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3.0體系中，美國和美元在很多方面都處於絕對的支配地位，表面上的權力均衡與實質上的單極世界並存。但歷史經驗表明，單極世界從來都是不穩定的，從而也是短暫的。經濟方面，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並沒有改變全球貿易失衡的狀況，新興市場國家在經歷拉美債務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後紛紛調整戰略組合，努力實現貿易盈余，並開始積累外匯儲備，這就是伯南克在10年前說的“全球儲蓄過剩”。新興市場國家通過購買發達國家的國債等金融資產實現了資金回流。這些回流的資金一方面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形式重返新興市場國家，促進了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另一方面導致了西方國家利率水平不斷降低，推升了資產泡沫，並最終爆發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地緣政治方面，主要大國實現了權力均勢，占領了制定規則的制高點。後發國家無望躋身其中，便開始需求地區話語權。但在維護區域均勢方面，聯合國表現並不佳。後冷戰時期軍事暴動的動機往往不是要實現民族自決和建立新國家，而是一種清算與複仇，企圖建立新的政治、社會與經濟階層，以分享增長的成果。當然，這並不是說民族自決問題就解決了。
全球化的兩個維度
全球化3.0體系是不穩定的。總的來說，它由兩個維度構成，第一個維度是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可以將國家分為三類：資源型國家、消費型國家和生產型國家。
資源型國家主要提供資源和原材料，像澳大利亞、沙特阿拉伯、俄羅斯、南非、巴西等國，大宗商品出口占到其對外出口的絕大部分；產業鏈頂端的是消費型國家，經常賬戶的赤字占到GDP的4%以上，典型代表是美國。它們一方面從資源型國家進口油氣資源，另一方面從制造業國家進口制成品；制造型國家主要是指經常賬戶盈余超過GDP的4%，如德國和日本，它們在汽車、數控機床等精密制造上具有優勢，而中國以及東南亞國家在低端制造業上處於優勢地位。
第二個維度是貨幣方面，美聯儲不僅僅是美國的中央銀行，同時也是全球中央銀行。匯率盯住美元的國家，為了維持本幣匯率的穩定，貿易中每賺1美元，就要釋放同等價值的本幣。以中國為例，中國最高峰時積累了價值為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其中美元資產超過一半，那就是2萬億美元，轉換成人民幣就是超過13萬億元的基礎貨幣，占基礎貨幣比重為50%左右。截至2016年底，美元資產占外匯的比例仍高達53.1%，遠遠高於歐元資產的25.8%和日元資產的5.7%，雖然其結構在逐步優化。
這種貨幣秩序帶給中國的問題就是，長期、大量的貿易盈余是不可持續的，中國貨幣的發行機制如何轉換？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依賴程度要遠高於美國依賴中國的程度，從中國海關總署的數據來看，2017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占比為19%，而美國為10%；中國對美貿易總額占比為10.4%，美國為3.9%；中國對美出口占GDP的比重為3.9%，而美國為0.8%；而且，從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采取的一系列貿易保護政策和其在國內開展的減稅等刺激措施來看，中國的貿易形勢乃至全球的貿易格局，都正在重構，前景不容樂觀。當然，貿易的依存從來都是雙向的，中國依賴美國的出口市場，換個立場，就是美國依賴從中國的進口。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表面上看是由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導致的，但本質上是全球化3.0體系的不均衡，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多個方面，金融危機只是這個單極體系內在不均衡在金融上的表現。危機之後，人們開始反思，準備重建國際新秩序。但這次重構世界秩序的，不是戰爭，是金融危機。
對金融危機的反思
金融危機帶給世人的反思，不僅僅是理論上的，更是實踐上的。
首先，金融自由化不再是信條，強化金融監管、加強監管協調成為共識。1999年創建的金融穩定論壇發展為金融穩定委員會，由20國集團的成員國以及其他幾個國家的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組成，宗旨仍然是制定、推廣政策和“最佳實踐”，幫助那些采納其意見的國家預防和管理其經濟體內部和全球金融風險。巴塞爾協議Ⅲ成為各國銀行業監管的新標桿和底線，各國央行紛紛制定了更高的資本金要求；宏觀審慎監管成為金融監管的一大支柱，貨幣政策應關註資產價格取得了廣泛認同。
其次，貿易自由化不再是信仰，貿易保護主義點燃了貿易戰，甚至還出現了“逆全球化”現象。新的區域和雙邊協定正在削弱WTO框架，全球貿易擴大化進程中斷。奧巴馬總統領導的美國想以新的多邊協議——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重建貿易秩序。而特朗普總統上臺後，奉行“美國優先”戰略的他不希望美國受到任何多余的制約，想用雙邊協議替換多變協議，私人定制貿易規則，所以退出了TPP與TTIP。當然，在不違反“美國優先”的前提下，美國仍有可能重回談判桌前。扭轉貿易赤字並實現貿易盈余，是特朗普平衡內部失衡的手段。
眾所周知，美國走在全球經濟複蘇周期的前列，目前已進入資產負債表與利率的“雙重收縮”階段。為避免陷入長期停滯，引領經濟複蘇的重任轉移到了財政政策方面，這就有了特朗普稅改計劃。但稅改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存在一定的時滯，短期內必然加劇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所以，吸引美國跨國企業資金與利潤的回流也是其本輪減稅的顯著特點。除此之外，很少有人註意的是，美元指數自2016年12月19日達到102.38的高點之後，便進入了下跌通道，截至2018年3月5日，美元指數為89.95，美元走勢與美國經濟基本面走勢相悖。我們的理解是，弱美元也是美國平衡內部失衡的一個手段。
在國際政治和外交方面，新興市場國家通過後發優勢，逐步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習慣了當老大的美國，自然會有十面埋伏之感，不再貪戀霸權帶來的榮譽感，“有原則的現實主義”成為主流價值觀。美國的戰略性收縮或許是必然的，特朗普上臺，只是讓這個時刻稍稍提前了一點。這種轉變也意味著長期奉行“主權責任”的威爾遜理想主義逐漸式微。它經常將塑造其他國家內部條件和性質作為美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並不在意“主權的責任”，而是強調各主權國家的共同義務。
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貿易只是其中的一個維度，雖然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過於厚此薄彼就有失公允了。不能僅因為貿易的全球化出現了暫時的倒退就否定全球化仍在推進的現實。打擊恐怖主義、遏制核擴散、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維護網絡空間安全等各項工作，都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但是，僅僅從全球化一個視角來理解世界秩序已不能給我們提供全圖景，全球化內部還有一個“亞全球化”，那就是區域化。以前，區域化是全球化的補充，但在大國關系取得均勢和全球政經格局趨於穩定之後，爭奪區域性話語權開始成為鄰國博弈的主戰場。
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原來發生在大國間的軍事對峙局面幾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區域性摩擦在增加，比如南亞的印度與巴基斯坦、中東問題、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問題等。另一方面，區域性多邊協議和組織機構也在不斷增加，這既是全球化式微的結果，反過來又進一步削弱了全球化的存在感。除此之外，以非官方組織、跨國公司和個體為單位的國際交往達到了新高度。即使主權國家層面出現不和，民間交往也很少受到影響。
所以，全球化並不是世界秩序的全部內容，世界正在朝向一個多層次和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我們相信，變化的只是結構，和平與發展仍將是主流意識。決定秩序“質量”高低的，是對規則和原則之定義的認同度和制定，調整與應用這些規則和原則之程序的接受度，決定秩序是否穩定的是權力平衡。
（邵宇系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系東方證券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