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共和黨人就將此視為一個千載難逢的美國稅改機會,並把“邊境調節稅”作為該稅改計劃中的關鍵內容。
據英國《金融時報》的最新報道,針對這一行為,歐盟委員會的律師團以及美國其他貿易夥伴已經開始著手在世貿組織(WTO)對美國這一邊境調節稅進行法律訴訟的準備工作,如果歐盟真的起訴美國,則將成為WTO歷史上最大的案件。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卡泰寧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卡泰寧(Jyrki Katainen)表示,歐盟將針對美國的邊境調節稅提議或任何其他人為制造的貿易壁壘做出反擊,“如果有人以違反我們利益或違反國際規則的方式行事,那麽我們也有自己的機制進行回應。”
彼得森國際經濟學研究所(PIIE)世貿組織貿易爭端專家布恩(Chad Bown)則指出,如果美國敗訴,將遭受每年約3850億美元的貿易報複。
歐盟將在WTO挑戰美國邊境調節稅
邊境調整稅一般是指一國對其進口產品征收關稅,同時將豁免其國家廠商的出口稅。共和黨將特朗普的執政當作契機推出此邊境調節稅改革,而美國美國眾議院議長瑞安(Paul Ryan)以及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布蘭迪(Brady)則是整體稅制改革方案的主要倡導者。
共和黨對於邊境調解書的討論由來以及原因是,包括歐盟在內的許多美國貿易夥伴所使用的是增值稅(VAT)系統,而美國使用的是個人所得稅系統,這看起來是讓對美出口的國家享受到了15~25個百分點的不公平稅率優惠。而按照歐盟相關商業團體方面的測算,這一邊境調節稅相當於對歐盟商品征稅增加20%,如同貿易戰開打的前兆。
雖然相關議案尚未進入起草階段,包括歐盟在內的美國重要貿易夥伴已經深感不安。此前特朗普團隊在執政後頻繁對歐盟的批評也加劇了美歐這一傳統夥伴之間的緊張情緒。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Federica Mogherini)此前在華盛頓會見白宮官員時警告特朗普政府最好少管歐洲政治,先顧好美國再說。與此同時,在特朗普當政時期,美歐這一傳統盟友關系將轉型為更加務實和交易性質的關系。
此次,就邊境調節稅問題,歐盟方面主管貿易等事務的卡泰寧親自向媒體放話稱,歐洲想避免同美國打貿易戰,畢竟這對全球經濟來說都是災難性的,但如果美國實施邊境調節稅,歐洲也必將反擊。
“我們在歐盟內部有法律安排,在全球也有WTO系統,我們希望在貿易問題上尊重全球法律基礎。”卡泰寧表示。
布恩認為,這樣規模的案件,如果美國敗訴將令其每年遭受3850億美元左右的貿易報複,這個數字比目前最大的WTO應訴案件還要大100倍。
一位常駐日內瓦的資深貿易官員則表示:“我們的初步判斷是,這(邊境調節稅)肯定不會符合WTO法規。”
布蘭迪日前回應稱,他認為這一邊境調節稅在WTO面前站得住腳,然而大部分專門從事WTO貿易訴訟的律師卻不這麽看,並且認為這一邊境調節稅將違反包括《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第3條在內的眾多條例。
《關稅和貿易總協定》中早有規定,即允許一國對進入其國家的貨物征收關稅,但在涉及內部稅收例如銷售稅或所得稅時,不允許該國在進口商品和國內商品之間,給予國內商品優惠待遇。
特朗普舉棋未定
該稅種提議一經推出,就已在美國國內引起混亂:邊境調節稅如同對美國5000億美元規模的貿易逆差征稅,雖然將在短期內提高政府收入,敦促美國制造業回流美國建廠,在稅務上有利於美國出口向導性企業,卻將重創依賴進口商品的零售商以及煉油商等企業,並且將推高美國通脹,使得消費者在購買商品和加油時都能立刻感受到稅改的沖擊。
譬如,該邊境調節稅將有利於美國建立更多鉆井廠和煉油廠幫助美國擴大原油生產,總體上有助於通用電氣等企業消除美國制造產品所面臨的劣勢,而上述企業也加入了一國支持邊境調節稅的聯盟;但包括沃爾瑪、耐克在內的公司則加入了反對者聯盟,並指出該邊境調節稅將造成消費者價格上漲。
特朗普尚未正式表示他將支持這一計劃。在此前接受采訪時,他認為這一調節稅的想法太複雜,不過其團隊人員最近則指出,在應對美國個人所得稅系統讓對美出口的國家享受了不公平的稅率優惠方面,該調節稅的確是一種方式。
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團隊認為,可以簡單地實施進口關稅來提振美國制造業,而該關稅可以總統行政命令的方式頒布施行。
