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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合夥人》:陳可辛的療愈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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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這是一篇純粹的商業報導麼?顯然不是,最商業的請移步《《中國合夥人》誕生記》,但這是一份陳可辛內心的寫照。當《中國合夥人》這部電影紅透大江南北的時候,我們有時更應該審視一下內心,那些曾經的痛。

 

來源:i黑馬 作者:胡采蘋

 

這兩年來,電影圈內關於陳可辛得了重度憂鬱症的傳聞不斷,接近陳可辛的朋友告訴我們,陳可辛確實在2011年《武俠》過後,陷入了嚴重的情緒低潮,而《中國合夥人》就成為了他的療愈之作。

即使從1990年代,陳可辛就已經是亞洲各大電影獎項的常勝軍,叫好之餘,他對「叫座」這件事情仍然十分在乎。2011年上映的《武俠》雖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全年十大佳片,但是陳可辛原先估計的三億票房只開出1.7億,未能回收成本;而他的母親在上片過程中去世,給予他極大打擊。

就在陳可辛認為自己事業最失意的時刻,香港電影節在該年底宣佈陳可辛獲選2011年度焦點影人,讓他頗感意外。也因為當選焦點影人的關係,陳可辛團隊訪問了二十幾年來和他合作的演員、工作班底、學生時代同窗等,請他們談論心目中的陳可辛,作為紀念(後來集結成自傳書《自己的路》)。

陳可辛看完這些文章後,總結自己最大的問題是做人太強勢,就像《中國合夥人》裡的孟曉駿,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沒有模糊空間,不能模棱兩可。但是他也發現,原來在所有人眼中的陳可辛都是一樣的,嘮叨、糾結、想得太多、管得太多,「他們對我的認識是一樣的,說明我對人非常真實,不會因為你比較有權力、比較有錢,我就變一個樣子。」陳可辛說。

陳可辛工作室「我們製作」的運營總監陸垚說,陳可辛在看完這本書後,彷彿獲得了一種自我療愈,理解了自己的存在位置,也更理解自己的處境跟這種存在位置有關,也就想通了。後來在拍《中國合夥人》時,成為陳可辛拍攝最順利、最放鬆,也最少跟自己找麻煩的一次。

對比《武俠》的上一部作品《投名狀》可以發現,投名狀的結局極為殘酷,三個以性命相交的結拜兄弟,最後大哥暗殺了二哥,三弟找大哥復仇,三兄弟俱亡。但是到了《中國合夥人》的土鱉孩子、臭跩海歸、微笑憤青三兄弟裡,陳可辛變得溫柔許多,他給了這三兄弟一個言歸於好的結局。

外界因為《中國合夥人》改寫自新東方英語學校的創業故事,往往認為校長俞敏洪是土鱉孩子,現在投身天使投資行業的徐小平是臭跩海歸,而新東方王牌名師是王強。陳可辛一直排斥這樣的比附,一再強調其實他才是那個臭跩海歸,不過他也有另一種有趣的比附。

如果把《中國合夥人》拿來對比《投名狀》,他認為黃曉明飾演的土鱉孩子其實比較像《投名狀》裡劉德華飾演的山寨主二哥,自己就有一個地盤,是一國之君、老大,不需要李連杰也是一個成功的人;而李連杰則是一個野心家,不停想沖、急迫要成功的一個人,更像《中國合夥人》劇中鄧超飾演的臭跩海歸;而金城武和佟大為的角色是相近的,他們都扮演了兩種對峙力量中的潤滑劑。與其說《中國合夥人》是新東方三大佬的化身,不如說那是陳可辛心目中三種社會主流力量的存在。

在我們與陳可辛的貼身採訪中,發現他仍然是一個對票房成敗極為重視的導演,例如這次他決定以新東方英語學校的創業故事為原型,但是一直合作的香港拍攝團隊對「新東方」一無所知,拍不出九O年代的懷舊感,於是他決定換掉全部過去合作的老班底,只留下了攝影杜可風,採用內地團隊,最重要的編劇人選,改用了《瘋狂的石頭》編劇周智勇。

