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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世代另類商機　公益旅行正夯

中企深耕“一帶一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參與公益

“一帶一路”戰略正穩步推進，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最新研究報告稱，“一帶一路”上的中資企業不僅積極推動國際產能合作，在基礎設施建設、積極改善當地民生方面也不遺余力。

6月26日，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在京舉辦“2016中國工業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發布會”。中國工經聯執行副會長劉海燕發布了《2016中國工業行業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綜合評估報告》。報告特別增加了《“一帶一路”實踐案例選編》，全景式展現了部分中資企業在深耕“一帶一路”上的做法和經驗。

產能合作基金超千億美元

報告介紹，經過近一年多的推進實施，目前，“一帶一路”建設已進入從倡議到行動、從藍圖到現實、從理念溝通到務實合作的新階段。我國已與20個國家簽署協議開展產能合作，一大批重點項目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落地生根。截至目前，中方設立的各類多雙邊產能合作基金已超過1000億美元，項目成果顯著。

劉海燕介紹，截至2016年6月10日，共收到8家企業發來的“一帶一路”實踐材料，分別是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中國中化集團公司、國家電網公司、上海貝爾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陜鼓動力股份有限公司、濟南聖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鋼鐵集團有限公司和貴州信邦制藥股份有限公司，涉及電力、鋼鐵、通信、石化、裝備制造業、醫藥等行業。

作為中國最早“走出去”的企業之一，中國中化集團公司經過幾十年的海外發展，積累了大量的國際運營和項目管理經驗，圍繞能源、農業、化工等主營業務，抓住資源、技術、市場三個關鍵環節，積極拓展國際市場。

2015年，中化集團最大的作業者項目——哥倫比亞項目取得重大突破：Ombu區塊Chipo-A1探井取得成功，新增可采儲量1580萬桶;Nogal區塊獲勘探突破，預測地層圈閉重質油藏可采資源量在5億桶左右。巴西Peregrino油田創下巴西石油業最大單井鉆井進尺記錄8080米，且該井打破行業慣例，使用常規水基泥漿完鉆，節省上億美元投資。美國項目新區2P儲量較2014年底增加2.3億桶。

在化工物流方面，中化集團提供包括液體化工品船運、集裝罐多式聯運、儲罐碼頭、貨代倉儲運輸等多項化工物流服務。遠洋航線主要包括中東、臺海、澳新等，是臺海兩岸液體化學品直航運輸主力軍。在中東和新加坡設有銷售網點和分公司，在沙特設有集裝罐銷售網點，在迪拜設有船運和集裝罐業務的辦事處，在新加坡設有集裝罐和船務公司。

報告介紹，“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為能源電力行業推進跨境電力與輸電通道建設，開展區域電網升級合作，帶來了難得的發展新機遇。國家電網公司以能源電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突破口，加快構建以特高壓電網為骨幹網架、以輸送清潔能源為主導的全球能源互聯網。

2015年4月，在習近平主席和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的見證下，國家電網公司與巴基斯坦水電部、國家輸電公司共同簽署直流輸電項目合作協議。該項目是中巴經濟走廊能源合作協議中優先實施項目和唯一的電網項目。

2015年7月，國家電網公司與俄羅斯電網公司簽署合作協議，雙方將成立合資公司在俄羅斯和其他國家開展電網設施改造和新建項目的投資、建設、運營和工程總承包(EPC)業務。

2015年11月，在習近平主席和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的見證下，國家電網公司與蒙古國能源部簽署煤電輸一體化項目可行性研究協議。項目將以專礦、專廠、專線方式從蒙古國向我國負荷中心送電。

在做強做優鋼鐵主業的同時，河北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以全球、全產業鏈的視野，謀求“縱向更深、橫向更寬”的戰略轉型。2016年4月18日，河鋼與塞爾維亞共和國政府正式簽署斯梅代雷沃鋼廠並購協議，啟動塞爾維亞鋼鐵項目，為河鋼拓展海外基地、構建全球產業制造平臺打下基礎。斯梅代雷沃鋼廠是塞爾維亞國有唯一支柱性大型鋼鐵企業，現有鐵鋼配套產能220萬噸，員工5000余人。

2015年初，西安陜鼓動力股份有限公司與捷克EKOL公司簽訂股權轉讓協議，陜鼓動力將分期收購EKOL公司100%股權。同年6月26日，雙方在捷克布爾諾市舉行了股權交割儀式，完成了首期的75%股權交割，標誌著陜鼓動力正式成為EKOL公司第一大股東。這次收購是近年來中國在捷克制造業領域的最大一筆投資，約占中國對捷克投資總額的17%，也是中國裝備制造企業圍繞“一帶一路”謀篇布局“借船出海”，推動中國制造升級發展的新實踐。

中企融入當地深耕“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也帶來了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量需求。

報告介紹，目前，我國已經和30多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協議，一批示範基礎設施合作項目正在積極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將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互聯互通，發揮獨特且重要的作用。

上海貝爾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介紹，隨著區域合作的加強及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家間的高速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成為加速信息交換、推進數字化生活方式的關鍵因素。“一帶一路”的區域覆蓋眾多發展中國家，其中大部分國家網速不及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限制了當地的經濟發展。

2015年，上海貝爾借助國家關於“一帶一路”的有利政策，與國內融資機構緊密合作，進一步拓展海外業務領域，為更多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創新服務。截至2015年底，該公司已累計為泰國、新加坡、白俄羅斯、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等15個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了42個信息通信服務項目，幫助它們布局光纖寬帶接入、無線接入、傳輸、路由、電子政務和雲計算等多個領域的通信網絡，提升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

報告介紹，在投資建設的同時，“一帶一路”上的中資企業還積極融入當地社區，參與所在國各項社會公益事業，致力以企業發展帶動當地社會經濟發展。

中化集團勘探公司下屬Emerald哥倫比亞項目公司出資建設Campo Rico社區活動中心，惠及周邊35個家庭;為Nogal區塊社區修建和維護道路16公里，改善當地居民交通出行;為當地居民開展耕作培訓，改善120公頃土地的耕作效率。

