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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富士康到烏托邦潘毅

2011-3-10  NM




今年一月,一名廿五歲富士康女工程師跳樓身亡,是有紀錄以來第十九跳,該廠慘劇,是現在進行式。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潘毅,連同中、港、台幾家大學的學者、學生,調查富士康工人血淚史,近日出版《富士康輝煌背後的連環跳》。

潘教授四十一歲,個子小小,言談雅馴,看不出竟一身是膽,早年捲起衣袖當打工妹,將經歷寫成《中國女工》,一時蜚聲海內外;今次再下一城,揭露富士康有加班無補水,工傷私了免問責,指示工人歌頌總裁郭台銘為「爺爺」。

她期望當面大罵郭爺爺,「這班研究人員有個好強烈願望,跟郭台銘對話,自費都去!你寫多幾句吧,令他不出來對話就好樣衰!」

潘毅不求降魔伏妖見血封喉,只望拯救中國二億三千萬農民工,甚至締造烏托邦,「中國現在走市場經濟,以前走計劃經濟,現在中國發展模式吸納兩個制度最壞的 地方:資本主義最原始的資本累積,講白一點就是剝削勞工,我們又覺得社會主義比較專制,我希望將兩個制度最好的地方放在一起。」

工人自殺,究其原因,絕望,「工人雖然一個月賺了二千元,但出去買部手機也要二千多元,而他們每日製造很多手機,覺得自己有份製造財富,但這些財富不屬於他們。」

潘毅口袋裡的手機,可是富士康生產的iPhone?「我沒有用iPhone,但我用Samsung,都是富士康造的。你說杯葛哪個品牌,我覺得意義不大,它壟斷了廿幾個品牌,總有一款是它製造,總有一部喺左近。」

工人跳樓,你我手上都有鮮血,「當然,我覺得大家都有鮮血,大家都給壓力富士康的話,調整機會是有的;如果大家都不覺得自己是犯罪一分子,改變的可能性便小。」

不能避免沾血,只能贖罪,「你用四、五千元買一部iPhone,難道沒有權要求富士康改善工人待遇?為何要我用跳樓機?」相信喬布斯也想不到iPhone 又名跳樓機,「工人叫iPhone做跳樓機,不是我說的。這對品牌也有小小影響,蘋果會擔心:『消費者說我的是跳樓機!』」

蘋果曾派專家團到富士康調查,專家團則向潘毅招手,每日報酬一千美元,可是要簽保密協議,不能公開資料,「當時我已經做緊研究,我真係要『隊佢』,要出報告,所以reject咗。」

新書這才得以面世,裡面羅列富士康罪行,本文不抄書,記者只想知道潘毅的感受。一天她在太原廠房外遇上幾名學生工,問他們工作是否愉快,「他們鄙視的眼光 令我好難受,像說:『白癡問題!』」如此感受何不寫在書裡?「我要準備富士康找經濟學家、心理學家質疑我,所以書裡不放感情,變成學術報告。」

烏托邦

潘毅隊還隊,須知鮮血不能洗去鮮血,「我並非特別憎恨哪一品牌、企業——我憎富士康,但它不是我唯一令我憎的,迪士尼一樣令我憤怒。」○五年她的學生捧着 浴血的米奇老鼠,抗議迪士尼的代工廠房年生過百宗意外,傷者個個斷指,迪士尼隨即更換機器,「我因為這種經濟活動模式而憤怒,眾多工人創造出來的財富,應 該有更好的分配方法。」

那就是資本、社會主義crossover,「留用資本主義的有效率管理,通過社會主義的分配方法,財富分給工人,不讓郭台銘拿去買私人飛機。」她要締造烏托邦,「我覺得這個烏托邦不是遙不可及。」

港人熟悉的公平貿易,或者聖雅各福群會的「時分券」,就是烏托邦的入門標準,繼而發展成合作社,機構有多名老闆,兼任員工,多勞多得,中山崖口村正是這樣 生產,印度Sewa更有百多個合作社,西班牙蒙德拉貢(Mondragon)規模更大,「他們在中國有廠,你可以上去看看。你寫這個例子最好,第三世界就 話無人肯學,西班牙屬於歐洲,較多人肯學。」

記者最關心的傳媒行業,也有得諗,「幾個像你這樣的人走在一起,搞本雜誌,不一定叫《壹週刊》,叫《貳週刊》吧,開始時銷量幾百,愈做愈大,幾千、幾萬,吸納更多人經營,編輯、記者、讀者之間比較互動。」

