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貨黃金價格本月延續跌勢刷新4年半新低不僅使得交易員們大傷腦筋,金礦主們也感覺到了巨大的成本壓力。根據Siberian Times報道,俄羅斯遠東地區最大金礦Petropavlovsk正面臨3.1億美元的債務違約風險。
Petropavlovsk旗下的先鋒金礦在2013年黃金產量達到314850盎司。公司創始人Eton-educated Peter Hambro在四年之前黃金高位之時,身價一度高達30億美元,現如今則大幅縮水到6000萬美元。
Petropavlovsk在其官方聲明中表示:
公司正在和債權人、優先資金出借人和第三方代表進行磋商以解決明年2月即將到期的可轉債債務問題。一切可能的選項都在考慮範圍之內,但是至今為止,還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
而根據financial plight報道:
Petropavlovsk2013年減產4%至741000盎司,2015年的目標產能則是625000盎司。2014年上半年公司大幅削減88%虧損至9500萬美元,但是依然未能扭虧為盈。
前普京副總參謀長、現任Altera Capital合夥股東Kirill Androsov所帶領的財團有意收購Petropavlovsk。該消息一度推升Petropavlovsk股價大漲20%。
無論公司的最終結局如何,創始人Peter Hambro已經很難避免地位被股東債權人所替代的命運。有意思的是,消息人士稱俄羅斯參議員Maslovsky將入主公司擔任CEO。多多少少和政府有牽連又使得市場猜測其他俄羅斯金礦是否都會最終面臨同樣的命運。
以下是2013年末金礦公司的平均價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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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1 TCW | ||
撰文‧楊卓翰 過去我們都聽過「台灣要當亞洲的金融中心」,現在,我們退而求其次,只求「台灣的銀行能打亞洲盃」。隨著新加坡、香港、中國,甚至馬來西亞的全球金融布局,都遠遠超過台灣,台灣也推出「公公併」,整合公營銀行。但是,真正影響台灣銀行競爭力的「公營行庫民營化」,卻長久沒有動靜。 把台灣最大的十家銀行排出來,台灣前十大銀行的資產總共占新台幣二十四兆元,但是七大公股、泛公股銀行所占的資產就高達十八兆元,遠超過七五%。包括美國、新加坡、日本、韓國,甚至泰國,公股銀行所占的資產比率在前十大銀行中都很低;次於台灣的韓國,公股銀行所占資產也只有四成。 台灣金融研訓院前董事長許嘉棟就曾在台灣競爭力論壇指出:「公股銀行受到限制太多,所以績效難以提升,它要發展時有太多限制,企圖心相對來說也不是那麼夠,成長方面可以看到相對慢很多。」事實上,許多研究都指出,政府持股會使銀行利潤降低及放款行為波動變小,雖然資產規模比較大,專業人才、資金成本上都有優勢;但是受到法令限制(如《審計法》、《預算法》)且在政府保護之下,經營效率普遍低落,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非專業考量),也必須放棄「利潤極大化」的目標。 不只如此,公營行庫董事長受到法令限制,必須到立法院接受立委質詢,只要政府有持股,董事會成員還要向監察院申報財產,揭露全家財產資訊,在招攬人才上更加困難。 龐雜的公股銀行結構,讓台灣的金融競爭力偏低。二○一三年WEF(世界經濟論壇)的金融競爭力調查,台灣排名第八十二名,名次甚至輸給中國。光看中國的銀行業ROE(股東報酬率)和ROA(資產報酬率),平均都是我們的兩倍以上,更別說銀行規模遠遠大於台灣。「政府再不推行銀行購併的改革,台灣金融業將會落後大陸!」財經立法促進院院長黃達業說。 過去政府都有將公股銀行民營化的嘗試,但是結果多半失敗,甚至在二次金改時,產生許多負面效應,因此談到「民併公」的銀行整併模式,大家多半噤若寒蟬。除了因擔心丟了「鐵飯碗」而反對民營化的公股銀行員工上街抗爭外,台灣社會對於銀行「財團化」的恐懼,也阻礙了進步。 但是,民營化未必是噩夢一場,富邦銀購併台北銀、國泰銀購併世華後的效率提升,就是成功的案例。新加坡同樣在一九九七年金融海嘯前有著銀行規模太小,過度競爭的問題;金融海嘯後,新加坡政府為了提升銀行規模,引導銀行整併,原本十一家的本國商業銀行,現在只剩三家:星展銀行、大華銀行、華僑銀行。每一家,都是縱橫國際的大型銀行。 台灣總是強調「小而美」,在國際競爭益發激烈的金融業,規模過大雖然不好,但若像台灣如此規模過小、效率又落後的情況,除非台灣社會克服對於「大」的恐懼,否則我們在國際將愈來愈難競爭! 台灣泛公股銀行占比遠高於國際── 各國政府控制的銀行資產占前10大銀行總資產比率 (%) 台灣 韓國 新加坡 泰國 澳洲 日本 香港 美國75.51 41 34.35 21.78 20.99 6.9 0 0 資料來源:台灣數據為金管會;國外數據為Government Ownership of Bank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行動方案 台灣社會需要意識到,政府控制下的銀行效率不彰,拖累台灣金融業,對於「民併公」應該理性思考,才能在國際市場競爭。 |
文 | 亞投行籌備委員會秘書長 金立群
編輯 | 齊介侖
我在《摩根財團》這部書上所花的時間可謂不少,前後一共用了兩年的時間,三譯三校,可以說對書中的很多細節都很熟悉。但是,有時候拿出書來信手翻閱,總會有一些新的體會和感受。這些心得,往往和我偶爾翻閱時的客觀環境有關。彼時彼刻,國內外有何動態,難免會使我產生一些聯想。
首先想到的是華爾街的象征性。說到華爾街,就會想到華爾街23號那棟根本稱不上雄偉高大的老樓,截至1980年代末,它一直是J.P.摩根銀行的大本營。你一走進這座建於1914年的大樓,擡頭就會看到裝綴著1900顆水晶片的路易十五吊燈,光芒四射,熠熠生輝。而摩根銀行總部離開此地,純屬業務發展需要。
1989年夏天,J.P.摩根喬遷到華爾街60號,以便容納日益壯大的隊伍。當時就有人建議把這棟樓賣掉,以解決購置新樓超預算的問題。這不失為一個彌補資金不足的好辦法。但是,時任董事長劉易・普雷斯頓認為,華爾街23號是紀念碑,於摩根自己很重要,對其他人不見得有什麽價值。確實如此,即使是華爾街本身,華爾街23號的象征意義較其實際意義更大。
然而,人總不能光顧實際利益,而忽視象征意義。眼下,中國人似乎不太在意象征意義,非常講究“務實”。中國大陸不少地方尚未走出“狂拆”的階段。“拆”和“挖”大行其道。這固然可以增加國民生產總值,但頭腦一熱,就把祖上留下來的建築和家當拆得一幹二凈。老祖宗傳給我們的遺產,留在地面上的東西本來就不多,又經過“文革”掃蕩一遍,更所剩無幾。有些地方大員也許事後想想可惜,特別是看到沒有實力拆的窮鄉僻壤無意中居然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旅遊資源,天天坐收紅利,大小商鋪刷卡機忙個不停,非常眼紅,似乎突然頓悟,於是再耗費巨資複建、仿造,權且仍當作歷史文物來看待。現在,剩下不多的一些古城、古鎮、古建築,在遊人的踐踏之下,也已經不堪重負,或者被抹上了過於濃重的商業色彩,其淳樸的歷史意義和價值,幾乎蕩然無存。象征意義固然重要,但是,一旦為商業利益覆蓋,就變質了。
華爾街的歷史不算太長,但是其象征意義很大,因為這與美國的經濟和金融史有著十分緊密的關系,使得不少首次到曼哈頓來的遊客懷著好奇心來這里看個究竟。但是,拿它來比作耶路撒冷、麥加或洛陽,就不甚恰當。因為這不能算是“聖地”,華爾街象征的是資本主義的寡頭資本,不少人痛恨它,因而是絕對不能和宗教聖地相提並論的。但是,華爾街的歷史值得研究,其象征的資本主義金融更需要我們深入了解。至少在《摩根財團》成書的那個年代,大多數國人對此所知甚少。
由此,我又想到一個歷史事實。1974年,複出不久、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同誌受毛主席的委托,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出席聯大第六次特別會議。4月10日,小平同誌作了非常重要的,可以說是震驚世界的發言。他全面闡述了中國的對外政策,還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問題,第一次提出了中國政府的主張。他指出,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壟斷;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參與決定國際貿易、貨幣、航運等方面的大事等等。小平同誌的發言,不禁使人耳目一新。這表明中國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中,將更多地關心和參與國際經濟和金融領域里的競爭和合作。盡管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小平同誌在那之後不久又遇到一段艱難曲折,一直要到1978年之後,他才能真正開始實施他振興中華,為中國人民謀求福祉的宏偉目標。
紐約證交所正對面的華爾街23號,被戲稱為“角屋”的J.P.摩根公司前總部。
