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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規矩”的行業里有沒有公平 民謠歌手李誌的價值觀

八年前在一場音樂節的間隙，一個女記者跟他聊了很久的音樂，最後問了一個問題：你是不是叫周雲蓬？從那年開始，民謠歌手李誌基本拒絕了所有媒體采訪。

經紀人遲斌跟他吵了很久，無效。他只能自己出來頂一下，以“李誌團隊”、“經紀人老遲”之類的名義在媒體上發言。這一次，他們要辦一次平均每場五千張票的全國巡演。李誌心里沒底，妥協了。

出道十年，這是37歲的李誌最大的一次個人演出，一切都要好好琢磨。演出曲目還在考慮。

2014年，李誌在北京參加一場拼盤演出，第一次審批報了六首歌，五首沒通過。《和你在一起》被斃了，因為里面有一句“我願意為你死去”，有“死”字不行；《天空之城》被斃，因為“愛情是生活的屁”，低俗；《杭州》被斃，因為有一句“掏出你左手的手槍右手的菜刀中間的兇器”。

第二次報批他有經驗了，像歌詞“再見也他媽的只是再見”，把“他媽的”去掉，通過。

這樣縮手縮腳讓他很不習慣。在剛出道的時候，他想唱什麽就唱什麽。酒吧演出不需要報批。那時，酒吧基本是他唯一的陣地。

李誌始終不與唱片公司簽約。“嫌公司會規定我吃什麽穿什麽說什麽。”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於是他多年來可以在微博上肆無忌憚地罵人，對同行尤其是民謠界同行的音樂任意臧否。而他的歌迷還就好這一口兒。

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網名是“BB”。他解釋那是“Black（黑色）”、“Blue（藍色、憂郁）”的意思。音樂人都有歌迷中流傳的昵稱，崔健是“老大”，汪峰是“老板”，李誌是“B哥”。

李誌現在名氣大了，這些自由慢慢都少了。

只有兩個人沒票可以進場

李誌臉頰圓圓，架著一副近視眼鏡。有人說他長得像個學霸。

他的母校是江蘇省金壇市的華羅庚中學。李誌至今還記得開學第一天的校長訓話：“……什麽都可以學不好，數學一定要學好！”一個班60個學生，有52人考上第一批本科，包括東南大學自動控制專業的李誌。

全年級360人，一半名額是針對縣城的招生，剩一半才分給縣城之外的17個鎮、10個鄉，平均一個鄉鎮只有幾個孩子能考上這所重點中學。李誌就是從其中一個鎮考上來的。14歲以前李誌是標準的農村孩子。父親常年外出打工，母親一人操持家務和農活。農忙時他經常中午吃不上飯，導致他現在吃飯帶著一股狠勁。

念到大二，李誌就退學了。有一場沒一場地混演出，靠借錢維持生活。專輯出了好幾張，但都掙不到什麽錢。2007年，他實在維持不下去，去成都做了兩年白領才把債還上。

退學的一個原因是：大學跟他心中的夢差得太遠。高曉松們在音樂里描述的“白衣飄飄的年代”根本不存在。同學們都夾著個包行色匆匆，大學像工廠流水線一樣制造合格學生，哪兒有人在草坪上彈吉他唱歌啊？

“我覺得他輸出的主要不是音樂，是價值觀。”杭州演藝現場“酒球會”老板王滌辦過李誌的演出，一個細節他至今不忘：演出前，幾個朋友來跟李誌吃飯。朋友都自己買演出票。吃完飯回現場，李誌自己走樂手通道，讓朋友去排隊檢票。“他連加塞的權利都不給”。

自2009年專心做音樂、演出以來。李誌從不贈票，他讓演出現場的工作人員也拉下臉，沒有票的一律不讓進。他說，只有兩個人沒票可以進場，一個是崔健，一個是羅大佑。

南京知名的鼓手余贛寧還記得，李誌把樂隊全體成員召到一起吃飯，席間說：今後，咱們得打考勤了。遲到一分鐘扣排練費一半，遲到三分鐘扣全部。我遲到的話，請大家吃飯。“咦，本來好好的，怎麽有這樣一個制度？不習慣。”余贛寧說。

遲到是中國獨立音樂界的通病。樂手們多為兼職，常常趕完一個場子再趕下一個；演藝現場的老板們也習慣演出晚一會兒開始，以便抓住那些臨時路過的觀眾，多賣幾張票；音樂人成名以後又習慣故意遲到一會兒耍耍大牌……

