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借用 facebook功能 止凡

新版12306網站上線 新增刷票功能

12月6日，中國鐵路客戶服務中心12306網站新版上線試運行，新版推出了「更多選項」功能，這一功能使得旅客可在12306網站享受動態刷新、自動提交等服務，實現了此前搶票軟件的搶票功能。

據12306網站官方網站消息，當前新版12306網站尚處於試運行期。試運行期間網站新舊版本同時運行，試用新版的旅客可從網站首頁左側「新版售票」點擊進入。

南方週末網記者從首頁左側點擊"新版售票"進入體驗發現，輸入目的地和日期，進入新訂票系統，可勾選自動查詢和「更多選項」下自動提交訂單、備選日期、優先車次、優先席別、有票提醒等功能。

經體驗，「自動查詢」功能勾選後，瀏覽器右下角會有提示音，並顯示出現有車次總數。而在「更多選項」下，訂票人選定車次類型、優先車次等信息後，勾選自動提交並點擊查詢，系統即每隔5秒鐘顯示新的符合條件車次，供訂票者選擇。也就是說，新增的自動查詢功能實現了此前搶票軟件的自動搶票功能。

據中新網報導，自從火車票推出網上購票以來，鐵路售票網站12306屢次出現因訪問人數過多癱瘓而飽受詬病。2012年底，因購票需求過大，12306網站曾多次出現癱瘓，如12月24日，鐵路網上售票系統「12306」發公告稱「因硬件設備故障，正組織搶修，暫停互聯網售票服務」。時隔一天，12306網站在再次發出通告稱「因機房空調系統故障，正在積極組織搶修。目前暫停互聯網售票、退票、改簽業務。」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2013年春運中，有五花八門的「搶票軟件」面世。這些軟件基本上都是通過給瀏覽器加裝插件，增加鼠標點擊速度、反覆刷新提交以提升訂票效率。

而這些軟件當時並不受鐵路主管部門待見，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曾表示，搶票軟件打亂了正常的購票秩序，將用搶票軟件購票的行為比喻成「逆行、闖紅燈」。

據12306官方網站消息，除最近新版網站推出搶票功能跟進搶票軟件之外，此前，網站還推出了支付寶支付功能。該功能允許用戶選擇「支付寶」支付。據介紹，支付時用戶只須點擊「支付寶」付款，並輸入支付寶賬戶名和支付密碼，就可以通過支付寶賬戶進行支付。

對於12306網站最新上線的功能，用戶評價不一。

據前述《南方都市報》報導，金山網絡等去年熱門的「搶票軟件」供應商表示，雖然12306網站也增加了「搶票」功能。但功能是否完善、細節的處理對分秒必爭的搶票有很大影響。並表示，還將繼續提供更新優化的「搶票軟件」，供購票者選擇。

不過，對於12306網站能增加「刷票」功能，許多網友表示認可，認為這是順應市場需求的好的調整。但也有部分網友認為，現在離春運車票開售已經時日不多，此刻更新試運行時間緊迫，認為應當錯開高峰測試網站新功能。

一個韓國人在中國創業經驗談：只做一個功能是不行的!

近日，《創業家》&i黑馬記者採訪了尹汝傑，尹汝傑用他的中文分享了自己的經歷。以下為尹汝傑自述

韓國到硅谷

我畢業於首爾大學，95年12月，我碩士畢業。我的同學楊致遠註冊了雅虎公司，畢業三個月後他的雅虎納斯達克上市。像他一樣，我的好多同學，很快成為百萬富翁了。我希望我也能夠做到。不過，我沒有像很多同學那樣馬上去創業，而是加入了一家IT公司，成了一個專門的C++和JAVA工程師，一邊研究我喜歡的搜索引擎技術，一邊積累經驗。98年， 我走上創業這條路。

(《創業家》&i黑馬註：技術員出生的尹汝傑在搜索引擎技術積累方面有著驚人的積累。在搜索引擎商業化上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可以說他是最早發現了垂直搜索商業價值的人之一。他之前一共創立了4家公司，是典型的硅谷式連續創業者。

1998年，他和Michael Yang創立的mySimon曾拒絕過貝索斯5億美元的收購，最後以7億美金的價格賣給了CNET。

1999年，他在美國創辦WiseNut.com搜索引擎公司。2002年4月，WiseNut全文搜索引擎被美國著名目錄導航式搜索引擎提供商LookSmart成功收購。

他在韓國創立的wisenut則是韓國最大的站內搜索引擎解決方案公司，該公司計劃在2015年上市。

而他們兩人創立的另一家比價搜索引擎網站BECOME.COM目前是世界上十大購物比較搜索引擎之一。)

從硅谷到中國

2007年，我第一次來中國，在中國沒有什麼朋友，也沒有合夥人，我一句中文都不會說，也不懂中國的互聯網。但是我在美國，在日本積累了如何在陌生環境創業的經驗。我認為一個創業者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裡組建團隊，做一番事業是一個創業者的基本能力。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事件還是得做，團隊還是得組建。

那時候我決定做技術，做技術開發。我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BBS上發佈了消息，說想做一個搜索引擎。後來我建立了20多個人的中國團隊，每天我和他們一起研究搜索引擎，給他們培訓，給他們工資，每天努力寫代碼，這樣渡過了四年的時間。我的韓國公司在上海投資了這個購物比較網站幫5買。

(《創業家》&i黑馬註：憑藉出色的市場表現，幫5買剛剛完成1600萬美元融資，由鍇明投資(ClearVue Partners / CVP)領投，橡樹投資集團(Oak Investment Partners)和知名天使投資人跟投。加上2012年2月獲得的A輪由橡樹投資集團領投的710萬美元融資，幫5買累計獲得2310萬美元融資。)

購物的行為的本質只有兩個：「買什麼」和「去哪兒買」。

我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購物網站。首先，我認為用戶購物的行為的本質只有兩個：「買什麼」與「去哪兒買」。我們的網站是要做一個購物搜索門戶網站。我們網站佈局產品嚴格體現了這個思維。左邊區域資訊解決「買什麼」問題，右邊區域商品解決「哪裡買」。另外中國目前還缺乏一個客觀中立的購物比較搜索引擎。中國的一些購物搜索引擎往往只能為一些大的電商網站導流量，喪失了中立性，這偏離了比價網站的初衷。

在中國創業，只做一個功能的項目是難以成功的

很多人問我們，你們做很多東西，這麼大的一個工作量能成功嗎?其實為什麼要這麼做，我是有自己邏輯判斷的。

首先我發現在中國，一個企業只做一個專注的功能，是很難成功的。為什麼呢?國外，你只要產品好，就可能成功，美國人會願意接受雙贏結局，大公司和小公司可以合作。可是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國有一堆很大的公司，你的產品很容易被他們複製，他們也很有錢，他們也有技術，他們很容易做，只要他們發現一個東西能賺錢，他們就會做。這個時候，大的公司越來越好，小公司越來越不行。你專注做一個東西，成本低，很容易成功，大家也容易瞭解你。但是，大公司一進入你的領地，你就不行了。