陸垚告訴我們,從2009年製作《十月圍城》到現在,內地影視製作成本漲了三倍,過去一個崗位六千塊的工資現在漲到了兩萬塊,「很恐怖,隨隨便便一個製片主任六萬、八萬塊月薪,剪一個預告片是三倍價格。」他說,原先預計的四千萬預算根本拍不下來,陳可辛決定不拿導演工資,從影片票房中分成。即使如此,拍攝費用還是超支到了七千多萬元。

在二月份《創業家》與陳可辛的貼身採訪中,我們就發現他不斷提起觀看《泰囧》的經驗,他特地選擇飛來內地的戲院,和內地觀眾一起看片,而不在香港看,「這樣我才能知道他們覺得哪些地方好笑,哪些地方覺得我好笑但他們覺得不好笑。」他說。後來到了上映前日(5月16日)我們拜訪光線影業總裁王長田時,才知道原來當時陳可辛已經向王長田提出發行工作邀請,然而光線檔期已滿,陳可辛於是又等了一個月。

「我認為自己在武俠走得太偏了,觀眾看電影其實還是有他們的意見。」這一次陳可辛把影片結束在最美好的時候,儘管他認為合夥人三兄弟繼續走下去,終究要拆夥,但故事還是故事,還是結束在一個觀眾心裡最美好的地方吧。

中國 合夥人 合夥 陳可 辛的 的療 療愈 愈之 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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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拐的孩子找到了,故事才剛剛開始”香港陳可辛的內地社會新聞片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414

趙薇原本對李紅琴這個角色沒有信心,因此看了大量電視新聞和紀錄片。對那些失子尋子的新聞和紀錄片,趙薇有個發現:“永遠都是到孩子找到就結束了。從來沒有一個片子講,孩子拿走以後,另一邊是什麽樣。” (劇組供圖/圖)

片尾對我來講是最有力量的,而且是最壓抑、最悲劇,也最不像陳可辛的電影。我的電影,結局從來沒有開放過,這是第一次完全開放的結局。知道最後怎麽辦,這個戲就完了。——陳可辛談《親愛的》

趙薇頭一次扮演農村婦女。劇組開機頭一場戲就是她的。

她從安徽農村來到深圳,出火車站,一臉憔悴走在繁華街頭。導演陳可辛要求她不能化妝,她臉上的皺紋、色斑在特寫鏡頭里一覽無余,那雙著名的大眼睛底下,眼袋顯得格外重。鄉土氣息十足的衣著和雙肩包之外,她自己提出手上還該再拎個尼龍袋,這樣形象會“更地道”。

趙薇演的農婦叫李紅琴,丈夫一年前癌癥死了。丈夫生前在深圳打工,先後帶回一個女嬰和一個男孩,說是撿的。她不能生養,這就有了兒女。有一天幾個外地人從她家搶走了兒子,她後來從公安局知道,那是兒子的親生父母。在看守所蹲了半年後,她去深圳,要去社會福利院把女兒要回來。

電影《親愛的》題材來源於央視法治欄目《大家看法》2011年第54期,“千里尋子”。公司里的內地同事推薦給了陳可辛這個香港導演,一波三折的故事立刻抓住了他。

在深圳開店的湖北人彭高峰丟了3歲的兒子,他開尋子博客,在天涯論壇連載“苦澀無助的尋子日記”。他收到許多人提供的線索,無數次出發,無數次失望,也多次被騙甚至遇險;他同多名失子父母組成尋子團體,彼此支持鼓勵。他很幸運,兒子真的找到了,雖然用了三年。

陳可辛見了彭高峰。彭高峰告訴他,孩子剛回到身邊時,晚上常常哭鬧,要回去找那個“媽媽”。彭高峰說自己甚至覺得,把兒子帶回家是自私的,因為對孩子來說,這就像“二次拐賣”。

