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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耿市長的大同 百億造城沒了時間表

大同市委書記落馬，引發了市民上街請求“耿彥波回來”。其背後是這位明星市長離任一年零九個月之後，大同名城複興計劃始終未能進入良性接續，多處工程可能瀕臨爛尾。

煤炭經濟的式微、國家土地等政策的收緊，已使得大同不可能再走當年的非常態軌跡。如何使耗資數百億的拆建工程不半途而廢，這是大同將來的嚴苛命題。而大同的軌跡，亦可折射出中國城市拆建邏輯的脆弱。

盧廷高身形俊朗，五十來歲的年紀，依稀還有年輕時機車廠工人的影子。他穿著大紅色的羽絨服，在一群灰黑色著裝的老年人中顯得醒目而精神。

“把大同建設成一個國際化的歷史名城和現代新區。與這個夢想相比，什麽官都不想做。”在大同市的仿古建築四牌樓下，模仿著大同市前任市長耿彥波，盧廷高用自學的山西和順方言，背誦耿的公開講話，“我就想在大同幹”。

聽了“耿彥波”的保證，數十個圍著的老年人們便拍手叫好。

“最後一句是我加的啊。”倒是他自己揭了底。

這些老年人都是前市長耿彥波的粉絲，盧自備音箱，戴懸耳式麥克風，可以將耿市長的講話背上一小時。

但現在沒這麽方便了。2014年10月15日，盧廷高和“耿粉們”跑去大同市委門口，放鞭炮慶祝前市委書記豐立祥落馬，執勤人員搶走了音箱控制器。

他被行政拘留15天，這成了新一輪“耿粉”和政府拉鋸的開始。隨後3天，陸續有“耿粉”聚集，重申他們須臾未忘的願望，“讓耿市長回來”。

前市長耿彥波2008-2012年執政大同，距離2013年2月被調離，已經過去了一年零九個月。目前他是太原市長。

造城時間表沒了

在這一年零九個月中，李如東一直在懊悔，“早知道會這樣，怎麽會接這些項目。”

2009年，他承建了兩棟6層樓的拆遷安置房，2010年，又在一個總量三十多棟樓的安置房小區里，承建了一棟高層住宅。

如李如東一樣的承包商成百上千，他們是一個龐大的造城運動的一分子，總導演是前市長耿彥波。這位有著“耿拆拆”、“耿指倒”外號的明星市長，2008年上任伊始，就制定了這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複興計劃。其核心是重建一個老城，再建一個新城。

憑著商人的直覺，李如東們從中看到了商機，“給政府做事，至少不會賠吧”。

2014年，距離最後一棟樓完工交付已經過去了兩年，距離耿市長調任也已超過一年，大同市政府依然欠著李如東超過400萬的工程款。

最近一次付款是2013年的冬天，政府象征性付了10萬塊，聊勝於無。

在新世紀的中國城市拆建史上，大同將占據一席之地。這場“名城複興”，以大量的建築奇觀奪人眼目，實現“重回明代”的壯誌。超過40平方公里的新城則在一河之外拔地而起，酷似國家體育場和國家歌劇院的建築初具雛形，一個比西湖還大的人工湖則蓄水完畢。

五年內，城市規劃建設面積翻了兩倍。前市長耿彥波計劃投入500億資金，無處不在的工地證明了這一點，僅2010年，用於新城建設和古城修複的資金，就超過了當年全市財政收入的兩倍。

耿彥波調任後，這一切似乎都戛然而止，不少工程進度緩慢或停止。

——最後一面還未合龍的西城墻，直至2014年11月，依然沒有完成合龍。“原來說年底必須合龍，我看很懸了。”焦日明的公司承包了四面城墻上的燈光照明工程，這是老城內最重要的文化景觀。如今，三面城墻上的工程都已完工，但西城墻卻在耿彥波離開後放緩建設速度，乃至停滯了。