贊比亞是艾滋病感染率較高的國家，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該國15至49歲人群中感染率為17%，其中婦女占57%。平均6個成年人中有一個感染艾滋病。

上述報告介紹，中國地質工程集團公司南部非洲工程有限責任公司，每個月月末都會邀請社區醫療行政部門或者是當地醫院診所的醫務人員到施工工地現場，進行免費的艾滋病檢測和預防的相關培訓。培訓中會有模具使用演示、預防措施宣講、文藝匯演等，最大限度地使在場的每個人無論年齡大小，無論受教育程度的高低，都能夠理解所宣講的相關知識和內容。

由於施工現場一般都位於比較偏僻的農村地區，當地村民防治艾滋病的意識還比較淡薄。報告介紹，中地南部非洲工程有限責任公司為了能夠使艾滋病宣傳的作用和影響最大化，每次活動之前都會做好詳細的計劃，並通報給當地CHIEF和村長，邀請他們所有的村民也參與到公司的培訓活動中來。

“由於當地工人和村民的經濟收入水平不高，在每次活動中，都會給與會的每個家庭分發安全套，男士和女士的都有。同時，跟他們講解使用安全套的方法及必要性，並輔助以工具進行較為生動的現場講解，使得每個參與者都能夠聽得清楚、明白。”報告介紹，該公司還給當地村民和工人“每個月分發一次安全套的活動，基本能夠滿足大家的需求，為了方便大家的領取，公司在辦公室安排專人，定期定量發放零散的安全套。”

在緬甸，約有3700萬人生活在瘧疾流行區域，每年至少有4000人死於瘧疾。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伊江公司連續兩年對移民村開展了4次瘧疾、登革熱等傳染病防控培訓和義診活動，伊江項目現場及周邊社區近2600人實現了瘧疾零病例的奇跡。

報告稱，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實施，中資企業海外履責議題備受關註。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如何履行社會責任一直受到國際輿論的關註。特別是“一帶一路”推進過程中，更多的中國企業和項目將走出去，如何在海外履責必將對項目的實施產生重要的影響。

報告認為，中國企業的“走出去”之路依然任重而道遠，既有無限的機遇，也充滿了挑戰，對中資企業在海外的運營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標準。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存在巨大市場空間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名單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代表性國家產業合作模式

中方貨車正在從越南老街口岸返回。攝影/章軻

公益組織呼籲將乙肝納入門診醫保報銷範圍

7月28日，世界肝炎日中國翡翠絲帶項目活動在IBM中國總部北京辦公室舉行。這是該項目首次在企業工作場所的落地活動。活動以“工作場所零歧視，拒絕肝擾滿關愛”為主題，旨在以世界肝炎日為契機，開展乙肝防治科普宣傳活動，提高職場人士和普通大眾對乙肝知識的認知，呼籲營造健康友愛的工作環境。

今年是世界衛生組織設立“世界肝炎日”以來的第6年，宣傳主題是“了解肝炎，立刻行動”。國家衛生計生委疾控局確定的今年宣傳主題是“愛肝護肝，享受健康”，號召公眾了解肝炎的危險，關註自身健康，做到安全註射，通過接種疫苗、早期篩查和規範治療等措施采取積極行動通過檢測了解自己的狀況並尋求治療，以減少這種可預防和可治療的病毒感染導致的不必要死亡。

乙肝是一種與肝臟有關的病毒性感染疾病，也是導致肝癌的最主要原因。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首份針對病毒性肝炎的全球衛生部門戰略，以在2030年前消滅作為重大公共衛生威脅的乙肝和丙肝為目標。

中國是乙肝疾病的高發區，患病人數約占總人口的8%，約有慢性乙肝病毒攜帶者9300萬，占全球乙肝病毒攜帶者總數的1/3。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人員稱，目前北京市人群HBsAg(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流行率和急性乙肝發病率均處於歷史最低水平。據2014年北京市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北京市全人群HBsAg流行率由1992年的6.03%下降到了2.73%，其中25歲以下人群HBsAg流行率已降至1%以下，遠超《“十二五”衛生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出的2015年全國全人群HBsAg攜帶率≤6.5%的目標。這些研究數據表明，北京市目前正處於由乙肝中度流行區向低流行區過渡階段。

乙肝是血液傳播疾病，僅僅通過母嬰、血液和性三種渠道傳播，和乙肝感染者共餐、接吻、握手等都是安全的，而且乙肝完全可以預防和治療。但是由於對乙肝知識的缺乏，造成了大眾的過度恐懼。

2007年，中國肝炎防治基金會發布的《2007年外企乙肝歧視調查報告》顯示，69%的人認為乙肝病毒與艾滋病是導致員工歧視最主要的原因。2008年，北京益仁平中心發布的一項針對在華98家跨國公司的的調查顯示，在中國，約84%的跨國公司招聘新員工時會進行乙肝病毒體檢，44%的跨國公司會由於結果呈陽性而拒絕申請。

對企業來說，從員工的健康著手積極應對工作場所乙肝歧視問題，這對提高整個社會對乙肝的認識、消除乙肝歧視具有積極的意義。今年世界肝炎日期間，斯坦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聯合27家在華的翡翠絲帶項目企業開展乙肝科普教育，向近50萬名員工宣傳乙肝防治知識。

美國斯坦福大學亞裔肝臟中心是美國第一個致力於降低亞洲和亞裔人群乙肝感染和肝癌發生率的非營利機構。為了消除乙肝傳播與歧視，降低與乙肝相關的肝臟疾病和肝癌的死亡率，該中心於2001年發起了翡翠絲帶行動，並逐漸發展為全球性的翡翠絲帶乙肝防治運動，旨在支持全球範圍內受到慢性乙肝和肝癌影響的人群。

