬布斯所激勵的創業者們,最終會不會變成為史玉柱的信徒呢?

這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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