他和李如東一樣，都被政府拖欠了工程款。

——城墻內，已經拆掉的民居和尚未拆掉的民居交錯分布。60歲的居民張淑英說，她家所在的片區在2012年就被劃定為拆遷範圍。“耿彥波市長調離大同，拆遷的事情就再也沒被提起過。”焦日明說，在老城內，一棟本來被劃上大大“拆”字的商貿城，因為拆遷停止，竟然重新開張了。

——原本計劃環繞城墻的護城河，現在只有東城墻下的護城河有水。當地出租車司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直就只有這一面城墻下的護城河完工註水。

——禦東新區的東方名城小區，當地居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是耿彥波開發新城後竣工的第一個房地產小區，當時購房者甚多。但一路之隔的另一個小區，數年後開盤已無人問津。南方周末記者看到，入夜之後，東方名城小區的稠密燈火與另一邊小區的漆黑一片，形成鮮明對比。

——禦東新區的“四大建築”：體育場、歌劇院、圖書館、博物館，按規劃應於2013年8月竣工，但至今這四大建築依然只有一個空殼。

“它們的建設完工現在沒有時間表。”2014年11月12日，大同市規劃局副局長劉明君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政府拿不出錢”

仿佛一夜之間，這個瘋狂生長的城市慢下來了。

“政府拿不出錢了。”焦日明說，隨著耿彥波的調任，甚囂塵上的，則是傳聞多年的市政建設讓大同市背負了過百億債務。

與政府的債務危機同時爆發的，則是民間的資金鏈斷裂。

據《中國經營報》報道，早在2011年，大同市住宅竣工面積872.5萬平方米，比上年增長8倍，但當年其商品房銷售面積僅為90.2萬平方米。

趙興明是中國建築總公司大同分公司的副總經理，就在2014年6月，他承建項目的開發商，一家房地產企業的老總，也就是趙興明的甲方，跑路了。

“他跑了是因為貸了銀行錢還不了。小額貸款公司，還有私人的款，都還不了。資不抵債。”逃跑三個月後，老總被從海南抓回大同。

新市長上任之後，曾召集大同市三百多個施工隊開了一次見面會，亦是安撫會。焦日明參加了，在會上，新市長精確到了數字，“耿市長一年城建花100個億，我們第一年花101個億，比耿市長還多。”但之後的一年，焦日明依然沒拿到錢。

“還是政府的資金鏈出了問題。”安大鈞曾任大同市委副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退休後是大同古城保護與修複研究會的會長，他說自己是前市長耿彥波的積極支持者。

先前，耿彥波通過經營土地，用土地出讓金來籌集城市建設資金，共籌集超過200億元。但如今情況發生了變化：國家對土地出讓的管理愈發嚴格，而房地產業的不景氣也直接打擊了土地出讓市場。

同樣改變了的還有政治大氣候。原先，對於禦東新區的發展，制定的計劃是通過市委市政府以及各部門的搬遷來帶動人氣。但如今，國家對機關單位樓堂館所使用面積的嚴格規定，使這一計劃不得不暫時停止。

這場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就這樣陷入尷尬之中。同樣無以自處的，則是被激發起來的大同人的期望，這其中既包含著實際的考量，也有著一種對家鄉樸素的驕傲感。

盧廷高就是這樣，他的老宅2012年底被劃進拆遷範圍，這意味著，可以擺脫不斷漏水、沒有供暖的老屋，可以不用再忍受煤爐子燒火的煙熏火燎，但隨著耿彥波的離開，這個希望成了泡影。

“大同的發展爛尾了。”盧廷高痛惜地說。

“如果耿市長不走就沒這些事了。”這是李如東的想象。

盧廷高則遠為熱烈，“耿市長是大同的靈魂，他一走，魂都沒了。”

所以毫不意外，在離開後的一年零九個月，耿彥波的名字，作為一面旗幟，在大同不斷被提起。

官方的安撫與民間的憂慮

2013年春節剛過，新上任的大同市長李俊明公開做出“五個凡是”的承諾，第一條就是“凡是已經開工的政府工程，要全力保障，加快推進，不允許出現半拉子工程”。

做出這一承諾的背景，是大同市居民連續五天的上街請願，請求山西省委將耿彥波留在大同。這半是出於熱愛，半是出於憂慮，“耿市長走了，剩下的工程怎麽辦？”