中國翡翠絲帶項目由斯坦福亞裔肝臟中心及多家國際跨國企業聯合發起，旨在倡導建立零乙肝歧視的工作環境的公益項目，這是國內乃至全球首個由社會組織與大型企業雇主共同主導的項目。自2015年世界肝炎日，項目啟動以來，已有33家領袖跨國企業簽署了項目宣言，承諾定期開展員工乙肝教育，並確保零乙肝歧視的員工政策和工作環境。

IBM是中國最早實行工作場所反乙肝歧視政策的跨國企業之一。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IBM就已經免費為所有員工提供乙肝疫苗接種，到2011年，疫苗接種基本覆蓋90%以上的員工，且所有員工家屬都可以免費接種。作為中國翡翠絲帶項目的企業發起方代表，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稱，由於肝炎的危害性，很多人對其談之色變，甚至導致肝炎患者在社會上遭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越是這樣，就越要勇敢面對，大力宣傳，提高公眾對乙肝和丙肝的認知。

除了呼籲消除乙肝歧視外，長期關註乙肝問題的 廣州乙肝公益組織億友公益發起人雷闖對本報記者表示，要想讓全國9000多萬慢性乙肝感染者，2000萬需用藥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真正受益，還需要呼籲將乙肝列為慢性病(特殊病、大病)門診醫保報銷範圍。但是，根據億友公益調查顯示，全國超過40%的地級市未將乙肝列為門診慢性病(特殊病、大病)報銷病種，導致乙肝患者只能住院才能申請報銷，而乙肝患者通常不需住院治療。他認為，這一政策明顯不合理。

為此，7月27日，億友公益聯合8個省份的乙肝病友以及乙肝攜帶者給全國19個省份101個地級市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寄出建議信，呼籲相關出臺政策，將慢性乙型肝炎納入慢性病門診醫保報銷範圍。

澳洲大選日吃香腸　挺民主兼做公益

馬雲計劃出售990萬股阿里巴巴股票 用於公益捐款等

據外媒報道，阿里巴巴集團在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的一份監管文件中披露信息稱，該集團創始人、董事會執行主席馬雲已依據美國證券交易法第10b5-1條例規定，開始了一項股票出售計劃。該計劃允許自今年9月起的12個月內出售最多990萬股該公司股票。

根據馬雲及馬雲家族此次采納的股票出售計劃，所沽售的990萬股股票相當於馬雲所持阿里巴巴集團股權的約5%。馬雲表示，此次售股計劃主要出於履行公益捐款承諾及更好地管理財富。

美國證券交易法第10b5-1條例允許公司高管和董事采用書面的、預先安排的股票交易計劃來履行承諾和滿足財務規劃需求，但需將股票交易安排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以降低市場可能因此而受到的影響，及避免產生對公司高管、董事是否擁有重大非公開信息的疑慮。

2014年4月25日，馬雲和蔡崇信一起宣布，將成立個人公益信托基金，基金將著力環境、醫療、教育和文化領域。該基金來源於他們在阿里巴巴集團擁有的期權，總體規模為阿里巴巴集團總股本的2%。

同年12月，馬雲公益基金會成立，基金會運營的第一個項目是“馬雲鄉村教師計劃”。2015年9月，馬雲宣布，每年拿出1000萬元人民幣獎勵 100名鄉村教師，並為鄉村教師提供相應的培訓。2016年7月，基金會又推出“馬雲鄉村校長計劃”，將在10年時間投入2億元人民幣尋找、支持中國的優 秀鄉村校長。

甘肅：食藥檢測要堅持獨立和公益，不能為利益所綁架

在全國質檢系統檢驗檢測認證機構都在參照《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中提出的“整合一批業務相同或相近的檢驗、檢測、認證機構”進行改革時，中國食藥監體系的檢驗檢測認證卻單獨獨立出來，將工商行政管理、質量技術監督部門相應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隊伍和檢驗檢測機構劃轉至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建立了獨立公益的檢測機構。

“食品藥品要堅持獨立、公益的檢驗檢測機構，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保障老百姓的食藥安全，如果市場上不存在獨立、公益的檢驗檢測機構，他們只為委托方服務的話，我們的安全就不能保證。食品藥品的檢驗檢測必須保持客觀公正，不能為利益所綁架。”甘肅省參與改革的官員表示。

風險的擔當

每年每個省份的藥品檢驗研究部門都會接到國家評價性抽驗(下稱“國評”)的任務，全國國評品種167個，甘肅每年承擔三個品種的抽檢。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中成藥室主任朱旭江只是全國眾多做這項國評人的中一位。但是對她來講，完成國評不是她的唯一任務，她對每個產品國評的結果，如果存在差異，她就用常人難以操作的模式去找出原因。

2013年，朱旭江和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化妝品檢驗研究室主任魏學冰擔當了抗骨增生片等3個品種的國家藥品計劃抽驗任務。抗骨增生片具有補腎、活血、止痛的功效，用於肥大性脊椎炎、頸椎病、跟骨刺、增生性關節炎、大骨節病的治療。但是在她檢驗完畢後，她還是發現不同，於是在依標檢驗的基礎上又開展了探索性研究工作。

“因為不知道這個中成藥中會添加什麽成分，只能用最笨的方法，一個個進行試驗，去驗證到底是哪種成分。”朱旭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231批國評抗骨增生片，對100多個目標化合物逐批次進行篩查，等於近23000多個批次目標化合物的檢驗量。於是朱旭江列出了目錄，鎮痛類成分、消炎類成分、抗生素類成分、激素類成分，用大海撈針的模式，對廣東怡康制藥有限公司生產的批號為120201的抗骨增生片進行了對比試驗。

“按照不同成分對231個批次進行了挨個試驗，大概進行了3個月左右，終於從這個中成藥里面發現了微量氯苯那敏。後又反複試驗確證後將結果上報國家食藥監總局。”朱旭江表示。