我覺得一開始成功了，不算成功。很多網站都是被大公司搞得不成功的。我在中國差不多已經六年了。懂得中國的互聯網行業的企業怎樣才能成功?秘密就是只做一個功能是不行的。所以我根據我們開發了四年的搜索引擎的核心技術和數據挖掘技術，做了一個很好的垂直搜索引擎。圍繞它建立了一個垂直搜索引擎的平台。上面有商品，旅遊，團購，社區、淘特價等等，以後還要上線貸款，保險，教育，這些都是特別容易加的。

第二個，做很多的東西，不容易被大公司抄襲。我們是技術型的「輕公司」，我們的技術開發成本比較低，我們的網站可以做很多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圍繞我們的技術開展的。我在韓國的公司，專門給政府部門、SK三星等企業、電商網站等做站內搜索解決方案，有2000多家客戶，每個客戶都有不一樣的地方，因此我煉就了不同企業的搜索引擎解決方案和技術能力。所以我把各個細分領域的搜索引擎直接從韓國帶過來，這個中國公司再開發的話就要十年時間，這就是我們的壁壘和優勢

第三個，做大平台有利於提高網站轉化率。我發現中國人喜歡在大平台上購物。現在，我們是購買流量，一個人成本是一塊錢，購買的人，每個人需求都不一樣，如果你沒有足夠的產品和頻道吸引他，他就流失了，你就浪費了錢。所以，我搞很多頻道，儘可能滿足用戶所有需求，因此我的轉化率會很高。這就是為什麼我花錢購買了很多流量，但還是能賺錢。另外，重購率可能也增加了。預計明年，我們可以實現盈利。

(《創業家》&i黑馬註：尹汝傑表示網站的盈利來源是，cps、cpc、cpm、外加一些廣告收入。)

另外，客戶端也能幫助他們記住幫5買，用戶們慢慢用客戶端多了，下次再買商品的時候就會過來。

總結：東亞三國創業環境很不同

中國的創業環境比在美國難，因為中國的大公司不喜歡共贏。而日本是很保守的，他們不相信一個小的公司。在日本互聯網行業遠沒有這麼發達，日本的文化導致日本人非常的團結，製造業通過一起努力，可以很強。但是互聯網行業是變化很快的，裡面的人的思想變化很快，但是日本不是很喜歡變化的。他們需要穩定，每天做一樣的東西，他們比較擅長。另外，韓國的問題是市場太小，同樣優秀的產品，在韓國開發成本和其他國家一樣，但是韓國市場小，創業者的收益就會很小;因為市場小，韓國的投資人也少;而同時韓國市場又有很多的創業者，所以成功就更難。中國的壟斷比較多，比如說淘寶70%多的市場份額，韓國可能最大的就20%。中國百度60%，淘寶70%,這是一個中國的特有的東西，在中國的生存方式是要不做第一大，要不就做第二大，沒有其他的生存方式，只有這樣的方法可以成功。

SENSE隨筆140505宗教的七種功能 掌門天地

SENSE隨筆140505
電鰻比喻：宗教的七種功能
掌門執筆

“電鰻與宗教”這一標題很突兀，原來是人類學家Jared Diamond新書《昨日世界》某章的題目，該章旨在探討宗教的起源和功能。自社會學開山祖師 涂爾幹和韋伯雙雙揭櫫「宗教社會學」爾來，“宗教起源”一直是人類學的核心論題。

然則宗教與電鰻何涉？ 電鰻施電起初是用來偵測環境和獵物，主流的“捕獵功能”是後來附加的副產品。同樣的事例甚多，肺是由膘演變出來的，起初的功能是司浮沈，魚遷徙岸上濕地之際才轉司呼吸。鳥翅羽毛起初的功能是保温護體，因要從樹枝躍到地面，才轉作“降落傘”滑翔之用。(請參閱《SENSE隨筆140407電鰻論証：演化sense大混戰》。)
Diamond以電鰻作比喻，認為原始的宗教，其功能較為樸素，現今的主流功能是酋邦和國家興起之後，社會生活複雜化的副產品。****

電鰻放電有六種功能，而宗教更不止此。
〈宗教的七種功能〉前三種很早就有了，後四種卻後來居上。
(一) 解釋因果
對原始的心靈來說，自然界變幻莫測，喜怒無常，令人無所適從。 要解釋其行為，最直觀的想法便是把它擬人化，即是“將心比心”。 想象存在著超自然的神祗，其意志主宰自然界的行為, 則世間萬事遂能得到一種解釋.*** 有了這種解釋, 人類便能找到趨吉避凶的生存之道, 至於收效與否, 反正是見仁見智.

根據人類學的見解, 科學、巫術和宗教都是人類解釋自然界變化的方法, 分別在於科學基於觀察與實証, 巫術基於想象, 而宗教則託付神靈. 三者在極早時期已並存於人類的生活習性之中, 直到今日, 依舊如此.

(二) 舒緩焦慮
世事驚濤, 禍福難料, 令人焦慮不安. 如有神靈庇佑, 逢凶化吉, 則善莫大焉.
人類學宗師 馬林諾斯基 在某項太平洋島嶼田野調查記述, 島民在潟湖和外海兩處地方捕魚. 潟湖風平浪靜, 作業安全; 而外海則風高浪急, 時或舟覆人亡. 島民每次出海都舉行宗教儀式; 但在潟湖捕魚卻並無其事.
(編按: 據說 黑白子下棋之前並不占卜, 但買股票則必先祈福, 皆因對他而言, 圍棋是技藝定勝負, 炒股是賭博憑運氣.)

(三) 提供意義
人既有了自我意識, 則 “生老病死” 自知不免, 尤其大限來時, 賢愚同歸, 至為怵目驚心. 然則朝生暮死, 生存之意義何在? 宗教告以來生, 教之救贖, 使今世具有意義.

還有一事更令人迷惘, 社會擴大縱深之後, 階級形成, 人際不平等現象加劇. 宗教或以神意, 或以輪迴, 為居於弱勢的人們提供解答和慰解, 對 來世/永生 製造美好的預期. 那麼, 今世的苦難變成可以接受.

農業革命之後, 生計更形艱苦, 社群不斷擴大, 衝突日多, 不平等日深.*** 酋邦和國家因具規模效益而興起，社會生活更趨複雜. 此際宗教與時俱進, 發展出後四項功能.
(四) 統一組織
農業社會之初, 宗教便為生產提供技術指導和進行組織.*** 神廟敲定四時, 分發種籽, 祈求神恩, 收集餘糧, 慶祝豐收….. 國王和武士貴族階層從神廟簒奪權力, 形成酋邦和國家, 但並不廢棄宗教(註: 中國周朝是例外.), 而是憑藉其系統和人材治理人民. 宗教雖然喪失了政權, 反而擴大了規模, 完善了組織, 强化了意識形態力量.

(五) 使人民順從
意識形態當然是用來協調社會, 治理人民.**** 從人類學的角度看, 宗教徹頭徹尾是統治工具.**** 馬克思曰: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階級壓迫的工具. 」 當然, 二律背反, 認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救贖和社會和諧之道, 同樣大條道理.

邦國必須建立道德規範才能進行治理. 國王於是以神的使者和代言人自居, 以臨天下, 治萬民. 「君權神授」在人類社會行之已數千年, 而法律出於聖典或神意, 是其 “正當性”的根源.

