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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一”購物狂歡，跨境電商求“別出事”

（農鍵/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1月9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新政利劍高懸，政策兩年拉鋸 雙十一，跨境電商的“續命”戰場》）

在將至的“雙十一”狂歡背後，是跨境電商緊繃的弦：兩年間行業政策數次波動，監管“靴子”始終未落地。而這場超級購物節的到來，將會是國家有關部門觀察跨境電商政策的關鍵時期。

“這段時間里平臺要做的就是‘別出事’，向政府證明平臺能控制好跨境商品質量。一旦出事，國家就很可能進行加嚴監管，過渡期不到就會收緊。”

定居意大利三年，沒有當地文憑又語言不通的張潔（化名），終於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中國某跨境電商平臺，專做跨境產品市場開拓。

入行兩個月，她就感受到行業內人心不穩：“行業里的人似乎都知道這份工作的不確定因素，今天可以這麽做的，明天可能就行不通。”

中國將進口商品分為貨物和個人物品，分別適用不同的監管要求。2016年前，跨境電商被歸為“個人物品”監管；2016年4月新政出臺，將奶粉、保健品等熱門跨境商品歸為“一般貨物”；2017年3月，國務院又下發文件，將跨境商品“暫時歸為個人物品監管”（被業界稱為“3·17談話”）。

而新政實施日期，則由最初的2016年5月延緩到2017年5月，此後又兩次延期，最新執行日期是2018年底。

“說明政府還是覺得監管方式有問題，要繼續反思、調查、研究。”對外經貿大學教授王健說。畢竟新政的定性牽一發而動全身——將跨境商品歸為“一般貨物”，意味著此前進口跨境商品的價格優勢、速度優勢都會喪失。

國家標準化研究院食品所主任李強與阿里巴巴合作，正為跨境進口商品制定安全標準。在他看來，2017年“雙十一”是個關鍵時期：“這段時間里平臺要做的就是‘別出事’，向政府證明平臺能控制好跨境商品質量。一旦出事，國家就很可能進行加嚴監管，過渡期不到就會收緊。”

跨境電商政策“靴子”仍未落地，第五年“雙十一”狂歡節已然開始。在這場狂歡背後，是跨境電商心中再次逐漸繃緊的弦。

“好好表現”的機會

2017年“雙十一”大戰拉開帷幕前夕，一場名為“品質電商”的研討會在杭州召開。會議由質檢總局主持，規模不大，但阿里巴巴、京東、唯品會、網易嚴選、蜜芽等十家電子商務平臺均派代表參加。

質檢總局將會議定位為“對電商的一次摸底”，目的在於“在‘雙十一’期間有針對性地管控商品品質”。而對企業來說，這更像是一場“展示會”：先行賠付、無憂退換貨服務……各電商平臺都提出了自己有競爭力的品控方案。

2017年初，李強和他的團隊開始和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合作，為跨境商品在天貓國際的投放制定企業食品安全標準。

標準的制定共分兩期，第一期是嬰幼兒配方乳粉和保健食品，第二期則包含三十多類食品——保健品、乳粉和大部分食品，正是2016年新政實施後，可能會按照一般貨物管理的品類。

李強團隊的具體做法是：選出包括歐盟、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9個國家和地區，將它們的標準收集起來，與中國同種商品的國家標準比對，原則是“要嚴於國家標準”。

“天貓國際的標準是個綜合版。有些指標國外沒有要求，但我們有要求，比如奶粉中金黃色葡萄球菌；有些國內外都有要求，但天貓標準嚴於國標。比如食用油里致癌物苯並芘，我國要求（不高於）每公斤10微克，天貓要求每公斤3微克。”阿里巴巴平臺治理部副總裁曾憲隆說。

曾憲隆將標準評價為“品控邏輯的基石”，但業界對這種做法的評價褒貶不一。

在卓誌跨境電商供應鏈服務有限公司CEO李金玲看來，阿里率先開始制定企業標準，是一種“值得勘定的探索”。“但企業能做的也就這麽多了，最終還是有賴於監管部門給一個定性。”李金玲說，“企業畢竟是有利益關系的，一間企業先適用了這個標準，其他企業怎麽辦？”

