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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金融史學者約翰·戈登： 人類在“跳出框框思考”上要比機器好得多

某數據中心機房，提供雲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服務。（新華社記者 金良快/圖）

人工智能會不會最終替代分析師、交易員們成為華爾街的主要勞動力？人工智能概念崛起的幕後推手是誰？揭示了怎樣的資本邏輯？

南方周末記者近日專訪了美國知名金融史學者約翰·戈登（John Steele Gordon）。戈登出生於1944年，從事美國金融史研究已有40余年，著有《偉大的博弈》、《美國國債的興衰史》等書。戈登家族是地道“華爾街家族”，其祖父和外祖父均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簡稱紐交所）經紀人。

他在《偉大的博弈》一書中提到，無論是早期股票自動報價器和海底電纜對股票交易的推動，或是通信衛星技術對交易成本的減低，又或是“全球外匯實時報價系統”幫助實現了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在華爾街的發展史中，科技一直扮演著助推的角色。

從計算機、到互聯網、再到人工智能，相似故事在華爾街不斷重演。在戈登看來，人工智能“走紅”，背後折射出的是資本與科技兩股力量的相互影響和緊密合作。

“後臺”的危機

資本為何如此看好人工智能？戈登將這形容為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技術力量能夠幫助華爾街擴大市場規模，資本的投資反過來助長了技術進步。

戈登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這種合作模式誕生於一場“危機”。

“計算機受到華爾街的重視是在1960年代後期。當時投資交易量的劇增造成了交易所和經紀公司的‘後臺危機’(back office crisis)，交易所文員根本來不及處理股票上漲產生的交易文件。”戈登說。

1960年代之前，證券交易依舊依靠喊話與紙筆完成。證券的買單和賣單指令都是通過電話傳遞至大廳的交易員，再由他們記錄後交由經紀人去執行，交易價格則標註在自動報價機吐出的紙帶上。

伴隨交易量劇增，交易廳內的自動報價機始終“源源不斷”地吐出紙帶，交易員根本無法確認最終的交易價格，交易失敗的情況時有發生。

“比如買賣雙方在成交的股票和時間上存在分歧，買方認為他是在前一天買了100股，賣方則認為是在後一天（因為延遲），交易就失敗了。在華爾街，交易失敗要付出非常昂貴的代價。”戈登解釋。

為了保證會員能夠即時完成各種後臺工作，交易所不得不大幅度縮短每日的交易時間。之後為了應對不斷溢出的交易數據，紐交所更是在1968年開始“每周三閉市”的決定，以便核算當周交易數據。然而此舉無疑於“飲鳩止渴”，不但影響了交易量和利潤，長期限制交易還會導致市場畸形。

此時華爾街從業者們將目光投向了計算機。雖然當時的計算機技術還未完全成熟，但計算機相比人力在儲存和算力上的優勢已經凸顯，能夠將大量的交易數據進行儲存、提取，並在很短的時間內計算出最新的交易數據。

華爾街驚奇地發現，計算機帶來的好處還不止這些，除了能夠確保交易數據無誤外，計算機還能解決交易量受限的問題。

由於計算機可以幫助交易所存儲更多的動態報價，使得交易中的頻繁換手變為可能，相當於市場承載了更多的交易量，股票買賣變得更為自由。

體量更大了，意味著市場的“蛋糕”更大了。“從那以後，計算機就變得越來越重要。”戈登表示。此後計算機取代了自動報價機，並逐步在銀行、保險和經紀公司等金融機構的後臺投入使用。

成就“矽谷”

戈登回憶，一些股票經紀公司為了解決當時的後臺危機問題，開始在計算機技術上進行了大量投資。而這正是華爾街歷史上第一次資本對新興技術行業的集體風投。

1971年，英特爾公司推出了第一款微處理器，將計算機微縮到了矽片上。此後這種新型計算機被金融行業迅速而廣泛地應用，交易員們幾乎人手一臺微型電腦。

該產品問世10年後，就將華爾街徹底改頭換面。交易所內不再是井然有序、空曠的空間，取而代之是巨大的顯示屏堆積如山。交易員們不僅能在屏幕上找到各種交易數據，還能與全世界各地交易商辦公室的同行們一同分享交易信息。