(六) 建立對陌生人的行為規範
在部落時代, 社會按血緣組織, 日常生活中遇見的都是廣義上認識的人, 有所衝突, 可按部族習慣處理. 偶然遇到真正的異鄉陌生人, 就算殺了他也沒有太大的道德負担.*** 進入大型邦國社會, 跨部落接觸增多, 有需要制訂一套對待陌生人的行為規範, 全體通用, 人民在地域上流通, 才有安全可言.

信奉共同宗教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前提是該宗教必須氣度恢宏, 普天同仰.氐族神祗只保佑一族(本質上實情是敵害外族), 不可以担當這個角色. 人類學相信幾個大型普世宗教, 如古波斯的祆教, 印度的佛教和耆那教, 和中國的儒教(如勉強算是宗教的話), 同於元前六世紀左右孕育, 乃是大型跨域帝國興起的產物.***** 善待信奉相同宗教的人, “四海之內(教徒)皆兄弟也”, 世界大同, 宗教與有力焉.

(七) 發動對外戰爭的理據
這又衍生出另一個難題: 既然成功教導了人民善待陌生人, 那麼邦國有需要向外擴張, 發動戰爭的時候, 又作何解說呢？
解鈴還需繫鈴人, 只要告訴人民, 戰爭是為了清剿邪惡的異教徒, 和傳播正義的宗教即可, 是為「聖戰」, 確為普世宗教之重大發明.****

<宗教功能的嬗變>
在原始社會之中, 宗教只有 “解釋自然” “舒緩焦慮” 和 “提供意義” 前三項功能。酋邦和國家興起之後, 社會組織較為緊密, 人民的安全感提高, 科技較為進步, 認識物理也較為清楚, 宗教頭兩項功能下降, 第三項則因教義發展而有所提升。
邦國將宗教收編, 成就了“統一組織” “製造順民” “建立規範 “和“發動戰爭” 後四項功能, 宗教才有了今日所見的面容.

現代降臨, 科學興起, 智識啓蒙, 宗教的“解釋自然” 功能跌至無影無踪.*** 現代國家確立憲政, 中央集權, 以法律全面取代宗教, 履行“統一組織” “製造順民” “建立規範 “和“發動戰爭” 後四項功能. 因為國家世俗化, 宗教的主流功能已然喪失殆盡.

那麽宗教消亡了未？ 答案是否定的. 當今社會貧富懸殊, 道德淪喪, 人情疏淡而物欲橫流….. 全球化趨勢加深了富國與貧國的差距, 而資訊革命卻提供了透明度, 窮人不但窮, 更且知道自己窮, 那麼 “舒緩焦慮” 和 “提供意義” 這兩項功能反而擴闊了市場. 宗教, 尤其是原教旨那端, 遂有復興之勢頭.

以上學理出自《昨日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What can you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2013) Jared Diamond

SENSE隨筆140512創意(六)功能變異 掌門天地

SENSE隨筆140512
創意從何而來(六) 功能變異Exaptation
Thomas執筆

地球上物種的演變過程，是啟發創新的好例子。本文的題目「功能變異exaptation」就是來源於演化生物學家 古爾德Stephen Jay Gloud及Elisabeth Vrba在1971年的論文中提到的概念。古爾德發現生物的性狀有時候會產生其他出乎意料的用途，而當此用途提高了生物的存活率，這項性狀便會依此方向演化下去，變成另一樣功能的器官。
鳥類的羽毛就是「功能變異」的一個好例子，生物學家相信羽毛的用途，最初只是為了調節體溫而演化出來的，它可以為白堊紀時期的恐龍禦寒。《創意從何而來》的作者Steve Johnson解釋：「基因庫裡的突變或其他一般變異，必然會產生一些稍不太對稱的羽毛，但這些性狀不會傳承給以後的世代，因為它們並沒有任何勝過正常羽毛的複製優勢。可是，飛行速度一旦成為攸關生死的特性，這些不對稱的羽瓣就變得非常有用。天擇開始藉著基因庫來來回回造出的不對稱性狀來形塑羽毛，使它們更能提供氣體動力優勢。原本適用於保溫的羽毛變成利於飛行了。」地球上的生物，某些情況下就是通過「功能變異」慢慢地發展出如此多樣性。

人類很多發明也是運用了「功能變異」去創造的，如果沒有可供「變異」的現有技術，很多發明是沒法被創造出來的。Steve Johnson以印刷術為例，解釋了什麼原因令「古騰堡革命」的技術比中國的活字印刷術更高明，而令其影響力亦更大。活字印刷術最先由中國北宋人 畢昇在公元十一世紀發明，當時中國的技術要用人手按壓字型到紙上。讀者可以想像到這種方式的效率只比抄寫好一點，不足以支援大規模印刷。四百多年後，德國人 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原來的活字印刷術上添加了一項技術：運用旋壓機把字型更快速、更平均地印在紙上。而旋壓機並不是由古騰堡發明的，它其實是希臘人在一千多年前發明，用來旋壓葡萄酒和橄欖油。古騰堡從友人處看見這項技術，而借用到印刷術上。由於中國人沒有用旋壓機釀製葡萄酒和橄欖油，因此沒法想到運用旋壓取代手壓的技術。

現時讀者正在瀏覽的互聯網internet，也是持續功能變異所產生的創造。互聯網起源於60年代，由於美國國防部考慮到儲存在個別地區的資料會遭到戰爭破壞，因而建立一個資訊網絡以確保資料的保存與可提取性。美國政府的憂慮並沒有實現，然而互聯網的技術被借用發展到大學學術交流圈子上面。最後由 “萬維網world wide web”之父Tim Berners-Lee爵士制訂通訊協定及格式，發展為一個可以公開全球使用的平台。現在互聯網的功能已經包羅萬種，包括購物、營銷、社交、知識交流、學習、甚至看色情影片，它亦成為很多年青企業家躍登龍門的著力點。

套用Steve Johnson的隱喻作為總結：「突變、錯誤與巧合效應打開生物圈的鄰近可能性adjacent possible的門户之後，功能變異就會協助探索潛伏在門後的新可能性。您點燃一根火柴來照亮黑暗房間，隨之打開一扇門，發現房裡有堆木頭與壁爐後，那根火柴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用途。同樣一個工具，在某個環境中能協助你審視周遭，在另一個環境能讓你保暖。這就是功能變異的精髓。」

幹貨：第三方支付牌照的功能與盈利模式

SENSE隨筆150328功能組別之分類

SENSE隨筆150328
「功能組別」之分類
朝日執筆：選舉簡介系列（十四）香港「功能組別」制度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ystem：
「功能組別」選舉之分類

香港「功能組別」出現至今已經三十年，並且一直「盤據」著議會一半的議席。然而，這些議席究竟是怎樣「選」出來的呢？相信大多數香港市民都不甚了解。就算是平日比較留意時事的一群，大概也不太可能說得出除了「超級區議會」以外，到底還有什麼「傳統功能組別」，更遑論現任的界別議員是誰了。
下面概括地介紹「功能組別」的構成，以及其相應議席的產生辦法。

