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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的王健林，正是自大的中國電影的集大成者

壹娛觀察 2016-10-20 13:15

本文由微信公眾號壹娛觀察（ID:yiyuguancha）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陳昌業

18日，王健林先生在洛杉磯用“尊敬的洛杉磯市長、尊敬的美國奧斯卡學院主席” 開頭的那番演講，坦白說，我完全感受不到 “尊敬”，相反看著發言稿，我真切感受到的是一個富豪舉著鈔票教訓人的自大——教你該怎麽在中國賺錢，甚至教你怎麽拍電影。

“我還要（告誡）所謂的有些政治人士的觀點，還要保持我的電影所謂的獨立性，這個不符合商業規律。所以如果想賺錢，就研究怎麽賺錢的事情，最好不要和政治掛鉤。”

什麽是商業規律？商業規律就是產品不該有對社會、對人的立場表達嗎？商業規律就是埋頭賺錢，不要關註企業所處社會的前途、所服務人群的命運嗎？

不碰政治的萬達今年制作、投資的是《快手快槍快槍手》《爵跡》。如果《湄公河行動》《烈日灼心》《我不是潘金蓮》《一九四二》這些關涉主旋律、犯罪、維穩、民族災難的政治主題電影擺在王健林先生的桌上，是不是在萬達的生意經里就不會碰呢？

“首先我在這里聲明，我完全是從純商業的角度出發，不帶有任何政治觀點。因為是做商業，要掙錢的，所以我從純粹賺錢的角度來講，既然你看到中國電影市場未來會是一個持續增長的市場，肯定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那麽你想在中國市場上分一杯羹，去賺到錢，你就一定要了解中國觀眾，你就要想辦法討好中國觀眾。”

我舉雙手同意好萊塢應該更尊重中國觀眾，更關切中國觀眾的審美偏好，但不與政治掛鉤的電影真的是中國觀眾的需求嗎——中國觀眾很關註自己的生存環境，比如房價高壓下的生活艱難，比如入學難逼仄下的階層固化，比如醫療資源匱乏折射下的社會分配不公，這些都是普通人該關註的政治吧。我們既然人人都身處在公共事務中，又怎能不涉及政治呢？

恐怕政治在王健林先生那里被理解狹隘了，可世界並不狹隘地去理解您說的政治——中國觀眾不該被您狹隘地定義了、看扁了，中國觀眾不應該總是沒心沒肺捧著爆米花、可樂去看一場鬧劇、雜耍一樣的電影。

誠然，我們有特殊的國情和行業管理方法，但電影終究是一門藝術，而非絕對純粹的生意。

電影是藝術家或是藝術工作者的表達，在一個13億人口的社會里，人與人的關系就是一種政治，社會的公平正義（價值觀）也是一種政治，在中國如此，在世界亦是如此，不與政治掛鉤的電影，不知道王健林先生理想中的電影是什麽樣的呢？是像影院一樣無需表達的搖錢樹嗎？

至於中國觀眾，比您想的對電影有更高的訴求，他們絕非只是為了享受視聽奇觀或者是哈哈大笑來的，他們生活在這個13億人口的社會和60億人口的世界上，他們想追問一些關於自己、社會乃至國家的問題，他們想與世界共享文明——絕不止是生意。

“你想在中國市場上分一杯羹，你就要想辦法討好中國觀眾。”

王健林先生曾經還說過，“親近政府，遠離政治。”所以，您說的不與政治掛鉤恐怕並不是用來討好中國觀眾的吧…… 

當天王健林還用自己中國首富（最會中國生意的人）和50億元補貼（對青島東方影都的招商計劃）的光環更進一步地在現場教訓起了好萊塢——

“最近一些年，也許是好萊塢的公司過分的控制風險，防止虧損，所以創新的故事是很少，很多都是過去IP的延續，之一之二之三之四，甚至之八之九之十都出來了，我都覺得很奇怪，最會講故事的好萊塢怎麽變成一個過度重視技術和場面的地方了。是不是好萊塢不太會講故事了？所以完全靠IP的延續，靠場面，靠技術。到中國前幾年可以，現在中國人逐漸逐漸變得聰明一點了，所以就不太好騙了。”