每個樂隊成員都被罰過，有人不久之後離開。余贛寧留下了，今天已是隊長，並給多個音樂電視節目擔任著客座樂手和編曲。他說他趕場子從來不遲到。這幾年，好多人朝余贛寧要李誌演出的票或是托他買票。他只有兩個字：沒有。

成都的兩年工作，培養了李誌的守時意識。那是一家移動增值業務供應商，工資不低，規矩也很嚴。李誌帶一個小團隊，到期必須拿出符合質量的彩鈴、彩信等產品。遲到、早退、完不成任務，扣錢沒商量。他慢慢覺得挺好。

那兩年中，他參加了2008年在杭州舉辦的西湖音樂節，發現很多歌迷喜歡他。“你應該做得更專業一些，不然不公平。比如演出經常遲到，這就對那些準時來的觀眾不公平。”從那一次起，“公平”成了李誌的一種追求。這也成就了他的名聲，從“契約精神”到“偏執”、“軸”和“不近人情”。

都這麽熟了還要什麽錢

北京音樂人崔忠鵬仍然記得那個極其難堪的場景：壓軸的李誌拒絕演出，帶著樂手和團隊絕塵而去；臺下黑壓壓一群歌迷圍著自己大聲斥罵。那是2013年5月19日，崔忠鵬主辦的首屆“北京夢象音樂節”上。

按李誌的說法，崔忠鵬可以算作他的“伯樂”。當年這位《口袋音樂》雜誌的老板把李誌做成樣片的兩張專輯起了名字《被禁忌的遊戲》、《梵高先生》，在國內發行，並在雜誌附送的CD里三次收錄了李誌的歌。不履行合同，我就把你晾在這兒。

但這都不妨礙李誌跟他較真：“合同簽得很明確，先打一部分定金，演出前尾款到位。”李誌回憶，崔忠鵬不久就多次跟他交底：錢不夠了，能不能先演出，以後我湊錢給你？要不我以個人名義跟你借二十萬？

該李誌上場了，崔忠鵬還是說沒弄來錢。李誌說：你不用勉強，你沒錢，沒關系，不演了。他給北京另一家演藝場所麻雀瓦舍打了個電話：今天晚上有演出沒有？能不能讓我演一場？我不收門票，你們也別收我場地費了。

那晚的免費演出通過微博招來了上千名歌迷，成了李誌在圈內一次著名的“行為藝術”。當天同在“夢象”演出的多支樂隊和獨立音樂人也沒有拿到報酬，但都上了場。

崔忠鵬對南方周末記者坦承：李誌的罷演，給他帶來了很大壓力，對“夢象”的聲譽也有很大影響。這屆音樂節賠得夠嗆，他至今都沒緩過來。

2010年9月，李誌聯系小河、萬曉利、周雲蓬等民謠音樂人，在網上公開抗議蝦米網未經授權提供自己音樂作品的收費下載，要求網站立即下架他們的作品並道歉。

侵權的網站數不勝數，李誌專挑蝦米網開刀，許多人都認為，這是因為他唯獨跟蝦米網不熟。但李誌恰恰只認識蝦米網的CEO王皓。挑蝦米抗議，是因為唯有蝦米提供付費下載，一首歌0.8元。其他網站基本是免費的。

“當時蝦米網規模還很小，確實沒有取得李誌授權。”王皓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網站2008年上線時就有李誌的歌，他們定了個規矩：下載產生的收入，一半歸音樂人。他們確實付過一些人分成，但沒有李誌。

王皓一邊道歉、撤歌，一邊叫人給所有能聯系上的獨立音樂人打電話，一個個簽授權合約。有些樂隊如“頂樓馬戲團”說：都這麽熟了，還要什麽錢，你們用就行。這回較真的是王皓：那也得簽。

2014年8月，李誌最新的專輯《1701》在蝦米網獨家授權首發。現在，從包括蝦米網在內的網站，他每年能收到幾十萬的網絡音樂使用費。

李誌的法務顧問、北京律師吳登華從2012年起一一與侵權的網站聯系、發律師函。他發現對方的口氣很像，都是居高臨下：我發個合同給你，你簽字授權不就行了嘛。費用？我把你的歌放在我們的平臺上，幫你傳播，你還要費用？