有一個鮮為人知,但含義深刻的細節,值得提一下。在聯大開會余暇,陪同人員想知道小平同誌是否有興趣出去看看,畢竟來一次美國不容易。小平同誌不假思索,非常爽快地說:“好!去華爾街!”那天剛好是周末,狹窄的華爾街上顯得有點冷清,全無平時那一派繁忙的景象。華爾街23號摩根公司的大樓,也無任何特別之處。但是,置身於紐約曼哈頓島的最南端,仰望周邊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氣沖牛鬥,不可能不使人思考美國建國以來迅速崛起的緣由。
小平同誌早年留學法國,在蘇聯也生活過,並非不曉得外面的世界,但是,畢竟是事隔多年,他需要重新體會一下,更需要觀察外面的新動態。正如他後來在日本坐新幹線一樣,對高速發展的時代,他需要把一下脈搏。對當年的中國人來說,華爾街的名稱並不陌生,但是,仍然覺得這個資本主義的堡壘充滿著神秘性。華爾街幾乎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而摩根財團則是美國金融資本的象征。幾年之後,人們才會明白,小平同誌直奔華爾街時,便已經在深刻地思考中國未來的改革和開放:中國應該向西方發達國家學什麽?怎麽學?吸收什麽?揚棄什麽?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普通民眾對於現代金融還很生疏。1980年,中國終於恢複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此後,又加入亞洲開發銀行,全面參與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決策,並大力利用這些機構的資金,用於基礎設施的建設,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從80年代開始,外資進入中國,涉足制造業和服務行業,中國與國際金融界和企業界的交往日益加深。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國際上的跨國金融公司紛紛開進中國,開展業務;與此同時,中國的國有大銀行也不斷地開拓海外業務,在其他國家建立和擴大分支機構,形成了全方位國際競爭格局。
上世紀90年代的東亞金融危機,給受困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和創痛。中國猶如中流砥柱,巍然不動。中國政府宣布人民幣不貶值,以幫助穩定周邊國家的宏觀態勢,贏得國際社會一致贊揚。中國財政部就在此時到國際市場融資,發行“百年債”,意喻中華人民共和國永遠興旺。百年債受到熱烈追捧,市場狂搶。此後財政部發行的主權債一直為投資者看好。
我當時主管國際融資業務。有一次發債,聘請高盛領銜主承銷團,承銷團中沒有摩根士丹利,他們心中大為不爽,問我是何緣故。我說:“我每次到高盛總部,大樓門前總有五星紅旗高高飄揚,你們知道嗎?”摩根人沈默不語。此後,我又拜訪了摩根士丹利,他們特意讓我在大樓外面看樓頂上打出的紅色的霓虹燈歡迎標語。這一次,摩根就支持中國的態度,給予我象征性的作答。
我想到的第二點,是華爾街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關系問題。我們歷來把華爾街視為資本主義的象征,或是資本主義的代表,因此,華爾街和資本主義制度等同。照此邏輯再推論,華爾街和美國政府是一回事,沆瀣一氣。這樣看問題,未免過於簡單化,這是過去極左思潮泛濫時期的思維範式。
讀了本書,就會明白,華爾街固然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資本主義金融業的代名詞,但是,華爾街與資本主義制度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所代表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運營的一個領域,一個行業,受制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法律、法規和其他監管規定。
讀了這本書就會知道,華爾街和美國政府的麻煩一直不斷:摩根和華盛頓的歷屆政府之間始終是非常錯綜複雜的博弈關系,雙方鬥智鬥勇,經常搞得很緊張;在西奧多・羅斯福政府(1902—1908)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1932—1945)任期內,摩根和政府間總是磕磕碰碰,本書有非常生動具體的敘述。摩根是受到佩科拉調查的第一家私人銀行,曠日持久的佩科拉聽證會把傑克・摩根和其他人搞得筋疲力盡。《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產生的一個直接的動因,就是要剝奪摩根財團巨大的市場控制力,以平衡各方利益,尤其是保護中小銀行的利益,同時防範金融風險。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華爾街又成為眾矢之的,美國監管部門受到社會各方的口誅筆伐:人們認為,監管的失職,是造成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於是,加強對金融機構監管的呼聲震天。美國國會和政府也迫於壓力,著手治理“大而不倒”等問題,於是有了《多德-法蘭克法案》、《沃爾克規則》等等的出臺。
人們對金融領域里系統性風險所造成的損失,以及該損失由納稅人負擔的結果,非常氣憤,由此爆發了2011年9月17日開始的“占領華爾街”群眾集會。示威者占據了位於曼哈頓下城的祖科蒂公園,搭起帳篷,安營紮寨。這場抗議活動搞得聲勢浩大,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現身其中。其實,抗議者的矛頭雖然直指華爾街,但是他們不滿的實質問題,卻不是華爾街所能解決的。這里涉及宏觀經濟政策、就業困難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社會問題,需要聯邦政府統籌考慮解決。金融領域里的問題,折射出整個宏觀經濟管理和社會政策方面的失誤、失當或失衡。
第三個問題也許是老生常談,即公司治理和人才培育。一個百年以上的企業,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拼搏,決不會始終一帆風順、如履平地。什麽力量和智慧能夠使之立於不敗之地?一個成功的公司,應該有什麽樣的領航人?他們應該具備什麽樣的素質?良好的公司治理應該如何保持?
公司治理的關鍵,是人才和公司制度的關系。公司制度不能壓抑人才,人才不能淩駕於公司治理之上。這看起來是一對矛盾,其實兩者應該是能夠相輔相成的。良好的公司治理應該是人才培養的優質環境。公司制度應能促進人的行為規範,而又不束縛人的創意精神;公司制度是管理人員和員工的導航,而不是限制他們創新活動的桎梏。這就是平常我們所說的“公司文化”。公司文化看起來非常抽象,但它毫不含糊地體現在公司抗風險能力和經營業績上。讀了本書,就會對什麽是摩根人,或者說摩根人的特點是什麽等問題,有所領悟。
從80年代後期開始,和摩根幾位執掌者的先後交往,使我深切體會到摩根文化中深厚的底蘊。摩根文化是幾代人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這種文化體現的是一脈相承的競爭意識,與時俱進的經營策略,以及糾錯和自省意識。我們誰也沒有接觸過摩根早期和中期的高級管理人員,也無緣見到上世紀中葉直至70年代的摩根精英。但是,那些不屬於摩根家族的摩根人,卻和摩根創業者的企業家精神、視野、執著、毅力,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另一方面,他們各自都有獨特的性格,為人處世有很大的差別。
讀過《摩根財團》一書的人都知道,書中敘述未到一半,摩根之舵早已易手,當家的不再是摩根家族的人了。事實上,這是摩根財團的福分,它使得摩根盡快擺脫了家族統治最終導致衰敗的命運。傑克是摩根家族的第三代掌門人,但他顯然已經很難適應形勢的發展。湯姆・拉蒙特以其睿智和視野,早已具備了繼承摩根事業的領袖的條件。而《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迫使摩根財團一分為三,將其在美國之外的業務分拆,組建成摩根建富銀行(MorganGrenfell,多年之後,幾經並購,今天已是德意誌銀行的一部分);將其在美國的證券業務分拆,組成新的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由J.P.摩根的合夥人哈羅德・斯坦利執掌。這樣,摩根財團的實際領導權就不可避免地轉入了業內精英的手中,從此,摩根管理團隊和摩根家族漸行漸遠。
摩根的歷史說明了現代企業的命脈是公司治理,公司高管的素質和能力是公司成敗的關鍵所在。在用人上,究竟該任人唯親,還是任人唯賢?道理誰都明白,實施卻很困難。80年代我在美國,看到王安電腦公司非常風光,獨占鰲頭,華人為此感到非常自豪。但是,由於王安先生一心要傳位於兒子,致使人才流失,公司終於銷聲匿跡。實際情況是,無論是政府機關還是工商企業,問題往往不是血緣之親,而是氣味之親,即趣味和情調之親。雖然選拔的人不見得是血緣上的七大姑、八大姨,但是,不是按能力和德行來選拔人才,只是提拔和自己氣味相投的庸碌之輩,一樣會出問題。
1984年,第一位進入了摩根高層隊伍的猶太人——鮑里斯・貝科維奇成為摩根銀行的副董事長。也許更有意思的是丹尼斯・韋瑟斯通,他出身於倫敦工人階級的家庭,一輩子都沒有改掉英國下層民眾的口音,常調侃自己當年當簿記員時窮得連鞋子也穿不上。但他是外匯交易的天才,他的經驗居然得益於在皇家空軍短暫服役期間的工作:他的任務是在模擬飛行中監控雷達屏幕,計算飛行的耗油量,要算到飛機降落時,油箱里只剩一滴油。在金融行業里,能做到“一滴油降落”,也是避免發生危機的關鍵所在。有的企業就是靠這剩下的“一滴油”,安全降落;而沒有最後一滴油的“飛機”都摔掉了。
