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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揭秘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真相：外部性重於機制結構問題

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9%，這是從1990年以來的最低增速，也是自1979年以來中國經濟第一次出現連續六年下滑。此外，2016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只有6.7%。這種持續的下滑引起了國內外的普遍關註。眼下，更為重要的是——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必須了解的是——為何經濟增速下滑會持續這麽長時間？什麽才是主因?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10月16日，題為“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機遇與挑戰” 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複旦大學舉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林毅夫首發登臺，發表了主題演講。在他看來，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是導致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

外部性是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

針對中國經濟持續下滑的根本原因，現在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看法是，這是由於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結構性問題所引起的。

“所謂體制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比重還太高，效率不高;所謂機制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但改革尚未完全落實，還存在較多政府幹預;所謂長模式是，中國的投資比重太高，造成消費增長不足，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謂結構性問題，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提出的——去產能、去庫存、降杠桿。”林毅夫稱。

但在林毅夫看來，雖然上述問題的確對中國經濟效率下降有所影響，但並不是經濟持續下滑的主因。“我個人認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他舉例稱，與中國同樣發展程度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其在同一時間里面的經濟表現都基本相同。“例如，中國在2010年的增速為10.6%，2015年是6.9%，確實下滑了；但是巴西在2010年時的增速是7.5%， 2015年暴跌至-3.8%；俄羅斯在2010年的增速是4.5%，2015年是-3.7%，下滑幅度遠大於中國；再如印度，在2010年時的增速是10.3%，2015年是7.6%，7.6%當然比中國的6.9%高，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降幅遠大於中國。”

林毅夫表示，最能證明其觀點的是東亞的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例如新加坡，其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2015年為5.92%；韓國在2010年的增速是6.5%，2015年只剩2.6%。二者降幅都遠大於中國。

“這些都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也就是說，他們不存在如中國的內部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的，但其表現的形式跟中國完全一樣。那唯一能解釋經濟持續下滑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林毅夫稱。

所謂的外部性因素，與2008年爆發的那場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緊密相關，各國至今沒有完全恢複。“發達國家過去平均每年增速略大於3%，現在普遍是2%或以下，美國也不過2.7%。此外，發達國家仍處於高失業狀況。美國失業率約為5%，但其勞動參與率少了三個百分點，如果把減少的三個百分點加回去，失業率也是在8%、9%。”

值得註意的是，發達國家的家庭部門在過去這八年里基本沒有增長，歐美上一輪危機爆發的最主要因素是家庭負債太高所引起的。“所以在危機之後，他們需要修複收入平衡表，在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儲蓄，這也導致了消費增長非常慢、需求非常少。”他稱。

在這種狀況下， 國際貿易斷崖式下跌。在2008年危機爆發前，國際貿易的增長一般是在國際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然而，現在國際貿易的增速更慢。在這種情況之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出口都受到打擊，這是經濟大幅放緩的一個主因。”林毅夫稱。

投資需配合供給側改革

展望未來，“發達國家很可能會陷入像日本的長期經濟放緩，因為政治性原因，他們結構性改革無法推行下去，”林毅夫強調，在這種狀況之下，未來中國的外需確實不可樂觀，要更多靠內需拉動。”因此，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之下，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同時，適度、合理的投資仍是不可或缺的。在他看來，中國適度擴大總需求跟結構性改革並不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現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五大內容：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我國經濟中有很多短板，比如制造業有很多過剩產能，但是中國的產能都位於中低端，比如說像2015年進口產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都是中國自身不能生產的，因此當然要往那些產業去升級，並用投資推動需求。“他稱。

此外，基礎設施也是一大關鍵。“6月中國下了幾場大雨，一千多個城市淹水，外加環境惡化等問題都需要投資。同時，城鎮化問題也值得關註。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在80%以上，中國只有50%左右。農民要進城，就需要住房和公共服務投資。”

林毅夫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資產，且負債率較低。“相比之下，發達國家政府負債率普遍超過百分之一百，所以中國適度擴大財政赤字去擴大需求是合理的。此外，中國儲蓄率達到了約GDP的50%左右，這是當前最高的，中國可以用政府投資來撬動民間投資，外加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中國仍具有發展前景。”