35席的「功能組別」議席，就其「性質」而言，大體分為五類。
第一類可以稱為「指定利益團體Designated Interest Groups」，包括「商界（一）」、「商界（二）」、「工業界（一）、「工業界（二）」及「鄉議局」，共5席。 這些議席的特點是，某一個界別的選民資格就是某一組織的會員。****
舉例說，香港是一個商業城市，「商業」作為一個「功能組別」，本來應該頗具代表性。畢竟，在街上（合法地）擺檔賣鹹脆花生也可以算是「商業」吧！然而，很抱歉，這個「小商人」在「商界（一）」和「商界（二）」似乎都不太可能有票可投，因為這兩個界別的選民資格分別是「有權在『香港總商會』的大會上參與表決的該會會員團體」及「有權在『香港中華總商會』的大會上參與表決的該會會員團體」，亦即所謂的「公司票」。***

換言之，所謂代表「商界（一）」和「商界（一）」的「功能組別」議員，其實就是「香港總商會」和「香港中華總商會」的代表。「工業界（一）和「工業界（二）」對應的就是「香港工業總會」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至於「鄉議局」的選民，自然就是鄉議局的成員了。很明顯，這其實就是硬生生地為這五個組織各安排一個議席。由於選民資格等同組織會員，因此這五個界別一般都是自動當選（竟然不是全部？），就算偶有「競爭」，其實也不過是該組織內部的「自家事」而已。這種明目張膽的「政治分贜」，明顯就是秉承著殖民地時代，委任工商和地方大老「入局」的遺風，不過現在變成了「選舉」，也就符合《基本法》了。

第二類可以稱為「經濟產業代表Economic Sectoral Representatives」，包括「漁農界」、「航運交通界」、「地產及建造界」、「旅遊界」、「金融界」、「金融服務界」、「進出口界」、「飲食界」、「資訊科技界」、（不屬於「商業」的）「批發及零售界」和（不屬於「工業」的）「紡織及製衣界」，共11席。
這些議席同樣是以「公司票Corporate Voting」形式選出。舉例說，「旅遊」界別的「選民」就是各「持牌旅行社」；「金融」界別的「選民」就是所有「在香港獲法例認可的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以及接受存款公司」。簡言之，有份投票的其實就是這些公司的「老闆」，至於各行各業的「從業員」，諸如導遊、櫃臺服務員等，都是沒有資格投票的。***

第三類是「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這一類多數是些有「專業註冊」制度的「乜師物師」們。其中包括「保險界」、「教育界」「法律界」、「會計界」、「醫學界」、「衛生服務界」、「工程界」、「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和「社會福利界」，共9席。
由於大多數「專業註冊」均以「個人」為單位，故此這些界別的選民也是「個人」，即每一個已註冊的「專業人士」本身。*** 由於是「個人票」的關係，而且選民數目一般也較多，缺乏「集體協商」，故這些界別出現「自動當選」的機會比較少，議席競爭有時還頗為激烈。***例如2012年「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的選舉中，三名候選人的得票率均超過30%，最後由3號候選人 謝偉銓以1,668票險勝，得票率僅35.2%；在「會計界」1號候選人 梁繼昌僅以46.76%得票，擊敗得票39.70% 的4號候選人 林智遠；而在「法律界」，當選的 郭榮鏗亦僅以56.2%，擊敗 王桂壎的43.8%，非常驚險。

第四類比較龎雜，將其歸為一類其實也有點牽強，只是為了方便。 此類議席無以名之，可稱為「社會功能組織」，共5席。 其中包括「勞工」界別有3席，另有「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1席及「區議會（第一）」1席。 其中「區議會（第一）」界別，即所謂「傳統區議會界別」，以全體民選區議員作為選民，是「個人票」。「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則採用「公司票」，廣大的運動員、藝術工作者等都沒有票，投票權屬於各體育總會、藝術團體、出版商、和傳播媒體（的老闆）。
至於，「勞工」界別 “竟然”佔3席，表面看來勞工的聲音也頗受重視。然而，「勞工」界別其實也是實行「團體票」的，只有近600個已註冊的「職工會」有權投票，而任何一個工人，即使是那些「職工會」的會員，也是不能投票選出代表「勞工」的議員的！ 現有600個在冊的「職工會」有過半是「工聯會」和「勞聯」的屬會，而最精妙的是這3席是採用「多議席多票制MNTV」選出的，大家都深知「全票制Block Voting」有多「屈機」。其結果就是此界別的全部議席，一般都是自動當選，九十年代曾出現過挑戰者，但都被另外三人以「非常接近的高票數」擠走，所以近兩屆又回復自動當選的狀態了。這三席的「常態分配」是「工聯會」兩席、「勞聯」一席。

至於最後一類，就是佔5席的「區議會（第二）」，即俗稱的「超級區議會」了。這是在剛過去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才新增設的組別。 儘管其有權投票的選民基礎達三百二十多萬，即全港所有沒有被包括在其他「功能界別」內的選民──幾乎是全港的選民（約三百五十萬）了！ 但學界鮮有認同其為「普選」者。原因在於此界別只限全港400名「民選區議員」（把「委任區議員」摒除在外也是 “身水身汗”爭取到的成果）參選，而提名權也掌握在他們手中。因此，其「參選權」及「被選權」均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
具體選舉辦法是每15名區議員，可以提名一張最多5名民選區議員的參選名單。全港作為單一選區，以「封閉名單比例代表最大餘額制Close-List-PRLR」按「黑爾數額HQ」計票，選出全部5席。 由於議席數目較少，因此在這場近似「兩黨制」的對壘中，「泛民主派」得以發揮「大黨優勢」，取得最後一席。 總得票雖然只是僅過半數，但卻獲得5席中的3席（60%）。當然，「相對」成功的「配票策略」，也是功不可抹。

2012年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的分類簡表（35席）

*者表示該界別或其前身，在1985年已存在於首屆「功能組別」選舉之中。
#者表示該界別或其前身，為 彭定康「三違反政改方案」中「新九組」所增設。 不過當時的選民資格是該界別「從業員的個人票」，現在則幾乎全部轉為該界別「企業的公司票」。

SENSE隨筆150321 功能組別之源起

SENSE隨筆150321
功能組別之源起
朝日執筆
選舉簡介系列（十三）香港「功能組別」制度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ystem：「功能組別」選舉之源起

上兩集我們簡略地介紹了香港自開埠以來，「直選」又或者說是「公眾選舉」的發展史。 本集我們會轉為講一種非常具有 “本土特色”的選舉方式──「功能組別Functional Constituency (FC)」選舉，也稱為「功能界別」或「功能團體」。 「Constituency」本是「選區」的意思，不過在這種選舉方式中，這些「選區」並不如普遍以「空間」劃分，也不是像歷史上曾出現的法國議會以「階級」劃分，而是「創造性地」以社會「功能Function」劃分。

若果不算1883年那次「潔淨局」兩個議席的 “真普選”，「功能組別」選舉的歷史比直選還要早。 1985年立法局選舉引入「功能組別」議席，議會內首次出現官守和委任以外的議員，實可視為香港「代議政制」的先聲。*** 由這個制度出現至今，透過「功能組別」選舉產生的議員，一直佔據議會一半的議席，影響力不可謂不大。

不過，奇怪的是無論本地抑或外地研究選舉的學者，對「功能組別」選舉似乎都沒有多大興趣，在其出現頭二十年的光景中，相關的研究跡近於無。學者們之所以對此興趣缺如，最大的原因大概是，在起初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一直都不認為「功能組別選舉」是一個「選舉」！「不確定性」是「選舉」一個非常關鍵的「性質」，也是選舉研究的「魅力所在」。然而，當一個「選舉」的過程和結果，都「盡在掌握」（即俗稱「內定」）之時，這個選舉就很難按照一般「選舉研究」的邏輯、理論和框架去進行研究了。 況且，按照《基本法》第六十八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 按照正常理解，會據此認為「功能組別」只是「過渡性安排」，研究價值自然較低。***

