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史151102塘西風月 與 張保仔傳奇

說史151102
塘西風月 與 張保仔傳奇
Create執筆：香港地名與歷史1

經歷過殖民地時代的香港, 很多地名充滿了懷舊特色。 地名往往反映和銘記一個地方的發展過程、人物與習俗。中環與上環是港島最先開發的區域, 通俗地名也就最多, 其有關掌故也引人入勝。

〈香江風月〉
初期港島的風月區是華洋有別的。華人的在 水坑口, 洋人的則在 擺花街, 分別位於華、洋人居住區域的分界線 — 鴨巴甸街的西面與東面。

「擺花街 Lyndhurst Terrace」是貫通 威靈頓街和 荷李活道的短小街道, 其英文名稱是因19世紀中葉英國上議院長Lord Lyndhurst而來, 該路亦因地勢較高稱為Terrace (臺)而非街。起初它另有一中文譯名, 後來因該地風情而將俗名正用。

香港開埠初期, 不少澳門的西洋歌女與妓女來港謀生。稍後更有歐洲的風塵女子前來淘金，她們聚居於擺花街的洋妓院, 因她們的頭髮多為紅色或金色, 華人稱之為「紅毛嬌」。前來光顧的都是駐港英軍、外籍船員或商人, 多依洋人習俗, 攜帶鮮花來餽贈「相好」。此種需求令該街道開設了不少花店和街邊花檔，因而有「擺花街」的俗名。此名於華人圈甚為流行, 當局稍後將之列為正式中文街名。時移世易, 到了20世紀初青樓他遷, 花檔遂移至雲鹹街 Wyndham Street。

「紅毛嬌」為應酬顧客, 註重妝身, 除著西服外, 亦穿西式皮鞋。 為服務她們裁製衣裳, 修補皮鞋, 不少原居澳門的裁縫、鞋匠, 亦遷來擺花街及對下的 吉士笠街 Gutzlaff Street 開舖或擺檔。由於西洋妓女經常在該處出入, 華人便將之稱為「紅毛嬌」。

水坑口與石塘咀, 則為華人主要的「夜生活地區」。1860年代, 開始有澳門妓院遷到水坑口開業, 由於這一帶接近富庶的華人商業區「南北行」, 瞬間成為繁華的「煙花之地」。夜生活和強勁消費帶動酒樓的需求, 成為宴會、耍樂和交際的場所，最有名的是「敍馨樓」及「宴瓊林」兩間。19世紀末 , 廣東舉人入京會試者, 在港親朋多設餞別筵席於「宴瓊林」。事緣古時放榜後, 皇帝賜宴進士, 稱「瓊林宴」，樓名取其吉兆，生意滔滔。

1903年港府下令水坑口的妓院全部遷往石塘咀, 水坑口的光彩消失。在新地區, 夜生活卻更上層樓, 除了很多等級不同的妓院外, 豪華的大酒樓也紛紛開業, 更有富豪和公子們設的私人俱樂部, 稱為「館口」。「塘西風月」 盛極一時, 成為蜚聲國內、東南亞的銷金窩。所謂「塘西」, 指的是石塘咀與西營盤「龜背」(今聖類斯中學對落小山崗)以西, 即屈地街旁煤氣公司後鄰至 卑路窄街的一段 皇後大道西, 以及緃貫的 山道與及旁邊的 南里和 德輔道西。
1935年香港全面禁娼, 這批飲宴與風月場所紛紛結業, 石塘咀又慢慢變成住宅區。

〈張保仔傳奇〉
張保仔是清代中葉華南沿海的傳奇人物, 他是著名海盜首領, 最後投誠滿清政府，獲授官職，得善終。珠江口一帶甚多與他相關的傳說及遺跡。西營盤及太平山兩處地名都被指與他有關。

據說「西營盤」是張保仔一幫海盜在香港島上的兩個營寨之一; 另外一個則是「東營盤」, 有說在 七姐妹附近。 但這傳說不太可信。張保仔活躍南中國海的時代是清嘉慶十五年 (即1810年)前後。據《新安縣誌》記載, 清政府在港島上有 紅香爐汎 (水師駐防據點), 在九龍則有 九龍汎和炮臺。張保仔的大本營設於大嶼山東湧, 其船來攻打香港島則有之，但說他公然在同一島上築營, 與清水師對壘, 則較缺說服力。再者, 海盜紥點只會被稱為「山寨」, 而不會叫「營盤」。