我和韋瑟斯通有過交往,但是不深。他的精明和睿智,我有所體會。有一次,我參加了國家領導人接見他的會議,他推薦了《摩根財團》這部書,以解答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個摩根的問題。這也是《摩根財團》中文本產生的緣由。
普雷斯頓獨具慧眼,韋瑟斯通是他一手提拔的。J.P.摩根這家“貴族銀行”,向來不屑於和囊中羞澀的平民打交道,只和高端客戶來往。到了80年代末,這種經營理念似乎已經走到盡頭。J.P.摩根日益受到被眾多“金融利維坦”吞沒的威脅。J.P.摩根需要變革,需要變得更有冒險性、更為激進,因為如要生存,就無法回避在有利可圖的公司融資和證券市場上的拼搏。另一方面,J.P.摩根又不能放棄其恪守穩健、誠信的傳統,否則就不能稱其為“摩根”。
風險管理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在拓展新業務的過程中,J.P.摩根到底面臨著什麽樣的風險,如何準確無誤地測定這些風險?丹尼斯・韋瑟斯通——這個曾經幾乎是光腳的工人階級的後代,現在已經是有爵士頭銜的J.P.摩根掌門人——急於找到答案。
也許他又想到了在皇家空軍服役的經歷。在他的帶領下,J.P.摩根在風險管理的理論和實踐上取得了突破。1994年,J.P.摩根的管理部門推出“風險矩陣”(RiskMetrics)系統;1997年,又推出“信用矩陣”(Credit Metrics)系統。這兩套管理系統成為金融行業風險管理的濫觴。也正是利用了這兩個系統,J.P.摩根才有可能在市場競爭風雲突變的情況下,進入他人不敢涉足的領域,而且成就驕人。
在當時監管政策許可的條件下,J.P.摩根從一家保守的傳統商業銀行,一躍而成為集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證券交易為一體的全能金融機構,走出神秘的堡壘,在國際金融舞臺上叱咤風雲。韋瑟斯通功不可沒。
我最早熟悉的摩根人士,則是栽培韋瑟斯通的劉易・普雷斯頓先生。不過,我認識他時,他已經從J.P.摩根董事長的位置上退下,到世界銀行集團擔任董事長兼行長了。本書中提到他推動摩根業務轉型,是“改革的動力”:“他體現了這個銀行悠久而雅致的魅力,但是註入了一種新的、有時是猛烈的能量。”用今天的慣用語來說,就是一種巨大的“正能量”。作者提到,他極有個性,對愚蠢的人簡直是無法忍受,有時對屬下的態度會很強硬,甚至極為生硬。但是,他對病人、鰥夫寡婦、離異者和其他弱者都十分關心,他的屬下對他既敬佩,又畏懼。
我第一次走進他辦公室里,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在上海的時候你還沒有出生呢!”普雷斯頓此話表現了投資銀行家的精準。他說得沒錯,我差一點就要出生了。他指的是二次大戰時,他參加美國海軍陸戰隊,曾駐紮上海一年多。值得一提的是,他回到美國時從上海帶走了一對年輕夫婦,在他家當管家,彼此相處幾十年,非常融洽。有一次,我在華盛頓普雷斯頓的寓所參加晚宴,結束之後,客人紛紛離去,這對夫婦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用上海話和他們寒暄。他們對我說:“幾十年了,我們對他們很滿意,他們對我們也很滿意。”這就是這位令下屬畏懼的普雷斯頓的管家,對他們夫婦的評價。這一點,未必是典型的摩根人的品性,但是,至少是可貴的人性。貴為美國著名的大公司的董事長,對其管家和服務人員的態度,使人感動。
如果說普雷斯頓似乎對中國有天然的好感,那麽,他離任之後先後接任的幾位董事長,如丹尼斯・韋瑟斯通、道格拉斯・沃納、威廉・哈里森和吉米・戴蒙等,都對中國非常友好,對在華開拓業務很熱心。
如果認為只要是摩根的高管,就一定會對中國友好,那顯然是非常天真的想法。我並不懷疑許多跨國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對於發展中國業務的重視,也贊賞他們對華的友好。但是,當我們讀到本書中湯姆・拉蒙特對中國的態度時,可能會有點不舒服。拉蒙特在1920年到中國訪問時,還見到了孫中山先生,他對當時中國的印象很差。書中說到,“拉蒙特從來沒有對中國人產生好感,提起他們往往不乏輕蔑口吻”(見第十二章“奧德賽”)。相反,拉蒙特對日本的態度就絕然不同,結交了不少日本的朋友,對他們極為友善。
本書作者徹諾的立場比較公正。他寫道:“當時,在許多方面,摩根財團和日本一樣對中國抱有偏見,西方金融界都是這一態度。”在九一八事變(即書中所謂“柳條湖事件”)之後,日本受到國際輿論的巨大壓力,此時拉蒙特居然私下起草了為日本開脫的新聞稿。日本大藏省哪里寫得出這麽好的英文辯白,大喜過望,只是對文字略加修改,就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以誤導不明真相的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民眾。
直至日本在上海狂轟濫炸的鏡頭在美國的電影院里播放,拉蒙特和摩根的另一位高管萊芬韋爾才不得不修正對日本的看法。接著,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激進分子大肆暗殺有正義感的政治家和企業家,此時,拉蒙特才感到日本並非那麽理想。他對日本的認識,對日本態度的轉變,有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幾乎是拒絕承認他所見到的醜惡的現實。
如果拉蒙特是J.P.摩根今天的首席執行官,他也會這樣蔑視中國嗎?恐怕不會。我猜想他也一定會常來中國,也會對中國的高速發展充滿贊譽,表示要和中國合作。可以這麽認為:外界對我們的認識和態度,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自身的折射,對個人來說如此,對機構和國家來說亦是如此。一般情況下,公眾對某個人的態度,主要取決於此人的言行舉止。就一個國家來說,一國的自重、自信、自尊往往是國際社會對該國看法的基本要素,而這個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是決定其他國家對其評價和態度的參數。當然,在這個世界上,歧視和偏見是不可避免的,總會有人不講道理,總會有某個國家的某任政府無端挑釁,懷有惡意。但是,只要我們自強不息,這又何妨?
第四點,如何治學?
本書中文本出版之後,我和作者羅恩・徹諾先生在紐約有一次酣暢的談話。我們談到美國的歷史,特別是金融史,摩根銀行當時所起的歷史作用,以及當今世界面臨的種種挑戰。
徹諾先生完成《摩根財團》(1990)之後,還出版了《沃伯格家族》(1993),記述洛克菲勒家族的《泰坦:洛克菲勒傳》(1998)和《華盛頓一生》(2011)。他出的每一部書,都深受讀者喜愛。他涉獵之廣,治學態度之嚴謹,梳理資料之細致,堪稱有誌於撰寫傳記的年輕學者之表率。
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國內讀者對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經濟和金融方面的書籍懷有濃厚的興趣。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J.P.摩根公司的幾位負責人和我商量翻譯出版中文本《摩根財團》的事宜。本書榮獲1990年美國國家圖書獎,國內讀者需求甚殷。多年之後,此書不斷再版,為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所喜愛。
也就在我當年翻譯這部書的時候,J.P.摩根早年分出的一脈,即摩根士丹利正在和我國有關方面商談,組建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投資銀行。這個想法得到了當時國務院領導的積極支持,於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簡稱“中金公司”)誕生了。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摩根在中國大陸最有創意、最成功的業績。中金公司成立之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獨當一面,為我國各個行業里的大型國有企業的改制和上市提供承銷服務。
截至2012年,由中金公司主承銷的中國石油、工商銀行、中國移動均位居全球市值最大的十家企業榜單之列。中國企業也逐漸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擁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在2005年至2010年期間,有四年,中金公司承擔了當年全球最大的IPO業務,如2005年建行H股IPO、2006年工行A+H股IPO、2007年中石油A股IPO、2010年農行A+H股IPO,其中農行為有史以來全球最大IPO。1997年,中金公司作為主承銷商,出色完成了中國電信(現中國移動)香港IPO,融資42億美元,拉開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整體改制上市的帷幕。
