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拉加德提任張濤 IMF將迎史上第二位中國籍副總裁

北京時間7月8日晚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宣布，建議任命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張濤出任IMF副總裁，自2016年8月22日起生效。他將接任即將於7月25日離任的朱民。

接近IMF的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按照IMF副總裁任命流程，拉加德須提前兩周通知執行董事會有關任命提議，執行董事會最終只會通過該任命。而若期間執董會無人反對，任命便會生效，無需正式召開會議通過。在提名前，總裁一般都會提前咨詢執董會建議與意見，對提名人選達成一定共識。由此，張濤成為IMF史上第二位中國籍副總裁一事基本已無懸念。

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駐IMF前執行董事魏本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沒有條文明確規定中國一定能占據IMF副總裁席位，總裁在提名上會考慮各個方面的因素，可見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地位與影響力十分重要。”

當然，張濤和朱民都已不是個例。此前，財政部官員楊少林在今年2月26日擔任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兼首席行政官；2016年1月，金立群正式當選為亞投行行長。來自中國的國際化人才，正在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國際治理規則的制定，並貢獻中國智慧。

張濤將接任IMF副總裁

有“鐵娘子”之稱的拉加德擅長外交，而在IMF管理層中，她也需要有金融專家的協助。朱民曾是拉加德的“左膀右臂”，張濤未來也將繼續扮演這一角色。

在宣布提名張濤時，拉加德表示：“我很高興地建議由張濤出任下一任副總裁。張濤先生具有很強的國際經濟專業知識、公共部門決策能力和嫻熟的外交技能。他也有豐富的國際金融機構工作經歷和卓越的溝通談判技巧，並對基金組織的政策和程序有著極其深刻的理解。他曾於2011年至2015年擔任中國執行董事，在基金組織廣為人知，備受尊敬。”

各界認為，張濤的提名確在情理之中。知情人士稱，IMF有張濤的簡歷，對張濤的經歷有很好的跟蹤紀錄。2011年9月至2015年，張濤在擔任中國執董期間，他對IMF的各項工作，包括份額改革和人民幣加入SDR都有積極貢獻。

從教育背景和工作履歷看，張濤兼具國際多邊和國內央行的豐富經驗。張濤擁有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國際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北京清華大學電氣工程學士學位和金融學碩士學位。

1995年至1997年，張濤在世界銀行總部(華盛頓)的政策研究局任經濟學家；1997年到2004年，在亞開行總部擔任高級經濟學家；2004年回國後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歷任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國際司副司長、調查統計司司長、國際司司長兼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2015年後任中國人民銀行條法司司長；2016年5月升任央行副行長。

“張濤非常聰明能幹，英語流利，工作風格務實，是新一代國際型政府官員的代表。他主政過國際司和調統司的工作，專業和政策水平很高；也在研究局工作過，研究能力紮實；最近他又擔任條法司司長，主導了對互聯網金融立法的框架性工作，法律方面也很熟稔。”一位知情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金融危機後，應對危機和宏觀穩定成為全球首要任務，同時，由於承擔了G20主要經濟金融政策的研究和制定，IMF成為當今國際上最為重要的國際經濟金融組織。通過對189個成員國的宏觀經濟體檢(第四條款磋商)和金融壓力測試(FSAP)，發布宏觀、金融、財政領域的趨勢判斷，來預防危機和解決全球性的難題(例如油價、增長、失業、資本流動、收入分配等)，而當危機發生時，IMF的核心任務是救助和解決危機。

當前，包括總裁拉加德和副總裁朱民在內，IMF最高管理層共有五位，其他三位分別是剛連任的來自美國的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去年2月到任的偏重內部行政管理的卡拉·格拉索(她擁有意大利和巴西雙重國籍)和去年3月到任的日本人古澤滿宏。

2011年7月26日，IMF打破了建立66年來，最高管理層“一正三副”的模式，增設了第四個副總裁職位，也迎來了首位中國籍的高管朱民。由於IMF的最高管理層歷來強調地區代表性，且近來年隨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地位提高，要求增加來自這些地區候選人擔任IMF最高管理層的呼聲不斷提高，朱民在2011年的到任順應了呼聲之勢。