此前有經濟學家測算,按照特朗普選戰中的經濟計劃計算,對美進口的商品征收20%關稅,這意味著美國貿易赤字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即美國貿易赤字完全消失,從而令特朗普的大規模減稅計劃得以實施,並同時進行經濟刺激計劃。
而瑞安則指出,目前這一總額達2萬億美元、針對進口產品的稅收政策,是美國國會能夠為特朗普的大規模減稅政策買單的唯一途徑。
眼下,市場上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特朗普政府——"邊境調節稅"會否落實?減稅和基建投資能否落地來撬動全球經濟?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創始人達里奧(Ray Dalio)發出了一份長達61頁的民粹主義研究報告,他寫道:“雖然我們認為特朗普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但對於他,我們的問題要多過答案。”
針對這些未解之謎,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美國頂級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Nicholas Lardy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獨家專訪:“我不認為BAT(邊境調節稅)是一個可行的提案,這在國會受到很大的反對,很難通過。”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Nicholas Lardy
就在本周六,因票數不足,特朗普在最後一刻撤回醫改議案,取消投票,並將下一步重心轉向稅改。也有觀點認為,此次受挫或將使其下一步的稅改和其他財政刺激議程面臨更大不確定性。
BAT或遇挫
各大機構此前就預計,全方位征收45%的關稅可能不會獲得國會共和黨的支持,黨內仍有很多青睞自由貿易政策的成員。特朗普可能需要減小貿易保護政策的力度,來換取國會對於其減稅政策的支持。
除了BAT遭遇國會阻力,Nicholas Lardy還對記者分析稱,當前BAT還主要遭遇兩大障礙,首先征收邊境稅將會提升進口產品價格,此前美國低收入人民可以在沃爾瑪或者超級商場(big box store)購買低價進口產品,因此BAT必定受到輿論壓力;此外,BAT必定會遭到世界貿易組織(WTO)挑戰,因為BAT屬於進口歧視,而歐洲此前也表示會進行反擊,中國也有反擊的議價能力。”
其實,“邊境調節稅”可謂特朗普政府“貿易戰”的一部分。分析師預計,在當前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產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研究測算顯示,這就等同於美元貶值15%。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美國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
此前,渣打銀行也表示:“BAT被視為一個無需通過提高關稅就能減小貿易赤字的方法。然而,這一倡議需要將稅制轉向現金稅制,因此我們認為這在當前財年結束前很難通過。”渣打提及,BAT並不針對任何一個國家,但這個很難符合WTO規則。一旦BAT落實,美國主要貿易夥伴很可能向WTO發起抗議。
“現在跨國公司眾多,流動性很大,可見BAT不符合實際,”Nicholas Lardy對記者表示:“如果說BAT無法推行,那麽特朗普政府的公司稅改就很難推行,因為早前各界都認為BAT產生的收益可以為公司減稅進行融資。”
財政刺激力度或不及預期
自特朗普當選以來,美股瘋狂上漲,部分金融股漲幅一度高達40%。盡管牛市未滅,但如果特朗普的政策刺激力度不及預期,市場波動必將加劇。
美財長史蒂芬•姆欽(Steven Mnuchin)此前表示,今年8月有望全面推出稅收改革,這將助推美國實現過去十年來不曾達到的增速。不過,他也承認,這是一個非常快的速度,正常情況下也要等到明年初。眼下,財政赤字可能成為特朗普推行減稅政策的一大障礙,但姆欽表示,經濟增速加快後,稅收也有望提升。
Nicholas Lardy稱:“我不認為美國會推行非常激進的稅制改革,今年減稅很難見到成效,甚至明年也可能很難。”
此外,特朗普的另一個刺激政策就是擴大基建投資——一萬億美元的基建刺激政策。特朗普的基建計劃是“稅收中性”(tax neutral),即政府不用出資,而是希望通過給予1370億美元的稅收減免,來帶動私營部門參與投資,幫助建設道路、橋梁和其他項目,並使得企業從中獲益。其設想的是,這些稅收減免將會幫助政府獲得1萬億美元的融資,這與1萬億美元的直接政府註資是截然不同的。