安撫與憂慮，官民間邏輯的差異，造成的張力貫穿了此後的始終。

“這對這一屆領導造成的壓力是很大的。”安大鈞說。

2013年11月底，沖突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盧廷高突然接到“耿粉”電話：政府用建築垃圾將修好的護城河填了。

“我一聽，立刻就騎著電動車過去了。”到了後，盧廷高看見反對填埋的橫幅已經掛了起來，“耿粉”趙雲孝正在阻止他人移動橫幅。

“真是失望，不僅不接著幹，還要填埋。”盧廷高覺得自己得管，他在橫幅前演講了三天，模仿耿彥波講話。

這一次沖突以政府的退讓結束。隨後，市園林局召開了聽證會，保證清理建築垃圾。

在安大鈞看來，其實政府也有苦衷。活水流不到護城河，現在僅有的東城墻下的護城河里，灌的其實是自來水，常換常新的話，不得不考慮成本。

李如東也感受到了政府的力不從心。2014年初和9月份，他接到了兩次政府讓承包商報賬的通知，他將整理的賬目報給政府，等待又等待，托人去問，得到的答複是，需要解決的不止他一個，“還在排隊”。

這一年零九個月中，同樣改變了的，還有政府的工作方式。先前，耿彥波以雷厲風行著稱，同時以現場辦公成為“耿粉”的偶像，民間流傳著他如何一個電話就解決老百姓的困難，以及不惜動手毆擊工作懈怠者的故事。

而新的市領導則有著不同的工作方式，焦日明記得，新市長雖然說了“五個凡是”，但也說了，今後不能像以前那樣了，都要依法合規。

“耿彥波的工作方式是非常規的，現在的工作方式則是一種常態化的工作方式。”安大鈞說，後者更符合程序和法律。這倒是和許多人的觀感一致，“感覺像是回到了耿市長來大同之前”。

但要想改弦易轍，則費力不討好。新一屆的市領導履職之後，大力推行“清潔工程”，旨在改善城市周邊衛生環境，就遭到了“耿粉”們的嘲笑，“就好像臉都沒洗幹凈，硬要化妝”。

在安大鈞看來，這也代表著，新一屆的大同市領導其實別無選擇，必須完成耿彥波留下的浩大工程，“大同如果想轉型，從煤炭城市轉為文化旅遊城市，就必須這麽發展”。

“方向是 不會變的”

一座嶄新的文化旅遊城市，對於以老年人為主的“耿粉”，尤其有吸引力。

每天下午，四點鐘左右，大同古城的中心位置，四牌樓下的街邊，“耿粉”聚了過來，有的是專門來，有的是順道回家。他們最愛說的，是耿彥波和大同。

說話的人中，有國營工廠的退休工人，退休教師，也有郊區的農民。

年輕時，盧廷高是大同機車廠的普通工人。那時大同是中國的煤都，煤產量可以占到全國總產量的百分之十，這讓大同坐穩了山西第二大城市的位子。由於是重化工業城市，人們說，除了不造飛機，大同什麽都造。

那是一個個人和城市都意氣風發的時候，而轉折也一起到來。1990年代末，大同的煤炭產量已現頹勢，隨後則一發不可收拾，這直接導致了大同的衰落。

如今，這些知天命或耳順之年的老人，經歷了大同從輝煌到衰落的全過程，無論是個人命運，還是這個城市的命運，都已緊密糾纏在一起，因而也更加珍視耿彥波帶來的變化。

這也是他和其他“耿粉”，為何希望耿彥波能回來，繼續未竟的事業。

但他們其實也清楚，“耿市長是不大可能回來了。”

一個沒有耿彥波的大同，應該怎麽發展？

盧廷高只好自我寬慰，“讓省里再派一個比耿市長更能幹的。”