當然這其中還有另一個困難，就是香港式的「功能組別」選舉在當今之世非常罕見，對社科類尤其是政治學的研究者而言，缺乏「比較對象」是進行研究的一個大難題。 誠然，與香港式「功能組別」相似的「職業代表制Professional Representation」在歷史上例子不少。寬鬆一點的話，大革命前法國的「三級議會」實行的也是一種「職業代表制」，其劃分的「職業」分別代表「教士」、「騎士」和「其他所有職業」。（而且還實行「分組點票」，實在與今日香港的「功能組別」同出一轍。）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也就是所謂的「第一波民主化」時代，歐洲不少議會內都曾出現過這類「職業（行會）代表制」產生的議席，但很快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不過，也不要以為香港的「功能組別」真的是「天下無雙」，愛爾蘭的議會現時存在類似的制度。 愛爾蘭實行兩院制，其上議院Seanad Éireann有60席，其中11席由總理委任、3席由愛爾蘭國立大學畢業生選出、3名由都柏林大學畢業生選出，餘下的43則由「文化」、「漁農」、「勞工」、「工商」、「社會」五大界別選出。這簡直就是香港「功能組別」Crossover「選舉委會員」了！不過，愛爾蘭上議院的權力非常有限，它沒有提出法案的權力，也只能「審議」下議院交上來的議案，而且還沒有否決的權力。 最重要的是，雖然它已經如此「委曲求存」，但愛爾蘭人民還是覺得它 “篤眼篤鼻”， 故此「廢除上議院」已被本屆政府列入「憲政改革計劃」之中。 另外，斯洛文尼亞也有與愛爾蘭類似的設計。 至於像香港一樣，透過類似的「功能組別」方式產生的議員，竟然能與直選議員平起平坐，擁有同等權力者，恐怕就只有鄰近的「梳打埠」了！（在歷史上則有法西斯義大利、佛朗哥西班牙，還有修憲前號稱「萬年國大」的「中華民國國民大會」。）

不過，千禧年過後，學界研究情況稍為有變，有學者開始對「功能組別」選舉感興趣了。原因之一是他們發現，這個本來應只屬於「過渡性」的安排，原來可能會「過渡」至2046，而事實上，也不知不覺間運行三十年了。 之前的篇章也說過，一個制度存在運作越久，就越「頑固」，也越難被取締。 況且，「選舉研究」還包括「選舉」對社會和政治架構所造成的影響， 這個制度運行近三十年，對香港的政治生態必然造成相當大的影響，本身已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而且，「功能組別」雖然「內定味濃」，但也不是鐵板一塊。不同界別的「選舉」之間，其實也因「政治微生態」的不同而有微妙的差異，其相互之間的比較研究，就已經能夠透視出點什麼來了。因此，有關「功能組別」選舉的研究，就開始相繼出現了。

要說「功能組別」在香港如何出現，大概得從香港開埠之初開始說起。 今日的香港常被人說是「官商勾結」，其實「官商勾結」一直是香港的常態。尤其是殖民地建立之初，政府能力有限，與財雄勢大的「怡和」、「太古」等大行「共同管理」這片土地實在理所當然。當時行政局的構成，多半是由政府各部門首腦兼任的「官守議員」，而其他席位（當然是委任），則不成文地為一個「怡和代表」、一個「匯豐代表」、一個「太古代表」，其他如「會德豐」級別的「二線行」一個代表，有時也有個別德高望重的行會大老（如律師、醫生）獲邀入局。
另一方面，這片地方98%人口是華人，自然有需要將華人菁英拉攏到建制之中。具體做法是先以「荷蘭水蓋」安撫之，若其位高勢大，不滿於 “爵勳虛名”，也可以考慮將之委任進「定例局」（立法局）甚至「議事局」（行政局），使其有接近權力中心、參知政事的機會。學術一點說，就是 金耀基等所提出，相當著名的「行政吸納政治」模型了。

於是，商人集團、專業領袖和地方菁英在這種運作模式下得到參政的機會。對於政府而言，所有問題都可以在擺上枱前，先關上門「協商定當」，然後才作「公開諮詢」和放到議會「討論」。 所有政策以此流程運作無礙，在社會上也鮮有阻力，行政立法關係高度融洽。這大概就是立法局會議安排在星期三，與賽馬放在同一天的原因吧！這樣就可以方便「同一批人」散會後一起到馬場聯誼，觀賞愛駒出賽了。 須知當時立法會的「效率很高」，往往一天之內就會完成幾個法案的「三讀」，根本不會出現如今的「馬拉松辯論」。

這種模式一直運作到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在中英有關香港前途談判之時，中方就已經對這種「行政吸納政治」的運作模式相當滿意。況且，讓工商界和專業界的菁英領袖在建制之中繼續發揮影響力，也有助於提升他們對回歸的信心，有利政權的順利過渡。
然而，在《聯合聲明》中，指明回歸後香港的立法機關，必須「由選舉產生」。根據文獻和有份參與者的憶述，相關條文幾乎是最後才加進《聲明》之中的。 英方按照「西方世界」的邏輯理解「選舉」；但在中方而言，「選舉」因應各國相異的國情，並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

不過，最先以「選舉」名義鑽空子的，其實正是港英政府本身。為了搶先為政權轉移後的香港定立「政制範式」，麥理浩在八十年代推動議會「民主化」，也就是說，最低限度議會內不能再有「委任議席」了吧！ 然而，在議會引入「選舉議席」之時，如何能夠保證那些「傳統菁英」繼續擁有建制內的發言權，以維持多年行之有效的「行政吸納政治」體制呢？這一個問題，以非常直白的語言，表述於當年的「政改白皮書」之上。換言之，就是如何在開放「民主選舉」的同時，繼續保障「精英特權」！

最後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就是建立一種特別的「選舉」辦法，只容許這些菁英參選和投票，這樣就能保證他們必然能夠被「選入」議會之中，成為議員了。因此，遂有「功能組別」的誕生。*** 從概念上而言，「功能組別」選舉其實就是把從前透過委任而晉身議會的各大利益集團代表，以「選舉」的包裝，讓他們的影響力得以在「民主化」議會中，制度化地延續下去。當然，從前是由督爺指派代表，現在則變成業界推舉，也算是一種「民主」的進步吧！

中方看到港英政府竟能創造出「功能組別」此等的「天才的選舉制度」，當然大為欣賞，並在不久後啟動的《基本法》草擬中照單全收。在《基本法》中加入「功能組別」的選舉辦法，首先就滿足了「聯合聲明」中有關「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的要求；另一方面能夠安撫當時「人心惶惶」的工商界，保證他們回歸後的政治話語權，而且，在面對「民主派」爭取「直選」的呼聲時，「功能組別」可以作為「委任」和「直選」之間的重要緩衝。最後敲定以「混合制」組成議會，「功能組別」與「直選」各佔一半，可謂左右逢源，確保香港社會在過渡期和回歸初期的穩定。