不過Nicholas Lardy也對記者表示,“雖然不用政府出資,但我認為公私合營在美國可能很難推行,我不認為特朗普政府能大力推行大型基建設施投資。”他也分析稱,此前的邏輯可能很難成立,即擴大基建投資,美國經濟過熱,美聯儲加速加息,美元升值,“我不認為這會發生。”他稱。
中國應加速自由化
除了對美國各方面的研究,Nicholas Lardy被譽為“中國通”經濟學家,他的研究課題曾包括:中國民營企業的崛起、全球金融危機後的中國經濟增長、中國未來的匯率政策、外貿和投資在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作用等。
“我父親是生物化學教授,有許多來自中國臺灣的博士生,我聽了很多關於中國的故事,同時我也喜歡經濟學,因此我讀的是經濟學本科,當時我也開始學習中文,因此我決定要融合這兩大愛好。”他稱。
Nicholas Lardy建議,中國應該繼續推動自由化進程,包括外商直接投資(FDI),為全球化註入動能。“中國領導人呼籲擁抱全球化,也表達了中國進一步擁抱全球化的決心,這對中國和全球有益,但也有懷疑論者稱,中國需要從’呼籲’全球化到以實際行動來推動全球化,繼續擴大FDI,加大雙邊自由貿易。我認為積極的一面是,習近平主席強調了全球化有益,且中國也有意願來推動。”
他同時建議,中國應該繼續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早年中國接受了爭端解決程序,這是很重要的,我們需要一個體系來使得各方達成共識,且具有合法性。我認為一個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將讓所有人受益。”
Nicholas Lardy也提及,早前中國向WTO提交了6份中國加入《政府采購協定》(GPA)出價清單,此次出價首次列入大學、醫院和國有企業,工程項目全部列入出價名單,門檻價也降至參加方水平。
GPA是WTO的一項“諸邊協定”,目標是促進參加方開放政府采購市場,擴大國際貿易。加入GPA談判的主要內容是政府采購開放範圍(GPA稱為出價)及國內相關法律調整。中國於2007年底啟動加入GPA談判並提交首份出價,2013年12月提交第5份出價。
8月3日,在岸人民幣跌破6.88關口,離岸人民幣逼近6.9關口。
8月3日晚間,人民銀行表示,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8年8月6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
人民銀行表示,下一步,人民銀行將繼續加強外匯市場監測,根據形勢發展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逆周期調節,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一位大行銀行業資深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將增加客戶遠期購匯成本,可以看作是央行采取的預防措施。
單邊貶值預期未成型
人民幣會跌破“7”嗎?關鍵點位已經到來!8月3日,在岸人民幣一度跌破6.88關口,離岸人民幣逼近6.9關口。
不過,第一財經記者采訪多位外匯專家,大行、股份行資深外匯交易員後發現,目前結售匯數據正常,單邊的人民幣貶值預期並未成型。
彼時“8.11”匯改後人民幣急劇貶值,人民幣也曾一度接近“7”的整數位關口。那時候街頭巷尾都開始討論個人每年5萬美金的購匯額度和換匯問題,恐慌情緒一度發酵。2017年新年一過,外匯局立即采取行動,個人在銀行購匯也需詳填申請書。
一位大行資深外匯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盡管匯率波幅較大,未見居民或企業有恐慌性購匯行為。
數據顯示,上半年銀行結售匯順差137億美元,二季度遠期結售匯逆差較一季度顯著收窄60%。民生銀行首席分析師溫彬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目前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
近期,人民幣貶值接連突破關鍵點位,而監管部門尚未公布7月市場結售匯最新數據,市場擔憂目前人們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是否已經發生惡化?