安大鈞的主意，同樣是求助省委省政府，“原來大同的煤炭為全國做出了那麽大貢獻，但對大同的轉型，省里的支持是很少的”。

“資源型城市必須轉型，這個大方向是絕對不能變的，誰都應該堅持。要退回去，大同將會是一盤死棋。”安大鈞說，新履職的市領導也逐步認識到了這點。

“方向是不會變的。”大同市規劃局副局長劉明君證實了這一點，他說，在資金存在困難的情況下，現在在做的是進一步完善發展的規劃。

至於沒有資金怎麽辦，“我覺得順其自然吧。”他說。

（李如東、張淑英為化名）

東風日產5億造三大中心沖刺工業4.0

歷經近兩年建設，東風日產先進工程技術中心、啟辰造型中心及東風日產大學構成的三大中心於6月16日在廣州花都正式落成。總投資額高達5億的三大中心，作為東風日產新中期事業的關鍵一環，將負責東風日產先進工程技術開發、啟辰品牌造型設計和人力資源生態系統構建。

東風日產黨委書記、副總經理周先鵬

東風日產黨委書記、副總經理周先鵬表示，“站在百萬（輛）之後，東風日產面臨新的發展態勢。在國家提出‘中國制造2025、工業4.0、互聯網+’等概念，並越來越重視自主品牌的大背景下，事實是對企業綜合能力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時也勢必為啟辰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因此，面對機遇和挑戰，東風日產積極布局三大中心，提升自身軟實力，從產品、研發設計、制造、人才培養等多個維度鍛造企業內功，提升綜合實力。”

新落成的先進工程技術中心，具備創建新型智能綠色工廠、產品同期開發、體系建設和專家化人才培育三大職能，將為東風日產的智能制造提供支撐，持續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和影響力，該中心落成後，東風日產新車核心業務將集中化，可同時準備車型數翻番，將為未來每年5款以上新車準備、2款以上全新車型同時試做提供有力支撐，推進研發自主提升新品設計質量，縮短新車投放市場周期，保障產品品質，提升同步工程能力，並且為新材料、新工藝、新設備的創新提供支持。其中，智能綠色工廠的規劃設計，決定了工廠的運營成效。東風日產先進工程技術中心作為“生產工廠的工廠”，圍繞智慧與綠色，實現新工廠建設過程的優化以及現有工廠生產過程中的改善，積極研發新工藝、新材料、新設備“三新”技術。在現場，第一財經記者看到，3D打印、綠色機器人、虛擬現實、無線充電等一批代表性的新技術設備。

啟辰設計中心與日本厚本的全球設計中心、加利福尼亞的日產美國設計中心、英國的日產歐洲設計中心並列，是日產全球六大設計基地里最新成立的造型中心，負責啟辰品牌車輛造型調查、先行造型功能開發、外型及內飾的造型設計、色彩和材質開發，以及涉及造型立體化而進行的數字和油泥模型開發。

周先鵬稱，布局三大中心，是東風日產發展的內在需求，是未來中期事業計劃的重要支撐。三大中心的落成，將在商品競爭力、公司品牌力及營銷力、啟辰戰略多方面持續發力，助力提升東風日產綜合競爭力，力爭在價值鏈的各個環節成為行業標桿。

東風日產繼去年實現百萬輛的年銷量之後，今年持續實現較快增長，1~5月累計銷量為38.03萬輛，同比增長10.0%，其中5月銷量為9萬輛，同比增長11.2%。

對話雷軍：小米10億造芯背後

2月28日，傳言兩年多的的小米自研芯片終於來了。

站在演講臺上的小米創始人雷軍，捏起一塊小米自研芯片澎湃S1，對臺下觀眾調侃道：“這不是一個‘PPT’芯片，我們已經量產了。”

做芯片九死一生，小米為什麽還要做?發布會結束後，雷軍對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媒體道出了澎湃S1自主芯片背後的故事，他透露，該芯片定位中高端，前期研發成本已經花了10億元人民幣。

