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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學廠重新獲得日本總部的青 睞,關鍵在於他們快速而彈性的生產:他們,能在四十五天做出日本要的相機模型,比日本原廠的製造流程快了一倍,成本卻比日廠低了三成。 這個秘密,就藏在台中這個光學聚落。 「台灣的技術優勢高於(中國的)珠海,成本則優於日本,開發的知識、機構的人才(也)不輸日本,」投身光學產業超過二十年、聯一光學總經理蔡春霖指出中部 光學聚落的定位。 營造在地共生:降低人員流動,品質才做得出來 小潭子成為全球光學重鎮,關鍵就在他們營造了一個共生體系。其一,在地人才的培養,在日本,這被稱為「現地化」。台灣佳能成立四十年,就在中部培養出上千 名的鏡片研磨、組裝人才。 培養這樣的在地人才有多難?蔡春霖舉例,一台單眼相機的鏡頭,由十到十二片鏡片組成,每個鏡片凹凸曲度不同,誤差值不可以超過○.二微米,精細度為連接器 模具的五十倍。因此,技術員的第一課就是學怎麼拿鏡片,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動作,居然有十種不同的拿法;而一片單眼相機鏡頭光學鏡片,從粗胚開始,就得經過 十四次研磨、一百二十次拿取。 換言之,這行業需要的經驗值遠超過科技業。例如,筆電生產線的組裝作業員訓練僅需一、兩個月,但是要做到鏡片檢測技術員,至少要三到五年。 據估算,一台數位單眼相機就藏有五百到六百個零件,工序高達七十到八十道,佳凌科技副總經理江振雄比喻:「如果其中一道出錯,就得從頭調查,就像是命案調 查,嫌疑犯太多,要抓出兇手很麻煩。」 「光學技術員流動率要低,(否則)人流動快,品質就做不出來,」蔡春霖補充。 也因此,台灣佳能六千名員工中,有七一%來自潭子,九一%則來自大台中,員工家距離公司最多半小時車程,台灣佳能內部評估,聘雇在地員工,員工花費比遠走 他鄉要低,比較不會因為薪水跳槽,他們因此成為移都移不走的聚落。內部員工們就打趣說,很多技術員從十八歲小姑娘做到四十歲兒子娶媳婦,一家三代都在同一 家公司工作的大有人在。 對比中國的光學聚落,勞工多來自內地,員工離鄉背井的唯一目標就是多賺錢,只要隔壁廠多出人民幣一百元就跳槽,蔡春霖說,「(中國的)人員流動率快,品質 就做不出來。」 與當地共生,因此台灣佳能未來兩年擴建新廠,就選擇嘉義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而非離加工區較近的台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因為當地附近沒有其他工業區 可以大量聘雇當地人、降低流動率。 培養協力廠共生: 不惡性砍價,一起幫忙降低成本 這個聚落培養在地人才的方式,也同樣用在培養在地協力廠。 曾當過台灣佳能採購主管、現為佳凌科技總經理的劉嘉彬,過去掌握四十億元採購金額,他自豪的說,「我在台灣佳能二十四年又六個月,沒換過一家協力廠。」像 是今國光已和台灣佳能合作超過三十年。 對比歐美科技廠與台灣協力廠的合作,常因為價格差一美元就轉單,劉嘉彬認為,「歐美只有短時間互利,並沒有長時間的關係,」「你一直換,不是沒有人跟你合 作,不然就是把下游廠搞死。」 走進潭子加工區,短短七百八十五公尺的建國路,台灣佳能隔著三棟大樓,就是鏡頭組裝廠佳凌科技;再隔一條街,就是光學鏡片原料玻璃粗胚廠台灣小原;鏡片研 磨廠今國光,也在三十分鐘車程內。 換言之,這整條數位單眼相機供應鏈,高達七成協力廠,都在一小時車程可到達的台中地區;串起整條供應鏈,也只需兩小時。