“這個人活得很明白,在中國有一個那麽明白的人,我覺得很不容易。”陳可辛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我覺得這個故事必須得拍。”

趙薇對李紅琴這個角色猶豫再三,她離自己的生活太遠。接下角色之後,她看了大量相關的電視新聞和紀錄片,“警察去教訓買走孩子的父母,說你當人是豬嗎,可以買賣的嗎?”影片中李紅琴蹲在墻根,帶著哭腔回答警察的訊問和呵斥,她說蕪湖話,聲音顯得驚慌、孱弱,又帶著農村人的頑強。

“我完全看呆了。”陳可辛這個“外鄉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對那些失子尋子的新聞和紀錄片,趙薇一針見血:“永遠都是到孩子找到就結束了。從來沒有一個片子講,孩子拿走以後,另一邊是什麽樣。”

《親愛的》最讓陳可辛興奮的也正是:“孩子找到了,而故事才剛開始。”

陳可辛“北上”整十年,這是他第一次拍真實新聞改編的故事。2014年9月26日《親愛的》正式公映,拐賣兒童這個內地商業電影還沒碰過的“敏感”題材,就讓香港導演搶了“頭彩”。

編劇張冀尤其記得佟大為和趙薇的一場戲。佟大為扮演油滑、勢利的小律師高夏,李紅琴向福利院要回養女,盲打誤撞碰上高夏,高夏避猶不及,但他隨後落入人生低谷,發現他與這個農婦原來同是天涯淪落。兩人走在夜色中的深圳街頭,高夏仰望林立高樓的輝煌燈火,向李紅琴喟嘆:“你看這個城市,多麽有錢啊。”他把錢還給了李紅琴,“這次是免費的。我會幫你要回孩子的。”

拍攝現場,陳可辛盯著監視器,對一旁的張冀說:“你看這多像以前的左派電影。”

“知道最後怎麽辦, 這個戲就完了”

南方周末:電影里黃渤和兒子生活的那個地方,是在哪兒拍的?

陳可辛:三元里,廣州的城中村。本來整個戲在深圳拍。結果找不到一個好看的城中村。深圳是一個非常“不好看”的城市,它沒歷史。我覺得廣州好好看。我會去放大一些屬於這個階層的美的東西,像電線桿上雜亂成團的電線,像三元里窄巷里狹長的光影。

南方周末:這是你第一次去三元里拍戲,那里拍戲難嗎?

陳可辛:第一次去。他們說那里挺複雜,很難擺平各種關系,可能很多人會問你要錢。其實結果還好。當然是給了錢的。但有的地方你給了錢都擺不平,一個小店就收你十幾萬,可能他一天生意也就幾百塊錢。你說換一個店,發現每個店都一樣,他們都溝通好了。

南方周末:電影里的尋子團的行為細節,比如他們唱《隱形的翅膀》,還有一齊拍手“鼓勵鼓勵”,這些屬於內地文化氣質的東西你是怎麽找到的?

陳可辛:那個歌是編劇寫進去的。“鼓勵鼓勵”,是現場,黃渤加的。

導演就必須是海綿,要去吸收。尤其一個香港導演,到內地拍一些不熟悉的東西。每個人講話我都會聽,我就是最好的海綿。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就算是內地導演,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自己有去體驗這種尋子團嗎?

陳可辛:我知道有個團體叫“寶貝回家”。彭高峰跟孫海洋,就是黃渤和張譯角色的原型,都是一分子。但是張譯的原型不是土豪,也不是“寶貝回家”的發起人。很多東西當然是虛構跟真實之間,包括魯曉娟跟田文軍,現實里是沒有離婚的。張冀覺得,離婚更能展現來到這種移民城市的夫妻,夢想不同了,成就也不同,分開了……情節就豐富了很多,多了很多社會性的東西。

《親愛的》劇本收到廣電總局的意見,建議計生辦那場戲別拍了。“北上”十年,陳可辛越來越熟悉內地的規則。“在以前的經歷中,我們對建議別拍的都拍。”最後這場戲還是拍了,不過也盡量溫和了一些。 (劇組供圖/圖)

“惟一使我們善良的, 就是家庭教育”

南方周末:廣電總局的公示里,影片劇本備案時得到的意見是“修改後通過”,你還記得有哪些修改意見嗎?