第一財經記者從接近大行、股份行交易員獲悉的數據顯示,單家銀行交易室並未發現結售匯有恐慌性購匯等跡象,此外,國際收支和貿易金融部門也沒有看到大幅波動情況。由此上述大行外匯資深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預判,7月市場結售匯數應該與2季度整體趨勢保持一致,不會出現過大資本外流的壓力。
三大因素導致人民幣貶值
第一財經采訪發現,這一輪人民幣貶值主要包含一個主要因素與兩點不確定風險,共同造成了本輪人民幣的下跌行情。
中國銀行全球市場部總經理甄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本輪人民幣下跌是受美元整體反彈觸發的。從2月下半月開始,美國經濟數據表現亮眼,失業率不斷下行,增長提速,油價和商品價格上漲帶動通脹回升至目標區間,市場對年內美元的升息預期更加堅定,美元匯率和收益率實現同步上行。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測算,從今年2月底到開始,美元指數開始反彈。從今年2月至8月,美元指數升幅達6.7%。今年以來,美元基本面的的表現顯著優於歐元、英鎊和日元等主要貨幣,為美元的整體走強提供了基礎。
溫彬指出,從美國經濟基本面看,對下半年經濟增長以及對通脹的預期,美聯儲還將按照既定的加息進程走,還有1至2次加息,這在市場預期之中。
但他認為,美聯儲加息因素已經不會成為美元指數進一步上升強進動力。此外,隨著8月2日,英國央行十年來第二次加息。溫彬表示,歐元區、歐洲央行、日本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整後,美元相比上半年的上漲勢頭將有所減緩。非美貨幣則會趨於穩定。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也表示,從中長期利率走勢看,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差越來越小,預示著市場並不認為美國未來通脹預期較強,所以美聯儲未來加息空間有限。此外美國經濟增速較快,市場認為是稅改的影響,但實際效益已經在逐步衰減,在此情況下,市場會提前做出反應。
貿易摩擦“達摩克利斯之劍”與中國經濟“預調微調”
其次,6月份以來市場對貿易摩擦升級的擔憂是人民幣加速回落的重要驅動因素。從年初開始發酵的貿易摩擦經過一系列反複後呈現複雜化和實質化態勢,引發市場焦慮,對人民幣匯率也構成了心理壓力。
不過多位銀行資深外匯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貿易摩擦確實是巨大不確定因素,下一步如何發展不好預判。這是懸在人民幣匯率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溫彬表示,目前人民幣走勢基本對中美貿易摩擦與中國經濟形勢等因素進行了充分反映。但他指出,市場預期是動態的,未來還會根據最新變化情況重新調整。
最後,中國經濟基本面指標呈現走軟跡象是人民幣加速回落的重要驅動因素。二季度以來,特別是5月後,固定資產投資、消費、出口等核心指標都呈走弱跡象,加大了市場對中國在持續推進去杠桿背景下保持經濟穩速增長能力的擔憂。該情緒的轉變對6月下旬以來人民幣的快速下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不過,目前政府對下半年經濟與金融政策的“預調微調”亦被市場敏銳捕捉。7月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首次提出“六穩”,即要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
上述大行資深外匯交易員指出,多個監管部門同時發聲,讓銀行擴大貸款,擴大信用債投資等,這些措施會取得效果。但他表示,能否在下半年成功扭轉經濟稍微走軟的趨勢,目前不好判斷,下半年中國經濟可能將經歷一輪磨合調整過程。
8月3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第二次召開會議則指出,要進一步打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的內生動力。管濤指出,在“6個穩”的指導下,未來中國經濟下半年有望企穩發展。上述大行資深交易員指出,如果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降杠桿取得一定成效,很可能開啟一輪新動能質量更優增長。但他預計中國政策微調轉向