對比日本原廠的供應鏈,製造基地在 九州大分線的日本,設計基地則在東京,設計與製造兩個基地間,飛機一趟至少需一個半小時,也就是說,台灣供應鏈的緊密度、速度,明顯優於日本。 在這個體系中,上游廠商和協力廠共生,視協力廠為資產,是產線的延伸,是夥伴關係。當協力廠有困難,沒錢買模具、繳電費,台灣佳能甚至會充當銀行貸款給對 方。同樣,如果台灣佳能需要緊急支援,協力廠也都全力配合,劉嘉彬說,有次跟協力廠調貨,請他隔天早上送來,結果凌晨四點,對方的貨車就等在門口。 當然,台灣佳能也會定期要求協力廠降價,差別在於,科技業僅會開價格,怎麼做?供應商各自努力;台灣佳能則會進駐協力廠幫忙降低成本。 舉例來說,數位單眼相機最花人力的流程,就是組裝,每年,台灣佳能都會要求協力廠派出好手參加生產革新研習比賽,一起提升效率。今年,協力廠佳凌科技就派 出十人隊伍比賽,學習如何鎖螺絲,可以加快○.一秒組裝時間。 不要小看這○.一秒,找出十個缺失,一個人就可以增加十秒速度,一個生產單位六人,就可以省下一分鐘;以一台數位單眼相機需要花十四分鐘組裝計算,等於提 升十四分之一的效率。 降低十元成本後,台灣佳能只會拿五元,另外五元給協力廠,利益共享。台灣佳能的經營邏輯是,如果協力廠沒賺錢,就沒有能力投入研發提升設備效率。 對比歐美科技廠供應鏈,因為互相殺價毛利低,像是廣達毛利率最低僅二%,如同虛胖體質,但是數位單眼相機的組裝和鏡片研磨毛利率,至少有一○%至三○%, 好比精壯體型。他們就連付款也比科技業乾脆,給協力廠的付款天期平均兩個月,優良廠商甚至短至一個月,遠低於鴻海動輒九個月的付款期。 共生的好處: 台灣佳能用一元,做四十一元生意 台大管理學院副院長黃崇興解讀,這種共生關係,不僅是合作(cooperation),而是一種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前者只是為了利 益存在,後者則是互相貢獻know- how,一起降低成本。 這種共生關係有條件:第一、產品技術高,少量多樣,因此能加入的供應鏈候選人不多,任何一個環節斷掉、缺貨,都可能無法生產,故大家得透過透明的資訊分 享,降低成本、風險。 第二,彼此要建立信任關係。產品技術層次高,台灣佳能和協力廠會共享產能技術資訊,彼此信任關係很重要。這也是日本品牌廠不放心把高階生產送往中國的原 因,中、日間的信任度,遠低於台、日。 這套共生體系,對協力廠的好處就是利潤不會被砍到見骨,獲利穩定;缺點為數位單眼相機出貨量僅占數位相機市場一成,是利基市場,不可能像是大立光一樣年年 賺一個股本以上。此外,還有排外條款,黃崇興解釋,「你接了佳能的單,就很難接它競爭對手尼康(Nikon)的訂單。」 共生模式則對台灣佳能有兩個好處,就是用小資本槓桿出大營收。譬如台灣佳能僅有八億元資本額,今年卻可以做到三百三十億元營業額,一元可以做四十一元生 意,比起大立光一元做九元生意,台灣佳能可說短小精幹。 第二個優點就是維持品質,由於數位單眼相機高單價,長期和一、兩家協力廠合作可以監督品質,台灣佳能每年至少稽核同一家供應商兩次。 除了技術合作,台灣佳能主管退休之後,也成為協力廠最佳挖角對象。算算中部光學廠,至少有十多位副總級以上高階主管,都來自台灣佳能,又降低彼此溝通成 本。 從技術、訂單到人員交流,四十年來,台灣佳能把協力廠都養成肥碩樹根,緊抓著台灣的土地,留住了光學聚落。 