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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轉型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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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目標能否如期實現,在於決策層能否把握好短期經濟增長和長期經濟穩定之間的平衡,能否實施制度體制的深層 次改革

財新《新世紀》 記者 霍侃

 

  每年全國「兩會」後第一個週末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是中國政府與國際企業界、學術界和國際組織,探討新一年中國政策走向的平台。3月 19日至21日,200多位跨國公司領導人、國際組織高級官員和國際知名學者,第12次匯聚中國。

  今年正值「十二五」開局,因此參會者在關注通脹等短期問題的同時,也把目光放遠至未來五年,關注中國能否逐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擺脫依賴 出口和投資的老路,激活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正由於此,今年論壇的主題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中國」。

3月19日至21日,200多位跨国公司领导人、国际组织高级官员和国际知名学者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牛光 摄

3月19日至21日,200多位跨國公司領導人、國際組織高級官員和國 際知名學者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牛光 攝


  中國政府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已經有約30年,正式列入五年規劃也有15年。「三個五年規劃已經過去了,但是實施結果並不如人意,問題 在哪裡呢?」一直致力於推動改革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提出疑問。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看來,中國不能再單純以GDP作為指標,而應該把所有居民綜合受益程度作為一個指標。

  未來五年轉型目標能否如期實現,在於決策層能否把握好短期經濟增長和長期經濟穩定之間的平衡,以及能否實施制度體制層面的深層次改革來推動轉 型。

  斯坦福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思坦言,在「十二五」規劃期間完成中國增長方式轉變,同時還要保持增長,確實是非常複雜的結 構性過程。

動力轉型:如何提高消費率

  來自哈佛大學的德懷特·珀金斯教授,是第11次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最近他在嘗試瞭解「中國非常特殊的GDP構成和含義」,因為改革開放至 今,中國居民消費在GDP中的比重不斷下降。

  1978年至2009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從62.1%降至48%,居民消費率從48.8%下降至35.1%,最近十年下滑尤其明顯。

这些年,从内需和外需看,中国经济增长较多倚重外部需求;内需中,又更多依赖投资拉动。

這些年,從內需和外需看,中國經濟增長較多倚重外部需求;內需中,又更 多依賴投資拉動。


  剛剛發佈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將未來五年的年均GDP增速目標定為7%。降低GDP預期增速的做法受到歡迎,被視為中國更加關注經濟增長質量 的信號。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看來,所謂高質量增長,首要內涵是增加內需,尤其是消費。

  斯賓思也持相似觀點。他認為,對需求的再平衡,最重要的問題是把總需求轉變到另外一種增長模式,從投資和出口轉向國內消費,「可以讓增長變得更 有持續性,並且避免邊際回報遞減的陷阱。」

  這些年,從內需和外需看,中國經濟增長較多倚重外部需求;內需中,又更多依賴投資拉動。

  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再次讓中國決策層意識到過度倚重外貿出口的脆弱性。隨著一系列拉動內需的經濟刺激政策實施,外需的貢獻率 和比重開始下降。2009年,中國貿易順差比2008年減少1000億美元,2010年比上一年再降低126億美元。

  今年2月,中國出現73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商務部部長陳德銘3月20日透露,3月第一旬也是逆差,預計一季度整體有可能是逆差,全年貿易順差佔 GDP的比重,將在去年3.1%的基礎上進一步下降。

  中投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遵義樂觀地認為,按照這兩年的趨勢, 「十二五」規劃期間會實現進出口平衡。

  內外需趨向平衡,當然是好消息。美中不足的是,在內需中的兩大組成部分——投資和消費,依然不平衡。「長時期存在的過度儲蓄和消費不足情況繼續 存在」,吳敬璉認為,消費乏力的原因在於,中國長時期以來採取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導致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和消費率持續下降。

  最終消費需求的主體有政府、企業和居民。這幾個主體中,摩根士丹利公司(亞洲)非執行主席史蒂芬·羅奇認為,未來,中國消費者可能需要扮演更重 要角色,成為中國經濟成長的動能。