「太平山」是上環的山坡地區, 開埠不久已有華人聚居，1889年的地圖已清晰標示其位置。但長久以來, 本港居民都把「扯旗山 Victoria Peak」及鄰近的山頂地區稱為太平山。有歷史學者指出, 西營盤後的高峰, 英文名叫「維多利亞峰 Victoria Peak」。古老相傳, 自張保仔等各幫海盜投誠清廷或被剿滅後, 島上漁民以為自此將太平無事, 遂把「硬頭山」改稱為太平山。太平山的名稱由來, 亦有指與「太平清醮」有關。

資料來源
《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 港島與九龍》(2011) 饒玖才

西風的歸道

化妝品江湖增長勢頭“東風”壓過“西風” 中國依舊是跨國巨頭們重要增長動力

化妝品江湖增長勢頭“東風”壓過“西風” 中國依舊是跨國巨頭們重要增長動力

一財網 劉瓊 2016-02-15 16:21:00

化妝品行業分析人士夏天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中國這樣一個化妝品消費市場的縮影來看，國際化妝品公司中，一些10億美元的傳統大品牌正遭遇發展的瓶頸，而一些小眾、高端、個性化的品牌正越來越受到消費者親睞，這也是日韓的一些化妝品公司增長更迅猛的原因之一。”

為霾所困的韓國人不服：都怪中國來的西風和本地的烤魚

5月6日，正是韓國的“黃金小長假”期間，居住在韓國京畿道城南市的全尚熙女士原本準備帶著孩子前往公園遊玩。

不過，就在準備出門的時候，全女士卻收到了來自政府部門的提醒短信：當天京畿道、仁川等地區發布了霧霾警報，請慎重考慮出行計劃。最終，全女士放棄出遊。而韓國的社交網站上，也有許多網民表示將放棄出行計劃，或者改為在室內進行活動。

出行人數減少，對經濟的影響不言而喻。以韓國最大的室外遊樂園愛寶樂園為例，本月6日的日入場人數僅為26000人次，遠遠低於此前預計的4萬人次。第一財經記者在首爾西大門站周邊也發現，原本應該熱鬧非凡的街頭卻略顯冷清;見到的居民中，也有一半以上的民眾都戴上了口罩。

5月7日，在首爾市光化門廣場一帶的行人。當天，首爾空氣質量為“極差”。

與火力發電站、汽車增多等原因相提並論，一些專家和韓國媒體宣揚“中國是霧霾的源頭”的觀點。截至記者發稿前，在韓國門戶網站NAVER搜索關鍵詞“霧霾 中國”，可搜索出55930條新聞;甚至有韓國環保組織將中韓兩國政府告上法庭，要求兩國政府賠償空氣細顆粒物汙染對他們造成的精神傷害。

但也有韓國學者認為，這種怪罪既不科學也不負責任，關鍵是要找到解決方案。

韓國假日霧霾“爆表”

2014年以來，首爾和韓國其他城市被霧霾籠罩的日子越來越多。

根據美國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小組共同發布的《2016年環境績效指數報告》，韓國的空氣質量在180個調查對象國中名列第173位。

韓國環境部大氣質量綜合預報中心稱，今年1~3月，首爾市區開啟PM10警報的日數由去年同期的48天增至86天，接近翻番;尤其是今年3月，首爾的空氣質量僅“次”於印度新德里，成為全球空氣質量倒數第二的首都。

具體到PM2.5數據，情況則更加嚴重。一季度，首爾市區PM2.5濃度為“嚴重”(81~150㎍/㎥)的天數達14天，與去年的2天相比，增加了6倍之多。

5月6日當天，韓國各大城市迎來了今年入春以來最嚴重的霧霾天氣。韓國慶尚北道榮州的PM10數值更是一度達到了517㎍/㎥;而首爾市區的PM10數值也是全天保持在151㎍/㎥以上，維持在“紅色預警”的範圍內，最高更是上升到262㎍/㎥，遠超出了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原則制定的PM10日均接觸量25㎍/㎥的限制。

據韓國流通業界7日發布的數據，隨著韓國12個地區發布“沙塵警報”，周末顧客人數明顯減少。韓國樂天百貨表示，1~5日銷售增幅達到5%，而6日空氣質量明顯惡化後，當天銷售額較去年同月同周的周六減少5%，最終1~6日銷售額同比僅增加2.8%。