【延伸閱讀】2小時車程,就能備齊數位單眼零組件 玻璃粗胚:台灣小原、聯一光學鏡片研磨:今國光、佳凌科技、亞光、保勝光學電鍍塗裝:台灣昭工沖床:塑華工業、及成、歷成企業車床:星協精密印刷電路板: 相互公司模具開發:博特光電機殼射出成形:谷崧精密、佳凌科技鏡筒成形:佳凌科技彈簧:孔大五金彈簧鏡頭組裝:亞光、台灣佳能、佳凌科技、今國光本體組 裝:台灣佳能、佳凌科技 註:除了沖床、印刷電路板和彈簧外,其餘公司都在大台中地區資料來源:各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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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宮斗戲」只會在《甄嬛傳》那樣的電視劇中上演嗎?當然不是。凡是有組織的地方就會有宮斗,連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也概莫能外。
如果2010年的熱門電影《社交網絡》還不足以體現這一點,尼克 比爾頓(Nick Bilton)的新書《孵化Twitter:一個關於金錢、權力、友誼和背叛的真實故事》(Hatching Twitter: A True Story of Money, Power, Friendship, and Betrayal)可能會令你信服。
舉例來說,諾拉 格拉斯(Noah Glass)是Twitter創始人之一,但是你可能從來都沒有聽說過他,因為早在2006年他就被趕出了公司。其實Twitter這個名字還是格拉斯想出來的。那麼Twitter上市後格拉斯分到多少錢呢?跟多西在Square的秘書一樣多,也就是說,少得可憐。
格拉斯的故事令人心碎,你可能已經從他身上看到了沈眉莊的影子。那麼在這部「Twitter甄嬛傳」中,贏家又會是誰呢?請慢慢往下讀。不過要記住,這些只是比爾頓書中的說法,真相到底如何,也許只有當事人自己才清楚。
被人遺忘的格拉斯:如甄嬛姐妹沈眉莊 無奈「枉死」
格拉斯最初創辦了一個名為Odeo的播客平台,蘋果iTunes的推出令Odeo處境堪憂,於是格拉斯和同事傑克 多西(Jack Dorsey)一起,向埃文 威廉姆斯(Ev Williams)推銷Twitter的原始創意。威廉姆斯當時是Odeo的投資者,他接受了這個點子,決定試一試。然後,格拉斯就開始全心投入到Twitter的創建工作中。
格拉斯在2011年的一次採訪中說,Twitter是「不計報酬、心甘情願的工作」的成果,創辦這個服務花費了「巨大的努力和精力」。
到Twitter初具規模的時候,威廉姆斯和格拉斯之間出現了權力爭鬥。格拉斯對自己的想法有很強烈的保護欲,而且他還日益懷疑威廉姆斯想把自己趕出公司。與此同時,格拉斯經歷了一場離婚的折磨,個人生活上也不太如意。
格拉斯的情緒變得越來越焦躁了,這時他向自己的朋友、同為Twitter聯合創始人的傑克 多西吐露了心中的恐懼。但他不知道的是,想把他趕出公司的人其實是多西。多西曾經威脅說,如果格拉斯堅持己見,自己就會辭職。
果然,在2006年7月,格拉斯被Twitter掃地出門,多西成為了公司CEO。格拉斯最終只拿到了少量現金和股票。
格拉斯被驅逐之後不久,多西就開始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把格拉斯的名字從Twitter的歷史中抹去。而且他也沒有把命名Twitter的功勞歸之於格拉斯。如今,很多人都覺得多西是Twitter的一面活招牌。在Twitter的故事中,格拉斯就是「硅谷權力鬥爭和政治的犧牲品」的代名詞。
比爾頓的書中描述了格拉斯和威廉姆斯之間的一次偶遇,讀起來令人傷感:
就在Twitter上市消息公佈的前幾天,格拉斯走在路上……碰到了他的老朋友埃文 威廉姆斯。最初一刻的震驚過後,兩個如今40歲出頭的男人親切地聊了起來。他們回顧了昔日比鄰而居,然後成為非常親密的朋友,之後又共同創業的往事。兩人禮貌地表示,以後他們應該聚一聚,喝杯咖啡。然後他們各自前行。
三心四意的多西:外人眼中的甄嬛 實則陰險如安陵容