李強也承認，這份標準只是跨境商品進入平臺的篩選依據：“跨境商品過了自己國家政府那一關，其實是安全的。但是要通過阿里平臺進入中國，篩選的依據就是我們的標準。”

這是李強第一次與平臺合作制定標準。他坦言，針對跨境電商的標準存在更多的不確定性：“一般的企標基於食品安全法、產品質量法，但跨境零售沒有特別明確的法律依據，只能說政府要求天貓國際履行主體責任，這是他們履責的體現。”

“阿里作為大企業，也需要表個態：我已經代表企業在規範品質做自我約束了，不要把我們一棒子打死。”跨境電商企業通拓公司合夥人李鵬博說。

“雙十一”前夕，“表態”的行業大佬不止阿里一家：阿里巴巴與國家標準化研究院聯手，京東則與中國出入境檢驗檢疫協會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宣布打造中國電商產品質量“雲平臺”；網易嚴選的品控團隊共一百余人，規劃在2018年實現全品類的溯源可見。唯品會則與中國人保簽署了千萬保障金額的產品責任保險，百分百保證假貨必賠。

已提交審議的電子商務法草案二審稿中，將平臺作為商品質量的直接責任人。李金玲說，這“無疑已經是一個趨勢”。

在李強看來，2017年“雙十一”是對平臺的檢驗：“其實政府也在觀察跨境電商，借這個機會，平臺要好好表現，把自己的模式完善起來。”

上述說法得到了商務部財務司副司長袁曉明的確認。在2017年4月《瞭望東方周刊》的采訪中，袁曉明曾說：“從消費者利益出發（按照個人物品監管），如果這個過程中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的商品出現大的質量安全風險，不排除我們在監管上會更加嚴格。”

政策審慎，一再延後

2016年4月的“熔斷日”至今仍讓跨境電商們心有戚戚：貨物在港口或保稅倉滯留，地方政府不知道怎麽辦，海關不知道怎麽辦；線上大促銷的牌子還未撤下，大部分商品卻只能顯示暫時缺貨……

當時一個多月後，5月26日，財政部首次宣布對該新政中規定的有關監管要求給予一年過渡期。

“當時行業中一些人悲觀，另一些人樂觀，但悲觀的占到70%以上。”通拓科技合夥人李鵬博說，新政出臺後，不少企業將主要業務轉移到其他板塊。李鵬博所在的企業就在2016年轉向一般進口貿易。

這樣做的人不在少數。那些沒有離開的人，多是因為走不了——許多企業整體業務就是基於跨境電商。

“兩年之間差太多了。2015年只征行郵稅，實際上是等於基本不征稅，2016年一是要按新規征稅，二是到底按照什麽品類管並不明朗。”李鵬博說。

不過，也有從業者註意到了正面清單下的一行小字：清單將根據跨境電子商務發展、消費者需求變化等因素適時進行調整。

調整很快就到了。2017年2月28日，海關總署副署長鄒誌武在媒體見面會上表示，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監管措施調整的過渡期將延長至2017年12月31日——這是新政出臺後，第二次延後實施。

“對這次延後其實蠻意外的，因為大家本來已經很悲觀。”李鵬博說。那時他並不知道，3個月後，“3·17談話”文件出臺，首次明確跨境電商進口商品將暫時按照個人物品監管。

“3·17談話”讓業界松了一口氣。從“個人物品”到“一般貨物”再到“個人物品”的拉鋸戰後，電商們認為，關於跨境電商“究竟歸入哪類進口”的爭議已暫告一段落。

王健這樣理解政策的不斷變化：“政府對於跨境電商這種新業態不太了解，紅頭文件已經發了，又有新的想法。直到今天對監管政策政府仍然在猶豫。”

他的話得到了印證。在上述媒體采訪中，袁曉明澄清“3·17談話”中明確對跨境電商零售進口暫按個人物品監管，只是對監管方式的安排，並不是最終定性。新的監管安排，也並不會完全照搬個人物品監管模式。

2017年7月，跨境電商新政實施期限被延後到2018年底。這已經是政府第三次延後新政實施。

每一次延期都意味著李鵬博等業內人士對這個行業又增加了一些希望。2016年，李鵬博的公司將主要業務轉向一般貿易。2017年，又重新將跨境電商進口的供應鏈做了起來。

他亦堅信，國家接下去會繼續鼓勵跨境電商發展，但同時也會要求更好地控制風險：“只要監控好風險，就不會被一刀切。”