1985年的立法局選舉中，首次出現「功能組別」選舉議席。事實上，這是香港立法局歷史上首次引入「選舉議席」。當年立法局的35個議席分為三部分：11席為包括港督及其他官員在內的「官守議員」；12席是由「選舉團」分區以「多輪投票制」選出，「選舉團」的成員為各區的全體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區議會議員；最後12席就是由12個「功能組別」各自以不同方式選出的議員了。
歷經1988、1991兩屆，「功能組別」的議席及佔議會的份額不斷增加，「界別」的種類也有所擴充，至1995年回歸前最後一屆的立法局中，「功能組別」已有30席，佔議會內一半議席。（另外分別為20席「地區直選」及10席由全體區議員組成的「選舉委會員」選出。）「議會一半議席」的這個比例，自此一直沒有改變。
2012年立法會在增加5席「地區直選」議席的同時，也增加了5席新設的「區議會（第二）」（俗稱「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議席。立法會總議席增至70席，「功能組別」繼續維持佔50%（35席）的比例。

 說明：

1. 1985年「選舉團」的12席中，有兩席分別由「全體市政局議員」及「全體區域市政局議員」選出，另外10席則由「全體區議員」選出。按照現在「功能組別」的分類方式，其實這12席「選舉團」議席也可算是「功能組別」。如此，則當屆「功能組別」比例將增至佔全體議席的42.1%。
2. 1988年「功能組別」中新增「衛生界」（1995年改稱「衛生服務界」）及「會計界」，取代了兩個「委任議席」。
3. 1991年開始，港督雖仍為立法局的「當然議員及主席」，但不再出席立法局會議，改為委任一名議員為「副主席」，負責主持會議。至1993年，港督不再擔任立法會議員，會議主席一職改由全體非官守議員互選產生。
4. 1995年的選舉，將投票年齡由以往的21歲，調低至與中英兩國相同的18歲。彭定康政府該次選舉中將「功能組別」擴充成「新九組」，令合資格選民大幅增至106萬，佔「地區直選」選民的超過40%。「選舉委員會」10席由全體民選區議員選出，以今天的標準亦可視為「功能組別」，如此則「功能組別」佔議會比例為66.7%。
5. 由於中方指由「彭定康方案」選出的1995年立法局是「三違反」，故拒絕讓該屆議會「坐直通車」。「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並於1996年底，以「60議席60票制」方式，於60名候選人之中，選出60名「臨時立法會」議員，在回歸後的1998年立法會選舉前，行使立法機關職務。
6. 1998年及2000年的「選舉委員會」組成與以往不同，並非由下級議會成員組成，而是按類似「功能組別」的「界別分組方式」選出。根據《基本法》，這個「選委會」的功能，除了選出第一屆立法會10席及第二屆立法會6席外，還包括在行政長官未實現「普選目標」前，選出特區行政長官。
7. 2012年增設5席「地區直選」議席的同時，亦新增了「區議會（第二）」，即所謂「超級區議會」的「功能界別」5席。立法會議席總數增至70席。「區議會（第二）」界別的選民人數達320多萬，佔全體「地區直選」選民的93.3%。

SENSE隨筆150412功能組別之影響(下)

SENSE隨筆150412

功能組別之影響 (下)

朝日執筆：選舉簡介系列（十六）香港「功能組別」制度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ystem：「功能組別」的現況及影響

第三個「功能界別」議員的特徵，是「政策視野」普遍比較狹隘。大部分「功能組別」議員所代表的，都是一個相當「專門」的界別，換句話說，一個相當「狹窄」的界別。不少研究都發現，各界別的「功能組別」議員在議會中的「作為」，包括「發言」、「提案」和「質詢」等，絕大部分都集中在與其界別相關的議題上。

在競選活動之時，儘管他們要競逐的，是對全港總體政策有「七十分之一」決定權的「尊貴議席」，但其向選民交代的政綱，幾乎都只集中在「界別議題」上面。***

例如「醫學界」候選人，無論是「泛民」抑或「建制」，其政綱99%都是有關「醫療政策」的，至於其他諸如「政制」、「房屋」、「交通」「經濟」等通通付諸闕如。「社會福利」方面，也許會提一下要求增加「醫療券」的金額；「勞工」方面會反對輸入「海外醫生」；「教育」方面則反對進一步增加各大學醫學院的學額。（不過同時「醫療」政綱中，又必然會要求政府改善「公立醫院人手不足」的問題！）

存在這種情況當然合情合理，因為政綱反映的，正是選民的關註點，而選民也只是期望候選人晉身議會後，能夠代表「界別利益」。然而，請不要忘了，即使這位「醫學界議員」對「醫療」以外的一切政策皆無明確取向，但進入議會之後，他仍有責任為「政制」、「房屋」、「交通」「經濟」等政策相關的各種法案作表決。根據量化研究的分析結果，在缺乏對相關議題的明確政綱下，「功能組別」議員的投票意向，一般傾向支持政府立場。*** 這也很正常，「砌」政府不見得能討好「界別選民」—-他們的投票取向本來就與「界別利益」以外一切不甚相關，既然如此，自然樂得做個「順水人情」，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總不會有損失吧！這種現象是好是壞，各位可以自行判斷。

「功能組別」其中一個「存在邏輯」，就是可以將各「產業」或「專業」內「行家」的意見引入議會之中，令議會作出決策之時，能更有效地獲得「專業資訊」的支援。 事實上，西歐不少「先進民主國家」，也有安排各種「專業團體」或「行業代表」加入政府不同的決策機構。 例如讓「工會代表」加入制訂「勞工政策」，讓「銀行家」參與訂立「金融法規」。 這也許有點像香港的各種「委員會」，但權力一般更大。

讓「內行」人在相關政策議題上，獲得較多或較大「權重」的話語權，這也許還說得過去。不過，香港的「功能組別」議員與上述西歐的設置，卻不能同日而語。因為一個「漁農界」的議員進入議會後，並不單被局限於只能制定與「漁農」相關的政策，而是獲得了就全港所有政策領域立法的權力！若有關於大學中醫藥學課程任何政策改易，這個「漁農界」的利益代表卻可以為在立法會「功能組別」中沒有代表的「中醫」和「大學生」作出決定。

另外，還有一種為「功能組別」辯護的論調，指議會中的直選議席「過多」，會帶來「民粹的免費午餐」，對公共財政造成沈重壓力。然而，若仔細比較「功能組別」和地區直選議員對政府的撥款要求，會發現這兩個組別的「要錢頻率」並沒有多大的分別，分別只是「功能組別」議員的撥款要求，對象通常都是其相應界別，而直選議員要求撥款的對象，則是「全港性」的公共項目，或各類「弱勢群體」。從政治哲學的層面而言，「政府」存在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主持「社會資源重新分配」，以政治權力強制拉近「強勢者」和「弱勢者」的差距以符應「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之道」。「功能組別」所代表的各個「界別」，本身已經在議會這個重要權力機構中享有「額外的話語權」，若在公共資源的運用上，再享有額外的份額，這簡直就是……《馬太福音》第廿五章29節的完美展示—「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由上述的狀況，還引申出「功能組別」對香港政治影響更重大和深遠的一點，就是香港政府角色的轉變。「功能組別」議員作為「界別利益」的代表，自然會在各公共政策的範疇內，盡力表達業界的訴求，爭取業界的利益，而鮮有以全港利益作宏觀考量。其結果就是，為數不少的「界別利益」議題，在議會及其他決策機構中，對全港「整體利益」的議題，產生「排擠效應」。***** 對政府而言，這些紛雜的「界別議題」，往往也會成為其在「政制發展」、「社會結構」或「經濟民生」等重大議題嚴重受壓時的「重要緩衝」。