華爾街的投資獲得了回報。自此，紐約取代英國正式成為了全球一體化資本市場的中心。

嗅覺靈敏的華爾街又想到，既然科技公司這麽有潛力，為何不為其建立一個交易市場？資本的前瞻性再一次體現，納斯達克的誕生宣告了美國進入了以互聯網為首的新經濟時代，資本和科技的關系進入了更為緊密的時代。

納斯達克一經推出就受到資本的追捧。數據顯示，僅一年之內，納斯達克的交易量就超過了彼時美國第二大證券交易所美國證券交易所，其交易量也超過了所有地區性證券交易所交易量總和。

在資本的幫助下，科技公司大量投入對互聯網的研究，使得這一技術快速走向成熟，成為改變全球經濟格局和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力量。

隨後的幾十年內，納斯達克成就了微軟、蘋果、思科、甲骨文、雅虎、谷歌、亞馬遜等等幾乎所有的科技類知名企業，因此也被譽為“矽谷”的搖籃。

和20年前計算機時代的情況相似，互聯網進一步打破了交易的限制，讓實時交易、全球交易變得可行。投資者只要有少量本金、一臺電腦、一根上網線就可以自由交易， “即時交易者”也由此產生。

戈登形容，這些即時交易者往往會在一天內完成當日的股票買賣，有的甚至每日買賣多達上千次。

在他看來，這一時期科技和資本的結合進入了一種更深層次的合作，使得資本與技術間的相互依賴性更強。而這種合作機制幫助美國進入了一個相對較長的擴張期，並且引領了20世界最後30年新經濟的發展。

新技術對華爾街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戈登始終對此表示樂觀，“就像計算機能讓華爾街的交易更加高效、更準確，除了需要一段時間將新技術整合到系統中外，我想不到新技術會產生任何大的缺陷。”

AI會是下一個嗎？

故事仍在重複：計算機、互聯網，下一個改變華爾街的會是人工智能嗎？人工智能又會對資本市場帶來怎樣的改變？

一個直觀的變化是，如果十年前到紐交所大廳，會看到上千個電子屏幕，交易員忙碌身影川流不息，幾乎沒有一塊能讓人站立的區域。

如今在自動化交易和人工智能被廣泛利用後，交易所和證券公司交易員的數量大幅下降， “你都可以看到紐交所的辦公樓層都減少了。”戈登形容。

他認為，上述擔憂正在變為現實，“很多人肯定都在擔心人工智能會讓他們失業。譬如證券分析就是一項機械性的工作，分析師收集信息、分析塔然後找到趨勢，我相信人工智能可以在這方面做得更多。”

其實，金融行業正向這些人工智能領域“最聰明的腦袋”招手。

2017年5月，原微軟人工智能首席科學家鄧力宣布從微軟離職，加入對沖基金公司Citadel擔任首席人工智能官。在此幾天前，人工智能專家、原百度公司擔任首席科學家吳恩達宣布籌集一只1.5億美元的風投基金，專註於AI投資。

人工智能是否會替代人類在金融行業的地位？

戈登顯得較為謹慎，“大多數的投資交易將轉向計算機，這是華爾街已經預見到的。但對於投資這件事，客戶還是希望方向盤的面前有個‘活人’在。”

他同時認為，人類距離計算機獨立思考的時代還很遠，這也是人類的優勢所在。“現在世界上最好的象棋和雙陸棋棋手都是計算機程序，但這些遊戲都是封閉的系統。資本主義是真實世界中的一個開放性系統，人類在‘跳出框框思考’上要比機器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