若能將上述有利條件有效利用，“就能夠創造就業、增加家庭收入，從而使得消費增速處於合理區間，那麽保持6.5%以上的經濟增長仍是可能的。”林毅夫稱，上述投資都是用於補短板的投資，也屬於供給側改革的要義之一。“如果維持合理的投資增長，去產能就會更容易推進。”

他表示，展望未來，對中國而言，看清外部性的重要性，並對癥下藥，才能使得中國經濟增長更有質量。

（本報實習記者 殷怡 對本文亦有貢獻）

林毅夫：中國經濟下滑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

“實事求是講，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國家，肯定有大家關心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但是過去這連續六年到今年是第七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應該講是外部性，周期性為主。”

10月16日，複旦大學經濟學院、複旦大學經濟學院全球校友會舉辦的“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在上海舉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林毅夫在演講中指出，中國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

林毅夫發表演講

以下是林毅夫演講實錄（根據視頻直播整理）：

老師們，同學們，企業界的朋友們大家上午好。確實就像張軍所講的，對於首席經濟學家論壇這個名字複旦先用了，我內心里面確實是酸酸的，但是這個論壇辦得這麽好，我也不能不來，我很高興。今天上午在我們複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來談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機遇和挑戰。對於中國經濟學家來講，當前最大的挑戰是什麽?就是怎麽去理解從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的節節下滑。

大家知道2015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也是從1979年以來第一次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連續六年下滑，而且這個下滑的壓力繼續存在。今年上半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只有6.7%，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引起國內國際高度關註。中國人講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所以對中國經濟學家來講，關心中國的經濟前途很關鍵的要去了解為什麽會持續這麽長時間的經濟增長。

現在國內跟國外的學術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這麽持續的下滑是自己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結構的問題所引起的。所謂體制就是說國有企業的比重還太高，國有企業的效率不高。所謂機制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這只是一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目標，但是改革還沒有完全落實，還有太多政府的幹預。所以增長模式是說中國的投資比重太高，那麽造成消費不增長，這種模式不可持續。所謂結構性的問題，最近大家都會談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產能太大要去產能，庫存太多要去庫存，企業的杠桿率太高要降杠桿，企業的經營成本太多，要降成本，還有不少幹點。

這些問題都存在是事實，對中國經濟效率等肯定有影響，但是不是這個就是中國當前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我個人倒認為不見得。

我個人認為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而且只要我們放眼世界，我這個看法並不難證明，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跟我們同樣發展程度的其他所謂新興市場經濟體，他們在同一個時間里面的經濟表現。中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是6.9%，確實下滑了。但是我們可以看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在2015年的時候它的增長速度是負3.8%。跟我們一樣是下滑的，但是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俄羅斯，它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4.5%，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負3.7%，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印度，在2010年的時候它增長速度是10.3%，2015年的時候增長是7.6%，7.6%當然比我們6.9%高，但它同樣是從10.3%降到7.6%，跟我們是一樣的。既然沒有這些問題，他們跟我們表現一樣，一定是有共同外部性的，不是周期性的。

最能證明我的觀點，是看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我們知道，像新加坡，它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5.2%，在2015年的增長是5.92%，跟我們一樣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韓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2015年增長速度只剩下2.6%，跟我們一樣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厲害。他們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也就是說我們一般講的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它是沒有的，但它表現的形式跟我們完全一樣。那唯一能解釋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而且周期性。