不過，相比於正在哀嘆內需減弱的大多數行業，卻有一個行業迎來了大提升。

來自韓國電商網站G-Market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4月初期間，空氣凈化器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提高了28%，能夠抵禦霧霾的韓國食藥廳認證的KF80、KF94等專業口罩的銷售量，更是較去年同期飆升271%。

該網站針對購買霧霾有關產品的消費者進行調查，有89%的消費者認為，今年的霧霾要比去年“更加嚴重”，其中有近五成的消費者願意為抵禦霧霾支出20萬韓元左右，折合約1220元人民幣。

有趣的是，在這場“空氣凈化器大戰”當中，來自中國的小米似乎成為了一大贏家：因性價比高、功能便利的影響，小米空氣凈化器2受到了韓國消費者的追捧。僅在趣天網(Qoo10)一家電商，其銷量就超過了該網站其他境外品牌銷量的總和——從1月至4月初，總銷售量超過15000臺，相較去年同期銷售量提升了9倍;而4月第一周更是大賣3500臺。

霧霾成為社會焦點

霧霾盛行，不僅僅帶來一時的呼吸不暢，對於韓國核心產業的影響可能更具有毀滅性。

以韓國在全球市場具有優勢的半導體產業為例，其在生產過程中對空氣顆粒物具有極高的要求。就職於韓國頂級半導體企業的業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生產過程中的汙染顆粒物超過一定數值，半導體產品的不良率將會大幅度提高。”

“半導體行業可能是對於霧霾最關註的行業，不但會實時進行檢測;若霧霾較大的日子，還將會通過升高工廠內部氣壓、將大門轉換為感應門，以及增加空氣吹淋(Air Shower)的除塵時長等方式進行應對；但這也會必然帶來生產費用提高。”這位人士解釋道。

韓國某半導體生產企業的內部數據顯示，隨著霧霾在韓國的逐步擴散，2015~2016年的半導體產品的不良率，相較以往平均值提高了0.4個百分點。

韓國現代經濟研究院聯合韓國學界、商業界出具報告稱，近年來的霧霾，除了影響半導體產業，還將大幅度增加汽車行業、造船行業等核心產業的制造費用，並且將從長期的角度危害勞工的健康。

該報告還估算，霧霾加劇，韓國國內每年因此損失10萬億韓元(約合610億元人民幣);到2060年，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中，韓國將成為因空氣汙染損失GDP規模最大的國家。

自然，有關如何解決霧霾的問題，也成為本次韓國大選中最熱門的問題之一，各候選人也紛紛提出了解決方案。

“事實上，現階段韓國各大候選人對於霧霾的治理措施尚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 韓國政治分析家趙尚熙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比如，韓國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文在寅、國民之黨候選人安哲秀以及正義黨候選人沈相奵均提出將減少火力發電站，甚至將部分正在建設的火力發電站停工。但專家指出，盲目停工所有的火力發電項目，需要支出近1萬億韓元的直接費用，這還不包括發電量減少所導致的電費提升的影響。自由韓國黨候選人洪準杓則提出，推動環保車輛銷售增長35%，但對於如何讓其成為市場主流，則未給出具體措施。

韓國汙染中國“背鍋”?

與此同時，韓國政界近期也“順應民意”把霧霾汙染的源頭指向中國。

例如，文在寅宣布“從首腦外交的角度，來探討中韓兩國的霧霾問題的可行解決方案”;而安哲秀則表態“將霧霾視為國家級災難的一部分，並通過國際組織機制，推動中方重視霧霾問題”。

首爾市政府於上月提出的“霧霾治理綜合對策”中，也明確提到“將通過外交、合作機制的方式，向中方及北京市等中國友好城市提出治理霧霾的重要性，並共同進行研究，商討治理措施”。

那麽，韓國的霧霾，中國真的要為此“背鍋”麽?為此，記者采訪了韓國當地的一些專家。

韓國首爾市立大學環境工學部的金信道(音譯)教授向記者直截了當地表示：“相比於怪罪中國，更重要的是需要找到能夠解決霧霾問題的方法論。”