陳可辛:計生辦那場,明顯就建議你別拍了。(註:一對失子父母決定再生孩子,去計生部門辦理準生證,辦事員要他們提供現有孩子的死亡證明,父親被激怒。)

他們沒說堅決不許拍,只是建議別拍。在以前的經歷中,我們對建議別拍的都拍了。因為我知道,電影局還是挺人性化的機關,不是那麽死的。計生辦那場戲,我覺得結果能過審,可能因為那個公務員起碼態度是非常好的。

南方周末:你應該知道在內地拍現實題材,會有很多限制,包括“調子灰暗”都曾是很多影片的障礙。

陳可辛:我以前不知道,後來越來越知道。《投名狀》上片前我都快瘋了,完全不明白問題在哪里。我不批評,又沒有色情,你說血腥、暴力,我就剪唄。我完全不知道人性的灰暗,都跟國家有關。李連傑他們三個人簽投名狀,殺一個無辜的人那場戲,網上預告片播了半年了,我當時說,你們確定剪了之後不是一個笑話嗎?大家都看了半年了,但是到了正片沒有?確實死活不能,不然就不讓上。

其實這部電影也好、《投名狀》也好,我就在講人性不是非黑即白。這個戲最挑戰觀眾的,就是中間突然出了一個新人物,突然變成主角,然後我跳到她的觀點。這就是人性的雙面性,事情的雙面性。我知道不容易過,但這次確實是過了。

南方周末:你是否特意去掌握故事的平衡?故事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又不能看觀眾徹底悲觀。

陳可辛:可能我比較幸運。從小到現在,身邊都有挺多不錯的人,我沒有太多陰暗面。我理解人生是悲觀的,但我身邊的人還是不錯的。這也是被彭高峰影響的。他跟我說,找回兒子卻像“二次拐賣”。他活得那麽明白。他一年後還回去看李紅琴的原型,還讓兒子給養母打電話。既然有這樣的人,就代表盡管生活是沒有出路的,但只要人間有情,是能活下去的。

南方周末:你覺得是什麽東西在支撐著這種“人間有情”,支撐著彭高峰“活得明白”。

陳可辛:我覺得唯一使我們比較善,比較明白,比較正的,就是家庭教育,別的教育都是狗屁。我碰到過的有問題的人,通常都是童年不幸福、家庭關系不好的。我沒有跟彭高峰聊過,但我覺得他肯定家里是不錯的,這跟有沒有錢沒關系。

南方周末:李紅琴的養女可能真的是棄嬰,但法庭判決分開了這對事實上的母女。情和理之間,你個人的看法是什麽?

陳可辛:這個事擱在美國,都不可能拿到小孩的。因為制度就是制度。這個制度覺得女孩是給拐賣家庭拐掉,李紅琴雖然不知情,也是拐賣家庭。要是為了個人意義的人道主義,覺得你很可憐,把女兒還給你,這個社會、這個法律怎麽辦呢?