王健林先生，您在房地產生意方面是行家，特別是在中國這個領域的生意上，美國人一定不如您，聽您教誨是應當的。可是，在用電影講故事這件事情上我們跟好萊塢比起來還只是學生——正如您自己說的“學生怎麽在這里告訴老師要提高產品質量呢”。

學生給老師提意見其實正常，兩種結果，一個是老師聽你的，因為學生變厲害了，不教點新本事不行了；另一個是老師不聽你的，因為學生現在連這點皮毛都沒學會呢，我就算是糊弄也仍然吃得開。

那麽，是中國電影變厲害了嗎？在奧斯卡的舞臺上，咱們拿出什麽能跟世界電影角逐的商業電影了嗎？除了李安這位對岸的華人之外，我們的內地電影人走上過那個領獎臺嗎？又或者咱們近十年在戛納、柏林、威尼斯有什麽令世界像看到當年第五代導演一樣驚喜的傑作了嗎？再補一句，《活著》《霸王別姬》《紅高粱》《黃土地》《秋菊打官司》可都是與政治關聯頗深的啊。

今年票房排名前十的影片里，有哪部國產片是能與《瘋狂動物城》一樣可以給不同層次觀眾以多層次內容享受的呢？即便是搞笑，它的技巧亦純熟到我們必須拜服，更何況動畫技術以及豐富的政治表達——不是嗎，zootopia的英文名譯成《瘋狂動物城》就沒有政治意涵了嗎？還有《美國隊長3》，王健林先生怕是只看到英雄群架，沒看到英雄們在政治上的主義分歧，而那個主題才是這些超級英雄血肉之軀里的人性啊。

王健林先生在好萊塢面前的優越感其實代表了近幾年中國電影的優越感——他和他的萬達正是中國電影這幾年“成功”之後自大的集大成者，這種自大感何嘗不洋溢在這兩年中國電影的方方面面呢？

在票補、銀幕數紅利掩飾之下的這幾年，我們完全忘記了自己在電影本體上的稚嫩根本不匹配目前直奔全球第一大市場的願景——王健林先生亦承認，去年50億的票補以及資本過熱後國產電影的“粗制濫造”是此輪降速的原因——而王健林先生治下萬達影視的《快槍快手快槍手》也恰是這一輪粗制濫造的典型，盡管或許不是年度最爛，但正是大量類似狀況的糟糕國產片構成了今年被王健林先生輕描淡寫的“小年”。

我們自己還沒精通這門手藝，卻已經自大地在別人的場子里舉著鈔票告訴“老師”該怎麽拍電影，該怎麽做中國電影的生意？這種令壹娛觀察頗感慚愧的自大是哪里來的呢？是買買買的壕情使然嗎？

6月的上海電影節，我們還在妄想做全球老大，在盤算還差幾步。無論如何，在電影本體上的缺鈣是我們無法忽視的基本功缺失，而這一步可能就是中國電影崛起之前的最後一公里。也正是這一步直接讓我們今年的500億目標瀕臨失守。

從2010年的100億到2015年的440億，五年的時間票房翻了兩番——中國電影市場成就的巨大財富讓王健林們有了奔向好萊塢的雄心壯誌，甚至要買下六大之一，甚至敢高喊讓上海的迪士尼主題公園虧損二十年。

把一個生意做到你死我活、敵我對立的地步，真的是中國人生意經的進步嗎？

電影是生意，但這門生意不是造房子，不是捂地塊，這生意是文化——文化是關於人的，是關於思想的，在洛杉磯傳授的萬達電影生意經尊重中國觀眾了嗎，尊重中國觀眾追求思考的需求了嗎？

既然萬達在做文化產品，就該以創作能與世界比肩的代表中國當代文明的作品為己任——這比利稅、慈善對於社會、民族、國家更功在千秋。

“能力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出自《蜘蛛俠》，這部系列片正是王健林先生說的已經之八之九之十的好萊塢系列片，但就這一句臺詞已經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長大成人，不知道是不是能滋養到王健林和他的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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