上面已經提過，「功能組別」議員在所屬界別以外的議題上，是傾向支持政府的。政府當然也會「投桃報李」，在「政制」等「大是大非」問題以外，盡可能地滿足各界別「功能組別」議員的訴求，以維持彼此之間的「良好關係」。基本的模式是：業界有訴求，政府設立相關基金，運作幾年後成立委員會，然後視乎情況升格為「政策局」！

這種情況在「功能組別」設立頭兩屆還不甚明顯，這是因為當時「功能組別」佔的議席比例有限，而且議席主要是「專業代表」。到後來引入「產業」代表，而「功能組別」所佔議席比例也不斷提升，情況開始改變。回歸以後，情況更為明顯，各種大大小小的基金、委員會相繼成立，決策局的數目增加之餘，每個局的名字也越來越長（代表其所管轄的範疇增加）。若稍微用心比對，就會發現這些新成立的基金、委員會和決策局，大都有對應的「功能組別」。曾經存在卻被打散，重新投胎最後卻又「難產」的「資訊科技局」（據說又想「再投胎」），就是一個「基金→委員會→決策局」的好例子。

傳統以來，香港一直奉行所「積極不幹預」的「小政府」政策（至少中學教科書是這樣說的），鮮有對個別「產業」或「專業」作政策性的支援乃至財政上的補貼。但回歸以來，政府顯然是「越來越大」，那些「這樣那樣發展基金」、「乜乜港」、「乜乜中心」的項目大量出現，又經常提出扶持或支援某些「產業」。現在政府的種種作為，是以往「小政府、大市場想像」中難以想像的。這種政府「角色」的轉變，似乎與「功能組別」的存在與不斷擴充脫不了關係。

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所謂「大政府」行為，通常是壓抑「大市場」中「肚滿腸肥」的既得利益者，保護弱勢者不被吞噬，其背後的哲學理論是「平等高於自由」，然而，大多數市民對香港「大政府」的印象，卻似乎並非如此。香港素來以「（經濟）自由」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核心價值」，故此，「大政府」若對「自由市場」作出幹預，也不過是為了「讓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自由」而已！

SENSE隨筆150406功能組別之影響(上)

SENSE隨筆150406
功能組別之影響 (上)
朝日執筆：選舉簡介系列（十六）香港「功能組別」制度Functional Constituency System：「功能組別」的現況及影響

之前說過，「選舉研究」的對象除了是選舉制度本身、相關的規則，和各種相應的競選活動以外，其實由不同選舉制度所產生的政治及社會效應也非常重要。從「民主選舉」的學理出發，「功能組別」選舉自然「渾身上下都是破綻」。不過，正所謂「三十而立」，一個制度既然存在了整整三十年，並且長期佔據著一個地區「最高層級議會」一半的議席，則必然對這個地方的政治生態，包括議會運作、政黨發展、政策方向等方面，均會造成極大影響。

從1985年首屆「功能組別」選舉迄今，香港政治的確出現了不少變化。不過，要清晰地擷取到底哪些變化由「功能組別」導致，哪些不是，顯然並非易事。
在一般「大眾觀感」，或至少是「大眾媒體」的觀感中，「功能組別」議員予人的印象似乎只有兩個。一是這些議員都「極度偏袒工商界」，在議會中一直扮演著通過政府議案的「橡皮圖章」角色，是「保皇黨」；二是他們都「很懶」，經常缺席會議，即使出席也遲到早退，坐在議會中也只是「釣魚」或「打機」。
這種看法難免以偏概全。須知不同界別的組成結構有異，其中固然有「工商大腕」和「產業代表」，但也有「專業人士」甚至「勞工代表」。套用以往說過的「壁壘Cleavage」理論，他們顯然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利益」，說他們全都「偏袒工商界」也未必準確。況且，各界別的議員雖然都是由「選舉產生」，但選舉方式和選舉狀況也各不相同。同為「功能組別」，以「不同方式」產生的議員，其在議會上的表現也有明顯的差異。***

上述兩個觀感是否實情呢？經過學者對「功能組別」議員多年來在議會內各種「行為數據」（例如「出席率」、「表決取向」等）作出量化分析研究，發現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現象。
首先是「功能組別」內各議員的「表現」差距極大。在「勤力」方面，部分「功能組別」議員甚至比直選議員的「出席率」還要高。他們大多屬於「專業人士」類別，而且其中不少也「交替當選」過直選議員，例如 郭家麒、張超雄等。除了「出席率」高以外，這些議員的發言、動議、質詢等在議會中的「作為」，也往往在全體議員中名列前茅。 另一方面，議會內「懶蟲」的頭幾位同樣由「功能組別」議員包辦，這類議員「出席率」往往低見個位數，而且出席也經常是以分鐘計，當然也不可能有多少會場活動了。他們甚至連「參與表決」的次數也偏少，就算「撳制」也多數是「棄權制」。

故此，說「功能組別」議員「較懶」實在是以偏概全。誠然，「功能組別」議員作為一個整體，其「勤力指數」與「直選議員」有相當差距，但這主要是因為部分「隱形人」將整體數據大幅拖低所致。也許正是由於「公眾觀感」不良的緣故，在2012年選舉中不少「冧莊」多年的「功能組別」議員都放棄連任，而換上一些較「勤力」的新血，例如自界別成立，即一直擔任該界別議員的「金融界」李國寶及「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霍震霆，分別換成 吳亮星和馬逢國；而民建聯的 何俊賢及工聯會的 鄧家彪，亦在幾乎全無競爭之下，以32歲之齡當選「漁農界」及「勞工界」的「功能組別」議員。 經過「換血」後，近兩年「功能組別」的「整體數據」其實已提升不少。***

不過整體而言，我們可以大致認為，「功能組別」中「專業人士（個人票）」類別的議員，其在議會中的「數據表現」，與直選議員相當接近，而其他類別的「功能組別」議員，表現則相對「差強人意」。 一般來說，一個界別的選民人數越多，競選過程越激烈，則該界別的代表議員在議會中的表現，就與地區直選議員的「表現數據」越接近。反之則「越懶越hea」。***

第二個「功能組別」議員的明顯特徵，就是他們加入政黨的比率明顯較低。 本屆立法會的地區直選議員中，只有 謝偉俊一人在「政治聯繫」上報稱「獨立」，佔整體35席的不足3%。 然而在「功能組別」議員中，有12名為「獨立候選人」，佔超過三分之一。 若撇除那5席較特殊的「超級區議會」，比例更達40%。 這個「獨立議員」的比例，在以往「政黨政治」根本還未開始的立法局／會中更高。就算是1991年選舉開始出現諸如「港同盟」、「匯點」等「疑似政黨」之後，「功能組別」議員中一直相當穩定地有大約一半是沒有政黨背景的。