小米造芯不止於此，雷軍把做芯片比作小米進階版的“補課”，因為手機行業已經進入下半場的淘汰賽，必須要在核心技術上突破。

不僅如此，雷軍還透露了小米新零售的最新進展，並對前小米副總裁Hugo Barra、陳彤等高管離職作出回應。

以下是經第一財經整理的采訪對話：

記者：去年大家都在傳小說做芯片，有人說小米做芯片是因為雷總不服氣，競爭對手說品牌的作用大於實際作用，這些說法並不完全對。哪種可能性更高?

雷軍：今天已經是市場經濟，我們決定做芯片以後，說實話真的是得到了政府所有相關部門的高度支持，令我們挺感動的。我們第一次做芯片，人家就給了我們200萬的先導資金，這個錢對於芯片來說太少了，但是你第一次做，我跟他們說，這叫送溫暖，至少政府表態支持你做，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我們決定做了以後，其實也是做了一段時間以後才跟政府匯報的。

我覺得從芯片到系統、到手機，如果全流程一起來做的話，優勢很明顯。比如我認為對一款日常使用的手機來說，功耗很關鍵，所以我們在功耗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這樣我們手機可以做得很輕很薄，不用不停地充電。

第二個，比如說我們在拍照上，我們自己掌握了ISP的算法，我們自己有各種優化的可能性，不用用那麽高端的相機就可以拍出很好的畫質。其實小米5c的相機畫質非常非常好，也歡迎大家對比一下，這也是澎湃S1的芯片效果。

還有支持安卓的版本，可能米粉要批評我們，說我們支持動作不夠快。但實際上底層支持首先是芯片廠商支持，然後我們作為手機廠商再支持，原來周期拉得很長，現在我們自己做的話，我們可以第一時間支持最新的安卓版本，速度很快。很多細節我就不展開講了，我覺得如果你從芯片到系統到手機全部自己做的話，其實你能發揮的整合效果會更好。

我覺得最最核心的就是我們是要下決心把手機這一塊東西真正做好，我 手機不僅僅是要投芯片，今天我告訴大家，我們也開始在做屏幕、相機各個核心器件。我們最後未必要自己制造，我們的專利里面有不少是關於屏幕和相機的，我們在屏幕設計上也有非常多的專利。我要求我們實驗室能夠自己做相機、自己做屏幕，我們自己能做，才能跟供應商更好的合作，做出有獨特的東西來。

手機行業的競爭已經進入了下半場，更激烈，大家都需要在核心技術上突破，你所看到的每一點點技術的突破，在今天手機行業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把手機做好已經非常非常難了，你把手機做出來很容易，做好其實很難。大家都覺得做手機很容易，今天手機在淘汰賽的階段，大量的手機公司已經被淘汰了，全球在急劇的收斂之中，所以做手機是個很難的業務。

記者：在你的定位中，芯片的業務是要給小米手機供貨，還是要跟小米生態鏈許多的硬件廠商供貨，還是要一個獨立的第三方芯片，未來面向所有的硬件領域?

雷軍：這得看我們的技術成熟度和支持能力，至少現在不在我們思考範疇里面，我們首先要追求把這個產品做得出來，質量能做穩定，技術團隊能力的提升，我覺得這是第一步。

做芯片的十年時間，首先要有團隊，有這樣的技術，有這樣的能力積累，你才一步一步能去做。所以，我叫第一個重大的里程碑，是我們證明我們有這樣的團隊，我們證明有這樣的技術，我們能做出來。第一個叫證明。

但是下一個臺階叫大規模，我們的規模已經很大了，我們還要探索有沒有能力做旗艦芯片，我們有沒有能力做到巨大的規模，比如上千萬只、上億片，這都是一個大的挑戰。

記者：您在演講中提到了芯片的特種部隊，能否詳細您介紹一下小米自研的芯片團隊情況?這家公司是小米全資的嗎?