  居民消費率會自我修正、自動提高嗎?德懷特·珀金斯假設,若家庭消費每年增長10%,GDP每年增長6%,則十年後,最終家庭消費佔GDP的比 重將會上升到51.6%。

  不過,珀金斯對這種假設情形在中國成為現實並不樂觀,「在中國,這顯然一個不太實際的假設」,因為即使中國的家庭消費出現增長,其增速也會比較 緩慢。

  「十二五」規劃綱要籠統提出要「提高居民消費率」,但到底提高到多少,並沒有明確的量化指標。

  對於如何挖掘居民的消費需求,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3月20日介紹,中國政府將多措並舉,包括實施就業發展優先戰略,以及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合理調整國家、企業、個人的分配關係,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未來五年,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實際增長達 到7%以上」。

  的確,城鄉居民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中國實現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珀金斯提出,問題在於,中國是否有能力通過一種機制,提高每一個中國人的收入水平,這需要加大公共投資。「中國把很多錢投在了鋼鐵產能擴大這樣 的投資上,如果把這筆錢直接投在老百姓收入增加上,得到的效果是一樣的。中國是付得起這筆錢的。」

  在增加公共投資的微觀層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部長葛延風提出,要完善定價機制,讓公共投入真正轉化為公眾的福利。過去有些領域 公共投入增加,但是由於沒有跟最終產品的定價聯繫起來,老百姓的福利水平並沒有得到改善。「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降低個人自付比例應該是一個基本的方 向。」

  「如果在『十二五』期間,中國在提高勞動者收入方面能有很大進步的話,中國就會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政治進步方面取得新的改變」,新加坡國立 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稱。

產業轉型:服務業和新興產業能否勃興

  「中國轉變增長方式,應該更多發揮服務業的作用,而不是強調工業和投資是經濟發展的核心支柱」,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斯莉·穆爾雅妮·英德拉瓦蒂 (Sri Mulyani Indrawati)在3月20日的午餐演講中指出。

  英德拉瓦蒂建議,實行前瞻性改革,應將資源導向於新環境下需要擴大的部門、經濟活動和領域。具體包括改善私營部門、服務型企業、小企業和農村地 區融資機會;取消對土地、資本、能源及其他資源工業投資品的補貼。

  目前,中國還是一個服務業比重較低的國家。2010年末,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為43%,比2005年提高了2.5個百分點,沒能完成「十 一五」期間累計提高3個百分點的預期目標。

  「十二五」規劃的預期目標是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累計提高4個百分點,到2015年末達到47%。即便如此,與全球60%以上的平均水平相比,仍然 是偏低的。

  「中國在消除服務業發展制約,擴大向私營部門開放服務業方面還有很大空間」,英德拉瓦蒂認為。她提出的改革措施之一是,促進永久化城鎮化發展。 因為城鎮居民比農村居民消費更多,尤其是在服務領域的支出更高,因此,更大規模的永久性城鎮化,能夠刺激服務業發展。

  「十二五」規劃提出的城鎮化目標是,城鎮化率從目前的47.5%提高到51.5%。

  此外,羅奇認為,要培育做大服務業,希望在批發零售業、物流業、醫院、醫療保健等領域,進行大量的投資和交易活動。

  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在內的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也是政府確定的未來五年產業結構轉 型的方向。

  對於如何發展七大產業,斯坦福大學教授斯賓思強調,不應該再由計划來主導市場,因為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國家繼續保持 主導性的所有者地位,這可能並不是一個好主意。」

  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3月20日在回答政府發揮什麼作用的問題時稱,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政府最重要的角色是營造鼓勵創新的環境,企業無 疑是主體,「中央政府投入也罷,地方政府投入也罷,只能是輔助性的、階段性的,最主要的投入主體和產業化主體還應該落在企業頭上。」

  吳敬璉擔心的是,用舊體制執行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新方針,結果是,在政府主持之下,技術升級和新興產業的發展,都會造成很嚴重的投資效率降低。 所以,他特別強調,真正實現轉型,根本動力在於改革,「這種改革需要有頂層設計和實施方案,而不是一些零碎的、個別的政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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