2014年10月28-29日，國家食藥監總局根據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國家評價性抽驗提供的數據，聯合地方食藥監局對廣東怡康制藥有限公司等企業開展飛行檢查。

“經檢查發現，該產品委托韶關市居民制藥有限公司生產，通過對韶關市居民制藥有限公司的延伸檢查，查實該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抗骨增生片與氯芬黃敏片發生交叉汙染。與我們的檢驗結果完全一致。”朱旭江表示。

國家食藥監總局認為這是一起典型的承接多家委托生產，中西藥生產交替共線進行，清場不徹底造成的藥品汙染事件。目前，廣東省局已依法收回廣東怡康制藥有限公司和韶關市居民制藥有限公司藥品GMP證書，案件正在進一步查處過程中，涉事產品已啟動召回措施。

“雖然現在中成藥在國家評價性抽檢中，質量越來越好，但是還會有存在問題的，對於這樣存在差異的，我們都會進行再檢測。”朱旭江表示。

而蘭州市更是為了檢測未知物的非法添加，購入一臺昂貴的“飛行時間”機器只為檢測食品未知物添加物。

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院長楊平榮表示，每年都會專門拿出費用做這樣的工作。而上述甘肅省參與改革的官員更是表示，只有公益的檢驗檢測機構才能為了保障老百姓的安全而做這些風險評估的工作。

責任的擔當

為了使食品藥品監管措施更好的落地，甘肅省在改革之初就已經謀定了檢驗檢測機構這條線必須獨立。於是，甘肅省食藥監局提出在全省市(州)藥檢機構一體化建設及在甘肅省內開展藥品生產企業質量控制實驗室規範化建設要求，整體推進甘肅省藥品檢驗檢測機構和藥品生產企業質量控制實驗室技術人員檢驗檢測能力提升，實現省、市藥檢機構檢驗資源共享、技術能力互補的藥品安全檢驗檢測。

“我們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做好全省藥檢機構一體化建設和藥企質控實驗室規範化管理，首要工作就是大力開展技術培訓與制度宣貫，切實保證基礎理論和制度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把相關制度和檢驗知識落實到實驗室規範化建設和人才培養的方方面面。為使培訓工作更加‘接地氣’，更加貼近基層藥檢機構及企業實驗室的需要，抽調富有檢驗經驗和紮實理論基礎知識的專家，面向省內廣大藥檢技術人員展開培訓與宣貫。以培訓班的形式詳細解析藥檢機構一體化建設考核驗收標準、辦法和藥品生產企業質量控制實驗室管理指南，並從藥品檢驗中標準使用、中藥材真偽辨別、微生物檢驗、常用儀器使用及維護養護、中藥標本室建設、新版藥典解析、日常檢驗與管理問題解決等方面展開全方位培訓。”楊平榮表示。

2012~2013年，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為省內藥檢機構培訓260人次;2014至今，為全省藥企質控實驗室規範化管理舉辦8次培訓活動，培訓企業檢驗人員1800人次。

而針對部分中藥生產企業中藥材檢驗能力不足的情況，或標本管理不規範、未經基源鑒定等問題，甘肅省藥檢院幫扶指導企業建設中藥材、中藥飲片正品標本室，還派專人前往安徽亳州中藥材市場購置所需樣品，並幫扶制藥企業開展基源鑒定，建設正品標本室。截止目前，省藥檢院接到申請協助建設正品標本室藥企67家，共計品種7000余種(份)，現已完成17家企業近千份正品標本的購置、基源鑒定及分發工作。

“有個這些標本，我們才能更好的鑒別真假中藥材，這個工作必須要做全。”一直致力於中藥材研究的甘肅省藥品檢驗研究院總檢驗師宋平順表示。

“無盈利不公益”? 騙子瞄上南都公益基金會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9月5日從南都公益基金會獲悉，該基金會已被騙子瞄上。

據該基金會給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近日，有不法分子冒充南都公益基金會發起“南都眾籌基金”。“南都公益基金會特此聲明，此信息與南都公益基金會沒有任何關系。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也未做過該基金發起人。”5日下午，南都公益基金會官網已刊出相關辟謠聲明。

據該官網公布的“騙子信息”稱，“南都眾籌基金(2007-2016)簡稱南都眾籌屬南都公益基金旗下，南都網絡科技公司主推的一款互聯網+公益+金融項目。發起人是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徐永光。目的讓全國各界愛心人士既能做公益、獻愛心又能在基金收益，良性循環，讓愛不斷延續，讓愛更有力量，人人互幫互助。”

記者看到，該眾籌基金的告示上，還公布了“會員制度”，包括會員註冊、複投提現、地面推廣、打款時間、獎勵金、業績分紅等。

5日下午，南都公益基金會表示，有關南都公益基金會的信息，均以南都公益基金會網站、南都公益基金會官方微博以及南都公益基金會官方微信為準。“在此提醒大家，謹防上當受騙。南都公益基金會將保留追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利。”

清華大學教授公益扶貧卻被當騙子 呼籲用公益呼喚人心再生

“哎，你們不是騙子吧?”