雙向波動是大趨勢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指出,貨幣貶值對本國出口有積極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貿易爭端帶來的壓力。資本流動和金融市場價格的變動目前還比較平穩,人民幣貶值的負面效應總體可控。貨幣政策近期已經向穩健偏松方向調整,將繼續以國內目標為主,保持獨立性。
不過也有分析認為,如果短期人民幣匯率極具波動,例如2015年、2016年人民幣貶值給市場情緒造成較大沖擊,同時中國經濟指標下滑或債務違約增加,導致資本凈流出的話,人民幣“貶值”的超調會自我加強放大。
在這種時候,任何國家在管理資本流動時都需要有一些政策措施配合緩解風險。上述大行資深交易員認為,目前情況下,央行政策儲備十分充足。此外市場接受能力比以前強。
8月3日,央行指出,今年以來,外匯市場運行總體平穩,人民幣匯率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貶有升,彈性明顯增強,市場預期基本穩定,跨境資本流動和外匯供求也大體平衡。近期受貿易摩擦和國際匯市變化等因素影響,外匯市場出現了一些順周期波動的跡象。
央行指出,下一步,人民銀行將繼續加強外匯市場監測,根據形勢發展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逆周期調節,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不過第一財經記者從接近大行、股份行交易員獲悉的數據顯示,單家銀行交易室並未發現結售匯有恐慌性購匯等跡象,此外,國際收支和貿易金融部門也沒有看到大幅波動情況。
上述資深銀行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去年中期開始,據他們觀察,央行已經退出了常態化的市場幹預,且取得了較好效果。例如,目前外匯占款較為平穩。此前央行抓住了市場穩定的機會,培育了外匯市場彈性,也是讓企業經營主體更加理性看待匯率漲跌。
上述銀行外匯資深交易員表示,你可能暫時覺得“6.9”,甚至整數關口“7”是一個關鍵點,只有在人民幣匯率沒過整數關口前,對市場的預期有一定心理暗示作用,但一旦真的突破“7”關口,這個意義也就消失了。
他認為,所以關鍵點位,無論央行有無幹預、都無法改變長期人民幣雙向波動的大趨勢,只是波動路徑被修改了。
溫彬指出,從去年5月份,央行推出“逆周期因子”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調節,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如果人民幣出現過快,較大貶值,央行也會在形成機制上重啟逆周期因子,穩定市場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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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在岸人民幣跌破6.88關口,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盤中一度跌破6.91關口,刷新去年5月份以來新低。正當人民幣逼近“7”關鍵時刻,當日晚間,中國人民銀行(下稱“央行”)啟動預防措施,決定自8月6日起,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這是自2017年9月央行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調整為0後,再次出手回調。與此同時,央行還表示,將根據需要進行逆周期調節。
消息一出,當日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短時間內拉升近500點。在岸、離岸人民幣匯率均一度收複6.83關口。截至8月5日,離岸人民幣報6.84,在岸人民幣報6.82。
一位大行資深外匯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將增加客戶遠期購匯成本,可以看作是央行采取的預防措施。