雷軍：這個團隊是由我們手機部的創始成員朱淩負責牽頭來定方向，我自己也是跟松果團隊溝通得非常多。團隊主要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我們小米手機創始團隊的部分成員，就是我們一起做小米手機，芯片跟手機是高度相關的。第二個，我們在世界範圍內找了很多做芯片的專家，初期團隊規模不大，100多人。我們初期做的時候做好了做十年的打算，所以我們初期非常低調，也是免得大家期望值過高。我覺得做芯片很不容易，我認為我們今天在發布會現場，剛才我跟整個團隊合影，我就講像在夢里一樣，都不敢相信我們芯片做出來了，因為這個事情還是挺難的。

這個團隊今天是小米全資的，我覺得長期我們也歡迎更多投資機構一起來參與。

記者：小米今年推的第一款芯片有沒有出貨量的預期?

雷軍：關於出貨量，我更關心口碑和使用體驗，如果這個產品口碑好，自然就賣得多，如果口碑不好，就賣得少。其實這些年，我覺得小米的產品里面，出貨量只是結果，它絕對不是目標。我覺得我的目標，關註的焦點還在於這款手機發布以後的使用體驗。當然我自己很有信心，因為我自己已經用了半年，我覺得質量已經非常穩定，還要接受用戶的檢驗。

記者：之前你也說到你們運氣好，你一開始真正心理預測大概多久能做出這個芯片?中間有沒有一些時候讓你覺得可能實現不了這個目標?

雷軍：最少三年。

我覺得在我決定幹之前壓力很大，決定幹了以後，蒙著眼睛往前沖，既然都決定幹了，這個錢都花了，只能往前沖。最難的一刻，第一個時間點是決策幹這件事情，決定之後，我自己的期望值並沒有那麽高，三年做完就已經了不起了。

第二個時間點是流片, 這是一個巨大的決定，一決定之後，這麽多錢放進去了。他們去流片，我說你們真的檢查好了嗎，真的沒問題嗎，他們說已經檢查多少多少遍了，沒問題。我自己不懂做芯片，我要麽選擇相信，要麽選擇不相信，最後我選擇了相信，我說行吧，去幹。出來以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因為我們做工程這麽長時間，順利流個片，只要付錢就可以流出來，但是流完片這東西能不能用，幹個三五次，就成無底洞了。所以，芯片出來那個星期又激動又緊張，但是那個星期之後，就踏實了。激動的是打通電話、點亮屏，能幹，到此時此刻，我都不太相信，覺得在夢里一樣 。

記者：有沒有想象十年要花多少錢?從成本角度看的話，小米芯片需要做到什麽樣的規模?

雷軍：反正我第一次問的時候，他們就說十億人民幣起跑，越做得高端，花的錢越多，制成越複雜。比如說10納米都是一兩千萬美金。。

我們雖然是創業公司，但是我們還是一個超大規模的創業公司，今天還是千億規模的。我覺得十億不是小數字，重要的是如果花十億就足夠的話，那對我來說是個很小的數字。

在自研手機芯片沒上規模之前，我們的成本貴得離譜，主要是研發成本貴。至少得到千萬級，才會有成本優勢。

舉個例子，這麽高的研發成本，賣一百萬片，每一片的研發成本是多少?一千塊錢。手機才賣1499，你不得全兜著嗎?你賣一千萬片，100塊人民幣，你賣一億片，每一個的研發成本十塊。所以，芯片自身的加工成本，隨著工藝的提高也越來越貴。

要是計入成本的話，小米5c怎麽也得三四千塊錢，能不能賺回來還是個問題。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看你下不下決心了。需要大家的鼓勵，如果拿放大鏡看缺點的話，這個缺點是一堆一堆的，真的需要大家的鼓勵。

我聽說做芯片的，他們做那種旗艦芯片每一代的投資都在十億美金以上，所以做芯片其實是一個非常高技術的含量和非常高投入的事情。

記者：華為做芯片，用了十多年的時間才得到了市場的認可。這個過程中經歷不少曲折，小米有沒有做好這樣的準備?有專門做過研究華為做芯片的案例嗎?