自1995年創立以來,中金公司協助中國企業已共完成3281億美元的股本融資,3548億美元的債務融資,以及3534億美元的兼並收購交易,在中國資本市場上始終保持著主力軍的地位。我也根本沒有想到,多年之後,我會到中金公司來擔任董事長、法人代表,也許這就是我們中國人常說的“緣分”。
J.P.摩根現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吉米・戴蒙是我的老朋友。我請他撥冗為新版作序,他欣然允諾,為本書增色。戴蒙董事長在不尋常的時期執掌J.P.摩根,可以說是在驚濤駭浪之中,帶領摩根的管理團隊和全體員工奮鬥拼搏。他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可以在本書中找到歷史上的影子,其難度和險峻絕不亞於摩根的先驅所遇到的困難。我在此也祝願戴蒙執掌下的J.P.摩根克服困難,取得新的業績。
距離免費電視牌照失效不足8個月時,垂死掙紮的亞洲電視(下稱“亞視”)可能再度迎來轉機。
亞視執行董事葉家寶昨日表示,今年6月,大股東黃炳均已與中國文化傳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稱“中國文化傳媒”)簽訂股權轉讓合約,中國文化傳媒同意收購亞視52.41%的股權,其中41.66%已經完成交易。
資金問題爆發後的亞視,一直忙於尋找新投資者接盤,今年4月,香港行政會議決定不再為亞視的免費電視牌照續約,令其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未被續牌的廣播機構。由於買賣合約完成的前提是亞視獲得續牌,最後時刻出現的新投資者和已經簽訂的股權轉讓合約也打了水漂。
“投資者,其中之一是中國文化傳媒,而他也是有其他投資者。”9月11日,德勤中國華南區主管合夥人黎嘉恩確認股權交易已獲德勤認可,他又指出,亞視此次共有兩名新投資者入局,而另一名投資者是香港人,但拒絕透露身份。德勤在亞視資金問題爆發後,被香港高等法院指派為獨立監管人,負責監督股權轉讓事宜。
黃炳均為亞視前掌門人王征的股份代持人,股權轉讓交易也意味著王征徹底退出亞視亂局。此番交易除了涉及股權轉讓,新投資還將承擔亞視的全部債務。黎嘉恩透露,亞視對王征的債務約20億港元,至於剩下尚未轉讓的10.75%股份,則因涉及法律問題仍需時間處理,但他拒絕透露存在何種法律問題。
山東財團非“紅頂商人”
中國文化傳媒這個陌生的名字,一出現即引發關註。
葉家寶表示,中國文化傳媒隸屬於內地中金集團旗下的中金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中金國際”),而中金國際則是中金亞洲傳媒集團有限公司的子公司。中金集團是一家集多行業開發投資與產業經營為一體的大型綜合性集團公司,業務涉及投資、房地產、能源、礦業、傳媒及高科技投資等,集團董事長司榮彬也隨之浮出水面。
“我有時不時見過司榮彬。”黎嘉恩表示,但他強調自己的職責僅需要確認所有投資者都是第三方、獨立的投資人,與亞視之前的管理層無關聯關系。
葉家寶稱,中金國際管理的一只基金,計劃在亞視運營方面投資100億港元,而主要資金來源是香港本土資金,對方並非紅色資本。
司榮彬這個名字,與中國文化傳媒一樣,並非任何一個耳熟能詳的資本大鱷。黎嘉恩表示,自今年4月初亞視不獲續牌之後,雖然面臨清盤風險,但與新投資者的商談並未停止,“亞視有很多不錯的資產,中間有不少人和我們談過,想要整體收購或者收購部分資產的都有,4月中的時候與投資者第一次見面。”
黎嘉恩透露,今年6月中,亞視與新投資者正式簽署協議,之後發現有需要補充的內容,到8月中時再簽訂補充協議,德勤在一周後即出函確認同意41.66%的股權轉讓。
公司註冊處的資料顯示,8月中,司榮彬就已經入主亞視。司榮彬、尹衍河、陳昌義及黎子傑在8月中成為亞視新任董事。有媒體爆出司榮彬曾有刑事案底,對其是否有資格擔任董事,黎嘉恩回應指根據其獲得的法律意見,司榮彬可以出任董事,且任命董事不需要香港通訊局批準。
黎嘉恩拒絕披露股份轉讓涉及的金額,但他強掉亞視目前接受的新投資者的出價夠好,不會比以前出價的投資者差。
仍存不確定性
新投資者的入局,對於亞視走出眼下的困境還只是第一步。
亞視既有的免費電視牌照原定於今年11月30日屆滿,根據法例,行政會議4月1日決定不再續牌後,亞視現有牌照的有效期將延至2016年4月1日,通訊事務管理局將在牌照屆滿後同時收回指配予亞視的所有廣播頻譜。
葉家寶表示,有信心重新獲得牌照。他指出,亞視計劃從目前的六條頻道增至八條頻道,前6年需要投入不少於51億港元的資金。
去年底,香港有線電視旗下的奇妙電視及電訊盈科旗下的香港電視娛樂原則上獲發牌照,4月1日,香港電視娛樂獲發12年免費電視服務牌照,並表示將在12個月及24個月之內,啟播中英文頻道各一條。免費電視頻道的競爭也將更激烈。
另一潛在風險是,仍持有免費電視牌照的亞視,其股權轉讓仍需要獲得香港通訊局的批準。通訊局已經表示收到了亞視股權變動的申請,將會評估有關持牌機構能否繼續遵守所有對其適用的相關規管要求,包括《廣播條例》中有關適當人選、通常居於香港等規定。
黎嘉恩表示,股權轉讓已經完成,買方已經付款,若通訊局日後決定不批準,到時再考慮法律程序。亞視自去年爆出資金問題後,命運一波三折。此前,香港投資機構匯友資本也曾向亞視伸出橄欖枝。匯友資本首席合夥人胡景邵表示,曾在1月底向亞視提交收購建議書,包括股份及債務,並於3月31日單方面簽署條款。
結果4月1日,亞視通過自有新聞節目,單方面宣布將股份予港視主席王維基,但很快被王維基否認。7月時,通訊局還就亞視單方面虛報股權轉讓一事,對亞視罰款30萬港元。
北京時間18日晚多家外媒報道稱,喜達屋以每股78美元的價格與安邦財團達成協議,總收購價為132億美元,安邦財團在4天內將報價提高了4億美元。
本周稍早時候安邦向喜達屋提出收購要約,安邦集團目前正積極在美國酒店業中擴張。安邦保險曾於2015年2月以破紀錄的19.5億美元價格購買美國紐約地標華爾道夫酒店。春華資本和J.C.Flowers & Co.也將參與收購,與安邦組成聯合投資體共同收購喜達屋。
此前有意收購喜達屋的萬豪集團有5天時間作出回應,可在3月28日前遞交競購方案。萬豪曾在11月與喜達屋達成一份價值122億美元的收購協議。知情人士向CNBC透露,萬豪集團將提出反報價。
喜達屋股價盤前上漲,截至北京時間20:46,漲幅達4.48%,報每股79.81美元。
另據彭博社報道,喜達屋表示安邦每股78美元的報價優於萬豪的報價,公司原定於3月28日的股東會議將延後,喜達屋已告知萬豪有意結束合並協議。
萬豪方面回應稱,正在對安邦集團的方案進行評估。如果喜達屋終止此前的協議,則必須向萬豪支付4億美元的分手費。這與安邦財團4天內的加價幅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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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最貴地段的江南區、一坪約百萬元台幣,有一條為紀念首爾與伊朗首都德黑蘭締結姊妹市而取名的「德黑蘭路(Teheran-ro)」,短短三.五公里,原本是大財閥如三星、現代等總部大樓的所在地,現在舊區卻注入新血,有了七家新創育成中心,匯聚創投、風險資本家,以及無數的新創公司,折射出韓國新創生態圈的蓬勃生機。 這些新創育成中心,各有來頭。功能最多元,規模也最大的「夢園」(D.Camp),由韓國二十家銀行出資五千億韓元(約台幣一三八億元)成立。六層樓的獨棟大樓,提供八十個免費座位和設備,讓年輕創業家不花一毛錢,便能專心在此築巢逐夢。 兩年前,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曾和兒子郭守正到此參訪,不僅簽下合作備忘錄,還捐贈了包括筆記型電腦、顯示器等硬體設備。 毗鄰的「新創者聯盟」(Startup Alliance), 背後金主是LINE的母公司、入口搜尋網站NAVER,出資一百億韓元(約台幣二.七四億元),任務是串聯官方與民間網路業者、電信商,帶領韓國新創團隊揮軍海外市場。 亞洲唯一、全球第三座Google創業園區,落腳在現代集團大樓的地下二樓;諾基亞(Nokia)的通訊研發中心也設在德黑蘭路。 在這條新創街上,政府也沒缺席。由韓國中小企業管理處成立的「TIPS Town」,負責提供政府資金,與私募基金和加速器(編按:為新創業者提供資金、指導、人脈、訓練、活動等支援)合作,投資新創公司;首爾市政府成立的「開浦數位創意園區」(Gaepo Digital Innovation Park)預計九月開幕,瞄準物聯網和金融科技。 如今,江南區幾乎每天都會舉行與新創企業有關的會議或活動,七家新創育成中心把投資、人際網、空間等創業生態系統的要素結合起來,形成良性的生態圈,人才、資源、資金和培訓,一次到位。 有別於美國矽谷,許多新創公司如臉書、推特等,都是在大學「玩樂」中誕生;在韓國,新創公司被當成「事業」,由政府號召大企業出錢出力,形成新創生態圈的三大特色。 第一個特色,政府揪財團打群架,建立起完善的生態系統。 「亞洲各國政府都在積極推出各項鼓勵新創的政策與計畫,但也逐漸發現到,僅僅獎勵新創企業的成立,無法直接複製另一個矽谷。」台灣新創競技場執行長黃蕙雯指出,更多的資源應該放在建構強健的在地生態系統。 扶植新創的育成中心、加速器等,台灣也在做,韓國和台灣有何不同?黃蕙雯指出,韓國政府號令大企業掏錢支持新創,並統整分散在各政府部門的新創計畫,這種打群架的模式,在「新創一條街」充分展現。 舉例來說,政府成立的韓國風險投資公司(Korea Venture Investment Corp)提供二十億美元資助韓國創投,目前已催生三百八十個新的創投基金,成為年輕人創業的活水。 此外,韓國中小企業管理處和十八家創投基金合作,以一比五的出資方式支持新創,也就是當創投基金對一家新創公司投資十萬美元,政府將投資五十萬美元,最高達到創投基金投資規模的七倍。