澳洲某地區報紙停刊,編採人員不捨,接手營運,退休教授、退休校長、老師紛紛義務加入,讀者變記者,「他們帶了敏感度入來,他們知道退休人士愛看什麼,老師知道學生年輕人愛看什麼。他們成立了合作社,run得成功。」

專制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九三年深圳一場大火燒死八十多名工人,那時候潘毅在港大唸社會學碩士,跟隨國是學會北上探望,只見生還者除了面部全身燒傷,「當時一下子接觸(資本主義)比較黑暗的一面,我便想,可有一種經濟行為不需要多人犧牲?如無死傷,可能我不會問這些問題。」

大時代造就奇女子,記者只擔心她被自由經濟主義者視為異教妖女,綁在十字架上燒死,「如果你罵社會主義專制,我問你,富士康不專制麼?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管理模式專制一些,還是當年人民公社、國營企業專制一些?如果你有研究,會發現當時工人自由得多。」

潘毅父母當過大陸幹部,擔任集體企業管理層,「如你比較哪個制度更加專制,社會主義沒有處理政治民主問題,資本主義沒有處理經濟民主問題,而經濟民主問題每日牽涉你和我的生活,政治民主講緊幾年一次的選舉,我覺得離我更遠。」

今年初出版《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我在《大工地上》講得好清楚,現在工人待遇比解放前還要差,當年建築工人是師傅徒弟制,徒弟捱得好辛苦,但三、 四年後變師傅,身為工匠,在社會上有地位;現在包工頭制,你話工人有何社會地位?你問我,我說現在其社會地位是有史以來最低。」

她說,大家對兩種制度都認識不深,「尤其抹殺社會主義的好處,又當資本主義好自由,富士康工人如何自由?你告訴我,香港大家樂員工如何自由?」

學術遊戲

潘毅在倫敦大學唸人類學博士時,跑到深圳港資電子廠打工八個月,寫成畢業論文《中國女工》,○五年贏得C. Wright Mills大獎,她只感奇怪:「《中國女工》你不用讀畢,揭一、兩章夠了,你會發現高度學術化。要攞獎,理論要創新,不能單靠議題本身,那麼精力都用來搞 理論,服務理論,不是服務人民。」

這個學者較入世,「《富士康》寫得淺白,故事為主,無甚學術框架、理論,一定拿不到獎,但我覺得《富士康》、《大工地上》影響較大。」早前香港最低工資立法,由於學術上難有突破,沒有學者說話,「你不能說香港學者沒良心,只是學術遊戲正在壓迫他們。」

潘毅曾在科大任教,為了終身聘用,也玩遊戲,「不能不玩,我寫了大量英文著作,待會給CV你看。不是我想要(終身聘用),在科大你拿不到,會炒魷魚。結果 拿到後,我炒它魷魚。」何苦?「咁講好似好驕傲,我搵工唔係咁大困難。」當時北大、理大合辦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是她杯茶,○七年先到北大研究,○八年 再到理大,任教至今。

潘毅有個大狀弟弟潘熙,如果香港有維權律師,非他莫屬,曾代表盧少蘭婆婆對抗房委會,觀乎後來領匯的惡行,那場官司可謂聖戰。目前馬尼拉慘劇死因聆訊,遇害領隊謝廷駿的家屬便聘用他。

一門雙傑不出奇,難得都是有心人,「社會公義事件,我倆看法靠近。」互相影響,「在思想上,中國問題看法,我影響他;我弟弟喜歡照顧人,所以雖然我比他年長兩歲,但我是被照顧的人,不是我照顧他,有少少逆向。

「生活上他很照顧我,擔心我沒地方住,沒有飯吃,點解我咁瘦,食唔飽呀?我係好瘦,不足一百磅,但我不是沒飯吃,只是他覺得我太投入工作。」獨身的她說:「但我不覺得我不會照顧自己,唔餓死就得啦!」

後記

潘毅問記者:「你是否真的覺得《壹週刊》可以講咁多這方面(社會主義)?我擔心你,也擔心我自己。」

《壹週刊》崇尚市場經濟,今次訪問的確離經叛道,但我們很尊重個人不同意見,記者反而擔心她。清華大學教授汪暉早前發表類似論點,國內主流傳媒對他狂轟猛炸大半年,只怕他朝君體也相同。

社會主義已成過去,潘毅強調一定不走回頭路,更不擁抱共產主義,「不用將所有資產也拿來共分,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不管你付出幾多;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

她解釋:「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在於無法解決當前勞資矛盾,尤其近年出現富士康工人自殺;建築工人工傷、職業病,得不到賠償;女工即使沒傷,但工資太低,雖然一代一代努力,仍無法在城市生活。」

最後,「我俾人揼,你會支持我嗎?」她問泥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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