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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精英教育不適合教育扶貧 應註重本土化教育

被很多人看好和推崇西方“精英式教育”，只能止步於城市。12日上午發布的教育扶貧藍皮書《中國教育扶貧報告(2016)》稱，實用、本土化的教育形式比精英教育更適應貧困人口需要。

該報告由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教育扶貧研究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

藍皮書課題組表示，教育扶貧的目的是讓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獲得自我發展、自主脫貧的能力，是一種內生式的扶貧脫貧方式。然而，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所處的社會環境和自然條件千差萬別，文化傳統和氛圍各不相同，教育基礎和條件也不完全相同，因此，不能用一個方案、一種辦法解決所有問題。

某省貧困地區的一名小學生在課堂上準備舉手發言。攝影/章軻

課題組調查發現，我國貧困家庭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輟學率比較高，高中之後教育水平比較低，整體文化素質較低。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條件落後，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並沒有感受到教育帶來的收益，並沒有從接受教育中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因此，讀書無用、讀書不如外出打工實惠的觀點還很有市場。

“這應當引起人們的深思：到底什麽樣的教育才是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所需要的教育?精英教育顯然不能適應廣大貧困人口的需要，而那些更實用、更富於本土化的教育形式和內容，可能更能滿足他們的需要，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收益。

“因此，保障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教育收益，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結果公平，才能充分體現教育扶貧的實際價值。”課題組說。

課題組稱，盡管我國的扶貧開發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目前貧困人口數量仍然很大，脫貧攻堅的任務依然艱巨。在教育扶貧上當前面臨六大問題：基礎教育投入仍然不足，且不均衡，效益不高;學校辦學條件較差，辦學質量相對較低;師資投入不足，數量缺額，結構不盡合理，素質亟待提升;部分貧困家庭無力使子女接受更多教育，教育受重視的程度不夠;貧困地區教育管理水平相對落後;九年義務教育的完成度還有待繼續提高。

藍皮書稱，我國基礎教育投入仍然不足，且不均衡，效益不高。貧困地區經濟基礎薄弱，財政拮據，且大多為“吃飯”財政。財政對教育的撥款主要用於人頭經費，教育經費很難實現“三個增長”、達到“三個比例”，對於教育事業費中的公用經費，有的地方幾乎為零，教育費附加征而不返或隨意挪用現象較為常見。

由於義務教育經費嚴重不足，20世紀末全國中小學危房面積約1300萬平方米，集中在中西部農村。雖然危房占全國中小學總校舍的比例不足1%，但在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這一比例較高。寧夏中學危房面積達5.32%，小學危房面積達4.6%;新疆中學危房面積達4.05%，小學危房面積占3%;青海中學危房面積占3.16%，小學危房面積占4.33%。有的貧困縣危房面積高達10%~15%。

截止到2014年，全國共有危房125.5萬平方米，相比於20世紀末的1300萬平方米，減少了90%。危房占全國中小學總校舍面積的比例降低到0.16%。但是在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貧困地區，這一比例仍然較高，雲南省中小學危房比例為0.94%，海南省中小學危房比例為0.62%，新疆中小學危房比例為0.59%。

根據2013年審計署公布的數據，在1155所樣本學校里，輟學人數由2006年的3963人上升到2011年的8352人。2013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檢查《義務教育法》實施情況的報告表明，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尤其是邊遠、貧困及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初中輟學率較高，有的地區超過10%。

藍皮書稱，義務教育階段“兩免一補”政策的實施，對貧困家庭子女接受教育提供了積極的幫助，在較大程度上解決了絕大多數貧困家庭子女“上不起學”的問題，也極大程度地提高了我國義務教育的入學率。然而，“兩免一補”政策並沒有免除貧困家庭子女其他必要的求學費用，貧困家庭為子女求學所付出的必要費用仍然占家庭收入相當大的比例，為了避免“因學致貧”現象發生，建議國家對符合一定條件的貧困家庭(或最貧困家庭)子女免除各求學階段全部費用，並為他們提供一切必要的學習用品，直到他們離開學校走向工作崗位。

課題組表示，將教育扶貧對象的甄別與國家貧困標準直接對應，瞄準性雖好，但會導致教育扶貧制度的設計部分地偏離教育規律和教學改革的自身需求。目前在教育扶貧任務政策設計中，教育扶貧對象的標準都完全對應到國家確定的貧困縣和“建檔立卡貧困人口”。

課題組說，事實上，還有一部分需要幫扶的人口未列入 “教育支持”的範圍。如城市貧困家庭子女、農村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因此，需要在推進國家教育公平的整體進程中，兼顧國家扶貧的教育目標，而非單一的將國家扶貧目標直接對應為教育扶貧目標。因為教育扶貧標準與單一的經濟維度確立的“貧困標準”內涵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