實際上也不難理解，因為我們知道發達國家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恢複。發達國家過去平均每年增長速度是3%點多，到現在普遍是2%，或者2%以下。美國好一點，也不過是2.7%，而且是高失業的狀況。美國統計失業率是5%，但它勞動參與率仍少了三個百分點，如果考慮減少的三個百分點，失業率也是在8%、9%。發達國家的家庭在過去這八年時間里面，基本沒增長，而且大家知道美國、歐洲他們的經濟金融危機爆發最主要是家庭負債太高引起的。那麽所以在危機之後，他們收入平衡表，收入沒有增長的情況下增加儲蓄，所以他們消費增長非常慢，導致需求非常少。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國際貿易的增長一般是在國際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現在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比國際經濟增長速度更慢。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影響我們的出口，也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影響像東亞那些高收入、高表現，但出口比較大的這些經濟體的出口。這是經濟大大放緩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第二個是在2008年的時候，出現了這場突如其來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在11月底，2008年11月底，20國首腦的第一次峰會上大家決議，回去以後采取一些積極的財政策，去支持一些投資，來啟動經濟。這些投資經過五年、六年、七年，基本上項目都完成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有複蘇。那麽這種狀況之下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如果沒有政府采取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投資增長率肯定下滑，我們國內是這樣的，其他國家經濟體跟我們是一樣的。

我們一般每年算國民經濟增長有三個組成部分，那麽剩下的一個是出口增長、一個是消費增長，從消費增長率來講，我們還是比較好的，因為就業狀況比較好，家庭收入增長比較高。比如去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但是家庭社會增長是7.5%，那我們維持消費增長在8%左右，這也就是還能維持6.9%、7%左右的增長的原因，其他國家家庭就業、家庭收入沒有我們好，那家庭消費增長會增長得更慢，在這種狀況下經濟下滑的幅度就比我們快。

實事求是講，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國家，肯定有大家關心的體制機制結構問題，但是過去這連續六年到今年是第七年，經濟增長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應該講是外部性，周期性為主。展望未來發達國家很可能會陷入像日本那樣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更長的經濟增長的放緩，他們結構性改革沒有辦法推行下去，因為政治的考慮。在那種狀況之下，展望未來的中國經濟，外需那一部分確實是不樂觀的，中國的經濟增長確實是要更多的靠內需。並且中國確實也有不少體制機制結構的問題要改革，所以我們應該像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的，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前提之下，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而且我認為適度擴大總需求跟結構性改革並不是矛盾的，兩個是相輔相成。因為我們知道現在講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內容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那補短板是什麽?就是我們經濟當中有很多短板，我們現在在制造業確實有很多產能過剩，但是我們的產能都在中低端。比如說我們2015年單進口的產品就達到1.2萬億美元，這些都是我們國內不能生存的，我們當然要往那些產業去升級，就是要投資，投資推動需求。還有我們的基礎設施，6月份下幾場大雨，一千個城市淹水，我們環境惡化的問題，需要投資。還有我們城鎮化，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在80%以上，農民要進城，就需要住房，公共服務就需要投資，而且投資經濟回報率跟社會回報率不高。

投資需要錢，我們錢相對狀況也好，我們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很多是搞投資，都是有資產，我們的負債是很低的。其他國家政府負債超過百分之一百以上，所以我們適度擴大積極財政政策去提供需求，目前政府財政狀況相對好一點。明年儲蓄達到GDP的50%左右，這是當前最高的，可以用政府投資的錢來撬動民間投資，我們還有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投資要進口產品，我們是有前景的。

所以把這些有利的條件做好了以後，保持適度的投資增長，那就能夠創造就業，能夠增加家庭收入，家庭收入能增加，消費就會保持一個比較正常的增長。在這種狀況下，我想實現十三五規劃所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長，只要我們政策到位，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這些投資都是補短板的投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之一。而且如果可以做到補短板的投資，去產能就會容易做。如果我們維持合理的投資的增長，這些去產能部門需求的增長，過剩產能就少了，去產能就容易。

然後再來講去杠桿，現在杠桿最高的行業是哪些?也都是這些建材行業，如果我們投資需求有增長，然後這些建材的價格稍微往上揚，那麽這些建材行業有利潤存在，那它杠桿率就會下降。如果維持合理的投資增長跟家庭收入的增長，家庭對住房需求就會增加，產能過剩就會容易來做。所以這種從補短板開始的投資，本身其實也是去產能去杠桿的投資。而且如果家庭收入比較好，那每一個家庭對住房的需求就會增長，住房的庫存就會被消化掉。所以我覺得展望未來，我們確實是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如果我們把當前經濟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清楚，然後對癥下藥，這樣不僅能夠維持我們經濟的中高速的合理增長，並且在這個增長的過程當中，它本身就是調整結構改革的要義，那我們經濟增長的質量也會同樣的得到提高。