目前,已有九十家新創公司分別獲得六十萬美元的投資。 他,開拓O2O旅遊平台靠韓流魅力,打進中國市場旅遊O2O(從網路到實體)平台「在首爾」,就是其中一家受惠於政府和創投聯手投資的新創公司。 「政府和天使基金的投資,是創業的第一桶金。」當初募集到三億韓元,讓三十四歲的李敬俊有了第二次創業的機會。 二○一○年「在首爾」創立時,主要是出版中文旅遊雜誌,一三年轉型為旅遊平台,以中國遊客為目標,提供自由行的行程規畫、旅遊地圖、觀光巴士、購物網站等O2O服務。 一四年,「在首爾」獲得韓國創投K Cube投資七億韓元;一五年再獲Nice集團注資三十億韓元,用來拓展電子商務。李敬俊指出,借助韓流風靡中國的力量,針對中國消費者打造購物平台,讓觀光客透過「在首爾」網站,一次購足各種流行的伴手禮、美妝、服裝等商品。 由於瞄準中國市場,該公司有九成員工會講中文,目前微博有一三三萬粉絲、雜誌讀者達三萬人。 韓國新創生態圈的第二個特色,是透過「學長拉學弟」的引領方式,帶來人際網的加乘效果。 黃蕙雯指出,韓國的新創育成中心講究傳承,例如「夢園」以校友、學長姊制來引導新創業者;加速器SparkLabs則有類似當兵的「梯隊」制,因此,在短短二、三年就孕育出一百多個新創團隊。相較於韓國新創的集體性行動,台灣顯得單兵作戰。 不僅如此,創業成功的韓國企業家也搖身一變,成為天使投資人或成立私募基金,在創業路上,以學長身分拉拔學弟,形成良性循環。 他,投入Fintech領域推理財機器人,用戶超過20萬Newsy Stock共同創辦人文景祿,就是受到學長們創業精神的感召,原本在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韓國資誠(PWC)上班,也曾在香港寶來證券工作的他,在二十九歲那年毅然辭職創業。 文景祿投入的創業領域,正是時下最夯的金融科技(Fintech),為投資人提供量化的選股資訊及理財機器人的股票推薦服務。「這項服務是在一二年八月,股市表現不好時推出的,對象是需要準確數據和量化分析的專業投資人。」目前用戶超過二十萬人,每月收費一百至五百五十美元,早在對外募資之前,就已損益兩平。 去年一月,距離文景祿創業僅兩年半,這個新創公司就被韓國移動媒體企業聯盟 Yello購併,文景祿更登上了《彭博商業周刊》評選的「五十位亞洲之星 」榜單。 韓國新創生態圈的第三個特色是:在創業之初,就制定全球發展目標,首爾只是跨足世界的跳板。 近年來,簽訂多個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韓國政府以全球市場為舞台,推行「K-Global」計畫,提供新創公司進軍海外市場所需的一切支援,包括品牌和行銷策略。 雖然首爾人口約一千萬人,密度高且相對同質,是創業者練兵的理想實驗場,但群聚在首爾的創業家都深諳,他們的市場在海外。 他,開發企業通訊軟體「創業的第一天,我們就全球化」開發出企業通訊軟體「JANDI」的Toss Lab,是韓、台、日共同創設經營的跨國新創公司。Toss Lab目標很明確:「從創業第一天,我們就全球化,同時在台、韓、日本上線。」目前JANDI已有三萬個台、韓、日企業用戶。「我們將通訊及檔案管理功能整合在一起,讓企業及團隊內部溝通及合作更加便利。」Toss Lab經營策略經理金秀英解釋。成立不到兩年,Toss Lab已募得四五○萬美元的外部資金。其實,在選擇投資者之際,他們就以「得到創投在市場人脈和策略布局的協助」為主要考量,例如日本軟銀創投及台灣心元資本,幫助他們順利進入日本及台灣市場,韓國創投HnAP則有東南亞市場經驗。 「政府的最大作用在於,打造良好的生態系統,讓年輕人實踐夢想,同時,讓創業的成功故事激勵更多年輕人,勇敢創業。」夢園總經理金光鉉對韓國新創發展,下了樂觀的注解。 撰文 / 鄧麗萍 |
由於缺乏監管部門審批,中國財團以12.4億美元收購挪威瀏覽器公司Opera的計劃宣告失敗。
據新浪科技18日報道,Opera公司稱,作為替代,以奇虎360和昆侖萬維為代表的中國財團已同意6億美元收購Opera的部分消費者業務,包括瀏覽器和應用程序運營等。
Opera在今年2月份收到了以奇虎360和昆侖萬維為首的中國財團的收購要約。中國財團當時以每股71挪威克朗(合8.29美元)價格展開收購,較當 時的股價溢價45.6%。今年5月,Opera方面同意了中國財團的收購要約,但是該交易近期因未得到監管部門而失敗。
極具實力卻又異常低調,姍姍來遲卻能迅速生長,一群不露形跡的潮汕金融大鱷,已然生長成型。
在資本市場不斷攻城略地,燃起的熊熊戰火,一次次展示了富德系、寶能系等潮汕商幫的龐大金融帝國。然而,如同鱷魚並不總是浮在水面,風平浪靜的湖面之下,眾多潮汕金融大鱷潛伏已久。
此前,在本報《潮汕商幫的龐大帝國:四家族控制金融資產超萬億》報道中,曾揭秘潮汕商幫所控制、影響的金融資產堪稱天量,僅富德系、寶能系、朱孟依家族、僑鑫集團等四家潮汕籍財團,所控制、影響的金融資產就至少達萬億元以上。
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後發現,經由發起設立、股權轉讓、增資擴股等種種途徑,TCL集團李東生、立白集團陳凱旋、康美藥業馬興田家族等多家來自潮汕,或具有潮汕背景的財團,正悄然間轉換身份,從家電、日化、醫藥翹楚,變身為金融巨頭。
這些隱形巨頭們已經“滲透”的金融機構,詳情無從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算富德系、寶能系,包括TCL集團在內,已入股的銀行、保險、證券等各類持牌金融機構,至少已經超過20家。而在異乎尋常的低調背後,是這些巨頭們不菲的收益。
家電巨頭的另一面
7月12日前後,編號為“601229”的上海銀行股票代碼,出現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官方網站上。這一消息甫經傳出,立刻在市場引發一片沸騰。已經獲得IPO批文,前有江蘇銀行進入發行的背景下,市場普遍認為,上海銀行將在今年完成上市。
然而,從股票代碼傳出至今,時間已經過去一個多月,盡管並未開始發行,但上海銀行的IPO之路,無疑又近了一程。在上市路上蹉跎近十年,上海銀行在股權架構、資產質量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而隨著上市臨近,提前潛伏、入股只有一年多的TCL集團掌門人李東生等大鱷,顯然趕上了一個好時候。
根據TCL集團2015年4月披露,其與上海銀行簽訂協議,以16.57元/股的價格,認購2.01億股後者定向增發的股份,共計耗資33.39億元。增發完成後,TCL持有上海銀行3.73%的股份,成為該行第六大股東,並享有一名上海銀行董事會董事的提名權。當年7月,擔任TCL董事、財務總監,TCL集團財務公司董事長等職務的黃旭斌,進入上海銀行董事會。
縱橫於家電江湖數十年,成長、成名於廣東惠州,但鮮為人知的是,李東生其實有著潮汕人的基因。公開信息顯示,李東生雖然出生於惠州,但其祖籍卻在揭陽市揭西縣,而揭陽正是潮汕三個地級市之一。
形同於大規模布局金融業的寶能系、星河集團等起家於房地產的潮汕巨商,李東生及其掌舵的TCL集團,雖然已經成為金融大鱷,但卻並未引起太多註意。實際上,包括上海銀行在內,TCL集團控股、計劃參股的金融機構,已經多達10余家,涵蓋銀行、保險、金融租賃、消費金融、財務公司、股權基金等十個以上門類。
根據TCL集團2015年12月22日公告,該公司計劃與上海銀行等共同發起成立上銀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金15億元,其中上海銀行出資9億元,TCL集團出資3億元。今年5月,該公司再次公告,擬與恒生電子、眾誠汽車保險等共同發起粵財信用保證保險公司,TCL集團出資1億元,持股20%。
在此之前,TCL集團還參股了惠州農商行、湖北消費金融等多家金融機構。資料顯示,惠州農商行註冊資本12.4億元,TCL集團出資7160萬元,持股比例接近6%,為單一第二大股東。此外,該公司還持有湖北消費金融20%股份。
不僅如此,公開信息顯示,2015年以來,以TCL集團、其全資子公司新疆TCL股權投資有限公司等為主體,TCL集團還參與發起了至少四只有限合夥並購基金。此外,該公司還在2015年成立了金融控股集團,擁有財務、保理、小貸、支付、互聯網金融等多個業務平臺。
隱形金融大鱷
對潮汕商幫來說,金融業的杠桿魅力,無疑有著不可阻擋的吸引力。作為內地進入金融業的鼻祖,富德系張峻的發家史值得一書,隨著發家的制造業、醫藥、房地產等主業的壯大,大量潮汕商人開始極力向金融領域滲透。《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發現,即便不算富德系、寶能系、騰訊控股、星河集團等財團,潮汕籍布局的各類金融機構,目前至少也已超過20家。
雖然實力尚不能與富德系、寶能系等相比,但類似於李東生,以金融為轉型方向,並漸成氣候,甚至成隱形金融大鱷的例子卻並不鮮見。在這個群體中,康美藥業實際控制人馬興田、立白企業集團有限公司(下稱“立白集團”)陳凱旋家族、中恒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中恒泰”)董事長陳少鞍等無不如此。
若非混跡於金融業,提起陳少鞍的名字可能無人知曉。但實際上,廣東普寧人陳少鞍,以擔保業、小貸公司起步,如今的金融版圖已經延伸到銀行、保險、股權投資等多個領域。樂山商業銀行2015年年報顯示,中恒泰持有該行1.04億股,成為持股5.72%的大股東。