“我們不能否認來自中國的影響，中國官方也並不否認這一點，畢竟地球只要在轉動，就會刮來西北風，韓國的西側就是沙漠，總不能把地球顛倒;但韓國輿論一邊倒地批評中國，這對於解決問題也無濟於事，就像有病的時候去看病，醫生只是告訴你一句‘這個是別人家傳染給你的’，一味地推卸責任，能解決問題麽?” 金信道表示。

金信道向第一財經出示了韓國國立環境科學院發布的數據。這份數據顯示，在韓國的霧霾中，有近86%的霧霾來自中國等國外，而只有22%來源於本地。對此他表示，“如何能夠準確測定城市霧霾的來源，原本在學界就沒有一個定論，只是通過樣本調查的方式，這種調查方式原本可信度就非常低。”

“更何況，在以前的調查中，來自國外的灰塵僅占據全韓國灰塵總量的30%~40%，結果這段時間突然變成了70%~80%。作為一個學者，還是要懷疑這個數據的準確度。”金信道還舉了個例子，十年前的2007年，韓國環境部發表過一個結果：在韓國國內的汙染物中，來源於汽車尾氣的影響為85%。“如今，汽車數量顯然並沒有減少，難道汽車尾氣就沒有責任了?”金信道反問說。

首爾“黃金小長假”期間的遊車河景象。

韓國安養大學環境能源工學系的具允西(音譯)教授在一場有關大氣汙染的討論會上表示，韓國近期的霧霾天氣具有持續三四天的特點，這除了中國的過境汙染物之外，還有在進入韓國以後與韓國國內的汙染排放源結合的因素，才導致了具有超強持續力的霧霾。

“烤魚催升PM2.5”論惹惱網民

第一財經了解到，近期韓國環境部下屬的“漢江流域監視廳”調查發現，在韓國京畿道一帶的部分工廠進行燃燒操作中，違規使用船舶用燃料、廢棄木材等進行燃燒。這些源自小規模工廠、作坊的非法燃燒，成為了危害京畿道，乃至大首都圈地區的空氣質量的重要原因。

韓國自身的汙染並不樂觀，5月8日的最新消息與此相印證。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KIST)的金華鎮(音譯)研究員稱，通過分析2015年~2016年的冬季空氣質量數據發現，當時韓國國內的PM 2.5數值甚至高於中國許多城市。

金華鎮指出，在韓國的霧霾中，中國的影響的確存在，但不能將霧霾的原因全部歸罪於中國。

他還解釋說，霧霾一般在冬春季比較嚴重，主要是因為冬春季期間的空氣流通不順暢，導致空氣中揮發性硝酸鹽等顆粒物的濃度提高。

金華鎮認為，在研究過程中根據2015年冬季的數據，初步得出韓國國內因素大於外部因素的結論。不過，“霧霾的濃度和構成，將根據其他環境因素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對於韓國國內霧霾的成因，還需要更多的數據積累和研究。

與此同時，韓國政府對霧霾的研究明顯不足也被詬病。

此前，韓國環境部公布一份報告稱，最近PM 2.5濃度暴增主要源於烤魚，並將出臺措施限制和管理烤魚店。這也成為韓國網民眼中的笑料，他們紛紛在社交網絡上發帖曬烤魚。最終，在輿論壓力下，政府不得不出面道歉。

韓國官方對霧霾的檢測和認知，也有較為滯後的特點。第一財經記者發現，直至一年前，首爾市政廳附近的空氣質量指數顯示屏還停留在計算PM 10的年代，因此經常顯示“空氣良好”，但事實上卻霧霾環繞。

韓媒報道顯示，至今韓國政府關於霧霾的最新最全面的數據，還是2013年由韓國國立環境科學院統計的。而目前韓國全國的監測點僅321個。2013年至今，各級政府對監測點的新增投資只有92億韓元(約合5600萬元人民幣)。

“據我了解，中國政府部門2014年就表示，準備在未來的五年，加大投入全面系統推進治霾，而環保市場需求或將達10萬億元人民幣。而韓國在做什麽?事實上，直到目前連汙染物從哪里來、量有多少等基本問題都還沒有搞清楚，也沒有一個明確研究方式的情況下，匆忙搞出一個對策，最終結局難免是虎頭蛇尾。”金信道直言。

“空氣汙染與我們每個人息息相關，正因如此，我們有理由去做更多的懷疑、做更多的研究，以徹底了解它，然後再對癥下藥。”金信道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認為，這才是治標又治本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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