林毅夫談中國經濟持續6年下滑：外部性、周期性因素相當大

中國2015年GDP增速為6.9%，是自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也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連續6年下滑。其背後的原因是什麽？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

12月18日，在第一屆國家發展論壇上，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林毅夫教授談到了這些問題。

林毅夫指出，中國經濟持續六年下滑，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在演講中，林毅夫通過對一些金磚國家、亞洲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的對比分析，來全面地看全球經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他指出，中國2010年時GDP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時下降至6.9%。但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發達國家中的美國在2015年的經濟增速也只有2.4%。

因此，林毅夫強調，“這些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他們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糟。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此外，林毅夫還表示，世界經濟的整體疲軟影響了中國的出口。“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林毅夫總結，中國經濟經濟聯系六年持續下滑，今年經濟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林毅夫發表演講

以下為林毅夫演講部分實錄：

談中國經濟發展，不管是在國內還是海外，大家最關心的一個題目是我們能不能實現“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在2016年到2020年間，每年平均增長6.5%以上。

從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長6.5%，跟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長9.7%來比，已經向下調整了30%。照理說這個調整的幅度也不小，應該余地還是比較大，實現起來照理說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可是大家為什麽心里還沒底。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從2010年以後，每年逐年下滑。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而且這也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次連續六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過去講說平均每年9.7%的增長，當然每年之間都有波動，但是一般說經濟下滑兩年，最多三年，經濟增長就會回升。

那麽從2010年到2015年已經連續下滑了六年，今年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6.7%，比6.9%又下滑了0.2個百分點。2016年現在看來增長的速度也就是在6.7%，還是繼續下滑。

這種狀況下，中國經濟下滑的底部在哪里，會不會突破“十三五”規劃所講的6.5%?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為什麽從2010年以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是逐年下滑的，它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大家談得非常多，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一個發展中國家肯定有不少自己內部的問題，這些內部的問題包括我們的經濟體制，比如說國有企業所占的比重還相當高，國有企業一般表現還欠佳，有不少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們是一個轉型中國家，市場機制還沒有完全到位，固然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有很多措施還沒有完全落實。既然市場沒有完全發揮作用，資源配置就會有問題，因此有人認為這是我們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另外最近談的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這也是切實存在的問題，解決問題就要付出代價。有人也認為這是我們連續第七年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個人認為這些問題都實實在在存在，也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績效，但是要看中國經濟就必須像今天論壇的主題，全球變革下來看中國經濟。因為中國現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匯率計算。

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來計算，今天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影響世界，但同樣也更重要的世界經濟發展的狀況也會深深影響中國。

在分析中國經濟從2010年以後逐年下滑的時候，我們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經濟表現怎麽樣。比如說在世界上跟我們同等發達國家的金磚國家，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10.6%，2015年的增長速度是6.9%，但是巴西在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7.5%，2015年增長速度是-3.8%，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深。

俄羅斯，2010年的時候增長速度是4.5%，2015年增長速度-3.7%，跟我們一樣下滑，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另外一個金磚國家印度，印度2010年的時候10.3%，跟我們的10.6%在同一個水平，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7.6%，比我們的6.9%好像高一點，但是他同樣是從10.3%降到7.6%，態勢跟我們完全一樣。

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7.6%的增長的時候我們還要考慮兩點因素，第一點就是他在2012年的時候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深，我們2012年的時候是從2010年的10.6%降到7.7%，印度則是從10.3%降到5.1%，這有所謂觸底反彈的因素存在。

第二個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調整了國民統計的方法，這個調整讓印度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如果把這兩個因素考慮進去的話，那麽印度在2015年的增長速度也是在7%以下，跟我們完全一樣。