去年11月,上市公司四川金頂(600678.SH)曾公告稱,將所持樂山商業銀行579萬股轉讓給中恒泰。轉讓完成後,中恒泰將持有該銀行6%以上的股份。而此前就有曾任職於中恒泰的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該公司早就持有樂山商業銀行股份,雙方還進行了不少業務合作。
除此,中恒泰旗下還有深圳恒泰創富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0%。
早已成為行業翹楚的陳凱旋,除了在行業里,他也是一個拋頭露面不多的人。同樣來自廣東普寧、異常低調的陳凱旋,卻是一個不可小覷的人物——國內日化用品龍頭立白集團正是由其一手創辦、控制。根據媒體此前報道,2013年前後,立白集團銷售額就已達到160億元,卻至今堅持不上市。
立白集團沒有上市,並未妨礙陳凱旋布局金融。在該公司網站上甚至只字未提金融業務。《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天眼查調查發現,立白集團在金融業早已涉足銀行、證券等多個領域。根據中原證券2015年年報披露,立白集團關聯方立白投資有限公司持有其2000萬股,持股比例0.62%,位列前十大股東。
此外,立白集團還是廣州從化柳銀村鎮銀行主要股東。工商資料顯示,該行註冊資本1.5億元,立白集團出資1500萬元,持股10%,為並列第三大股東,陳凱旋本人還出任該行董事職務。
鮮為人知的是,立白集團也曾是前海人壽的發起股東之一。2012年,前海人壽成立時,立白集團持有其16.5%的股份,該公司高管陳展生、陳凱旋本人都先後擔任過前海人壽董事。但在2013年、2015年,立白集團分兩次將所持前海人壽股權全部轉讓。
金融實力雖未如TCL集團雄厚,但馬興田及其康美藥業,亦已在金融領域潛行多年,稱其為隱形金融大鱷絕不為過。資料顯示,馬興田是廣東普寧人,其投資的金融機構主要包括廣發證券、廣發基金。
根據公開信息,康美藥業進入廣發基金,最早是在2007年6月。目前,廣發基金註冊資本為1.268億元。其中,康美藥業初始出資額為7656萬元,持股數量為1200萬股,持股比例則為9.458%。
馬興田家族對廣發證券的投資,比廣發基金更早。廣發證券年報信息顯示,其前十大股東中,有一家名為信宏實業投資有限公司(下稱“信宏實業”)的企業。信宏實業成立於2005年,註冊資本1.5億元,為許冬謹一人出資的自然人獨資公司,而許冬謹出任康美藥業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同時也是馬興田之妻。
早在2005年,信宏實業就已進入廣發證券。借殼之初的2010年,信宏實業持有廣發證券2.91%的股份。2012年,廣發證券以資本公積每10股轉增10股後,信宏實業持股比例下降至2.47%。截至2015年底,信宏實業持股數量未變,但持股比例降至1.91%。
與此同時,馬興田、許冬謹的另一關聯方揭陽市信宏資產管理中心(有限合夥)(下稱“信宏資產”)的身影,也在廣發證券出現過。信宏資產由溫少生、信宏實業各出資1萬元,中江信托(原江西國際信托)出資18億元成立。2012年年報顯示,信宏資產持有廣發證券1.33億股,持股比例為2.26%,當時信宏實業與信宏資產兩者合計持股比例為4.73%。
此外,康美藥業還發起成立了普寧匯金小貸公司、康美支付、普寧市金信典當行三家4類金融企業,註冊資本分別為1億元、3000萬元、1000萬元,康美藥業直接持股20%、100%、75%。
而參股證券公司、基金,已不能滿足馬興田、康美藥業的“野心”。2015年11月,康美藥業公告稱,將與普邦園林、藍盾股份等六家公司,共同在青海西寧發起成立康美健康保險公司,其中康美藥業出資1億元,持股20%。此前的2015年9月,其還宣布,與人保資本在青海成立金融租賃公司,註冊資本5億~10億元。通過參股的深圳同心基金,康美藥業還成為剛剛獲準籌建的愛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愛心人壽”)股東。白手起家、苦心經營之後,潮汕商幫中不少企業,待到向金融領域滲透之際,留給它們的空間已然不多。獲得銀行、證券公司、信托公司等稀缺牌照,已經極為困難。如此一來,保險、股權投資,便成為潮汕商人進入金融業的最佳途徑。
《第一財經日報》查閱資料發現,陳凱旋、馬興田等人及其家族成員,都參與了一些私募投資,設立了數量不少的私募股權基金。截至2015年底,TCL集團下屬創投公司管理的基金規模25.1億元,累計投資項目65個,2015年完成投資項目15個,並持有百勤油服、鼎立股份、勝宏科技、創意信息等五家上市公司股份,另有七個項目在新三板掛牌。
多種渠道滲透
無論是銀行、信托,還是證券公司,近年來幾乎沒有新的機構獲批成立,囿於這一現實,潮汕商幫進入金融業的步伐,受到了極大的制約。
相對容易獲批的保險公司、基金公司,為潮汕商幫進入金融業打開了一扇大門。8月9日,上市公司皇庭國際(000056.SZ)披露,其為第一大股東的愛心人壽獲批籌建,而皇庭國際同樣也是同心基金股東。此前的7月19日,皇庭國際披露,子公司已計劃在汕頭發起籌建華僑人壽。
在銀行業、金融租賃等領域,改制成立、新設等途徑也並非完全關上了大門。如TCL集團參股的惠州農商行、湖北消費金融等多家金融機構,均是通過新發起設立、改制進入。資料顯示,廣州從化柳銀村鎮銀行成立於2012年5月,而立白集團當年便已入股該行。
盡管如此,已經具備規模的大型金融機構並不多,在此情況下,股權轉讓、增資等途徑,則成為潮汕商幫進入銀行、證券公司、信托等機構的捷徑,康美藥業入股廣發證券即是如此。
公開信息顯示,TCL集團入股上海銀行、中恒泰入股樂山商業銀行,就是通過股權轉讓才得以實現。年報信息顯示,2015年,中恒泰所持樂山商業銀行股份來自該行原股東成都鑫牛線纜有限公司轉讓。
康美藥業進入廣發證券也是通過這一路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廣發證券借殼上市的披露資料,由於持股比例較少,該公司並未說明信宏實業所持股份從何而來。而根據廣東省高級法院2008年的一份判決書,信宏實業所持廣發證券股份是2006年從深圳吉富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深圳吉富”)手中受讓而來。
根據媒體報道,2006年,廣發證券準備上市時,其員工持股成為主要障礙,深圳吉富必須將所持12.55%股份轉讓出去。最終,包括信宏實業在內的四家公司,受讓了這部分股權,其中信宏實業受讓3.1%,對應的股份數為6200萬股。
根據廣發證券2010年年報,此時信宏實業持股數量,已經增加為7296萬股,2012年送股之後,其持股數量則上升到1.45億股。
信宏資產此前所持廣發證券股份,則是通過參與配股獲得。公告信息顯示,2011年,廣發證券增發,信宏資產獲配6680萬股。2012年之後,持股數量增加到1.33億股,一度位列廣發證券前十大股東。
獲取超額收益
大踏步布局金融業,一個個隱形金融大鱷漸漸成型之時,潮汕商幫的投資目的也開始出現分野。
包括寶能系、TCL集團、星河集團等在內,其基本是以戰略投資者的身份進入,並試圖借此實現與原有業務的協同,實現主營業務轉型。星河集團副董事長、總裁姚惠瓊此前就曾表示,經過研究發現,作為經濟主動脈,最安全的配置就是金融,該公司也將從地產向金融投資平臺轉型。
在2015年年報中,TCL集團也明確表示,其組建TCL金融控股集團,立足產業金融協同優勢,建立面向產業鏈合作夥伴和個人用戶的金融服務平臺,在支持產業發展的同時,拓展金融業務空間。
“發展到今天,很多潮汕企業已經走到了第三個階段,必須要實現轉型,那麽未來的方向就是金融。”一位任職於潮汕背景企業的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很多潮汕人的第一桶金,來自於上世紀80年代的電子加工產業,隨著這一產業走向衰落,潮汕人意識到房地產業的機會,於是有了今天的眾多潮汕籍房企。而隨著房地產黃金年代的結束,金融業又為它們提供了新的機會。
上述任職於潮汕企業的人士認為,金融的最大魅力就是杠桿。從國外來看,一百多年前的房地產公司,現在都轉型為金融集團,潮汕人對資本的嗅覺非常敏感,而且善於、敢於使用杠桿,這是其大量進入金融業,並將其作為轉型方向的一大原因。
對金融業的布局,顯然對這些潮汕企業助益不小。今年3月,TCL集團公告稱,計劃與上海銀行開展金融服務合作,由上海銀行為其提供存貸款、融資、同業拆借、票據轉貼現等一系列服務,預計2016年可產生收入2.2億元,產生支出合計2.02億元,預計未來由此產生的收入將以每年環比30%的速度增長。
此外,2015年年報顯示,TCL金融控股集團通過財務公司、保理公司、小貸公司、支付公司等,全年資金結算金額達到3.1萬億元,同比增長55%。當年,其金控集團實現凈利潤6.7億元,創投與投資業務實現凈利潤4.42億元。
康美藥業入股廣發基金,亦從中獲得超額收益。據2015年年報披露,其所持廣發基金股權賬面價值達到3.97億元,升值達5倍以上。2014年、2015年,其營業利潤分別達到7.48億元、10.81億元,凈利潤則分別達到5.85億元、7.97億元。按照持股比例,康美藥業亦可從中分享7400萬元、7900萬元的投資收益。
信宏資產入股廣發證券,屬於財務投資,通過鎖定期滿後減持,同樣獲利不菲。在2015年三季報中,信宏資產已經從廣發證券前十大股東中消失,而在此期間,廣發證券股價平均在17元左右,如果此時全部減持,仍可獲得30%的投資收益。而據媒體報道,信宏實業最初受讓廣發證券的價格僅為2元/股。如果按目前股價計算,信宏實業的投資收益高達數倍。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入股綁定,康美藥業獲得了極大的融資便利。公開信息顯示,除去股改,康美藥業2006年、2007年、2011年、2016年等多次公開增發、定增,並在2008年、2011等年份發行債券融資,而保薦機構無一例外都是廣發證券。 (制圖/蔣皓明)