對“靴子”何時落地，業內人士看得很清楚。“最嚴格的監管方式就是按照貨物進出口，最松是按照個人物品，現在大家在探索在兩者之間找一個中間地帶，既能夠控制好相關風險，又能夠保持行業健康發展，找到這個方案，這個行業才算是真正能夠合法的存在。”李鵬博說。

商務部財務司在給南方周末記者的回複中表示：下一步是否會再次延長過渡期以及新監管模式出臺的時間表，需由國務院研究決定。

但在李金玲看來，政策不穩定的狀態將持續影響產業發展：“如果是一個穩定可持續的政策，企業就敢大刀闊斧地投。但現在，萬一投了，一旦政府說這件事不能做了，誰會來為這個投資埋單？”

只能疏，不能堵

“政府也有壓力，他們想盡可能找到一個好的方式，讓自己的努力不白費。”李鵬博的親身感受是，跨境電商政策制定中，企業與政府博弈的籌碼“還蠻大的”：“政府會考慮輿論的壓力，許多政府也投入推動跨境電商，比如各海關、保稅區。”

袁曉明曾表示，三次延後緩沖期期間，商務部曾會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質檢總局、食藥監總局等部門，多次深入調研。

李鵬博參加了幾次部委的調研會議：“在鄭州調研華北華中重點企業、杭州調研江浙滬的企業、廣州調研華南的企業……企業能在會議室里面對面和政策制定者溝通。”

此外，政府還多次組織跨境電商平臺、企業、專家學者、研究機構和傳統貿易企業召開座談會，並委托商務部駐外機構，搜集國外在跨境電商監管上的做法。

但王健認為，中國的政策反而是其他國家學習的對象——世界範圍內，中國跨境電商體量最大、種類最多，他國很可能直接借鑒中國的政策，而其結果將影響國內出口。

“比如，我們確定跨境進口商品限額是一萬元，那其他國家也可能跟進。這會直接影響我國的出口，因為中國的優勢恰恰是將中小企業的產品直送到境外消費者面前。”王健說。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的監測數據顯示，2017上半年跨境電商出口占到81.5%，進口占據18.5%。“若在政策層面繼續鼓勵出口，而堵住進口，把兩個市場撕裂開來，實際上是很愚蠢的。”王健說。

李鵬博認為，跨境進口之所以仍能“存活”下來，除了沒出質量安全事故外，另一個原因是整體體量並不大：“我們還沒有真正刺激到國內的核心產業，從這個角度看，國家覺得不會出太大的問題，可以繼續試點下去，即便出問題，也能夠管控得住。”

地方政府的姿態更為積極。2017年4月，湖南省商務廳、廣東檢驗檢疫局、湖南檢驗檢疫局簽署探索備忘錄，將共同建立一個名為“全球質量溯源體系”的新系統，實現跨境商品全溯源。

即便如此，身為電商平臺雇員，張潔也不敢對身邊親戚朋友保證自己所在電商平臺買到的全部都是真貨。

上遊供應商是跨境商品品控的關鍵。“產品質量基本是由供需關系決定，而供需關系是不斷變化的。”張潔說，在高速發展的電商領域，一旦貨品需求量太大，進入高峰期，壓力之下平臺挑選供應商的空間將被擠壓。

這種情況下，若供應商在某個環節上出問題，品控人員很難發現——“雙十一”就是這種高峰期。

不過，2016年至今，監管政策不斷變化，但中國電商研究中心數據顯示，2015、2016和2017年上半年跨境電商進口的交易值，分別為16.7%，17.92%和18.5%，仍在穩定增長。

“政府也開始逐漸意識到，對跨境電商不能堵，只能疏。”王健說。

“消費者可能也需要轉變觀念，不要一出問題就質問政府為什麽不管。政府沒有辦法什麽事都管。”王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消費者協會與社區組織的作用將被凸顯。

但在他看來，問題實質涉及政府監管思路的轉變：“是把碎片化的貿易當做現有的事實去看待，相信它是未來不可阻擋的趨勢，還是打定主意不能允許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