“《中國合夥人》 就是我的價值觀”

南方周末:“北上”十年,你拍的電影全都不是一個類型,各種嘗試。

陳可辛:沒辦法。我其實是戲路很窄的導演,我在香港都拍城市中產,還有一點洋化的東西,因為我在外國生長。《雙城故事》、《風塵三俠》好像很市井的尖沙嘴的故事,但是都有點像洋片,其實就是我的生活圈子。《金枝玉葉》就更別說了,唯一《甜蜜蜜》是比較草根。

到內地,所有東西都是陌生的,我喜歡拍寫實題材,但是沒有好的編劇,我自己不知道從何入手,確實有很大文化差異。對我來講,拍美國片都比拍內地片容易。不知道怎麽辦,我就只能拍古裝片。不只是我,誰都是。那時候我常講一個笑話,說你要拍一個一千萬的片,找不到投資;你要拍一個億的投資,很多人排著隊找你。古裝片的世界你也沒去過,我也沒去過,就沒有接不接地氣的問題。

但是古裝片現場的狀態,千軍萬馬的指揮,動作戲,都是我非常煩的,因為我又不喜歡,又沒興趣,又不懂。我要靠武術指導,靠一大堆人。副導演在喊,我坐在監視器後面,一切好像跟我沒什麽關系。沒辦法,市場就是這樣。

直到《武俠》徹底失敗,痛定思痛,怎麽也得回去拍一些你懂的吧?就來了《中國合夥人》。我最心愛的就是《中國合夥人》。雖然是講俞敏洪他們,但是我更多投入了我自己的經歷,對美國的那種憧憬,跟一路走過來的種種,情懷完全是我的。所以《中國合夥人》給人罵價值觀,我說沒辦法,那就是我的價值觀。我對那個戲的褒跟貶,百分之百照單全收,真的是最代表我的戲。

南方周末:你還有可能回香港拍港片嗎?

陳可辛:當然有可能。我一直強調電影是個商業行為,問題還是來自市場。整個香港電影的市場狀況出了很大問題,不是一部電影賣座能解決,也不是一個小潮流能解決。比如大家說《無間道》給了香港警匪片一個“小陽春”,其實沒有解決香港整個電影生態的問題。

就是市場不夠,人不夠。海外已經沒有看華語電影的習慣,香港電影、內地電影、臺灣電影都沒有了海外市場。臺灣就靠那2000萬人,香港就靠700萬人。當全世界都開始回去看自己的電影,香港就處於很大的劣勢,因為人少。香港電影人從1990年代末就開始找出路,使我們能繼續拍電影。

這些年很多香港導演來到內地,發現很多東西不是那麽容易,也有很多限制。有人就覺得,那算了,我回去拍,吃苦一點也沒問題。但是回去拍,真的能成的,最多也就是不虧很多錢而已。投資方永遠覺得,有內地市場為什麽不要?只有一些不可以在內地上的戲,過不了審批的,這兩年就出了一批被稱為低俗的電影,講臟話、三級……所謂接香港的地氣,但我覺得根本不是,是一種嘩眾取寵。我要是二十幾歲可能也會在這一群里面。現在用那樣的方式拍所謂的港片,我真的做不到,也不想做。

南方周末:你怎麽看香港電影的未來?

陳可辛:我們永遠懷念從前,要回到以前是不可能的。1970、1980年代,只有香港是創作最自由的地方,也沒有政治的考量,所以電影是純娛樂。中國人在全世界的流轉,造成華語電影在全世界的市場需求。香港就碰上了這個時機,造就了這樣強的電影工業。

其實香港所有行業都一樣,只要內地一改革開放,香港很多優勢就會沒有,挺悲哀,但這是現實。

海外的中國移民,從第二代開始已經被當地同化,不再需要華語的娛樂。香港所有的優勢在1990年代沒有了。1990年代我們一窩蜂地拍戲已經是最後一班車。臺灣把洋片的限制拿掉,不到兩年,好萊塢片的市場占有率變成98.6%,非好萊塢片——法語日語韓語華語加起來1.4%。臺灣市場沒了,香港電影就沒了一個最強後盾,然後新、馬市場都越來越邊緣化……

還會有一批人堅持拍自己喜歡的東西。要是只講工業,香港電影我真的無法評價它的未來。但是電影確實有非工業的,你看新加坡也拍出《爸媽不在家》那麽好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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