http://www.xcf.cn/500frb/tt/201608/t20160826_776209.htm
极具实力却又异常低调,姗姗来迟却能迅速生长,一群不露形迹的潮汕金融大鳄,已然生长成型。
在资本市场不断攻城略地,燃起的熊熊战火,一次次展示了富德系、宝能系等潮汕商帮的庞大金融帝国。然而,如同鳄鱼并不总是浮在水面,风平浪静的湖面之下,众多潮汕金融大鳄潜伏已久。
此前,在本报《潮汕商帮的庞大帝国:四家族控制金融资产超万亿》报道中,曾揭秘潮汕商帮所控制、影响的金融资产堪称天量,仅富德系、宝能系、朱孟依家族、侨鑫集团等四家潮汕籍财团,所控制、影响的金融资产就至少达万亿元以上。
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后发现,经由发起设立、股权转让、增资扩股等种种途径,TCL集团李东生、立白集团陈凯旋、康美药业马兴田家族等多家来自潮汕,或具有潮汕背景的财团,正悄然间转换身份,从家电、日化、医药翘楚,变身为金融巨头。
这些隐形巨头们已经“渗透”的金融机构,详情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算富德系、宝能系,包括TCL集团在内,已入股的银行、保险、证券等各类持牌金融机构,至少已经超过20家。而在异乎寻常的低调背后,是这些巨头们不菲的收益。
家电巨头的另一面
7月12日前后,编号为“601229”的上海银行股票代码,出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上。这一消息甫经传出,立刻在市场引发一片沸腾。已经获得IPO批文,前有江苏银行进入发行的背景下,市场普遍认为,上海银行将在今年完成上市。
然而,从股票代码传出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尽管并未开始发行,但上海银行的IPO之路,无疑又近了一程。在上市路上蹉跎近十年,上海银 行在股权架构、资产质量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而随着上市临近,提前潜伏、入股只有一年多的TCL集团掌门人李东生等大鳄,显然赶上了一个好时候。
根据TCL集团2015年4月披露,其与上海银行签订协议,以16.57元/股的价格,认购2.01亿股后者定向增发的股份,共计耗资 33.39亿元。增发完成后,TCL持有上海银行3.73%的股份,成为该行第六大股东,并享有一名上海银行董事会董事的提名权。当年7月,担任TCL董 事、财务总监,TCL集团财务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的黄旭斌,进入上海银行董事会。
纵横于家电江湖数十年,成长、成名于广东惠州,但鲜为人知的是,李东生其实有着潮汕人的基因。公开信息显示,李东生虽然出生于惠州,但其祖籍却在揭阳市揭西县,而揭阳正是潮汕三个地级市之一。
形同于大规模布局金融业的宝能系、星河集团等起家于房地产的潮汕巨商,李东生及其掌舵的TCL集团,虽然已经成为金融大鳄,但却并未引起太多注 意。实际上,包括上海银行在内,TCL集团控股、计划参股的金融机构,已经多达10余家,涵盖银行、保险、金融租赁、消费金融、财务公司、股权基金等十个 以上门类。
根据TCL集团2015年12月22日公告,该公司计划与上海银行等共同发起成立上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5亿元,其中上海银行出 资9亿元,TCL集团出资3亿元。今年5月,该公司再次公告,拟与恒生电子、众诚汽车保险等共同发起粤财信用保证保险公司,TCL集团出资1亿元,持股 20%。
在此之前,TCL集团还参股了惠州农商行、湖北消费金融等多家金融机构。资料显示,惠州农商行注册资本12.4亿元,TCL集团出资7160万元,持股比例接近6%,为单一第二大股东。此外,该公司还持有湖北消费金融20%股份。
不仅如此,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以来,以TCL集团、其全资子公司新疆TCL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等为主体,TCL集团还参与发起了至少四只有限合伙并购基金。此外,该公司还在2015年成立了金融控股集团,拥有财务、保理、小贷、支付、互联网金融等多个业务平台。
隐形金融大鳄
对潮汕商帮来说,金融业的杠杆魅力,无疑有着不可阻挡的吸引力。作为内地进入金融业的鼻祖,富德系张峻的发家史值得一书,随着发家的制造业、医 药、房地产等主业的壮大,大量潮汕商人开始极力向金融领域渗透。《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即便不算富德系、宝能系、腾讯控股、星河集团等财团,潮汕 籍布局的各类金融机构,目前至少也已超过20家。
虽然实力尚不能与富德系、宝能系等相比,但类似于李东生,以金融为转型方向,并渐成气候,甚至成隐形金融大鳄的例子却并不鲜见。在这个群体中, 康美药业实际控制人马兴田、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立白集团”)陈凯旋家族、中恒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恒泰”)董事长陈少鞍等无不如此。
若非混迹于金融业,提起陈少鞍的名字可能无人知晓。但实际上,广东普宁人陈少鞍,以担保业、小贷公司起步,如今的金融版图已经延伸到银行、保险、股权投资等多个领域。乐山商业银行2015年年报显示,中恒泰持有该行1.04亿股,成为持股5.72%的大股东。
去年11月,上市公司四川金顶(600678.SH)曾公告称,将所持乐山商业银行579万股转让给中恒泰。转让完成后,中恒泰将持有该银行 6%以上的股份。而此前就有曾任职于中恒泰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该公司早就持有乐山商业银行股份,双方还进行了不少业务合作。
除此,中恒泰旗下还有深圳恒泰创富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90%。
早已成为行业翘楚的陈凯旋,除了在行业里,他也是一个抛头露面不多的人。同样来自广东普宁、异常低调的陈凯旋,却是一个不可小觑的人物——国内 日化用品龙头立白集团正是由其一手创办、控制。根据媒体此前报道,2013年前后,立白集团销售额就已达到160亿元,却至今坚持不上市。
立白集团没有上市,并未妨碍陈凯旋布局金融。在该公司网站上甚至只字未提金融业务。《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通过天眼查调查发现,立白集团在金融业 早已涉足银行、证券等多个领域。根据中原证券2015年年报披露,立白集团关联方立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2000万股,持股比例0.62%,位列前十大股 东。
此外,立白集团还是广州从化柳银村镇银行主要股东。工商资料显示,该行注册资本1.5亿元,立白集团出资1500万元,持股10%,为并列第三大股东,陈凯旋本人还出任该行董事职务。
鲜为人知的是,立白集团也曾是前海人寿的发起股东之一。2012年,前海人寿成立时,立白集团持有其16.5%的股份,该公司高管陈展生、陈凯旋本人都先后担任过前海人寿董事。但在2013年、2015年,立白集团分两次将所持前海人寿股权全部转让。
金融实力虽未如TCL集团雄厚,但马兴田及其康美药业,亦已在金融领域潜行多年,称其为隐形金融大鳄绝不为过。资料显示,马兴田是广东普宁人,其投资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广发证券、广发基金。
根据公开信息,康美药业进入广发基金,最早是在2007年6月。目前,广发基金注册资本为1.268亿元。其中,康美药业初始出资额为7656万元,持股数量为1200万股,持股比例则为9.458%。
马兴田家族对广发证券的投资,比广发基金更早。广发证券年报信息显示,其前十大股东中,有一家名为信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信宏实业”)的 企业。信宏实业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本1.5亿元,为许冬谨一人出资的自然人独资公司,而许冬谨出任康美药业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同时也是马兴田之 妻。
早在2005年,信宏实业就已进入广发证券。借壳之初的2010年,信宏实业持有广发证券2.91%的股份。2012年,广发证券以资本公积每 10股转增10股后,信宏实业持股比例下降至2.47%。截至2015年底,信宏实业持股数量未变,但持股比例降至1.91%。
与此同时,马兴田、许冬谨的另一关联方揭阳市信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信宏资产”)的身影,也在广发证券出现过。信宏资产由温少 生、信宏实业各出资1万元,中江信托(原江西国际信托)出资18亿元成立。2012年年报显示,信宏资产持有广发证券1.33亿股,持股比例为 2.26%,当时信宏实业与信宏资产两者合计持股比例为4.73%。