9月5日，在“2016世界公益慈善論壇•精準扶貧分論壇”上，清華大學教育扶貧協會秘書長、教育扶貧辦公室主任黃麗說，這是她十年前到貴州一個貧困縣去做扶貧工作，當她們介紹到清華大學會免費贈送設備、免費通過衛星網絡的方式傳遞教育資源的時候，當地校長問的第一句話。

清華大學由於有其特殊性，是全國唯一一個可以上星的高等院校。於是，清華大學從2002年就開始思考如何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將學校的教育資源傳播出去，讓老少邊窮地區的基層幹部、中小學師生、醫藥衛生員及農民能夠分享到教育資源。

在這個過程中，清華大學會通過衛星的方式，在地方建立清華大學教育扶貧現代遠程教學站，而這一網絡的建立由清華大學免費贈送設備和教育資源，但要求當地能夠根據教育資源組織幹部、師生和醫藥衛生員來學習。目前，這一網絡通過遠程和面授相結合的模式，已經培訓了基層幹部達到數百萬人次。

考慮到遠程教育有其局限性，畢竟教育更多的需要面對面的眼神交流，心與心的溝通。黃麗提到，清華大學團委、工會共同組織起來將清華大學的師生送到這些貧困地區，在暑假期間義務支教。2006年以後，美國、英國、港澳臺的學生也紛紛加入進來。

多年來的公益扶貧行動，讓黃麗有一些體會。她說，比如，做任何公益事情一定要符合國家的發展戰略，各機構組織要用各自的資源、優勢去做。還有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符合當地的需求，是人家真心想要的，希望通過合作能夠達到目標。

此外，對於教育機構如何籌集資金做公益的疑問，黃麗回應說，其實不是清華有錢，是清華的師生有心、有愛，這是重要的。當然，15年來的教育扶貧工作也離不開港澳臺、境外慈善家的支持，這開啟了清華和企業攜手做扶貧事業的先河。

至於做公益的原因，黃麗說她清楚的記得，在去青海參加的一次公益活動中，當介紹到清華大學進行教育扶貧，會免費贈送設備、免費通過衛星的方式做培訓的時候，當地青海省的幹部瞪著眼睛反問，為什麽要做這件事情?他們很奇怪，想知道有什麽目的。

黃麗認為，清華大學作為教育機構，承載著培養人的非常重要的任務，真正要做的是如何將知識、資源回饋給社會，共同成長、共同發展。公益本質的背後是誠信，社會需要通過公益呼喚人心的再生。

“大病醫保”公益背後的尷尬: 窮父子患重病，先救子，還是先救父

2013年5月10日，“大病醫保”項目工作人員走訪雲南漾濞試點項目，查看患病兒童X光片。（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供圖/圖）

上傳患病照片、就診及收費資料，到縣民政局、社保局、接診醫院及村委會等開證明材料並蓋章，前後耗時半個月，直到求助者去世，這項救助行動仍未進入審核程序。

通過民間慈善募捐的方式，與地方政府合作，通過招標方式委托商業保險公司，以“民間、商業、政府”三方的合作，大病醫保探索了一種解決特定人群大病保障的模式。

一聽到廣播里播報有多少萬大學生暑期返校的新聞，甘肅省張掖市民樂縣順化鄉村民李蔭平的心就頓時難受得喘不上氣來，這樣難熬的時刻已有兩次。2014年高考剛結束，患有紅斑狼瘡疾病的女兒李霞（化名）自第一次住院治療後，她再也沒能跟在父親身後走進家門。李蔭平說，女兒的病實在是拖得太久了，不然不會出事，早在六年前女兒（當時13歲）的病就已確診，但家里一直拿不出治病的錢。

女兒去世半個月後，李蔭平拿著她的高考錄取通知書，燒在了一抔黃土前面。盡管下了砸鍋賣鐵也要為女兒治病的決心，但李蔭平還是沒能挽留住女兒的生命。

李霞家庭的遭遇並非個例。一些鄉村兒童患病後因多種原因造成治療不及時，往往錯過了最佳治療期，小病拖成大病。兒童希望救助基金會於2011年2月向全國人大提交的《關於建立全國兒童醫療保險制度的議案》，據該議案中引用的調查數據顯示：我國貧困地區兒童的死亡率高達54%，比大城市高出約9倍，因病死亡的農村兒童中，死前有一半沒有得到過治療，或僅在醫院的門診部治療過。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2012年7月18日，由多位媒體人、明星及保險精算專家等聯合發起的專為鄉村兒童定制的“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以下簡稱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在北京成立並啟動，探索和嘗試“讓少年兒童享有高質量醫療保障的可能性”。

四年來，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為全國8個縣超過92萬人次的兒童提供了醫療保險，雖然相對中國3億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12）》）的兒童群體而言，只是杯水車薪，但其“政府+企業+基金會”的三方合作模式，為提升我國兒童大病醫保水平提供了現實樣本。

讓孩子有尊嚴地病有所醫

當一個貧困農村家庭的孩子和父親同時患重病亟待治療時，通常，家庭會選擇先為父親治病，因為只有父親病情好轉才能讓孩子持續治療，而這一切的前提是：父親治病成功並能打工攢錢，而且孩子的病情不會惡化。這是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發起人鄧飛在貴州黔西縣看到的一種現象。

2011年，黔西縣正在試行“免費午餐”公益項目。從解決校園兒童營養問題行動之始，鄧飛就想把“讓孩子有尊嚴地病有所醫”裝進“增加鄉村兒童福利”的公益“願望包”里。

當時，新醫改已啟動三年，國家和地方各級政府均對兒童大病保障進行了諸多努力，但兒童醫保面臨的挑戰依然嚴峻。中國公益研究院在2013年發布的《中國兒童大病醫療保障與社會救助分析》指出，就整體而言，重大疾病患兒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仍未得到全面解決。該分析報告認為，個人負擔的醫療費用高，基本醫保對重大疾病實際報銷比例有限；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導致許多大病患兒需異地治療，而醫療保險的縣級統籌方式與這種異地治療的需求不相適應，異地就醫不僅程序複雜而且報銷比例低；政府醫療救助雖然對貧困群體進行了救助，但救助額度小，救助時間滯後。

中國公益研究院於2013年發布的另一份報告《中國兒童大病救助與慈善組織參與現狀報告》也從側面分析認為慈善組織進行兒童類救助項目難度之大，“大病救助專業性更強，對項目執行要求高，所需資金量大、見效慢，而其他的慈善項目投入小、見效快，因此兒童大病醫療救助項目並非慈善組織開展兒童類救助項目的首選。”