這些金磚國家不存在我們所謂國有企業比重太高的問題，他們有的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像印度、巴西，有的是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進行了徹底的市場經濟，他也不存在我們國內的這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問題。但是他的經濟表現跟我們完全一樣，甚至比我們還糟。

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的問題，共同的周期性的問題。要證明我的觀點最好的是看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

我們一般講的內部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高表現的經濟體都沒有，但表現完全一樣，並且比我們還增。分析下來肯定是共同的外部性的因素，共同的周期性因素。

其實只要一分析，只要我們放眼世界也並不難理解，因為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後，在世界經濟比重還超過一半的這些發達國家，他們的經濟還沒完全複蘇。

歐盟在2015年的時候增長速度只有1.3%，比3%到3.5%低了兩個多百分點。日本固然有安倍經濟學想複蘇日本的經濟，但是在2015年的時候他的增長速度只有0.5%。在經濟增長速度慢的狀況下，他的失業率就維持在高位，家庭的收入增長就緩慢，消費增長就恢複疲軟。

那這些發達國家他還是世界需求的主要來源，因此整個世界需求疲軟。在發達國家當中，美國的經濟表現似乎比較好，但2015年的時候他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只有2.4%。美國的失業率似乎狀況也比較好，現在達到跟危機之前的水平大約相當的4.9%。

但是在考慮美國失業率的時候了解美國怎麽統計失業率，美國是一個勞動者如果失掉就業，有一個月的時間不去找工作，這樣的勞動者就算退出勞動力市場，他就不在失業統計內。因此要了解美國的就業狀況還要另外一個指標的參考，就是勞動參與率。

目前美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比危機前低3個百分點，這些人他是有勞動能力的，但他為什麽不找工作?因為找不到工作，幹脆就不去找了。如果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同樣是處在歷史高位的8%到9%之間。在這種狀況，家庭的收入增長，從各種統計指標來看，跟危機之前比較起來的話基本沒分別。

而且我們知道這次的危機在美國爆發，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負債過重。在危機發生以後家庭為了修補平衡表，他在收入不增長的情況下還要省錢還債，因此這種情況下他的消費就非常疲軟。

這些發達國家的消費疲軟導致整個世界需求疲軟，我們知道在危機之前世界貿易的增長是世界經濟增長率的兩倍以上，但在危機爆發以後世界的經濟增長率放緩，但是現在世界的貿易增長率比世界經濟的增長率還低。

這當然就影響到每個像中國、像其他金磚國家，還有東亞，這些高收入、高表現，但是出口比較重的經濟體的出口。那我們知道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三個組成部分當中的一項。以我們國家來講，從1979年到2014年，我們的出口增長每年是達到16.4%，2015年的時候我們的出口不僅沒增長，而且還下滑了2.8%。今年上半年我們的出口增長下滑了7.7%。這種狀況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投資增長，投資增長大家知道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每個國家都采取了一些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啟動需求、創造就業、穩定經濟。

我們國內有4萬億，但是其他國家同樣是有或多或少的積極財政政策來支持投資，來啟動需求，來穩定經濟。但是這些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項目，經過五年、六年、七年都已經過去了，但是國際經濟還沒複蘇。

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持的投資項目，那當然投資增長也必然下滑。以我們國家的例子來說，在“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年到2010年之間，我們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25.5%。在“十二五”期間2011年到2015年期間，平均每年的投資增長是18.8%，下降了7個百分點，而且在“十二五”期間是越往後下降的越多。

這種狀況下經濟增長當然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狀況下，拉動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是靠消費增長，我們國內的消費增長狀況還比較好，是因為我們的就業狀況好，家庭收入增長的狀況也比較好。

以去年為例，去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是6.9%，家庭收入的增長是7.5%，高了0.6個百分點。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的消費增長維持在8%左右，這也就讓我們的經濟增長去年還能夠達到6.9%，其他國家他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投資下滑的情形跟我們一樣，那收入增長比我們差，消費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多了，所以他們的經濟表現就比我們差很多。

從這些因素來講，六年的經濟持續下滑，以及到今年經濟還從6.9%降到6.7%，有相當大的因素是這些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