此外,康美药业还发起成立了普宁汇金小贷公司、康美支付、普宁市金信典当行三家4类金融企业,注册资本分别为1亿元、3000万元、1000万元,康美药业直接持股20%、100%、75%。
而参股证券公司、基金,已不能满足马兴田、康美药业的“野心”。2015年11月,康美药业公告称,将与普邦园林、蓝盾股份等六家公司,共同在 青海西宁发起成立康美健康保险公司,其中康美药业出资1亿元,持股20%。此前的2015年9月,其还宣布,与人保资本在青海成立金融租赁公司,注册资本 5亿~10亿元。通过参股的深圳同心基金,康美药业还成为刚刚获准筹建的爱心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爱心人寿”)股东。白手起家、苦心经营之后,潮 汕商帮中不少企业,待到向金融领域渗透之际,留给它们的空间已然不多。获得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稀缺牌照,已经极为困难。如此一来,保险、股权投 资,便成为潮汕商人进入金融业的最佳途径。
《第一财经日报》查阅资料发现,陈凯旋、马兴田等人及其家族成员,都参与了一些私募投资,设立了数量不少的私募股权基金。截至2015年 底,TCL集团下属创投公司管理的基金规模25.1亿元,累计投资项目65个,2015年完成投资项目15个,并持有百勤油服、鼎立股份、胜宏科技、创意 信息等五家上市公司股份,另有七个项目在新三板挂牌。
多种渠道渗透
无论是银行、信托,还是证券公司,近年来几乎没有新的机构获批成立,囿于这一现实,潮汕商帮进入金融业的步伐,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相对容易获批的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为潮汕商帮进入金融业打开了一扇大门。8月9日,上市公司皇庭国际(000056.SZ)披露,其为第一大 股东的爱心人寿获批筹建,而皇庭国际同样也是同心基金股东。此前的7月19日,皇庭国际披露,子公司已计划在汕头发起筹建华侨人寿。
在银行业、金融租赁等领域,改制成立、新设等途径也并非完全关上了大门。如TCL集团参股的惠州农商行、湖北消费金融等多家金融机构,均是通过新发起设立、改制进入。资料显示,广州从化柳银村镇银行成立于2012年5月,而立白集团当年便已入股该行。
尽管如此,已经具备规模的大型金融机构并不多,在此情况下,股权转让、增资等途径,则成为潮汕商帮进入银行、证券公司、信托等机构的捷径,康美药业入股广发证券即是如此。
公开信息显示,TCL集团入股上海银行、中恒泰入股乐山商业银行,就是通过股权转让才得以实现。年报信息显示,2015年,中恒泰所持乐山商业银行股份来自该行原股东成都鑫牛线缆有限公司转让。
康美药业进入广发证券也是通过这一路径。《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查阅广发证券借壳上市的披露资料,由于持股比例较少,该公司并未说明信宏实业所持 股份从何而来。而根据广东省高级法院2008年的一份判决书,信宏实业所持广发证券股份是2006年从深圳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吉富”) 手中受让而来。
根据媒体报道,2006年,广发证券准备上市时,其员工持股成为主要障碍,深圳吉富必须将所持12.55%股份转让出去。最终,包括信宏实业在内的四家公司,受让了这部分股权,其中信宏实业受让3.1%,对应的股份数为6200万股。
根据广发证券2010年年报,此时信宏实业持股数量,已经增加为7296万股,2012年送股之后,其持股数量则上升到1.45亿股。
信宏资产此前所持广发证券股份,则是通过参与配股获得。公告信息显示,2011年,广发证券增发,信宏资产获配6680万股。2012年之后,持股数量增加到1.33亿股,一度位列广发证券前十大股东。
获取超额收益
大踏步布局金融业,一个个隐形金融大鳄渐渐成型之时,潮汕商帮的投资目的也开始出现分野。
包括宝能系、TCL集团、星河集团等在内,其基本是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进入,并试图借此实现与原有业务的协同,实现主营业务转型。星河集团副董事长、总裁姚惠琼此前就曾表示,经过研究发现,作为经济主动脉,最安全的配置就是金融,该公司也将从地产向金融投资平台转型。
在2015年年报中,TCL集团也明确表示,其组建TCL金融控股集团,立足产业金融协同优势,建立面向产业链合作伙伴和个人用户的金融服务平台,在支持产业发展的同时,拓展金融业务空间。
“发展到今天,很多潮汕企业已经走到了第三个阶段,必须要实现转型,那么未来的方向就是金融。”一位任职于潮汕背景企业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 报》记者,很多潮汕人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的电子加工产业,随着这一产业走向衰落,潮汕人意识到房地产业的机会,于是有了今天的众多潮汕籍房 企。而随着房地产黄金年代的结束,金融业又为它们提供了新的机会。
上述任职于潮汕企业的人士认为,金融的最大魅力就是杠杆。从国外来看,一百多年前的房地产公司,现在都转型为金融集团,潮汕人对资本的嗅觉非常敏感,而且善于、敢于使用杠杆,这是其大量进入金融业,并将其作为转型方向的一大原因。
对金融业的布局,显然对这些潮汕企业助益不小。今年3月,TCL集团公告称,计划与上海银行开展金融服务合作,由上海银行为其提供存贷款、融 资、同业拆借、票据转贴现等一系列服务,预计2016年可产生收入2.2亿元,产生支出合计2.02亿元,预计未来由此产生的收入将以每年环比30%的速 度增长。
此外,2015年年报显示,TCL金融控股集团通过财务公司、保理公司、小贷公司、支付公司等,全年资金结算金额达到3.1万亿元,同比增长55%。当年,其金控集团实现净利润6.7亿元,创投与投资业务实现净利润4.42亿元。
康美药业入股广发基金,亦从中获得超额收益。据2015年年报披露,其所持广发基金股权账面价值达到3.97亿元,升值达5倍以上。2014 年、2015年,其营业利润分别达到7.48亿元、10.81亿元,净利润则分别达到5.85亿元、7.97亿元。按照持股比例,康美药业亦可从中分享 7400万元、7900万元的投资收益。
信宏资产入股广发证券,属于财务投资,通过锁定期满后减持,同样获利不菲。在2015年三季报中,信宏资产已经从广发证券前十大股东中消失,而 在此期间,广发证券股价平均在17元左右,如果此时全部减持,仍可获得30%的投资收益。而据媒体报道,信宏实业最初受让广发证券的价格仅为2元/股。如 果按目前股价计算,信宏实业的投资收益高达数倍。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入股绑定,康美药业获得了极大的融资便利。公开信息显示,除去股改,康美药业2006年、2007年、2011年、2016年等多次公开增发、定增,并在2008年、2011等年份发行债券融资,而保荐机构无一例外都是广发证券。http://www.xcf.cn/500frb/tt/201608/t20160826_776209.htm
9月14日消息,據英國《天空體育》報道,一家中國財團非常有望收購英超的赫爾城俱樂部,雙方目前已經展開了談判,有人甚至拍到了他們談判的圖片。據悉,此次欲收購赫爾城的財團財力雄厚,此前已經收購了法甲的尼斯俱樂部。
《天空體育》稱赫爾城現任老板阿塞姆-阿拉姆正在積極的和這家中國財團談判,阿拉姆早就想把球隊賣出去了,但苦於一直沒有合適的買家,如今他竭力的想做成這筆交易。這家中國財團的談判負責人為Chien Lee,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他就一直居住在美國,他是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新城資本(NewCity Capital)的創始人兼CEO,他還是中國鉑濤集團的聯合創始人。
《天空體育》透露Chien Lee非常有信心成為赫爾城的新老板。當地有記者拍到了Chien Lee、阿拉姆、保羅-杜芬明(前俱樂部主席)一同觀看赫爾城U23球隊比賽的畫面。並且據悉,昨日,Chien Lee抵達赫爾城俱樂部的訓練基地,查看了球隊的基礎設施以及體育館。
過去的兩年時間里,阿塞姆-阿拉姆一直在兜售赫爾城,他在2010年買下了這支球隊,並隨後帶領赫爾城升入英超。但他堅持要改掉赫爾城的隊名,要將赫爾城(Hull City)改為赫爾老虎(Hull Tiger),遭到了球迷的激烈反對。2014年9月,阿拉姆宣布將球隊掛牌待售,但一直沒有找到買家。
上月英國媒體就已經透露了一家中國財團正在計劃收購赫爾城的消息,雙方正在談判,還未達成協議,但是後來由於不清楚的原因雙方的談判最終破裂。據稱中國的這家大公司就是人和集團。
而不久之前Chien Lee和其財團剛剛收購了法甲的老牌勁旅尼斯。在6月10日,法甲尼斯俱樂部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俱樂部80%的股份被中美商人聯合收購,收購價值達到2000萬歐元(約合人民幣1.47億元)。收購尼斯俱樂部的中方投資人為鉑濤集團,鉑濤集團的董事長、7天連鎖酒店創始人鄭南雁。其他3位新晉投資人分別是美國投資公司NewCity Capital的創始人Chien Lee、居住在中國的美國人Paul Conway以及紐約一家金融服務公司的所有人Elliot Ha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