雷軍：研究過，我剛才講了，後發優勢，他們作為先行者是因為15、16年前整個技術的成熟度跟今天不一樣。在那個時間點做的時間就會很長。我們中國老談後發優勢，我們當初普及電話普及得不好，但是手機上來以後，我們的普及率有多高，美國的電話普及率高，反而手機的普及率在初級階段都不如中國。包括4G的普及、O2O 服務也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華為做得很出色，海思花了15年的時間到今天，我覺得他們要走的路，他們曾經踏過的坑，搞不好我們也會進入坑里。但是我覺得可以說的，他們前進的道路，我們跨越的概率不是很高，我們也會一個坑一個坑去踏。主要問題是因為切入這個時間點，基礎技術的成熟度比當年他們做的時候要好很多，但這不意味著我們真的會得到大家大規模的認同，從入門級到旗艦都做得很好，我覺得可能我們也需要十年的時間，我們現在只做了一款中高端的，等我們的產品線都做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記者：小米自己造芯片，會改變我們跟高通的關系或者之前的盟友的關系嗎?

雷軍：我們今天只是做了一款中高端的芯片，以小米的全產品系來看的話，我們是以引進別人的技術和自我研發相結合來推進的。所以我覺得處理好跟其他芯片公司之間的關系對我們來說也還是很重要的內容。

哪怕三星和華為，也用高通和MTK的芯片，大家都采用這樣的策略，其實蘋果的基帶用的是高通的，他們只做了AP。所以我認為手機公司最核心的目的是自研芯片解決核心問題，然後內外兼修把產品做得更好，不是說我們要成為一家獨立的芯片供應商，我認為前三名都沒有這樣的計劃，我們也沒有，我們更多的還是掌握核心技術，把手機做得更有特色。

記者：能不能總結一下，小米芯片跟華為、高通相比，大概處於什麽樣的水平?

雷軍：我剛才已經說了，在中高端產品上，我們已經發布了量產可商用，而且已經做成手機，周五就能買到，對於第一次做芯片的來說，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技術比較，我們只能對比同一個檔次，他們兩家都在做旗艦芯片，他們做的時間比我們長，我覺得我們需要向他們學習。

記者：問一個關於未來兩三年的問題，5G是一個很火的話題，包括像高通、三星現在都已經推出了5G的芯片了，所以我想問一下，小米對於5G未來有沒有布局?從您的角度，您怎麽看5G這個產業對於以小米為代表的中國的產業鏈會有什麽樣的機會?

雷軍：我覺得5G最快商用估計也到2020年，小米也加入了5G的標準化委員會，在這個領域也有專門的隊伍在研究5G。我覺得5G對今天的手機工業的影響，我們還在評估之中，它所強調的安全性、及時性，研究的穩定性，從今天的技術指標來看，對手機用戶的影響不會像2G轉3G、4G這麽明顯，但是它對哪個行業影響?其實對所有設備互聯有巨大的影響，所以對手機行業的影響，我們今天從技術資料的評估，不會超過從2G轉3G、4G這麽大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有專門的團隊在做5G。

說實在的，5G還有四五年的時間，我覺得對我們一個第一次做芯片的公司，只要能在四五年後趕上這一趟就行，不用說我們今天就出5G芯片。當然，可能對於高通來說，它不一樣，它是全球領導性的廠商，需要在這個領域里提前部署。我覺得我們只要能夠跟上時間表就行了。

記者：您剛才提到手機市場競爭進入下半場，去年開始手機市場是大洗牌，尤其是手機廠商向傳統的營銷渠道的發力非常明顯，小米有哪些應對手機市場上的策略?