相比之下,市場更為關註人民幣在跌破“6.9”關鍵支撐點下重啟逆周期因子的可能性。央行指出,下一步將繼續加強外匯市場監測,根據形勢發展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進行逆周期調節,維護外匯市場平穩運行,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澳新銀行中國市場經濟學家曲天石表示,央行首先啟動的是外匯風險準備金而非逆周期調節因子,說明央行更在意資金的跨境流動,而非匯率波動。他表示,外匯風險準備金是從企業端影響量,信號意義更強,而逆周期調節因子影響的是價格。
美元兌離岸人民幣走勢圖 數據來源:Wind
擡高企業遠期購匯成本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將增加客戶遠期購匯成本,在多位銀行外匯交易員看來,這屬於央行的預防措施。
上述銀行業交易員舉例表示,企業遠期購匯合約是指企業與銀行簽訂一份合約,約定未來以一個固定的匯率將人民幣兌換為美元。假如現在企業A與銀行簽訂一份遠期購匯合約,約定2018年12月將以1:6的匯率購買1億美元。但1個月後,同樣在2018年12月到期的遠期購匯合約,約定匯率變成了1:7。
這意味著企業A在此前所簽的遠期購匯合約更值錢了。因為按一開始A簽的合約算,買1億美元只需要6億人民幣,現在買1億美元要7億人民幣。只要企業A讓銀行在市場上協助平盤,讓合約價值變現,即可獲利。所以,市場上一旦有了人民幣貶值的預期,帶有投機目的的企業就會加大對遠期購匯合約的需求,做空人民幣。有真實貿易背景的企業則出於套期保值的目的,也會加大對遠期購匯的需求,以鎖定未來的購匯成本。
銀行在與企業簽訂遠期售匯(客戶購匯)協議後,會相應在即期市場上買入美元持有至遠期售匯合同到期,拋售人民幣,從而將遠期的貶值壓力傳導至即期市場,帶來人民幣的即期匯率貶值。
這時候,就需要外匯風險準備金出馬。外匯風險準備金類似存款準備金。當各家銀行收儲外匯時,需要按總金額的一定比例繳存到央行指定專用賬戶,不得挪為他用,以備不確定風險的發生。對於銀行來說,應計提外匯風險準備金=上月銀行遠期售匯簽約額×20%。這意味著,以後銀行要進行1億美元的遠期售匯,在下個月就必須提交2000萬美元的無息外匯風險準備金。
為保證自身收益,銀行就會將外匯風險準備金占用所要耗費的成本轉移給購匯的企業。例如,此前遠期購匯合約約定的匯率是1:7,現在由於要提外匯風險準備金,成本提高,銀行可能就會要求1:7.2的比例來兌換美元,每一單位美元多收0.2元的人民幣以充當成本補償。
如此,央行提高銀行業務成本——銀行提高企業遠期購匯成本——打擊人民幣空頭與跨境套利勢力。民生銀行首席分析師溫彬表示,征收外匯風險準備金率是為了增加在岸離岸套利成本,有助於匯率穩定。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梳理,2015年“8·11”匯改之後,到 2016 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距破“7”、外匯儲備離破3萬億美元僅一步之遙。為抑制外匯市場過度波動,央行曾將銀行遠期售匯業務納入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對開展代客遠期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準備金率定為20%。
不過在彼時,“海嘯”最終退潮,人民幣匯率不僅沒有破“7”反而升值6%以上,外匯儲備也止跌回升。跨境資本流動和外匯市場供求恢複平衡,市場預期趨於理性。2017年9月,央行及時調整前期為抑制外匯市場順周期波動出臺的逆周期宏觀審慎管理措施,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調整為0。
央行相關負責人表示,對遠期售匯征收風險準備金不是資本管制措施。央行將其定義為“透明、非歧視性、價格型的逆周期宏觀審慎政策工具”。
央行還表示,由於並未對企業參與外匯遠期、期權、掉期交易設置規模限制,也沒有逐筆審批要求,更沒有禁止企業開展這類交易,顯然不屬於資本管制,也並非行政性措施,而是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一部分。
逆周期因子將重啟?