“這個行業完全沒有規矩。”吳登華感嘆：收到律師函，對方最多把作品下線幾天，就又借“網友上傳”的名義發上去了，有時還改歌名。有些網站故意把公司地址隱藏在非常不顯眼的位置，甚至登一個錯誤的地址，即使律師函發過去也收不到。

李誌說，他起訴另一個侵權網站酷狗音樂的案子將於2015年5月12日開庭。

多少錢算公平？

在追求公平的路上，李誌絕不總是勝利的一方。

2010年，他的專場演出門票60元，他聽到有人議論：真貴。那多少錢算公平？李誌幹脆搞了一次單人巡演，“去沒去過的地方”，海口、拉薩、西寧、烏魯木齊……聯系好酒吧，把琴盒放在門口，願意放多少錢，隨便。

一共演出了10個城市，平均每場都有二三百人。演完數錢，平均每個人10塊。是技術原因？人性原因？他不明白。總之再也不幹了。

2013年，李誌在全國辦了二十場左右的巡演。在成都，他發現100元一張的門票被黃牛炒到1000元。在杭州，因為怕現場檢票處網絡不良、二維碼顯示太慢，李誌鼓勵觀眾把二維碼打印出來。有人買一張票，打出十幾張二維碼，每張賣100塊，買票的歌迷到了現場才知道被騙。還有人私信他，說自己是花錢讓黃牛聯系“內鬼”從後門帶進去的……

2013年底南京跨年演唱會，他在微博上聲明，請花錢被帶進場的歌迷告訴他，是誰帶的。不管是誰，查清楚了，就不再和那一方合作。還真的鎖定了一個“內鬼”，事實卻讓他泄氣。那是劇院上級領導塞進來的一個工作人員，誰也動不了。

2014-2015的跨年演出，李誌打擊的重點是炒票黃牛。演出在網絡上賣票，一個身份證只能買若幹張。他指揮團隊，在一個工作日的中午，用微博和微信宣布放票，搞突然襲擊。12分鐘，3300張票宣布售空。

23歲的IT工程師董清特意從北京到南京去看李誌的跨年演出。董清是買到票的幸運者之一。她把李誌的微博設置為“特別關註”，一有更新手機就收到提醒。這樣，她才搶到兩張票。網絡異常擁堵，她的另一個同事就沒搶到。

“黃牛加價，那些最窮的人就被剝奪了來看演唱會的機會。這對他們不公平。”李誌這樣解釋自己的動機。但這又催生了新的不公平：那些不懂網絡搶票技術的，或沒有時間精力盯著放票消息的歌迷，被排斥在外了。

李誌“網絡鬥牛”，經紀人遲斌是第一個反對者。“假如我工作很忙，根本不確定那天能不能去，如果那天我七點之前能走，就直接到那里買黃牛票，省了時間。從經濟學的角度，這是完全正常的。”

“黃牛的本質問題是供需矛盾。你為什麽不提高票價？僅僅是為了照顧窮人，體現公平嗎？排除不正當因素的話，富人不是更勤奮嗎？靠勤奮獲得財富不也是公平的嗎？”微信上，一個朋友問他。

李誌答：“你說得很對，幾年前偉大的‘亢哥’就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教育我。……我的祖祖輩輩都是農民，我一直窮困潦倒。我更願意和善良的底層人民在一起。”

“亢哥”，1982年出生在山西長治的一位廣州工程師，是李誌口中的“導師”。他幾年前推薦給李誌一本書：美國經濟學家曼昆的《經濟學原理》。

“從一開始還是文藝青年起，他就有一種傾向：追求他所認為的公平。”亢哥在電話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跟他的出身、他強烈的草根情結有關。這其實也蠻可貴的，但他把這事情弄複雜了。”

“李誌不簽公司，也就沒有直接的渠道了解自己的市場需求到底有多大。他不必太多去關註這些事，不需要這麽糾結或這麽執著。應該把精力放在音樂上。”在給李誌寫的那篇文章中，亢哥又說，“價格出現了扭曲，市場自然會產生黃牛來進行調整，這個不是簡單的技術手段能解決的。即使價格壓低，受益的也不一定是窮學生。”

李誌仍然沒有看那本曼昆的《經濟學原理》。

在他的貼吧里，有一篇名為《李誌先生鬥牛記》的文章，詳細記錄了他用微博所發“鬥牛”的過程和結果，以及關於“公平”的內心自述，足有三千多字。

有人評價：“有點政治家的意思！關於黃牛，的確涉及公平。”也有人評價：“B哥要是去從政，都不知道怎麽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