雷軍：我覺得首先小米做手機的目的是為了踐行新國貨，新國貨我想了兩點第一點，怎麽把產品做好，做到感動人心，做要有口碑;第二點，就是效率的革命，怎麽通過提高效率，不是降低質量，不是偷工減料，是通過效率的提升來做到超級的性價比，來做到同樣的產品價錢非常便宜，同樣的價錢，性能和體驗非常好。

我們從效率革命上來講，小米首先選擇了電商模式，因為電商模式效率最高，我們遇到的真正挑戰是，電商模式在手機領域只占整個市場的不到20%，甚至有的低於16%，我們在這些領域一直遙遙領先，一直排在第一位。我們遇到的挑戰，就是這個市場全是我的，也排不到前三位，為什麽呢?是因為線下市場一直占了市場的80%以上，這是主要問題。

小米怎麽應對這個挑戰?兩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我守住電商就行了，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方法。第二種方法，就是我們在想能不能用互聯網思維打造高效率的零售模式，去年小米之家的新零售，我們不需要一百塊錢的東西賣250塊錢，不需要，一百塊錢的東西賣110，我們就能打平甚至有利潤，所以整個新零售已經開始了，就是用互聯網的技術和互聯網的思維去重構今天的零售渠道。重構零售渠道的成本很高，一層層下來，大家不怎麽掙錢還累個半死。所以，我們的觀點就是，在手機行業前幾年是在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現在到了新零售和渠道變革的階段，我們怎麽能夠用效率提升線下渠道的效率，所以這就是小米在探索的。

小米之家接下來是怎麽在執行上保證能夠放大規模，因為去年一年下來，我們只幹了50幾家，今年會達到250家，今年是個大挑戰。

記者：之前一直說小米要補課，小米遇到了很多問題，您認為到今天這些問題解決了嗎?

雷軍：小米補課跟芯片沒有必要關系，就核心技術上的投入，其實可以不投，但是如果不投的話，想要把產品做出特色，不容易。我覺得核心技術是一個進階版的補課，它不在尋常意義的補課上，核心技術的維度更高。你也可以不做，你不就晚一兩年嗎，其實投核心技術並不意味著省錢，剛開始很花錢，只有做到規模的時候才會省錢。

補課補什麽地方?我覺得小米今天要做1000億，在世界20多個國家管理的複雜度、精細化程度的要求、每個細節的要求，我覺得其實我們到了一個要放慢腳步，梳理每一個環節，把每個環節做好的階段，很多公司到了一萬人，1000億都會有這個階段，中國民營企業千億收入的有20幾家吧。

記者：您今年的工作計劃中說，今年要實現營收過千億，您是打算如何完成這個小目標的?

雷軍：我覺得90%把握吧。過去大家對我們的要求挺苛刻的，我們真正一放緩，大家的批評之聲很多，逼得我們秀一下實力。其實真的是被逼的，我並不想講這個數字，是因為在一片批評之聲下，我們要給合作夥伴，給我們的用戶以信心，我覺得小米比大家想象的其實要健康，要好。

記者：這個小目標里面，手機占多少?

雷軍：我覺得有些詳細的任務，我們到今年年底完成了再講吧，當然完不成也沒關系，真的做了990億也不丟人。我自己的觀點，我們去年全年規劃，我覺得90%的概率吧。一千億應該不是一個很難的目標。因為今天我們有非常多的業務在100%增長，甚至超過100%增速，比如目前小米手機在國際市場的增長。

記者：小米副總裁Hugo Barra、陳彤的離開，有人說小米對於專業人才的吸引力在下降，您自己是怎麽看這個評論的?

雷軍：我覺得一個公司有人加入，有人離開，這是很正常的人才流動。因為個人和家庭的原因，我們也蠻能理解的，而且關系也很好，Hugo去Facebook以後，也強化了跟小米之間的合作。

老陳跟我也是老朋友了，在新浪的時候，做內容很強，因為一點資訊小米也是主要股東，他去一點資訊會對小米的價值更高，所以小米派他去做一點資訊的董事和總裁，我覺得這對小米也有很高的價值。小米在這些年里面吸納了不少優秀人才，而且我們在未來吸納人才上還要再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