2012年7月，鄧飛、王振耀、李亞、趙普、張泉靈、李晨、馬伊琍、姜賢正、王長田、余德耀等媒體、公益人士與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共同發起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並取得合法公募資格。該基金通過社會籌集善款，引入商業保險公司或其他低成本運營機構，在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基礎上，為0-16周歲患病少年兒童提供再次補償，以減輕家庭醫療費用的負擔。此外，嘗試針對一些少年兒童發病率高、花費巨大、治療路徑清晰、自費費用占比高的比如先天性心臟病、白血病、惡性腫瘤等病種進行再次報銷。

從願望到行動，用了1年時間，這個與其他慈善項目相比有一些難度的兒童救助項目才得以啟動，並且施行全病種和異地治療無差異賠付、最高達20萬元的保險理賠報銷。鄧飛說，“一切都是源於我們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最終要讓鄉村的孩子能有尊嚴、有質量地病有所醫，所以，我們連接了各方資源，也獲得後來源源不斷的支持。”

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啟動後第二個月，國家六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在基本醫療保障基礎上，對大病患者的高額醫療費用給予進一步保障，地方政府相關職能部門通過政府招標選定承辦大病保險的商業保險機構。

“國家這一政策的出臺，說明我們努力的方向沒問題，以後和地方政府合作就應該更容易了。”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執行長劉萃說。

生病的孩子不能等

13歲的李霞患病治療期間，每天兩萬多元的治療費把父親李蔭平壓彎了腰。

無計可施的李蔭平找到侄女李琴，希望她能找政府或公益機構幫忙籌集一些救命錢。2014年7月，李霞的堂姐李琴（化名）找到了該省一家公益組織。李琴告訴南方周末，拍李霞患病證明照片，收集相關就診和收費資料，到當地縣民政局、社保局、接診醫院及村委會等開具證明材料並蓋章，前後耗時半個月，最後確定能申請的救助費還不到實際已支出醫藥費用的三分之一，差不多3萬元人民幣。直到李霞去世，這項救助行動仍未進入審核程序。

“遺憾的是孩子不能等，疾病也不會等。一個孩子生病，不僅需要醫藥費，還需要家里一到兩個勞動力陪護，照顧起居，家庭收入也會受到嚴重影響。”鄧飛發起過很多公益項目，但他關註最多的是鄉村兒童，因為“確實對鄉村兒童的困境深有感觸”。

南方周末了解到，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為患兒提供了更便捷的保險賠付模式，即完成與城鎮居民社保、新農合結算系統對接的試點地區，醫療費用實時劃分，大病醫保費用實現由保險公司直接結算，家庭不用提前墊付；未完成系統對接的試點地區，公益項目協調將由患兒家庭提供的費用報銷資料改由當地社保或新農合提供，同時簡化其他身份材料的要求。此外，只要在承保年齡和條件範圍內，已患病兒童均被納入大病醫保範圍內。

劉萃告訴南方周末，根據每個試點地區的特性，項目團隊會根據實際發生的精算數據，實行動態管理，彈性調整，以確保項目價值得到穩定、可持續的發揮。四年來，由於不斷研究調整細化賠付比例和模式，加設特殊病種報銷基金，各試點地區民眾的自付比例進一步降低，也就意味著鄉村家庭對抗兒童大病的風險能力開始提升。

上述《中國兒童大病救助與慈善組織參與現狀報告》對2012年我國74家慈善組織開展的136個兒童大病救助項目分析指出，目前我國的慈善組織開展的項目大部分是事後救助，只有非常少量（占2%）的大病救助項目是采取事前救助的方式，而大病醫保公益基金是代表項目之一，即通過兒童患病前為其提供重大疾病公益保險的方式。

截至2016年8月，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累計籌集善款5466萬余元，項目覆蓋湖北鶴峰縣、巴東縣、湖南古丈縣、雲南漾濞縣、浙江開化縣、河北懷來縣、四川漢源縣等8個縣，其中古丈縣已經完成結項工作。

四年來，該公益基金為923，038人次的0-16歲兒童免費提供醫療保障，有4865名兒童獲得賠付，其中，賠付超過1萬元的有332例。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杜創告訴南方周末，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的意義在於模式創新，即通過民間慈善募捐的方式，與地方政府合作，通過招標方式委托商業保險公司，以“民間、商業、政府”三方的合作，探索了一種解決特定人群大病保障的模式。

縣委書記當誌願者

2016年元旦，大病醫保公益基金項目在湖北省巴東縣試點啟動。這也是該項目運行四年來，首個由地方政府與大病醫保共同出資成立的試點項目。

“巴東縣啟動試點，說明縣政府認同大病醫保的理念、項目模型及執行能力，且願意出資與大病醫保共同運營。”劉萃說，這與同處鄂西北的湖北鶴峰試點大病醫保公益基金不無關系。

鶴峰也是“免費午餐”項目的第一個試點項目地。自“免費午餐”落地後，該縣的圖書、建築、衣物等公益方面得到各方力量支持，也形成了一定的公益項目生態圈效應。據鄧飛回憶，時任鶴峰縣縣委書記楊安文在大病醫保公益基金成立第二天申請加入公益項目團隊。面對“你能做什麽”的調侃，楊安文當時回答：“我可以帶著鶴峰縣大病醫保的資料四處演講，以身示範，還可向其他縣的縣委書記推薦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嘛。”於是，這位縣委書記就成為了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第38位發起人，也是大病醫保的誌願者。

劉萃告訴南方周末，巴東縣也正是在看到隔壁的鶴峰縣大病醫保公益基金成效不錯，才主動找到了大病醫保公益團隊，要求試點落地。

四年來，大病醫保項目集合了地方政府、保險公司、保險行業專家、愛心企業、媒體、明星、誌願者等多方力量，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不同專業領域的跨界合作，並探索建立了“試點退出機制”。劉萃說，退出在當地發揮作用不大或當地政府基本醫療保險政策制度落實得力的試點縣，轉而開展更能發揮作用的試點項目，讓善款得以高效使用。