迎接全球新挑戰

朱民任期始於2011年7月26日，當時全球金融危機余震不斷，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相繼爆發銀行業危機；如今，新任副總裁將要面臨的挑戰絕不亞於朱民。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判斷，當今全球正面臨“三元風險”——低增長、低生產率、高負債。這三者的組合可能產生的後果不容小覷。全球央行實行量化寬松(QE)多年後，經濟情況似乎愈發脆弱、金融市場波動頻頻，這對於以“維護全球金融穩定和經濟穩定為先”的IMF無疑是重大挑戰。

在朱民擔任IMF副總裁期間，其負責97個國家的宏觀督導，需要批審90多個國家每年的宏觀報告。他所主管的重點區域和國家，包括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秘魯、北歐、中東的埃及和眾多中亞國家。而在如今全球聯動性不斷加劇的大背景下，張濤一旦接任IMF副總裁一職，其工作的挑戰可想而知。

根據今年4月IMF發布的《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FSR)，新興市場的沖擊給全球的股票價格和匯率帶來的溢出效應明顯上升，如今全球資產價格波動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來源於上述溢出效應。這就意味著，不僅僅美國的政策變化會產生溢出效應，新興市場的任何政策變化也會對美國產生回溢效應。

不可忽視的是，今年6月發生的英國脫歐事件為全球經濟、金融格局帶來了長期不確定性。據IMF測算，在正常情況下，今後3年英國GDP累計會下降1.4個百分點；在極端情況下，即英國投資貿易大幅下降，今後3年英國GDP可能會下降5.6個百分點。同時，英國脫歐將導致全球政策不確定性上升。一系列其他國家公投的呼聲也開始出現，這會傳導到金融市場，未來市場波動會成為常態。

此外，如何落實G20的各項決議？在人民幣進入SDR後，如何進一步擴大SDR的國際使用？如何進一步開展新一輪份額改革，賦予新興市場更多話語權？這一系列問題也都直接指向新一任副總裁。

今年9月，中國將在杭州主辦G20峰會，這也堪稱危機後最重要的一次G20峰會，其使命從緊急危機應對轉為促進全球增長、推動結構性改革，要啃下這根“硬骨頭”絲毫不比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來的容易。

至於IMF與G20的關系，IMF中國執行董事金中夏此前是這樣描述的——G20所代表的全球經濟治理架構的特點是，以G20峰會的領導人共識為統領，以南北主要大國的政策協調與合作為手段，以主要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參與和落實G20決策為支撐。其中，與如IMF這樣的國際組織的關系十分關鍵。

由於G20並沒有常設秘書處和工作人員，其達成的許多決定和共識仍需要通過有關國際組織推行和落實，主要方式有提供政治指導、確定工作重點、籌措資金、推動改革等。

朱民今年初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IMF支持中國主辦G20，IMF也始終扮演G20技術秘書的角色，提供背景材料、做宏觀政策支持，我們也正積極參與中國主辦G20的工作。”

緊隨其後，人民幣將於10月1日正式進入IMF的SDR貨幣籃子，這也標誌著人民幣朝著國際儲備貨幣再進一步。

當1969年以美元為基準的“布雷頓”匯率體系崩潰後，IMF創立了SDR。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表態稱，危機凸顯了全球金融體系依賴單一國家貨幣的風險。周小川稱，SDR應該覆蓋所有主要國家貨幣，成為一種“超主權貨幣”。

去年以來，周小川行長也一直呼籲要積極擴大SDR的使用，這想必也將是IMF的使命之一。“SDR有助於增強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和韌性。增強SDR的作用是一項長期工作，可以開始采取切實措施，積極擴大SDR的使用，包括使用SDR作為報告貨幣和發展SDR計值的資產市場。”周小川稱。

至於IMF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所幸美國會參眾兩院終於在去年12月18日批準了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終結了長達5年的僵局。

根據IMF於2010年批準的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IMF的份額將增加一倍；此外，超過6%的份額比重將轉移到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就此，中國將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額國。

當然，IMF的使命遠不止如此。IMF目前正在討論下一輪份額檢視，即第15次，其最後截止日期為2017年12月。

“我很高興看到IMF的第十四次份額檢視已經完成。但是我們並不止步於此，IMF任重道遠。”拉加德說，“我相信，在第15次份額檢查中，中國將會承擔更重要的角色。”她也希望在下一個五年任期內，可以進一步提高IMF份額和本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地位不符的國家的份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