要解釋這個現象也許並不困難。首先，選舉規模及選民數量小，當然是個相當重要的原因。一般「功能組別」選舉中，單一界別選民的總數都不多，少的甚至只有一百幾十，多一點也不過一千幾百。「專業人士」類別的選民普遍算是多的了，但除了「教育界」有九萬多選民，其他的也大多只有一萬幾千。一萬幾千選民，其實不過相當於一個「區議會選舉」的規模。無獨有偶，區議員當中沒有政黨背景者的比例也相當高！這是巧合嗎？

我們要問一個最原始的問題：政客究竟為什麼要「入黨」，每年「大拿拿」交幾舊水黨費，又不知有何福利。可以說，「政黨」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選舉」！當選區巨大，選民數量眾多，以個人之力自然很難處理大規模的選舉活動。於是，理念相近的政客就會組成「政黨」，發揮資源共享的「協同效應」，以獲取競選活動的最大效益。*** 不過，組成政黨後，在「成本分攤」的同時，撈到的「政治油水」也要與「黨友」分享，一得一失。 因此，既然「選區」規模較小，以個人之力也能處理的話，實在也沒有太大的「入黨」需要。這是第一個原因。

也許接下來說的第二個原因才是關鍵。又用回「區議會」為例，各區的區議員是由他們所服務的那個小小的選區，一萬幾千「街坊」選出來的。「街坊」就是他的「衣食父母」，因為若下屆得不到「街坊」再一次的支持，他就要失業了。故此，區議員的作為，無論從「政治倫理」抑或「物質現實」的角度，都理應以該區「街坊」的利益為依歸。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像樣的）政黨，必然會有建黨理念，有黨綱，對不同公共政策領域，也會有既定的取向。這些都是以全港「整體利益」出發的「宏觀綱領」，而鮮有是以個別地方事務為著眼點的。若一個區議員同時也是某黨的黨員，難免就會遇上「價值衝突」的問題。若黨的取向會對該議員選區內的「街坊」造成損害，應該如何取捨？

同樣問題也存在於「功能組別」的議員身上，而且由於他們的「權力」更大，這種衝突往往顯得更為激烈。「功能組別」議員很多本來就是「社會菁英」，大概也不會太擔心「失業」問題。不過，作為最高層級議會的「尊貴議員」，其中涉及的「政治倫理」問題絕對不能迴避—既然「議員閣下」是由某界別的選民選出，則理應在議會中代表他們的利益。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政黨的黨員，亦有遵守黨紀，服從黨的理念和決策，在議會中投票的義務。在這種「雙重效忠」的情況下，若黨在關於某議案的投票決定，甚至是整體的政策價值取向，與該議員所代表的「界別」出現矛盾時，「手面又係肉，手背又係肉」，應該如何取捨呢？

2012年選舉有一個很好的例子。話說東湧居民 朱綺華老太太，以擔心興建港珠澳大橋將影響其身體健康為入稟理由，在公民黨的協助下，申請對工程進行司法覆核，結果成功「煞停」工程。 法庭的判決，還影響到另外五十個正在進行的「環境評核」項目。「工程界」當然直接受到衝擊。 2012公民黨創黨副主席 黎廣德參選「工程界」議席，在選舉論壇中即被窮追猛打同一個問題──「你公文袋做乜慫恿個阿婆搞停啲工程，搞到業界無工開？」黎廣德只能支吾以對。他結果落敗。

另外還有一個存在於議會多時的活生生例子—自由黨。 自由黨雖然也有若幹大老曾透過直選殺入議會，例如 李鵬飛，田北俊和周梁淑怡，但自創黨以來，「功能組別」議席都一直佔該黨在議會中議席的絕大多數。例如2000年立法會中，該黨的全部8席均來自「功能組別」；至於剛過去的2012年立法會，該黨5席中也有4席是「功能組別」議席。稱自由黨為「功能組別黨」毫不為過，因此，該黨也最容易面對上面所說的「倫理衝突」。

自由黨本身當然也明白這個問題，是以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中，當出現該黨議員的界別利益與自由黨「集體意誌」相左之時，「在特殊情況下」允許該議員申請豁免跟隨黨的「集體決定」投票。 例如2005年立法會討論室內全面禁煙法案，自由黨本身對法案是支持的，但代表「飲食界」的該黨黨員 張宇人對此卻表示基於業界利益，絕對不能讓步，堅決反對。自由黨容許其「豁免申請」。然而，這種「倫理衝突」並非個別情況，而是結構性問題。為了維持黨的「團結與和諧」，自由黨在很多重要的政策議題中，幾乎都必然有黨員申請豁免。這種情況讓自由黨淪為政圈甚至傳媒的笑柄—自由黨果然很「自由」！若果不能在議會中「共同進退」（沆瀣一氣？），還搞什麼政黨呢？

從政黨本身的立場出發，這也是一個兩難問題。尤其是香港議會的議席總數相對並不算多（以「立方根法則」為標準），每一席的比重都很大，非常珍貴。若強行要該議員違反「業界利益」以貫徹「黨紀」，即使該議員沒有被「迫反」而退黨，但要是因此令他在下屆選舉中連任失敗，失去寶貴的一席，整個黨在議會中的議席比重可能就已經「大幅下降」，這對黨本身而言也是一個沈重的代價。

2004年「功能組別」中「飲食界」的選舉突顯出「政黨」所面對的「兩難窘境」。民主黨當年派出資深區議員 陳樹英，意圖挑戰爭取連任的自由黨 張宇人。為了抗衡與大型飲食集團關係良好的張宇人，民主黨及陳樹英早於選前兩三年，已動員黨各區支部「樁腳」，爭取各區大牌檔、茶餐廳、「冬菇亭」等「街坊食肆」的支持，並協助其登記為「飲食界」選民。（該界別在2004年的登記選民比2000年增加近1,500個，增幅達40%。）一時間「星火燎原」，聲勢大盛，似乎爭勝有望。然而，就在2004年選舉前後，政府提出關於「室內全面禁煙」法例的諮詢，一時間成為飲食業界關註的焦點。

對於這個法案，無論是陳樹英所屬的民主黨，抑或是張宇人所屬的自由黨，均抱支持態度，認為應該立例於「室內全面禁煙」。然而，飲食業界普遍擔心這條法例若然通過，會對食肆生意造成重大影響，因此對各候選人於此法案上的取態，當然非常關心。 陳樹英在與民主黨黨中央幾經磋商後，最終決定服從黨的「集體意誌」，對相關法案表示「不反對」；而張宇人如前所述，早已就有關議題向自由黨黨方「申請豁免」，對有關法案表示「堅決反對」！在這種生計攸關的「大是大非」面前，即使是「街坊街里」也很難「支持得住」了吧！選舉結果，張宇人以2,488票（63.75%）大勝，陳樹英只得849票（21.75%）。在兩大政黨的對決中，結果竟是甲黨由於「黨紀較為鬆散」，故此得以擊敗「黨紀較嚴謹」的乙黨，這究竟是什麼的政治邏輯呀？

到底這算不算「劣幣驅逐良幣」，我不敢說，但這次事件絕對是對香港發展多年的「政黨政治」的一大諷刺！「功能組別」制度的特殊結構，顯然對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造成嚴重窒礙。事實上，「獨立議員」或「明黨實獨」的議員在議會中佔的比率越高，議會就會越「離散」，這對政府就法案進行遊說和「箍票」也極為不利。這種「離散」，與「功能組別」的存在當然也有莫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