“我們很幸運，移動互聯網時代做公益，給了我們技術上的賦權和賦能。”鄧飛說，“鳳凰網、騰訊公益等幫助我們籌款；微博實現了項目信息的寬廣傳播，動員和組織起社會力量來出力出錢，迅速找到困難解決方案；微信實現異地網絡的協作，提升了我們的工作效率。我們也通過這些平臺向公眾定期反饋項目進展。”

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的挑戰

鄧飛曾在自己的《柔軟改變中國》一書中這樣寫道：“今後，我和我的夥伴將整合多個兒童公益項目——微博打拐、免費午餐、大病醫保和暖流計劃，組建一個中國鄉村兒童聯合公益，並建立一個公益網絡社區，召集和組織更多兒童組織形成聯盟，更有力地引導城市良善資源回流鄉村學校……”如今，中國鄉村兒童聯合公益已經組建，並致力於鄉村兒童福利的增加。

大病醫保精算報告主要擬寫人何劍鋼，也是該公益項目的一名誌願者，雖是專家，但對於這項新生的公益項目也算是摸著石頭過河。從最初的人均保費開始，他們找參考方案，反複測算，實地考察，最後給出一份商業保險公司招標評分表。這種熱情同樣延續到法務、醫療、金融、財務等有其他專業的誌願者，他們以實際行動，讓大病醫保公益基金建立起了商業保險與基本醫保的對接。

但精算師們依然面對著十分常見且並不容易解決的難題：數據質量不夠。要麽性別一欄空，要麽年齡一欄空，這些數據都只能反饋給當地經辦人員再去一一核實。何劍鋼表示，兒童大病醫保是在居民醫保和新農合醫保之上的再次報銷，其數據也都來源於前面兩者，雖然質量都在不斷提高，但是存有問題的數據依然在5%左右。問題數據最終都會交由保險公司處理，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益基金對所得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的嘗試。

“如何構建醫療服務供給和支付方的合作體系，以提高效率，促進公平，已不單單是大病保險的問題，涉及醫療衛生制度的方方面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5年的《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基金運行經濟學分析》指出，目前，我國大病醫保讓商業保險公司來經辦，並秉承“保本微利”原則，在實踐中往往造成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經辦管理的脫節。醫保部門負責基本醫保，保險公司管理大病，前者是國有事業單位，不自負盈虧，沒有積極性主動控費，後者無法通過管控基本醫保來最大程度地優化大病保險支出，若加之無承擔超支風險，便成為了基金的過手人。

該分析建議，要讓保險方在引導醫療資源配置、控制費用、促進公平方面發揮作用，應踐行“社會醫保社會辦”的原則，或者推行基本醫保經辦機構改革，使其成為自負盈虧的民營非營利機構，或者讓商業保險機構同時經辦基本醫保和大病保險。

最終，讓具體經辦機構與醫療服務供給方談判來確定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引導醫療資源有效配置，才是醫保科學發展的方向。

項目多、資源少，草根NGO籌款有點難 沒有資源支持的公益是烏托邦

解決西部地區環境生態問題，不僅需要政府投入，也需要NGO的幫忙。（視覺中國/圖）

編者的話：從9月7日開始，“99公益日”互聯網籌款在微博、微信上刷屏。稍早時間，多位公益組織人士均提到一個共同的感受；公益組織想公開募款並不容易，尤其不知名的公益組織更是難上加難。本文試圖通過張明琪的籌款困境來呈現草根NGO募款現狀，希冀社會各界能關註到這些誌在解決社會問題的小微公益組織的發展，為它們提供有力支持。

大家樂意做小而安全的公益項目，因為花錢少、見效快。而那些與民生深切相關且位於偏遠地區的公益項目，因落地實施困難、風險大、周期長、花費大、見效慢，易被人冷落。

4560元的籌款目標，半年過去還差3222元。這是青海彩門公益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副秘書長張明琪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2016年4月初，已經為“藏區經典閱讀公益項目”奔波近一個月的張明琪因為找不到公募資質掛靠，不得不試著在自己的微信和微博上發布了眾籌消息，“籌款金額不高，但效果卻不理想”。包括為藏區孩子們募集的教材和教具也遲遲沒有著落。

為了消除網民疑慮，張明琪實時公示善款接收和使用情況。即便如此，參與這項眾籌的網民仍會懷疑“善款到底是不是一對一全部使用到了孩子們身上了”，這讓曾在青海省達日縣教育局工作的張明琪感到無奈而委屈。他知道，沒有官方公益平臺的支持，單憑個人影響力，要說服打動這些經歷環境各異的助捐人實在有些難。

眾籌文案上線一個月，張明琪只籌到了1338元。

遇到同樣尷尬的，還有曾經和張明琪有過交集的兩位資深媒體公益人。一位曾經為雲南的生態環境保護傾己所有，另一位則長年騎行在中國最貧困的山區腹地，3年來用自己的積蓄救助了一批又一批大涼山彜族的兒童。他們都有著士子情懷，卻都困頓於持續資金的籌措無門。

就像硬幣的兩面，公益募資的故事也並不總是傷情和無奈。2016年初，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副秘書長杭宇通過騰訊樂捐平臺策劃發起的“解青海孩子們的燃煤之急——青海燃煤補充計劃”取得了空前成功。當青海互助縣南門峽13所學校的2125名學生在青藏高原的漫天風雪中迎來真正的“雪中送炭”時，離項目前期實地考察和發起，只有短短不到2個月時間。而在有限的募集時間里，共有64167人和2711個共捐體通過騰訊公益平臺捐資逾30萬。