作為Twitter和Square的創始人,傑克 多西受到了廣泛尊重。但他做的事情並不總是那麼光明正大。
在比爾頓的書中,多西被描繪為一個三心四意、缺乏經驗的經理人,更加熱衷於學習時裝設計而不是經營Twitter。據說威廉姆斯曾經向多西發出「最後通牒」:你要麼當製衣商,要麼當Twitter的 CEO,不可能兩者兼得。
儘管多西對Twitter並非一心一意,但當威廉姆斯把他從公司CEO位置上趕下台時,他還是感到很受傷。
受傷到差點兒沒投入Twitter最大競爭對手Facebook的懷抱。
馬克 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曾經想收購Twitter;多西被Twitter解僱後,私下把這件事告訴了扎克伯格。很自然,扎克伯格就讓他去Facebook工作,但是職位沒有說定。多西擔心去了Facebook後職位不夠高,讓人感覺跌份兒。
比爾頓寫道:
在考慮扎克伯格的提議時,多西開始思考這件事的後果……事情的真相可能會敗露,更令他擔心的是,去Facebook可能會擔任一個無關緊要的虛職。那看上去會像什麼?「我們保持聯繫吧,看看是否有合適我的位置,」他告訴扎克伯格。「我得考慮一下。」
優柔寡斷的威廉姆斯:曾經大權在握如皇后
比爾頓的書非常明確地指出:Twitter早年在經營上簡直是一團糟。當然,在高科技創業公司中,這樣的情況也並不鮮見。
傑克 多西是Twitter的第一任CEO。有很多例子都可以說明他當CEO水平有限,比爾頓提到了一個細節:「多西用自己的筆記本電腦管理費用支出,有時連算術都做不對。」
威廉姆斯最終將多西趕出公司,自己接任CEO一職。之前威廉姆斯曾創辦過Blogger,並將其出售給了谷歌,所以他還是有一些經營經驗的。
可惜的是,威廉姆斯當CEO水平也不怎麼樣。
雖然在威廉姆斯主持大局期間,Twitter帳戶的數量和推文發送數量都在增加,但該公司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得搖搖欲墜。一些員工覺得Twitter會像MySpace那樣垮台。
威廉姆斯的問題是猶豫不決、動作緩慢。他努力想為CTO或COO這樣的關鍵位置聘請出色的管理人員。但當他終於請到人時,這個人往往是他的朋友,而不一定是最適合擔任那個職位的人選。
在這個問題上,威廉姆斯遭到了Twitter投資者的質疑。比爾頓寫道:
這位投資者希望讓比爾 坎貝爾(Bill Campbell)擔任Twitter的顧問。坎貝爾曾擔任過Intuit的CEO,哥倫比亞大學橄欖球隊的主教練,還曾經指導過喬布斯,谷歌的埃裡克 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許多其他高管。他倆第一次見面時,坎貝爾相當言簡意賅。當威廉姆斯問,「作為CEO,我能做出的最嚴重的、有損公司的事情是什麼?」坎貝爾回答,「聘用你的朋友!」
威廉姆斯最終被迫下台,之前進入公司當COO的迪克 科斯特洛(Dick Costolo)接替他成為CEO。多西回到公司,成為Twitter「創意」形象的一塊招牌。威廉姆斯仍然是Twitter的最大股東之一。
在科斯特洛掌管Twitter期間,公司的情況似乎穩定了下來。之前以為Twitter步MySpace後塵的員工也放下心來。
本質而言,Twitter在成長期階段簡直是一團糟。但它的理念非常出色,所以儘管在早期階段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作為一個有用的工具,Twitter還是存活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