相比對遠期售匯征收風險準備金,市場普遍認為,在上周五央行釋放的信息中,“將根據需要進行逆周期調節”或意味著央行將重啟幹預機制,對人民幣匯率產生更大影響。
2015年“8·11”匯改以來,央行曾祭出“逆周期調節”,中間價報價機制引入“逆周期因子”。不過,隨著單邊預期被打破,市場進入雙向波動,2018年1月9日,央行暫停使用“逆周期因子”,回歸匯率政策中性。
溫彬表示,如果人民幣出現過快、較大貶值,央行也會在形成機制上重啟逆周期因子,穩定市場預期。
中國銀行全球市場部總經理甄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本輪人民幣下跌是受美元整體反彈觸發的。從2月下旬開始,美國經濟數據表現亮眼,失業率不斷下行,增長提速,油價和商品價格上漲帶動通脹回升至目標區間,市場對年內美元的升息預期更加堅定,美元匯率和收益率實現同步上行。
不過,盡管6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快速跌破6.7、6.8等市場關註水平,但匯率形成機制一直未變、中間價較前一日收盤價偏離幅度不大,匯率漲跌基本由市場決定,市場化程度進一步提升。
中信銀行金融市場部副總經理孫煒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匯率形成機制來看,央行基本已經退出常態化幹預。本輪貶值期間我國參與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各方均一直保持了“探索性的定力”,市場化程度較上一輪貶值期間顯著提升,並未出現更多的行政性管制。
孫煒表示,從市場預期來看,目前市場主流觀點是人民幣匯率仍將承壓,主要是由於參與主體將中間價形成機制、美元指數、國際收支、基本面、貿易狀況等方面因素的影響,放大為對中長期未來的擔憂,體現在短期交易上就是做空人民幣。這種預期可能會隨各方面因素的變化加強或減弱,但其或強化或轉化,尚需要一個過程。
不過,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了多位外匯專家以及大行、股份行資深外匯交易員後發現,目前結售匯數據正常,單邊的人民幣貶值預期並未成型。一位大行資深外匯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盡管匯率波幅較大,未見居民或企業有恐慌性購匯行為。
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銀行結售匯順差137億美元,二季度遠期結售匯逆差較一季度顯著收窄60%。溫彬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
而隨著近期人民幣貶值接連突破關鍵點位,監管部門亦尚未公布7月市場結售匯最新數據,市場擔憂目前人們對人民幣的貶值預期是否已經發生惡化?
多位大行、股份行交易員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單家銀行交易室並未發現結售匯有恐慌性購匯等跡象,此外,國際收支和貿易金融部門也沒有看到大幅波動情況。由此,上述大行外匯資深交易員對第一財經記者預判,7月市場結售匯數應該與二季度整體趨勢保持一致,不會出現過大資本外流的壓力。
央行在人民幣逼近“7”的關鍵點位及時發聲,是否意味著央行的底線就是7或者“6.9”?對此,上述銀行外匯資深交易員表示,你可能暫時覺得“6.9”,甚至整數關口“7”是一個關鍵點,只有在人民幣匯率沒過整數關口前,對市場的預期有一定心理暗示作用,但一旦真的突破“7”關口,這個意義也就消失了。
孫煒認為,從市場情緒和供求關系來看,現在參與形成機制各方基於理性分析、預測和交易,未出現以前的單邊恐慌性預期。人民幣每次突破6.7、6.8等重要支撐位,市場都產生自發回調,情緒自我調節較好。雖然目前市場預期性頭寸有所增加,但是預期性頭寸有交易成本,並不會一味單邊。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指出,當前人民幣有貶值壓力、無貶值預期,目前央行已經退出常態幹預,當前中國經濟基本面不差,在經歷了上一輪人民幣貶值的考驗後,證明政府有能力、有條件維護市場穩定。此外,目前央行工具箱中的工具也足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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