互聯網公益的資金流向是受強勢公益資源吸引的。註意到這一點是有趣的，也是令人擔憂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曾受費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理論啟發做過一張圖。黨和政府是中心。其外圍逐一環繞著六個圈層：第一圈層是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八大群團，以及紅會、殘聯等免予社團登記的組織；第二圈層是公益性事業單位，大部分登記了事業法人；第三圈層是青基會、兒基會、扶貧基金會等“中國”字頭的基金會，一般都有政府或工、青、婦等機構背景正式登記註冊，總數約4044家；第四圈層是沒有這些背景但正式登記註冊了的民間組織，大約六十多萬家；第五圈層是沒有正式註冊登記但有組織形態的民間組織；最外圈完全向社會發散，是群眾自發、自組織的既沒有登記註冊也沒有組織形態的松散組織或個體微網社區。離中心越近的圈層與官方背景關系越近，公益資源和基礎條件越紮實；反之關系越遠，資源和基礎配置越薄弱，但社會面越廣、自主意識越強。

沒有資源支持的公益是烏托邦。資源分配一旦過度中心化，則會引來變革。“郭美美事件”讓圍繞公益資源競爭和分配的行業癥結成為社會焦點，也同時把互聯網去中心化的新公益模式推至臺前。

從理論上說，互聯網公益首先強調的是開放、包容和協同。它的本質是希望打破傳統公益模式要素資源向上集中，讓少數人享受“繁榮”的規則。自下而上提供民生改良需求，自上而下創造全社會公益資源協同利用的生態環境，把更多的社會性問題包容到開放的公益財富中來，加快解決時效，成為國家公共財政之外社會改良的另一條有效管道。也正因為有此本質，才讓互聯網公益低成本和大規模分發的市場特性透出“社會情懷”，具有公益價值。

既是如此，那麽互聯網公益應該可以接棒傳統公益，實現資源和善款按需分配。

“拿到資源和資金太難了！我花了將近兩個月時間，不停給基金會和互聯網籌款平臺的負責人打電話，還是沒談成。”張明琪說，民間帶動的公益需求現在越來越多，公益資源也就越來越金貴，特別是資金和流量，想要的人太多了，從這兩年“99公益日”籌款場面火爆就可見一斑。

那麽，資金和流量到底去哪了？一個線索是互聯網公益平臺和公募基金會各自的年報數字：2015年，騰訊公益平臺互聯網募款總額5.4億元，兒慈會募款即占其中的18.5%，近1億元；阿里巴巴集團下屬互聯網公益平臺，全年募款總額約為4億元，中國扶貧基金會募得其中的7000萬元。

以眾籌網、淘寶、京東、蘇寧等4家獎勵型公益眾籌平臺調研為基礎的《2015年中國公益眾籌發展報告》，提供了另一些線索。

2015年，近700個公益團隊或個人通過報告中的5家眾籌渠道為公益項目籌款。共有873個公益項目眾籌成功，籌資額3432.7萬元，獲得約60萬人次支持。從項目發起數量看，基金會為158件，草根組織為236件。從眾籌成功率看，基金會平均有2.9個項目眾籌成功，成功率最高。從籌款總額看，基金會獨占其中的32%，籌得近1100萬元，仍是最高；草根組織籌款總額549萬元，是基金會的1/2；從支持人次看，由基金會發起籌款的成功項目平均支持人次達到28.8萬，占比48%，再次最高；而草根組織發起項目平均獲得的支持為9.6萬人次，僅相當於基金會的1/3。

人氣旺，吸金度高，眾籌平臺的服務就出現了向基金會一邊倒。除眾籌網一家是以服務草根公益組織和個人為主外，其余4家全部是以服務基金會或基金會加企業公益項目為主。

綜合這些線索我們發現，通過網絡公募來的社會性資金並非眾望所歸地實現了下行普惠和高效改良社會民生問題的開放配置，而是在通過互聯網+平臺快速集聚後，絕大部分向上集中，流向了第一、二、三圈層中的大型公募基金會和基金會發起項目。這是為什麽呢？

“壟斷、再分配、持續吸引更多優質資源產生追逐和黏性。”一位微公益服務商這樣總結自己的商業模式。靠不斷聚合的影響力資源，裝進越來越多的需求群體和社會資本；用最快速度最大化獲取流量資源；通過這些特殊資源的再分配，吸引更多優質要素資源趨之若鶩。在他看來，資質、流量、征信都將會是被互聯網技術加速放大的特殊權利。

“公益其實也是一個市場。”媒體公益人@一腔熱血說，“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大家都樂意做小而安全的項目，花錢少、效果好。但那些長期存在於民生深處急需社會關註和解決的項目反倒成了資源盲區，比如:貧困地區未成年兒童用工和女童性侵保護項目，少數民族地區特殊病防治項目等等，條件艱苦、風險大、周期長、花費大，各種公益資源都很難跟上，籌款也特別難。

一位朋友告訴張明琪：互聯網本身就是註意力經濟，內容、服務對象、自有粉絲群都是流量競爭的關鍵。他的項目如果品牌效應沒有建立起來，就很難在數以萬計的項目中脫穎而出，得到公募基金會、互聯網平臺和捐贈方的支持。

“信任，是首要問題。”無錫山區致遠微愛公益發展中心負責人王坤橋說。她和張明琪分處一南一北，但在談到不久前一宗被山寨公益組織網募騙捐40萬事件帶來的信用危機時有著同樣的感慨——依托資信良好的公募基金會，可以讓草根公益少走很多彎路。募捐發起和信息披露的隨意性，互聯網平臺利用監管的規範性，這些會直接導致信用危機的因素都能很好地避免。“但是，我會優先選擇本地的公募基金會合作。門檻合適，接納快，也更容易建立信任。”王坤橋特別強調。

先“找”錢，還是先要合法身份？這個乍看有點萌的問題，對於一大批地方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的草根公益人來說，如同爭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無解。沒有掛靠主管單位和合法身份，就不能開放利用社會公益資源，更不能公開募集；但是沒有錢，“3萬元以上註冊資金”就無從談起。

（作者為ZTE中興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